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新登：千年文脉系圣园（光启之堑）

新登中学校园内有条百米长廊，镶嵌着数十块明清时期的石碑。（陈建恩/图）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这是1500多年前，南朝文学家吴均逆流行舟之际邂逅的富春江。如果那时，他在今天连接富阳、桐庐的窄溪大桥附近的渌渚江口，右转上溯十余里，还可以遇见一处山水环抱的盆地。山是绵亘浙江省西北部的天目山的余脉，水是渌渚江上游的葛溪和松溪。两溪从千山万壑中奔涌而来，一条自西北向东南，一条自北向南。汇合前，分别冲积形成的河谷里就坐落着吴均错过的新城。至于新城之美，当地人用两句诗概括:一朵莲花耸碧霄，二水襟带万山朝。“一朵莲花”形象地描摹了新登盆地中心突兀于地面的九个小山包。一带两千多米的城墙，围住山包，是为新城。

新城就是现在杭州市富阳区的新登镇。据方志记载，新城之名始于三国东吴黄武五年(226年)。斯时，孙权为征讨山越叛乱，割丹阳、吴郡、会稽三郡边鄙之地，设东安郡，置县新城。照说，这个初登中国历史舞台的亮相十分精彩。然而，接下来，新城的命运却犹如钟摆，徘徊不定。时而置县，管辖整个渌渚江流域；时而建镇，打理葛、松两溪汇合前的一部分。其间，还为了避五代后梁太祖朱温之父朱诚的庙讳，一度更名新登，寓意年谷丰登。民国三年(1914年)，地名普查发现全国存在六个新城县，于是复称新登。1958年，新登结束断断续续维系了九百余载的县城身份，降格为镇，并入桐庐县。三年后，划归杭州富阳县。

时至今日，新登崛起为富阳区西部的中心。但行走在周边诸镇，我留意到当地居民仍然自称新登人，跟富阳在语言、民俗、饮食等存在区畛，对新登这方水土怀揣着认同和热爱。

从鸡鸣山俯瞰葛溪、松溪汇流处（庞勉/图）

“松葛双清”出名士

深秋的早晨，薄雾轻浮，任教于新登中学的朋友驱车载我来到了镇外的双江村。在一片裸露鹅卵石的滩涂上，朋友告诉我，这里就是葛溪、松溪的汇合处——双江口，也是“东安八景”之一的“松葛双清”。兴许因为秋季水枯，两溪看上去相当平缓清浅，完全没有我预想的那般波涛翻滚。不过，此情此景，倒与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的记述，很搭，“由渌渚而上至各溪港惟竹筏往来而已。”眼前所缺者，无非数张竹筏而已。

当地传说，双江口“浮有青白二气，兆出名士”。不知是天气使然还是运气欠佳，“青白二气”，我横竖没看见。“名士”，我在双江村里找到一位，他就是与李商隐、温庭筠并称“晚唐三才子”的罗隐。“今朝有酒今朝醉”“为谁辛苦为谁甜”，便出自他的手笔。

罗隐生于大和七年(833年)，“龆年夙慧，稚齿能文”。26岁远赴长安赶考，本以为功名手到擒来。孰料，“生逢末世命偏消”，他考到45岁，竟“十上不第”。个中缘由，盖因他不肯苟合流俗，攀附权贵，“尤为公卿所恶”。一次，席间，面对歌伎云英的揶揄，罗隐无限辛酸地自嘲:“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事实上，罗隐著述颇丰，成就甚高，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巨大。鲁迅褒奖其文:“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晚年圈点过的罗隐诗作多达91首……1967年9月，谈到对干部任免的看法，*援引罗隐的诗句，不胜感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村后鸡鸣山上，罗隐借助熹微曙色早读的巨石犹在，而他亲手栽植的桂花树，已了无踪迹。讲述罗隐故事的明碑《鸡鸣山记》也辗转收藏在新登中学圣园碑林内。山下，现存的罗隐读书处，建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三开间，砖木结构，封火山墙。原系供奉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土谷祠，罗隐故宅圮废后，移祀于此。“土谷祠边闻鸡唱，休教残梦留枕上”。朋友讲，同时迁来的，还有三件存世千年的旧物——立在大门北侧的一峰太湖石和趴伏罗隐塑像脚边的两只石虎，它们也听见过当年的雄鸡报晓。

