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 颙
一本书,能反复阅读,总能够读出新意,除了文本的了不起,也说明阅读者的进步,阅读者在岁月的打磨下,又成熟了一些。
从大学时期开始,我多次阅读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常读常新,最近的读,更是有不少发现,忍不住记录下来。
说来好笑,本次重读,起源于一个疑惑。我在思考晚清至民国的文化人物时,对王国维先生的盛年早逝,耿耿于怀,并且对学界的诸种猜测,如“殉清”说、“逼债”说等等,不以为然。于是,突发奇想,为何不重新阅读先生的名篇《人间词话》,那是他呕心沥血之作,其中,是否蕴含着他的生命隐喻?不过,一经开读,最初的杂念渐渐隐去,全然被文本的深刻所征服。
《人间词话》,重视者甚多,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都出版了自己的版本。所收内容,除了三卷“词话”,往往还有注释和研究文字。我反复研读,侧重于上卷的“词话”,六十四则,这部分,卷末标注“宣统庚戌九月脱稿”,是王国维生前审定,文字可靠。同时,他文化思想的精华,在这部分已经基本展现,后面的篇什,属于进一步拓展和演绎。
一
《人间词话》的价值,应当被当今的各路写作者充分重视。以前,读《人间词话》,关注的是对古典诗词的评点。这次重读,天地宽了,读着那些古朴的文字,联想着的,却是当下的小说、散文、影视等诸类写作。
王国维先生立论的基点,或者说特殊的奉献,是他提出的“境界”说。“境界”一词,先生并未明确界定本意,因此,也是历来的研读者容易发生歧义之处。他在“词话”开篇,第一则开门见山:“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篇。”撇开“境界”字面的争议,按我的理解,“境界”的深意,可以简化:作者凭借自身的修养,对写作目标,产生独特的感悟,予以创造性的表现,作品就是有了境界。反之,则可能是泛泛之作,平庸之作。
不禁浮想联翩,“境界”的意义,哪里仅限于诗词?以此树立标杆,衡量一番,当下的各路作品,让人生厌的,往往正是模仿之作、敷衍之作、跟风之作,或者流水线装配出来的玩意,哪里有独特的感悟和创造性的表现?
顺便插一句,现在,说“境界”的人不多,以为此词是书呆子的话,换了口吻,好说“格局”。细细想来,两个词属于近义词。稍有差池,“境界”偏重于文化情趣,“格局”更多关注于社会的关照。
如何展现境界?“词话”二认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讲的是铺排内容的手段、方法。“词话”三则强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却是讲了作者情感思想与作品内涵的关联。“造境”和“写境”,比较直白,略过不说。“有我”和“无我”的辨析,实际是文艺创作经常遇到的难点,边界划分得恰到好处,才是高手。所谓“有我”,即观赏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作者身影的存在;所谓“无我”,则是尽力让作者的意图化为无形,融入作品的人物、情景之中。根据创作的不同需要,此两种方法都是可用的。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有我”,容易演变为粗糙的标语口号,让观者耳朵起茧;而“无我”,作品的思想往往云里雾里,虚无缥缈,不知所以,或许作者本身亦不甚了了,观者也就喜欢不起来;典型的虚伪之作,大约就是胡乱涂抹些线条和色块,却指认为高妙的现代派画作。
涉及“境界”的表述,散见于“词话”各则。“词话”八说:“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说明境界的高低,并不决定于题材的大小。市井俗俚,可能出上乘之作;宏大叙事,写得乏味,同样要被喝倒彩。“词话”六十又说:“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个标准比较高,创作者无多少年的功力,难以达到。不过,真要写出有“境界”的优秀之作,应该努力朝此标杆看齐。
二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普通读者中,影响最大的一段文字,是“词话”二十六则,他论述古今大家必经的三种境界。第一境,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二境,意思一目了然。第三境,比较玄些,“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读者能意会此语之妙,却很难以简单话语说清感受。我忽然想到,这第三境,似与孔子说过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含义相近。
大师大家,在某个专业领域,经过多年孤独的奋勇耕耘,身心疲惫憔悴而不愿退缩,终于顿悟,登泰山,览群峰,天高地阔,极目千里,成竹在胸,了然于心。其学术发挥、思维表达,到了脱口而出、无往不胜的境界,确实令世人高山仰止。王国维的学术造诣宽广深厚,中西文化的比较,哲学、美学的扎实基础,使他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等多个领域研究,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成为清末民初学术领域难以超越的标杆,这个评价,并非夸张,为学界普遍承认。
单说语言形式吧。真正的大师,表达学术思想的文字,简朴、精炼而直指要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公式,高度凝练地展现了自然科学真谛的完美。同理,文化的表达,也忌讳喋喋不休的唠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让我们领略,何为大师语言之美。他自己审定的“词话”上卷六十余则,短的,不过三四十字,长的,并不超过二百字。后面的两卷,也是他的学术思想,文字上未经本人审定,稍长的多一些。
我们看看“词话”五十四则,王国维论述中国古典文学的文体演变,从四言发端,经楚辞、七绝、七律乃至后来多种文体迭代,兼及演变内在的规律及高下的评述,竟然只有一百多字,从容不迫的大家自信,让后世读者由衷敬服。
重读《人间词话》,辗转沉思,对王国维先生选择的归宿,渐渐有线索可寻。所谓“殉清”说,所谓“逼债”说,并非无中生有,却是大象一脚。其时,王国维先生对清室的逊退心有不甘,个人生活也颇有窘困,种种大师生平的瑕疵,无须隐晦。不过,他最后的人生归结,根本的推力,还是文化思想的选择。
前文已经论及,王国维的学术造诣,已经达到彼时的高峰,夸张点说,环顾四海,无出其右。大师内心,本人的文化使命已经实现,无所遗憾。能让他抱憾的,只是生不逢时。国家的危难、中华文化的风雨飘摇,非他个人拼搏能够改变。与其在沉沦中悲叹,不如眼不见为净。因此,才会发出“五十余年,只欠一死”那样的话语。这时候,他深深浸染其间的佛学,也许起了引导的作用。再读《人间词话》,到处可见佛学对文学的穿透力。即使是“境界”一词,也与佛家思想不无关系。佛家以静心悟空面对人间烦杂,将皮囊看得轻些。后人只能为大师叹息而已。
最后,想到了王国维同时代的另一位。王国维在北方,李叔同在江南,两人只相差三岁,都是当时的文化大师,也都在佛学上造诣颇深。李叔同的出路是削发为僧,王国维的选择是飘然脱凡。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惊叹号。(孙 颙)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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