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宋朝以来一直作为武学必读的《武经七书》，集中了古代中国军事著作的精华。注重军事史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它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里的瑰宝。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对中国和世界发展近代、现代军事科学起了积极的作用。校定、颁行《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在军事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贡献。
《三略》也叫《黄石公三略》，传说是汉初黄石公(又称圯上老人)所著，传授给张良的。《史记·留侯世家》有“张良尝闲步游下邳，有一老父……出一编书曰：‘读此书则为王者师……’旦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的记载。但据《汉书·艺文志》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整理)兵法，几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至于孝成(汉成帝)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班固、班昭根据这些写成《汉书’艺文志·兵家》，其中并无《三略》一书著录。查《汉书》成书于东汉和帝(公元89—105)年间。可见在东汉中叶以前并没有《三略》这个书名。东汉末年建安年间，陈琳(?一217年)在《武军赋》中始提到“……三略六韬之术”。魏明帝时，李康《运命论》始有“张良受黄石公 之符，诵《三略》”之说。东晋末年(公元400—417年)，李暠为西凉公，征刘{日丙}为儒林祭酒从事郎中，刘{日丙}，曾注《黄石公三略》流行于 世(见《北史》三十四卷，魏书五十二卷)。《隋书·经籍志》始著录《黄石公三略》三卷，。题下邳神人撰。书中自称“《三略》为衰世作” (见《下略》)。因此《三略》的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
《三略》一书杂采儒家的仁、义、礼；法家的权、术、势；墨家的尚贤；道家的重柔；甚至还有谶讳之说。全书讲政治策略手段较多，而直接讲军事的反而较少。
夫主将之法，务擥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含气之类咸愿得其志。
《军谶》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
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故能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如此谋者，为帝王师。故曰，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
《军谶》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
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灭道自然，其巧无间。
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
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
获固守之，获厄塞之，获难屯之，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
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顺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纲罗之。
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为者则己，有者则士，焉知利之所在！彼为诸侯，己为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取。
世能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下下者，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则国富而家，然后选士以司牧之。夫所谓士者，英雄也。故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