现存的罗隐读书处，原来是一间土谷祠。（庞勉/图）

光启三年(887年)，漂零半生的罗隐投奔杭州，受到刺史的“爱重”。刺史何人？后来的吴越国王钱镠——写下“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温柔君主。就在这一年，润州(今江苏镇江)发生兵变，钱镠命新城人杜稜率东安都军进击。杜稜骁勇善战，连克常州、润州，荡平叛乱，将钱镠的势力扩展至太湖流域。同时，也“招惹”了急于抢夺地盘的庐州(今安徽合肥)刺史、后称吴王的杨行密。

四年后，针对杨行密屡屡犯境，钱镠责成已告老还乡的杜稜修建“罗城”——南宋学者胡三省解释:罗城，外大城也。子城，内小城也——习称东安城或杜稜城。这是目前有史可查的第二次筑城，第一次为“唐故城”。然而，文献对唐故城的记载，简短得像一条谜语，“旧城(指唐故城)在县东南三百步，周三百丈，唐徐敬业起兵时筑”。其余的真相，没入了光阴荏苒的河流，等待水落石出。

相较而言，罗隐《东安镇新筑罗城记》和南宋《咸淳临安志》，让我窥探到东安城更多的细节。东安城筑于大顺二年(891年)七月，翌年四月竣工。“蟠东矗西，离连坎接。隆者就之，洼者盈之。”“因山为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步，高二丈三尺。”我大概换算了一下:东安城周长约4200米，高约7米。照此规模，东安城要比唐故城高大许多。为示庆祝，杜稜在城下召开“军民联欢会”，摆宴犒劳。

乾宁三年（896年)，钱镠奉旨招讨他的老上级、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称帝的董昌。杨行密接到董昌的求援，分兵攻打苏州、新城，企图迫使钱镠回救。结果“楼橹翔空，矢石交迸”，杜稜“凭其城，毙敌将于城下者，其数盈千，濠塞堑堙。自是群寇不复有图南之意。”钱镠得以从容诛灭董昌，基本掌控两浙，形成割据。很多年后，杜稜已逝，其子杜建徽因功勋彪炳，官拜吴越国左丞相。每逢朝会，钱镠必曰:“此杜丞相，今日忝有一方，多其力也。”

靠朋友拨了几通电话，总算有人过来打开围挡，放我们踅身入内，参观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发现的东安城遗迹。遗迹位于共和街南端，之前被水泥坡道覆盖。据我目测，清理出来的现场，约有一块篮球场大小。仔细观察，挖掘断面叠压着不同时期的残存:地表的明清城门、地下的宋代官道和唐末的东安城墙。朋友告诉我，这次发现，除了搞清楚东安城系青砖砌建以及南门位置外，重现的官道还印证《咸淳临安志》所言非虚，新城的确在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有过一次修缮。

城门外道路遗迹，鹅卵石铺就的“官道”通向城河。（陈恒/图）

苏轼写就《山村五绝》

宋时，杭州与新城陆上主要有两条孔道相通:东路，沿钱塘江经富阳入境，变做官道；西路，经临安折入葛溪故道。苏轼担任杭州通判的三年，因为“下乡检查工作”，成了这两条路的常客。熙宁六年(1073年)初春，苏轼自东路前往新城，适逢微雨初霁，清风拂面，心情大爽，写下《新城道中》其一: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

西路返回杭州，借宿湘溪，想起白天险些迷途的情形，又写下《新城道中》其二:身世悠悠我此行，溪边委辔听溪声。散材畏见搜林斧，疲马思闻卷旆钲。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人间歧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

诗中的“长官”，即指沉静清介的新城县令晁君成。第二年，苏轼再到新城。晁县令的公子呈上诗文请教，苏轼读罢叹曰:“吾可以搁笔矣！”此子就是“苏门四学士”中最早拜师的晁之。数次“新城游”，苏轼注意到王安石变法在底层的“荒腔走板”，难抑愤懑，接连写下生平讽喻诗的巅峰之作《山村五绝》。其中“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岂是闻诏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等句，招致新党忌恨。五六年后，宋代首例文字狱“乌台诗案”发生，苏轼供认:除《山村五绝》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

