当《山海经》神话被三星堆文明证实，历史研究应当如何对待神话？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是"三分认识论"的代表作

　　这种三分论观点的提出，与中国学术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入“神话”概念是分不开的。1897年，时任《实学报》撰述编校的孙福保根据日本《经济杂志》的记载译出《非尼西亚（Phenicia，今译“腓尼基”）国史》一文，刊载于《实学报》第13册。该文提到，非尼西亚“所记神学及神话等，今皆散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谭佳博士的考证，汉语的“神话”即首见于该文。此后，章太炎《訄书·清儒》、梁启超《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等文也先后提到“神话”一词，但未做定义。　

《实学报》第一册书影

　　由于汉语的“神话”是一个来自日本的舶来词，其意思为神的故事，因此，神话概念在中国甫一出现，其记录就被认为是具有幻想性质的，是虚假的。1923年12月，北京新潮社首次印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该书在谈到神话的概念时说：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如天地开辟之说，在中国所留遗者已设想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见，即其例矣。

　　1928年6月，茅盾在《文学周报》发表《神话的意义与类别》，他对神话的定义如下：

茅盾先生像（图源：北京旅游网）

　　我们所谓的神话，乃指：一种流行于上古民间的故事，所叙述者，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们的行事，虽然荒唐无稽，但是古代人民互相传述，却信以为真。……原始人对于自然现象如风雷昼暝之类，又惊异，又畏惧，以为冥冥之中必有人（神）为之主宰，于是就造作一段故事（神话）以为解释；所以其性质颇像宗教记载。

　　上个世纪20年代，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古史辨运动亦随之兴起。古史辨派代表人物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古文经学的神圣地位由此被彻底打破。从这个角度来说，古史辨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无论如何估价也不过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史辨派的研究就不存在问题，比如，他们提出的黄帝、尧、舜等为神话人物的观点，就在史学界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顾颉刚先生像（图源：新浪）

　　这种争论之所以引起，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史学界都普遍把神话视为不真实的代名词。因此，当古代文献中的黄帝等人物被贴上“神话”标签时，也就意味着其真实性被取消。围绕着黄帝事迹真伪的讨论，史学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神话的历史化

　　所谓“神话的历史化”，就是指黄帝本为天神而后有一个历史化过程，其代表人物有顾颉刚、杨宽、郭沫若、张光直等。

　　1923年，顾颉刚在《古史辨》第1册《自序》中提出：“神农、黄帝不过是想像中的人物。”此后，顾先生在《史林杂识》中又再次强调：“黄帝”即“皇帝”，亦即“皇天上帝”。

《古史辨》第一册书影

　　1941年，新出版的《古史辨》第7册刊载杨宽的长文《中国上古史导论》，系统地阐述了古史辨派以五帝为神话人物的观点。杨宽在提到黄帝时说：

　　黄帝既本即皇天上帝，而三皇中之泰皇本亦为上帝，故泰皇与黄帝神话皆息息相通。黄帝既即皇天上帝，此又黄帝之神话于殷周东西民族之诸上帝神话无所不包之故也。

古史辨派的学说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在1944年完稿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说：

　　关于神话传说可惜被保存的完整资料有限，而这有限的残存又为先秦及两汉的史家所凌乱。天上的景致转化到人间，幻想的鬼神变成为圣哲。例如所谓黄帝（即是上帝、皇帝）、尧、舜其实都是天神，却被新旧史家点化成为了现实的人物。

郭沫若《十批判书》书影

　　在神话意味着虚假的观念下，把黄帝视为神话人物自然就意味着有关古代文献也被置入了可疑的境地。1962年，张光直教授在《商周神话之分类》中说：

　　今天凡是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帝系姓》、《晋语》、《帝系》、《五帝本纪》与《三皇本纪》等古籍所载的古史是靠不住的，从黄帝到大禹的帝系是伪古史。

　　（二）历史的神话化

　　所谓“历史的神话化”，就是指黄帝传说有历史的根基，其后进入神话乃是历史与神话互渗的结果，其代表人物有钱穆、徐旭生、李学勤、张岱年、高强等。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古史辨派在研究上存在较多使用默证和过分疑古倾向等问题，以钱穆、徐旭生等为代表的历史学者就此提出了批评。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说道：