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下力并而敌国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
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第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袭，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
《军谶》曰：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土卒用命，乃可越境。
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故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攻城则不拔，图邑则不废，二者无功，则士力疲弊。士力疲弊，则将孤众悖，以守则不固，以战则奔北，是谓老兵。兵老则将威不行，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丧。
《军谶》曰：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口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以身夫人，故其兵为天下雄。
《军谶》曰：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入得，则土卒服。所任贤，则敌国震。
《军谶》曰：贤者所适，其前无故。故士可下而不可骄，将可乐而不可忧，谋可深而不可疑。士骄则下不顺，将忧则内外不相信，谋疑则敌国奋。以此攻伐，则致乱。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
《军谶》曰：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故曰，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
将者能思士如渴，则策从焉。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将有一，则众不服。有二，则军无式。有三，则下奔北。有四，则祸及国。
《军谶》曰：将谋欲密，土众欲一，攻敌欲疾。将谋密，则奸心闭。士众一，则军心结。攻敌疾，则备不及设。军有此三者，则计不夺。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财入营，则众奸会。将有此三者，军必败。
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安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军谶》曰：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此四者，将之明诫也。
《军谶》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军谶》曰：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掐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故礼而后悔者，士不止。赏而后悔者，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土争死。
《军谶》曰：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以寡胜众者，思也。以弱胜强者，民也。故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
《军谶》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虚也。民菜色者，穷也。千里馈粮，民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二千里，无二年之食；三千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
《军谶》曰：上行虐则下急刘。赋敛重数，邢罚无极，民相残贼。是谓亡国。
《军谶》曰：内贪外廉，诈誉取名，窃公为思，令上下昏。饰躬正颜，以获高官，是谓盗端。
《军谶》曰：群吏朋党，各进所系，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位相讪，是谓乱源。
《军谶》曰：强宗聚奸，无位而尊，威无不震。葛藟相连，种德立思，夺在位权，侵侮下民，国内哗喧，臣蔽不言。是谓乱根。