湘溪村内流淌的同名溪水，是葛溪上游的支流之一。中科院院士、新登中学校友周廷儒先生曾指出，“(湘溪)夏秋骤雨，两岸平涨，随盈随涸。”而今，那里是一处观光生态农业园区，以盛产竹笋、杨梅、葡萄闻名。湘溪两岸更是青山似黛，竹木如海。一阵风吹，数株银杏洒落遍地金黄。绕过荷塘，踱过小桥，十几步外，一座木头搭建的门楼赫然眼前，上书:苏东坡古道。门后，藤萝架、竹篱笆掩映着一段鹅卵石小路，光影斑驳……值得一提的是，湘溪村旧称尽忠里，乃南宋抗金名将姚兴的出生地。其战死和州(今安徽和县)后，对手海陵王完颜亮命人吊唁:“独领孤军将姓姚，一心忠孝为南朝；元戎若假征兵檄，未必将军死尉桥。”

湘溪村内保存的一段苏东坡古道（新登中学供图/图）

为御倭寇“众筹”筑城

假使倭寇来袭，我深信范永龄定能成为姚兴那样的抗敌英雄。范永龄是明朝靖江(今江苏靖江)人，凭借国子监读书的贡生身份，出任新城知县。据说，从前新城有一口大钟，“悬而不鸣”。坊间传闻:若要寺钟鸣，须应邑令清。后“永龄至而钟鸣”。

那个时候，倭寇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至为猖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夏天，53名倭寇“突犯会稽县，流劫杭州，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屠掠过泾县，趋南陵，至芜湖。烧南岸，趋太平府，犯江宁镇，直趋南京。”横行八十余日，死伤官兵四五千人。朝野震惊，范永龄亦为此忧心忡忡:县城实在太过破烂，“年久倾圮，砖石无存，土淤平坦”，百姓尚可肆意出入，“况防守哉！”

斟酌再三，范永龄申请拨款筑城。上级回复:兵饷都缺，哪有钱。坐困愁城之际，范永龄蓦然想起一个新城人——远在500里外的松江知府方廉。

两年前，方廉走马上任之初，发现地处长江口的松江府属县上海，虽自元初置县，却没有半寸城墙，根本无险可守。倭寇一来，“官民屋庐，半为煨烬”。主张筑城的方廉，遇到了与范永龄同样的问题——没钱。好在上海富户多，方廉亲往劝募，“人人感悟，委输若流水”。方廉“食不甘味，衣不解带”，早晚巡行“版筑间，与吏民分工力”。只三个月，筑起高2.4丈、周围9里的城墙，环以长1500丈、宽6丈、深1.7丈的护城河，是为最早的上海城。次年，倭寇蜂拥又至，围城半月有余，“无所逞而退”。

接到方廉回信，范永龄大喜，采用上海筑城办法，在新城发起“众筹”:富人出钱，穷人出力，并拿出积余的公款。县内望族郎家、白家带头纳捐。其间，范永龄为鼓动乡民参与，还耍了个“花头精”，称“掘得古碣云，城当七百年”。意谓杜稜筑城时已预言七百年后重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秋，这座如今唤作“新登古城”的城池动工营造，四个月之后大功告成。“城高一丈六尺，垛高五尺，周际三里余。四向为门。门有楼，有额，东曰元始，南曰嘉会、西曰利遂、北曰贞成。”筑城的大石块呈长方形，采自附近山区，重达百余斤以上，石缝间用糯米粥、黄泥、石灰粘合，并嵌以铁片。是故，才有方廉在《筑城记》中的一叹:“坚厚久远数倍于昔”。重新疏通的护城河，引葛溪之水自西门左近而入，岔成南北两脉绕城一圈后，会于南门，排进葛溪。十七年后，退居桑梓的方廉为了照顾乡民进出，捐资在东门不远处增开“小东门”。新登古城“一城五门”的格局由此成型。

