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高以翔在录制综艺节目《追我吧》时突然昏倒，送院抢救无效，享年35岁。根据网上传言，高以翔连续录制了十几个小时。随后的舆论中，公众和粉丝从不相信、震惊，转而痛批节目高强度、心疼自家艺人，呼吁艺人退出该类节目。
高以翔的去世让人很容易想起此前IT公司员工长期加班、生病的案例，但从程度上看，二者仍然有很大差异。
高以翔是明星，拥有很强的谈判能力。IT公司员工一般房贷压力缠身，必须辛苦工作，不能断了现金流，但作为明星，收入与财富都更多，不接活，休假个一年半载都是可以做到的。员工请假需要得到上级批准，有时候可能还不会被批准，但是在节目录制现场，明星要说自己不舒服，需要停下来，这个要求还是会得到尊重的。
当然，各行各业有各自的特征，录制节目要把几个明星凑在一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短时间内连续完成，能节省所有人的时间及成本，这对明星来说也是一个最佳选择。所以连续录制并不是一个所谓压榨的特征，而是一个行业特征，这就像矿工下井有危险，警察的工作有危险一样，是一个行业特征，而不是一个压榨的特征。
成龙电影的卖点之一就是不用替身。成龙对打戏、对危险没有认识、没有经验吗？成龙会不重视自己的安全吗？成龙国际巨星地位会没有钱去保障自己的安全，没有一堆人替他考虑、打点吗？但是，正如我们在电影结束后的那些花絮片段所看到的，意外仍然会出现。所以，粉丝们所举出的那些关于节目录制劳累、不安全，可以认为是一种行业特征，而不是压榨。
平台当然是强势的，但也未必有那么强势。起码，平台仍然要付给明星几百甚至上千万的报酬，当某一方要付出几百万、上千万给另一方的时候，很难说另一方是弱势的。一篇自媒体文章就谈到，某一场录制，是从下午2点开始，因为明星起不来。可以因为起不来而影响整个录制开始时间的明星，也很难说是弱势的。所以，不能把IT员工与明星混同起来。
归咎是人遇到难以接受的事实之后的常见反应。而粉丝群体则是一个团结的、紧密的、有强大新媒体能力的小团体。少数立场坚定的人，通过互联网放大声音，设定话题方向，是新技术条件下的常见舆论现象。不过，虽然在具体事件上，压榨等话语不成立，但在更大层面，国人对挣钱、事业与休闲、享受等问题的态度却值得讨论。这就如拿500万年薪再加巨额分红的互联网高管，我们不能认为他按照996上班是因为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而被迫加班，认为他被压榨了。在这种氛围下，下班后接工作电话会被认为正常，深夜12点谈工作会被接受，加班更是稀疏平常，当所有普通人都这样，最终，连明星也会“被迫”如此。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强迫，是一种基于文化与观念的强迫，这种氛围也很难归咎于某一个具体的人与机构。
这种观点与氛围有更深的根源。如果社会观念轻视个体、不同情弱者，崇拜强者，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弱者不配生存，可以被羞辱，那么，必然是所有人都必须拼命奔跑。而正是在无数人的奔跑中，才有了社会的整体富强。反过来，赢得世界尊重，也需要强大的实力，这都依赖于每个人努力工作。中国模式与中国优势的基础，正在于无数普通人的勤劳。很多中国人瞧不起日本宅男、低*社会中的青年，很多大陆青年也瞧不起台湾青年的小确幸，但是，他们却不喜欢加班，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熊掌与鱼的两难问题。
客观地说，加班、全民重视挣钱，这是规律性现象，日本经济起飞期间，加班也是常见现象。但问题在于，随着经济发展，收入上升，人们会更加愿意选择休闲，重视自己的健康。某种程度上看，高以翔的去世引发后续舆论关注过劳问题，就是这种趋势转变的迹象。而这种观念的转变，必然是转变中国社会对弱者的认识，对个体幸福与国家强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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