《军谶》曰：世世作奸。侵盗县官。进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谓国奸。
《军谶》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强弱相虏，莫适禁御，延及君子，国受其咎。
《军谶》曰：善善不进，恶恶不退，贤者隐蔽，不肖在位，国受其害。
《军谶》曰：“枝叶强大，比周居势，卑贱陵贵，久而益大，上不忍废。国受其败。
《军谶》曰：佞臣在上、一军皆讼，引威自与，动违于众。无进无退，苟然取容。专任自己，举措伐功。诽谤盛德，诬述庸庸。无善无恶，皆与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奇政，变古易常。君用佞入，必受祸殃。
《军谶》曰：奸雄相称，障蔽主明。毁誉并兴，壅塞主聪。各阿所私，令主失忠。
故主察异言，乃睹其萌。主聘儒贤，奸雄乃遁。主任旧齿万事乃理。主聘岩穴，土乃得实。谋及负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统率将领的办法，是务必要争取英雄的归心。把禄位赏赐给有功的人，使众人理解自己的志向。所以，与众人追求的目标相同，这个目标没有不实现的；与众人憎恨的敌人相同，这个敌人没有不完蛋的。国治家安，是由于得到了人心；国亡家破，是由于失去了人心。因为所有的人，都愿意实现自己的志向。
《军谶》说：柔的能制服刚的，弱的能制服强的。柔是一种美德，刚是一种祸害。弱小者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强大者易于受到人们的怨恨和攻击。有时候要用柔，有时候要用刚，有时候要示弱，有时候要用强。应该把这四者结合起来，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而运用的恰如其分。
事物的本末没有显示出来之前，一般人是难以认识其本质的。天地运行的玄妙规律，可以通过万物的变化表现出来。敌我双方的形势也是变化无常的，必须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制定不同的方略。在形势没有发展成熟之前不要贸然行事，一旦时机成熟，便应立即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样，就可以百战百胜，辅佐君王取威定霸、一统天下、安定四方了。这样谋划的人，便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
所以说，没有不贪强好胜的，却很少有人掌握刚柔强弱这个幽深精微的道理。如果能掌握这个道理，也就可以保身了。圣人掌握了这个道理，他的行动总能抓住时机。这个幽深精微的道理，舒展开来足以遍布四海，收拢起来却不满一杯。无须用房舍去安置它，无须用城郭去守护它。只需要藏在心中，就可以使敌国屈服了。
《军谶》说：“既能柔，又能刚，则国运光明；既能弱，又能强，则国势昌盛。单纯用柔用弱，则国力必然削弱；单纯用刚用强，则国家必然灭亡。”
治理国家的原则，在于依赖贤士与民众。信任贤者如同自己的心腹，使用人民如用自己的手足，政令便不会有什么纰漏了。这样，行动起来便会像四肢与躯干一样协调，像各个关节一样互相照应，像天道运行一样顺乎自然，灵巧得没有一点造作痕迹。
统军治国的关键，在于体察众人的心理，采取相应的措施。处境危险的要使之安全，心存畏惧的要使之欢愉，离乡逃亡的要加以招还，含冤受屈的要予以昭雪，上告申诉的要调查清楚，地位卑贱的要加以提拔，恃强行暴的要加以抑制，与我为敌的要加以清除，贪图钱财的要厚给赏赐，自愿效力的要予以任用，怕人揭短的要替其隐讳，善于谋划的要与之亲近，爱进谗言的要弃之不用，诋毁之言要反复核实，反叛之人要坚决消灭。蛮横之人要挫其锋芒，骄傲自满的要警告之，愿意归顺的要招徕之，已被征服的要予以安置，战败投降的要给予宽大。占领了坚固的地方要注意守卫，占领了险隘的地方要加以阻寒，占领了难攻的地方要驻兵把守，占领了城邑要分赏有功之臣，占领了土地要分封出力之士，获得了财物要赏赐给众人。敌人行动要密切监视，敌人接近要严加防备，敌人强大要卑而骄之，敌人安逸要引而避之，敌人盛气凌人要有待其衰，敌人凶暴要暂时退却，敌人悖逆要申张正义，敌人和睦要分化离间。顺应敌人的行动来挫败它，利用敌人的情势来击破它，散布假情报以造成敌人的过失，四面包围将其歼灭。胜利时不要将功劳归于自己，获得财物不要自己独占，攻打城池不要旷日持久，立其国之人为君而不要取而代之。决策出于自己，功劳归之将士，哪里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大利啊！让别人做诸侯，由自己做天子。使他们各保城邑，让他们各自征收财赋。世上的君主能以礼祭祀祖先，却很少能爱护自己的民众。尊敬祖先是亲亲之道，爱护民众才是为君之道。爱护民众的君主，重视农桑，不违农时，减轻赋税，民众不贫。于是国家富足，民众安乐，然后再选拔贤士去管理他们。所谓的贤士，就是人们所说的英雄。所以说，网罗了敌国的英雄，敌国就会陷入困窘的境地。英雄是国家的骨干，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得到了骨干，获取了根本，便能够政令畅通，民无怨言。