据我所知，这种格局，在中国古代城镇中并不多见。最出名的，要数因新安江水库蓄容而沉沦湖底的“狮城”——遂安古城。比较有意思的是，当年新登为新安江水库移民建造的安置房，就落址在城墙与护城河之间。不久前，安置房渐次拆除，人们惊讶地发现，自家的后墙和新登中学的城墙连起来，竟然是浙江省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墙之一。

古城墙上的新登中学（陈建恩/图）

午后，朋友领我绕城而行。城墙正在维护，城外、护城河外几近于摊开的大工地，石块、砖瓦、管线比比皆是，路面坑坑洼洼，时断时续。

西门护城河外，我看到一片崭新的亭台楼阁，白墙黑瓦、翘角飞檐。细问之下，才知，是逐步复建的老街。老街在城外？我没有搜索到类似的记忆，这是头回见识。面对问号，朋友告诉我，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古城面积小。除县衙、孔庙和城隍殿，多是院落、菜地以及少量农田，住户大都世代务农，不擅经商。

其二，古城地势高。人员进出、货物搬运都不方便。乡民更愿意就近摆在西门外的空旷地段。

其三，古城水源少。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护城河能提供稳定的饮用水源，且西门是护城河的进水口，地势低，水质好。

老街，自西往东延伸的称直街，直街中段有一条折向南边的横街，总长不过千余米。很多年来，这个“丁”字街区既是古城的商业中心，也是四周乡镇物流、客流的重要集散地。以朋友提供的1937年的资料为例，老街陆续开设了316家商铺，同裕布庄、同春和南北货店、朱锦泰京货店、老大生南货店、庆福成百货店、徐家饭店、协大昌棉布店、仁昌典铺、久大布庄、大有米厂、朱霞和酱园、祥新馆酒楼、致和酱园、福裕和茧行等大店及合股创办的茧行、茶行、木行、鱼行、石灰行、山货行等。其中，徐家饭店历经三代，一度是老街最红火的馆子，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关门歇业。徐家饭店创始人就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新登中学校友徐玉兰的祖父。

在浙江，新登亦有“越剧之乡”的美誉。徐玉兰13岁登台献艺，漫漫艺术生涯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徐派唱腔。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可谓家喻户晓。徐玉兰晚年每次回乡指导新登中学的越剧社团，都不会忘记去老街走走，称上几十斤麻酥糖带到上海，那是她一生最为眷恋的味道。

从一块围挡的缺口进去，我们找到了徐玉兰故居--清末始建的一栋杭派民居，石库门简雅大气。可惜，疫情期间，木门紧闭。站在门前未及平整的小广场上，我看到古城墙的西南段已经修旧如旧、蜿蜒如蛇。

新登古城墙（新登中学供图/图）

烽火连天倚碧沼

从朋友发来的数张古城地图的照片上，大致可以看出，自明万历到清道光再到民国，古城格局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按今天某行业的术语讲，就是，县衙所处的西南为政务区，城隍庙所处的东南为宗教活动区，学宫所处的东北为文教区。

县衙自不必说，县政府；城隍堪称城池的守护神。而学宫，就是附设官办学校的孔庙或称文庙。全国只有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和曲阜、衢州的孔府家庙专门祭祀孔子；其余的，既是祭孔之地，又是莘莘学子读书之所。很多年来，古城居民习惯了在县衙的板子声、谯楼的更鼓声和学宫的琅琅书声中，过着咸淡自知的日子……

图片为明代学宫时的建筑“明伦堂”，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里是新登中学的雨亭图书室，后因白蚁危害，在90年代拆除。（新登中学供图/图）

然而，当第一颗炸弹从天而降时，古城的安宁被炸得粉碎。这一次，倭寇真的来了，情况前所未有的糟糕。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4月29日到抗战胜利，日军空袭新登县境20次，其中轰炸古城12次，攻陷3次。

四十多年后，新登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即新登中学前身，以下称“新登简师”)首任校长乐培文回忆道:“1941年冬，正是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我受浙西行署委派去新登县创办新登简师。”简师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程度，是民国政府自1922年起推行的一种师范教育体制，学制4年，主要培养乡村小学师资。

