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4月28日，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指出，任弼时同志在毕生奋斗中展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品德，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被大家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滋养和激励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是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他出生于1904年4月30日，16岁参加革命，1950年46岁英年早逝。1945年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任弼时与*、朱德、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处*，史称“五大*”。
近日，任弼时女儿任远芳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追忆父亲任弼时。出生于1938年的任远芳说，“我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但是，父亲的爱却温暖了我的一生。”任弼时逝世后，她看到*、周总理都来吊唁，才意识到父亲任弼时可能是个大人物。
上大学后，任远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陈松，至今身份证上还是这个名字。任远芳说，“我不喜欢特殊待遇，名字改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方便。”
1950年元旦，任弼时与女儿任远芳在莫斯科近郊的巴拉维赫疗养院。（受访者供图）
谈与父亲分别10年后首次重逢
“告诫我，学习不要骄傲，一定要踏踏实实”
新京报：前几天看你回了一趟湖南老家，是如何纪念父亲的？
任远芳：在湖南的任弼时纪念馆，我参加了敬献花篮仪式，给父亲敬献了花篮；参加了“任弼时与中国共产党”学术研讨会。每年4月可能是我最忙的时候，会参加各种活动来纪念父亲，也会回到家乡寄托我们的哀思。
新京报：你1岁多就被留在莫斯科，再见到父亲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年底。这期间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任远芳：1938年，父亲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1938年12月8日，就有了我，俄文名字是卡佳。1940年2月，父亲他们结束了代表团的工作，准备回国，当时我才1岁多，考虑到祖国大地上弥漫着抗日烽火，父亲就把我寄养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
任弼时与任远芳。（受访者供图）
儿童院是国际救济会办的一个儿童组织，寄养和收养许多革命家的子女和烈士们的遗孤，这其中包括*的女儿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等，大概有40多个人我们都在一起上学。其间，我主要是通过书信与父亲联系。
新京报：在莫斯科见到父亲，是什么印象？
任远芳：真正跟父亲见面是在我12岁那年。1949年年底，父亲由于患了很严重的高血压等多种病，当时高压有260，中共中央决定让父亲赴苏联治病。那会儿正赶上国际儿童院放寒假，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到了父亲身边。
与父亲分别10年后首次重逢，我很认生，看见他就不想叫他，关系也不那么近，比较疏远。因为当时在儿童院长大，我全然没有父母的概念。儿童院只放一个星期的寒假，在这一个星期时间里，我们相处得十分愉快。
父亲对我特别好，特别关心，问东问西，总是很关心我的学习，老问我的功课好不好。我的成绩当时在班里算是拔尖的，儿童院的中国孩子成绩都挺好的。他会讲流利的俄语，更会写漂亮的汉字。为教我准确发音，他在每个汉字右下角用俄文字母注明拼读，在他的带读中，我学习读写这些基本语汇。他告诫我，学习不要骄傲，一定要踏踏实实。
因为没有多余的床，那几天我睡在沙发上，父亲时常起来给我盖被子，让我感觉很温暖，我开始有父爱的感觉。这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生活体验。父亲用他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
新京报：父亲回国后，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任远芳：给他写信，差不多隔一天写一封，有时甚至天天写。父亲也很想我，我离开疗养院4天，在尚未收到我的来信时，他就先给我写信了，叮嘱接到信后，马上回信。
谈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5个月
“这是我一生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新京报：1950年5月，你随父亲踏上了回国旅程。关于回国，当时你和父亲有哪些讨论？父亲为何要求你要“带着专业知识回国”？
任远芳：当时我由于年龄小，对许多问题根本考虑不到，对于回国与否，全是孩子式的凭习惯和感觉：出于习惯在国际儿童院的生活，舍不得离开同学们，我不想走；出于和父亲的感情，我又想和他一起回国。
父亲在1950年1月20日的信中写道：“关于回国还是留在苏联这个问题，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再做决定。”父亲在信中提到“我想你最好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带着专业知识回国，这就是你在这里的时候我向你说的。”
父亲要我带着专业知识回国，我想可以从1949年11月，他给我写的信中找到答案：“中国已经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手中解放出来，新的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青年任弼时。（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回国后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5个月，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任远芳：有记忆以来，我也只是1950年5月至9月这短短5个月，有幸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不足一年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这是我一生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我曾计算过，我一生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但父亲的爱却温暖了我的一生。父亲逝世后，我通过学习越来越认识到父亲的伟大，有责任把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传承下去。积极参与红色活动，让年轻一代珍惜这美好时光，这也是近年来我一直努力做的一件事。
谈父亲最后的工作状态
“每天抱病工作八小时以上，常常坚持到深夜”