用兵的要义，在于注重礼节，厚给俸禄。注重礼节，智谋之士便会前来投奔，厚给俸禄，忠义之士便会视死如归。所以，给予贤士俸禄时不应吝惜财物，奖赏有功之臣时不应拖延时日。这样，部属们便会同仇敌忾而削弱敌国了。用人的原则，应是封爵以尊崇他，厚禄以赡养他，这样贤士就会自动来归了。以礼节来接待他，用大义来激励他，贤士便会以死相报了。
身为将帅，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死生，才可与敌作战。如此才会我军大获全胜，敌人全军覆没。以往良将用兵，有人送给他一坛美酒，他让人倒在河中，与士卒同流而饮。一坛酒不能使一河之水都有酒味，而三军将士都想以死相报，这是因为将帅与自己同甘共苦而感激奋发啊。《军谶》说：军井没有打好，将帅不说口渴；帐篷没有搭好，将帅不说疲劳；饭菜没有烧好，将帅不说饥饿。冬日不独自穿皮衣，夏日不独自用扇子，下雨不独自打雨伞，这就是所说的“将礼”。能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军队便会万众一心，不可分离，南征北战，不觉疲劳。这是由于将帅平日里积蓄恩惠、上下一心的缘故。所以说：不断地施恩惠于士卒，便可以赢得千万人的拥护。
将帅的威严源于号令，作战的胜利在于军政，士卒的敢战根于听命。因此，将帅要令出必行，赏罚必信，像天地时令那样不可更易，这样，将帅才能统御士卒。士卒服从命令，才可以出境作战。统帅军队、把握态势的是将领，夺取胜利、打败敌人的是士卒。所以，治军无方的将领不能让他统率三军，离心离德的士卒不能用以攻伐敌国。这样的军队，攻打城池难以拔取，图谋市镇难以占领，两件事都做不到，反而会使军力疲惫不堪。军力疲惫不堪，就会使将领更加孤立，士卒更加抗命。这样的军队，用来守卫则阵地必不稳固，用来作战则士卒必然溃逃。这就叫做师老兵疲。师老兵疲，将领就没有威信。将领没有威信，士卒就不怕刑罚。士卒不怕刑罚，军队就必然混乱。军队混乱，士卒就必然逃亡。士卒逃亡，敌人就必然乘机进攻。敌人进攻，军队就必然大败。《军谶》说：良将统率军队，以恕己之道治理部下。广施恩惠，军队的战斗力就会日新月异，交战时就像狂风一样迅疾。进攻时就像河决一样猛烈。敌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军队攻上来，却根本无力抵挡。敌人只能俯首向我投降，却没有任何取胜的希望。将领能身先士卒，他的军队便可以称雄天下了。《军谶》说：治军应当以奖赏为表，以惩罚为里。赏罚分明，将领的威信才能树立起来。选官用人得当，士卒们才会心悦诚服。重用德才兼备的人，敌国就会惧怕。《军谶》说：贤士归附的国家，一定会所向无敌。所以，对待贤士要谦恭而不可简慢，对待将帅要令其心情愉快而不可使之有隐忧，对于谋略要深思熟虑而不可犹豫不决。待贤简慢，下属就不会悦服。将有隐忧，君主与将领之间便互不信任。谋略犹豫，敌国就会乘机得势。这样去打仗，必然招致祸乱。
将帅是国家命运的掌握者。将帅能率军战胜敌人，国家才会安定。《军谶》上说：将帅应能清廉，能沉静，能公平，能严肃，能接受劝谏，能明断是非，能容纳人才，能博采众议，能知各国风俗，能通山川形势，能明险关要隘，能把握三军的形势。所以说，举凡贤臣的睿智，君主的远虑，民众的议论，官员的意见，以及天下兴衰的往事，都是将帅所应当了解的。将帅能思贤如渴，有谋略的人就会聚集在他周围。将帅不听下属的意见，杰出的人才就会散去。不采纳谋士的良策，谋士就会叛离。善恶不分，功臣就会灰心。一意孤行，下属就会归咎于上。自我炫耀，下属就不愿多建战功。听信谗言，军队就会离心离德。贪图钱财，坏的东西就无法禁止。贪恋女色，士卒就会淫乱无度。将帅如有上面的一条，士卒就不会心说诚服。有了两条，军队就没了法纪。有了三条，全军就会溃败。有了四条，就会给国家带来灾祸了。《军谶》上说：将帅的谋划要秘密，士卒的意志要统一，攻击的行动要迅速。将帅谋划秘密，奸细便无机可乘。士卒意志统一，军心便团结不离。攻击行动迅速，敌军便不及防备。做到了这三条，军队的行动计划便不会失败了。将帅谋划泄露，军队的有利态势便失去了。奸细窥得内情，军队的祸患便无法制止了。不义的财物进入军营，各种坏事便一齐发生了。将帅有了这三条，军队一定会溃败。将帅谋浅虑短，谋士就会离去。将帅怯懦无勇，官兵就会惶恐。将帅轻举妄动，军心便不稳定。将帅迁怒于人，上下就会畏惧。《军谶》上说：谋深虑远，坚定勇敢，是将帅高贵的品德。适时而动，当怒而怒，是将帅用兵的艺术。这四项，都是将帅要经常提醒自己的。