临行前，乐培文邀好友、中共地下党员周朴农偕往，请他担任总务主任兼历史教员。周朴农年长乐培文8岁，同为宁波人。他是共青团江浙地区早期*之一；1931年，筹建中共历史上第一所安置烈士遗孤的“受难同志子弟学校”——上海(私立)普育小学；1936年9月到1938年春，在陕北延安学习、工作。返浙后，因一直被当局通缉，不得不化名周雨亭。

为避开日军轰炸，乐、周两人踏遍青山，最终选定了距离古城西南七里的碧沼寺，由新登县政府出面，借用寺院的佛殿、禅堂、僧房作为校舍。碧沼寺是一座始建于东晋的千年古刹，之后，屡有兴废。新师建校时，大雄宝殿、佛祖殿、涌翠堂、驯虎楼尚堪一用。有教员打趣:“在碧沼寺读书，有菩萨伴读，有雀鸟为邻。”

在周朴农的建议下，新登简师秉承“抗大”(即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风范。除规定课程外，还把公民课、童子军课改成政治时事课、战时军事体育课；增设劳动课，养猪种菜，改善生活。师生每天早晨五时起床，穿上草鞋，背上背包，行军一小时；课余，用山间竹石制作手工，拿去集市义卖，捐给国家……尽管时局艰危，山河疮痍，但这座古老的寺院里仍闪动着一张张青春的面庞。

很快，日军的扫荡开始，碧沼寺也嗅到了越来越浓的火药味。1942年，一个春天的夜晚，新师被迫走上“西迁”之路——暂避四十多里外的胥口镇平畈村普家坞，两周后又连夜向二百余里外的昌化县赤石镇(今属杭州市临安区河桥镇)转移。

很多年过去了，根艺美术家徐荧还记得那个细雨濛濛的深夜。行至分水县印渚埠(现为桐庐分水江水库)时，队伍分两拨，年老的先生、体弱的学生乘舟溯分水江而上，余众走山路。14岁的他被乐培文打着灯笼从人群中找出来，安排坐船。“我们水陆分进。在船上我可以隐约地看到远处沿山晃动着的疏稀灯火”。

是年7月，学校迁龙门乡五凤郎家(今属万市镇)。次年2月，迁湘源乡福光寺(今属新登镇湘主村)。1944年9月，再迁碧沼寺。

如今，碧沼寺静静地待在渌渚镇杨袁村的一处山坳里。准确地说，它已是周围种满碧绿蔬菜的废墟。如果朋友不指点的话，我肯定会错过那块半边露出破墙的石碑。碑上字体模糊难辨，只有碑额稍大的“观音囗”字样告诉我，这里曾经是一座恢宏的寺院，曾经来过一群桃李芬芳的少年。

新登中学圣园小黄山（陈建恩/图）

学宫文脉依旧在

1948年1月，辗转六地办学的新师终于“回到”它最应该回到的地方——学宫。可是，古城包括老街在内的诸多建筑要么化为灰烬，要么面目全非。直至一年后，更名新登中学的校园，还是“一派凄凉与寒伧，到处残垣碎瓦，遍地蓬蒿没膝”。

毕竟，那已经是一个新旧鼎革、百废待兴的时代，人人充满期待与憧憬。热情高涨的师生自己动手清理学宫遗址、重建校园。朋友告诉我，学校与古城墙一体的风貌就是从那时逐步形成。城垣蜿蜒，其中约400米就是新登中学的围墙。

穿过一段陈列着数对明代石像生的台阶，在校园一处叫小黄山的山丘上，一片树木浓荫下，我看到两方竖立于草庐的石碑。右边的《左副都御史方廉神道碑》，铭刻浙江布政使奉万历皇帝圣旨祭奠方廉之文；左边的是方廉亲撰的回顾自己中进士前后的《观音堂记碑》。细读碑文，我才明白，早在明嘉靖己亥岁(1539年)，学宫就迁来小黄山脚下即新登中学现址，距今已有480多个年头。小黄山东麓有条百米长廊，密密麻麻地镶嵌着数十块容颜沧桑的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