　　他们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是不愿意去分辨。在古帝的传说中间，除帝颛顼因为有特别原因以外，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的传说里面所掺杂的神话并不算太多，可是极端的疑古派却漫无别择，一古脑儿把它们送到神话的保险柜中封锁起来，不许历史的工作人再去染指！

　　李学勤教授在《走出疑古时代》中提到历史上的疑古思潮时也说：

《走出疑古时代》书影

　　我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特别是炎黄二帝的传说，不能单纯看成是神话故事。这些传说确乎带有神话色彩，但如果否认其中的历史“质素、核心”，就会抹煞中国人的一个文化上的特点，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有着重视历史的传统。

　　（三）小结

　　仔细审视史学界持“神话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神话化”两派观点，不难看出二者对于黄帝真伪的看法虽然存在根本分歧，但其学术前提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承认：历史代表着真实，神话代表着虚假。承认黄帝是历史人物，则意味着与黄帝有关的史料仍是历史研究可用的；承认黄帝是神话人物，则意味着黄帝事迹与历史研究无关。然而，神话材料真的是历史研究应该摒除的吗？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被发现，其中二号坑出土两件青铜神树。神树在下埋时均遭到人为损坏，经修复后，其中较大的一株（K2②：94）通高达3.96米，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大单件青铜树。据三星堆博物馆网站资料介绍：

　　该神树枝干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两果枝，一仰一垂；其中上垂者立一神鸟，全树共计九只神鸟。树侧缘附一铜龙，身如麻花扭结，似从天上逶迤而下。

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全图

　　2002年，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入选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是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学者们看到修复好的青铜神树时，普遍把它与《山海经》中的神树联系了起来。提到《山海经》的神树，就不能不提我国古代著名的十日神话：

扶桑树与太阳神鸟，马王堆帛画局部（图源：《话说中国》）

　　传说，古代有一棵扶桑神树，上面住着十个太阳。每天早上，神鸟就会托载着其中一个太阳从扶桑神树上出发，由此代表着一天的开始。当上一个太阳经历一周天回到扶桑树上时，神鸟就会托载另一个太阳继续出发，代表着下一天的开始。如此生生不息，周而复始。这一则古老的神话见于《山海经》，《海外东经》说：

　　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又《大荒东经》说：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按照史学界的主流观点，神话记载的是虚构的事物。依此说，则扶桑神树也就不可能被考古证实。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从三星堆遗址里发掘出来的神树与《山海经》记载的神树实在太相似了。如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陈德安研究员就说：

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局部

　　从造型来看，该青铜神树应是代表着东方的神木“扶桑”。（见《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在分析了古代文献中的五种神树后也指出，形状与三星堆铜树最为接近的无疑是《山海经》的扶桑和若木（见《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旅日学者徐朝龙也说：

　　我们由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第一次看出（即使不完善）：过去只能在神话传说中存在的“若木”即“扶木（扶桑）”、“槃木（桃都木）”以及“建木”作为宗教信仰的工具在三千年以前存在的实际面貌。它们如此明显地证明《山海经》等神话内容，这应该说是三星堆的考古发现的最大价值。（见西江清高等著：《扶桑与若木》，巴蜀书社，2001年版）

《山海经传》南宋淳熙池阳郡斋刻本影印

　　无疑，把三星堆青铜神树与《山海经》的记载联系起来是可信的，这与蒙文通、吕子方等学者提出的《山海经》主要篇章为蜀地作品的观点正好吻合。这样，史学界就不能不面对一个尖锐的问题：神话材料真的是古史研究必须摒除的对象吗？

　　综上可见，“神话”概念的引入，既没能帮助我们解决像五帝史料这样的老问题，也没能帮助我们解决三星堆青铜神树研究这样的新问题。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是我们引入的“神话”概念出了问题，还是由“神话”概念引入而因此产生的神话、传说、历史的三分认识论有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个部分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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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谭佳：《神话与古史: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与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2、顾颉刚等编：《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版。

3、顾颉刚著：《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

4、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新1版。

6、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