《军谶》上说：军中没有资财，士就不来归附。军中没有奖赏，士就不勇往直前。《军谶》说：在香美的鱼饵的引诱下，必定有上钩之鱼。在厚重的赏赐引诱之下，必定有敢死之士。所以，使士衷心归附的是礼，使士乐于效死的是赏。以礼来招徕重视礼节者，以赏来吸引追求赏赐者，那么所需要的人才也就来到了。所以先以礼相待，后来又反悔的，士就不会留在营中。先以赏示人，后来又反悔的，士就不会为之效命。只有礼、赏始终如一，士才会争着为其赴死。《军谶》上说：要进行战争，务必事先厚施恩惠。要进攻别国，务必事先与民休息。能以少胜多，是厚施恩惠的结果。能以弱胜强，是得到民众拥护与支持的结果。所以优秀的将帅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士卒。这样就能全军上下万众一心，在战争中百战百胜了。《军谶》上说：用兵的关键，在于首先查明敌情。了解其库存的实虚，估计其粮食的多少，判断其兵力的强弱，调查其天候与地形情况，寻找其薄弱环节。所以，国家没有战争而运送粮食的，说明其国势空虚。百姓面黄肌瘦的，说明其民众贫穷。从千里之外运粮，百姓就会饥饿。临时砍柴做饭，军队便无隔宿之饱。千里之外运粮，说明国家缺一年之粮。二千里之外运粮，说明国家缺两年之粮。三千里之外运粮，说明国家缺三年之粮。这正是国势空虚的表现。国势空虚，百姓就会贫穷。百姓贫穷，上下就不会亲睦。敌人从外面进攻，百姓在内部生变，国家就必然崩溃。
《军谶》上说：君主暴虐无道，官吏便会苛切诛求。横征暴敛，滥用酷刑，老百姓便会起来反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亡国之兆。
《军谶》上说：内心贪婪而外表廉洁，以欺骗的手段猎取好的名声，盗用朝廷的爵禄以行私惠，使上上下下都认不清真相，伪为谦恭而外示正直，以此骗取高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窃国之始。
《军谶》上说：官吏结党营私，各自引进亲信，网罗奸邪之徒，压制仁人贤士，背弃公道，谋取私利，同僚之间，攻讦不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乱之源。
《军谶》上说：强宗大族，相聚为奸，虽然没有国家授予的官职，却十分显赫，威风所至，无人不惧，彼此勾结，如同葛藤盘根错节一样，私布小恩小惠，侵夺朝廷大权，欺压穷苦百姓，国内怨声载道，*动不安，群臣却隐蔽实情不敢直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乱之根。
《军谶》上说：世世代代，为奸作恶，侵蚀天子的权威，一举一动，皆为自己谋取私利，歪曲文法，连高高在上的君主都受到了威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国之奸贼。
《军谶》上说：官多民少，尊卑不分，以强凌弱，无力禁止，连君子也受到牵连，这样，国家必定要蒙受其难。
《军谶》上说：喜爱好人而不任用，厌恶坏人而不贬斥，有才有德的人被迫隐退，品行恶劣的人却当权执政，这样，国家必定要蒙受其害。
《军谶》上说：宗室势力强大，互相勾结，窃居要位，欺下犯上，时间久了，势力将越来越大，而君主又不忍心铲除，这样，国家必定要遭到败坏。
《军谶》上说：奸佞之徒当权，全军上下都会愤愤不平。他们依仗权势，炫耀自己，一举一动，辄违众意。他们进退毫无原则，只知附和讨好君主。他们刚愎自用，夸功自傲。他们诽谤有德之士，诬陷有功之臣。他们没有善恶标准，只求符合自己的心意。他们积压政务，使上令不能下达。他们造作苛政，变乱古制，更易常法。君主好用这种奸佞，必定会遭受祸害。
《军谶》上说：奸雄互相标榜，蒙蔽君主的眼睛，使其是非不分。诽谤与吹捧同时兴起，堵塞君主的耳朵，使其善恶难辨。各自庇护自己的亲信，使君主失去忠臣。
因此，君主能明察诡异之言，才能看出祸乱的萌芽。君主聘用儒士贤才，奸雄便会远遁。君主重用故旧蓍老之臣，政事才能井井有条。君主征召山林隐士，才能得到有真才实学的贤士。君主谋事能倾听黎民百姓的意见，才能建立可以书诸竹帛的功业。君主不失去民心，他的德泽便可以洋溢天下。
夫三皇无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
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礼赏有功，美而无害。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
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
《军势》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
《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军势》曰：无使辨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尼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
《军势》曰：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
《军势》曰：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
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