新京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任远芳：父亲回国后，医生本打算让他静养一段时间再适量地参加一些工作，但父亲怎么也躺不住。朝鲜战争爆发后，父亲便赶紧给*及中央*处写信，要求恢复部分工作。*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工作。
可父亲依然每天抱病工作八小时以上，常常坚持到深夜。病逝前的一星期，他还和基层干部在办公室座谈，调查农村党员的思想情况。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一晚，深夜父亲房间的灯依旧亮着，他全神贯注研究一幅朝鲜地图，母亲给他披上一件大衣劝早点儿休息，父亲吃力地摇了摇头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过了十二点，父亲在地图上划下了最后一个红圈，把台历翻过了一页，但头越来越眩晕，强忍着不适把文件和资料搬到了床上，艰难地躺了下来。而这一躺，却再也没有能够醒来，1950年10月27日，46岁的父亲英年早逝。
任弼时。（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小时候你知道父亲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任远芳：不知道，他也不说。在回国途中，我下车到商店买东西，遇到一位男同志用俄语问过我：“和你一起坐车的是谁，叫什么名字，他干什么工作？”我告诉他：“叫弼时，干什么工作我不知道。”后来我问父亲，他对我说：“我干一般工作，坐办公室。”
父亲逝世后，看到*、周总理他们都来吊唁，我才知道属于中国的那份伟大事业也有父亲的一份功劳，才知道他工作性质的重要，才意识到我的父亲不只是简单“坐在办公室工作的人”，父亲任弼时可能是个大人物。
谈父亲对子女的要求
“疼爱却不溺爱”
新京报：你身份证上的名字是陈松，为何要改名字？这背后有哪些考虑？
任远芳：任这个姓当时太惹眼了，大家很容易猜想到我的身份。为了不搞特殊化，上大学后我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陈松。陈松也是当年我母亲陈琮英在莫斯科的别名。
我在大学期间只有校领导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工作后知道我是谁的也不多，甚至和我住了20年的老邻居都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我不喜欢特殊待遇，名字改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方便。可能我会少获得一些资源，少得到一些支持，但我从来不考虑这些。现在大家可能知道我叫任远芳，但我身份证上的名字现在还是陈松。
新京报：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吗？做错事会批评你们吗？
任远芳：他平常对我和弟弟都很严，要我们好好学习，问我们功课好不好，经常看我们的成绩单。
父亲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对孩子疼爱却不溺爱。休息时，他喜欢和秘书赖奎下棋。后来，赖叔叔也带着我玩，我因为输棋而耍赖，甚至推翻了棋盘。父亲并不迁就我，而是严肃批评了我，这让我受益终身。
任远芳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何强 摄）
谈“骆驼精神”
“默默奉献、踏实工作、不计个人得失”
新京报：任弼时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你怎么理解这“三怕”？
任远芳：父亲投身革命30年，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但他一直“为党为民，廉洁奉公”。他一生恪守的“三怕”，诠释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仰、优良作风和崇高品德。
新京报：任弼时逝世后，叶剑英在《哀悼任弼时同志》一文中第一次把任弼时称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你认为“骆驼”代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任远芳：叶帅对父亲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所以广为流传。一心为国、一生为国的“骆驼精神”是对任弼时精神的高度概括。“三怕”其实就是“骆驼精神”的具体体现。
我们每个人都有家，也有国。父亲的老家是在湖南汨罗，自他投身革命后，就牺牲了小家，以国为家。他真正有了自己的家是在解放后。国家工作人员要为他安排大一点的房子，他说不要为我搬走一个机关。在供给制年代里，他没有领过一次国家发给他的工资。每个房写上“随手开关”“人走灯灭”字样提醒大家节约用电。他就是这样一位节约国家资源、怕用钱多的*。
他十分怕工作少，始终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他的病早在七大前就发现了，常常感到疲劳、头晕，不能看东西。这也是一种献身精神。父亲与母亲前后一共生过9个孩子，但活下来的只有4个，这始终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
“骆驼精神”说到底，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就是默默奉献、踏实工作、不计个人得失的大公无私的精神。这样的精神，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浓缩，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谈传承
“要甘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新京报：任弼时的“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准则，对当下社会来说，有哪些启发？
任远芳：红军长征初期，父亲率红六军西征，不幸患上疟疾，但他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尽职尽责，常常工作到深夜。在中央移驻西柏坡后，他更是与各位同志彻夜不眠地研究全国战局。
医生多次告诫他必须卧床休息，他却说：“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这种天下为公的情怀，坚持崇高理想追求、坚定政治信念的担当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父亲的一生？
任远芳：父亲的一生可以概括为“应有尽有不算有，应有尽无才是有”。他不追求那些虚浮的东西，一辈子为党和人民操劳。看似什么都没有，其实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新京报：共产党员应该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汲取哪些力量？
任远芳：要多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学习清廉本色，汲取担当、奉献等精神力量，常补精神之钙。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甘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提升拒腐防变能力。
新京报首席记者 何强
校对 吴兴发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