故圣王御世，观盛衰，度得失，而为之制。故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诛伐。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
圣人体天，贤者法地，智者师古。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改。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
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说其心。
夫人众一合而不可皮离，威权一与而不可卒移。还师罢军，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是谓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论駮也。存社稷罗英雄者，“中略”之势也。故世主秘焉。
三皇不需要任何言论，教化便流布四海，所以天下的人不知道该归功于谁。五帝效法天地运行，增设言教，制定政令，天下因此太平。君臣之间，互相推让功劳。四海之内，教化顺利实现，黎民百姓却不知其中的原因。所以，使用臣属不需依靠礼法和奖赏，就能做到君臣和美无间。三王用道德治理民众，使民众心悦诚服。三王制定法规，以防衰败，天下诸侯按时朝觐，天子的法度实行不废。虽然有了军备，但并没有战争的祸患。君主不怀疑臣属，臣属也不怀疑君主。国家稳定，君位巩固。大臣适时功成身退，君臣之间也能和睦相处而无猜疑。五霸用权术统御士，以信任结交士，靠奖赏使用士。失去信任，士就会疏远了。缺少奖赏，士便不会用命了。
《军势》上说：出兵作战，重在将帅有专断指挥之权。军队的进退如果都受君主控制，是很难打胜仗的。
《军势》上说：对智者、勇者、贪者、愚者的使用方法各有不同。有智谋的人喜欢建功立业，勇敢的人喜欢实现自己的志向，贪财的人追求利禄，愚鲁的人不惜性命。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人的微妙权术。《军势》上说：不要让能说会道的人谈论敌人的长处，因为这样会惑乱人心。不要用仁厚的人管理财务，因为他会曲从于下属的要求而浪费钱财。《军势》上说：军中要禁绝巫祝，不准他们为将士们预测吉凶。《军势》上说：使用侠义之士不能靠钱财。所以，义士是不会替不仁不义的人去卖命的，明智的人是不会替昏聩的君主出谋划策的。
君主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大臣就会背叛；君主不能没有威势，没有威势就会丧失权力。大臣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就无法辅佐君主；大臣也不能没有威势，没有威势国家就会衰弱。但是大臣威势过了头则会害了自己。
所以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观察世道的盛衰，衡量人事的得失，然后制定典章制度。所以诸侯辖二军，方伯辖三军，天子辖六军。世道乱了，叛逆便产生了。天子的德泽枯竭了，诸侯之间的结盟立誓、互相攻伐也就出现了。诸侯之间，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办法战胜对手，于是便争相延揽英雄豪杰，与之同好同恶，然后再运用权术。所以，不运筹谋划，是没有办法决嫌定疑的；不诡诈出奇，是没有办法破奸平寇的；不秘密谋划，是没有办法取得成功的。
圣人能够体察天之道，贤人能够取法地之理，智者能够以古为师。所以，《三略》一书，是为衰微的时代而作的。《上略》设置礼赏，辨识奸雄，揭示成败之理。《中略》区分德行，明察权变。《下略》陈述道德，考察安危，说明残害贤人的罪过。所以，君主深通《上略》，就可以任用贤士、制服敌人了。君主深通《中略》，便可以驾御将帅，统领兵众了。君主深通《下略》，就可以明辨兴衰的根源，熟知治国的纲纪了。人臣深通《中略》，就可以成就功业，保全身家。
高飞的鸟儿死完了，良弓就该收起来了。敌对的国家灭亡了，谋臣就该消灭了。所谓的消灭，并不是消灭他们的肉体，而是要削弱他们的威势，剥夺他们的权力。在朝廷上给他封赏，给他人臣中最高的爵位，以此来表彰他的功劳。封给他中原肥沃的土地，以使他的家中富有。赏给他美女珍玩，使他心情愉悦。军队一旦编成，是无法仓促解散的。兵权一经授予，是无法马上收回的。战争结束，将帅班师，对于君主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所以，要以封爵为名削弱他的实力，要以封土为名剥夺他的兵权。这就是霸者统御将帅的方略。因此，霸者的行为，是驳杂而不纯的。保全国家，收罗英雄，就是《中略》所论的权变。历代做君主的，对此都是秘而不宣的。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故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求贤以德，致以道。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微者危之阶，乖者亡之微。
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谓人乐其家，谓人乐其族，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
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
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教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
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故夙兴夜寐，礼之制也。讨贼报仇，义之决也。侧隐之心，仁之发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于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正。政不正，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
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
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祐，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
众疑无定国。众惑无治民。疑定惑还，国乃可安。
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使怨治怨，是谓逆天。使仇治仇，其祸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
犯上者尊，贪鄙者富，虽有圣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诛，贪鄙者拘，则化行而众恶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
夫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虽穷不处亡国之位，虽贫不食乱邦之禄。潜名抱道者，时至而动，则极人臣之位。德合于已，则建殊绝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扬于后世。
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
豪杰秉职，国威乃弱。*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生在君，国乃可安。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
贤臣内，则邪臣外。邪臣内，则贤臣毙。内外失宜，祸乱传世。
大臣疑主，众奸集聚。臣当君尊，上下乃昏。君当臣处，上下失序。
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货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幕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
能够拯救天下倾危的，就能得到天下的安宁；能够解除天下忧患的，就能够享受天下的快乐；能够解救国家灾祸的，就能够得到天下的幸福。所以，恩泽遍及于百姓，贤人就会归附他；恩泽遍及于万物，圣人就会归附他。贤人归附的，国家就能强盛；圣人归附的，天下就能统一。使贤人归附要用“德”，使圣人归附要用“道”。贤人离去，国家就要衰弱了；圣人离去，国家就要混乱了。衰弱是通向危险的阶梯，混乱是即将灭亡的征兆。贤人执政，能使人从行动上服从；圣人执政，能使人从内心里顺从。从行动上服从，便可以开始创业了；从内心里顺从，才可以善始善终。使人从行动上服从靠的是礼教，使人从内心里顺从靠的是乐教。所谓的乐教，并非指金、石、丝、竹，而是使人们喜爱自己的家庭，喜爱自己的宗族，喜爱自己的职业，喜爱自己的城邑，喜爱国家的政令，喜爱社会的伦理道德。这样治理民众，然后再制作音乐来陶冶人们的情操，使社会不失和谐。所以有道德的君主，是用音乐来使天下快乐；没有道德的君主，是用音乐来使自己快乐。使天下快乐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使自己快乐的，不久便会亡国。
不修内政而向外扩张的，劳而无功；不事扩张而修明内政的，逸而有成。实行与民生息的政策，民众渴望报答君主，国家就会出现许多忠义之臣；实行劳民伤财的政策，民众心中抱怨君主，国家就会出现许多怨恨之民。所以说，热衷于扩张领土的，内政必然荒废；尽力于扩充德行的，国家就会强盛。能保全自己本来所有的。国家就会平安；一味垂涎别人所有的，国家就会残破。统治残酷暴虐，世世代代都要受害。事情超过了限度，即使一时成功，最终也难免失败。不正己而正人者其势拂逆，先正己而后正人才顺乎常理。行为拂逆是招致祸乱的根源，顺乎常理是国家安定的关键。
道、德、仁、义、礼，五者是一个整体。道是人们所应遵循的，德是人们从道中所得到的，仁是人们所亲近的，义是人们所应做的，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五条缺一不可。所以，起居有节，是礼的约束；讨贼报仇，是义的决断；怜悯之心，是仁的发端；修己安人，是德的途径；使人均平，各得其所，是道的教化。
君主下达给臣下的指示叫“命”，书写在竹帛上叫“令”，执行命令叫“政”。“命”有失误，“令”就不能推行。“令”不推行，“政”便出现偏差。“政”有偏差，治国之“道”便不能通畅。“道”不通畅，奸邪之臣便会得势。奸邪之臣得势，君主的威信就要受到损害。
千里之外去聘请贤人，路途十分遥远；招引不肖之徒，路途却十分近便。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舍弃身边的不肖之徒，不远千里寻求贤人。因此，能够保全功业，尊崇贤人，臣下也能尽心竭力。弃置一个贤人，众多的贤人便会引退了；奖赏一个恶人，众多的恶人便会蜂拥而至。贤人得到保护，恶人受到惩罚，就会国家安定，群贤毕至。民众都对政令怀有疑虑，国家就不会得到安定；民众都对政令困惑不解，社会就不会得到治理。疑虑消失，困惑解除，国家才会安宁。一项政令违背民意，其他政令也就无法推行；一项恶政得到实施，无数恶果也就从此结下。所以，对顺民要实施仁政，对刁民要严加惩治，这样，政令就会畅通无阻，人无怨言了。用民众所怨恨的政令去治理怀有怨气的民众，叫做违背天道；用民众所仇恨的政令去治理怀有仇恨的民众，灾祸将无法挽救。治理民众要依靠贫富均平，贫富均平要依靠政治清明。这样，民众便会各得其所，天下也就安宁了。犯上的人反而更加高贵，贪鄙的人反而更加富有，虽然有圣明的君王，也无法把国家治理好。犯上的受到惩处，贪鄙的受到拘禁，这样教化才能得到推行，各种邪恶也就自然销匿。
品德高尚的人，是无法用爵禄收买的；讲究节操的人，是无法用威刑屈服的。所以圣明的君主征求贤人，必须根据他们的志趣来罗致。罗致品德高尚的人，要讲究礼节；罗致崇尚节操的人，要依靠道义。这样，贤士便可以聘到，君主的英名也可以保全了。圣人君子能够明察兴衰的根源，通晓成败的端倪，洞悉治乱的关键，懂得去就的时节。虽然穷困，也不会贪图将亡之国的高位：虽然贫苦，也不会苟取衰乱之邦的厚禄。隐姓埋名、胸怀经邦治国之道的人，时机到来后一旦行动，便可以位极人臣。君主的志向一旦与自己相投，便可以建立绝世的功勋，所以，他的道术高明，美名流芳千古。
圣明的君主进行战争，并不是出于喜好，而是用来诛灭残暴，讨伐叛乱。用正义讨伐不义，就像决开江河之水去淹灭小小的火炬一样，就好像在无底的深渊旁边去推下一个摇摇欲坠的人一样，其胜利是必然的。圣明的君主之所以安静从容而不急于进兵，是不愿造成过多的人员和物质损耗。战争是不吉祥的东西，天道是厌恶战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进行战争，才是顺乎天道的。人和天道的关系，就像鱼与水一样。鱼得到水便可以生存，失去水肯定要死亡。所以，君子们常常是心存敬畏，一刻也不敢背离天道。
专权跋扈的大臣执政，国君的威望就会受到伤害。生*大权操于其手，国君的权势也就衰竭了。专权跋扈之臣俯首从命，国家才能长久。生*之权操于国君，国家才能安定。百姓穷困，国家就没有储备。百姓富足，国家才会安乐。重用贤臣，奸臣就会被排斥在外了。重用奸臣，贤臣就会被置于死地了。亲疏不当，祸乱就会延传到后世了。大臣自比君主，众奸就会乘机聚集。人臣享有君主那样的尊贵，君臣名分就会昏昧不明。君主沦为臣子那样的地位，上下秩序就会颠倒混乱。伤害贤人的，祸患会殃及子孙三代。埋没贤人的，自身就会遭到报应。妒忌贤人的，名誉就不会保全。举荐贤人的，子孙后代都会受惠于他的善行。所以君子总是热心于推荐贤人，因而美名显扬。对一个人有好处，对一百个人有害处，民众就会离开城邑。对一个人有好处，对一万个人有害处，全国就会人心离散。除掉一个人而有利于一百个人，人们就会感慕他的恩泽。除掉一个人而有利于一万个人，政治就不会发生混乱了。
《武经七书》是我国古代官方校刊颁行的一部著名的兵书选本，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宋神宗为适应军事教学和训练的需要，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校定后的七部兵书，起初并不是一部书，也不称“武经”，而是到南宋时才被正式以“武经七书”称之，并且逐渐被看作是一部书，此后历元、明、清而长期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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