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爱惶惑的今天,重读三位女性读书人的爱情

在对爱惶惑的今天,重读三位女性读书人的爱情

首页卡牌对战浪漫梦想行者更新时间:2024-05-08

在人的一生中,再没有什么能比爱与死更有诗意激情的了。同样也可以说,在关于人的一切中,再没有什么能比爱与死更让人充满想象力的了。人们常说,爱情是人类的永恒主题,而在这一主题之中,人们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都在以不同方式描述爱,将爱视为可以超越死亡的生命之物。

《甜蜜蜜》(1996)剧照。

然而,我们今天却在娱乐新闻(甚至也包括某些社会新闻)报道中对爱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信心,在生活和工作繁琐的重负下趋于“低*”,对爱日渐迷茫,感到惶惑。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起老一辈的爱,向往他们长相厮守。他们当然未必都是幸福的。只不过在他们的爱情里,即便彼此有巨大的性格差异,甚至存在无法忽视的性别不平等,大多也都让步于传统的婚姻观念,为后者所遮盖。但是,当我们去听以往的爱情故事,不得不承认有的爱情不仅幸福、坦诚,并且富有激情,甚至在另一半去世后对爱和死亡实现超越,而这里的激情是对爱的热烈投入、表达,还有记录。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物质财富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足。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除了物质财富,我们在精神世界也比过去更具纵深性和普遍性,以往只是少数知识精英、思想先锋以及所谓“二代”才有条件经历的激情,在今天已经为许多人所体察和渴望。可是关于爱的激情未必随之变得普遍、变得容易。本文作者在过去几年的阅读中,先后读过几个爱情记录,读后感叹“当我们谈论爱情时,会发现优质的爱情总是相似的”。他读到的爱情当事人分别是萌萌(哲学家,生前执教于海南大学)、陈希米(编辑,史铁生之妻)、徐晓(编辑、作家)。她们有着相似、相通的激情与德性,都是思想史意义上的“八十年代人”。这当然并不是怀念旧日、厚古薄今,因为恰如作者所说,“重读这几段爱情,只是因为他坚信我们需要像她们一样沉思爱、实践爱,在向死而生的时间里升华爱”。

撰文 | 张向荣

爱的经验

萌萌(1949-2006),生前为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生导师。著有《升腾与坠落》《临界的倾听》《情绪与语式》《萌萌文集》等。

2006年辞世的萌萌,在她最早出版的随笔集《升腾与坠落》(1989)中写下一句话:“这是一个咒语般的事实:在死亡中,爱才是真实的。死亡分明是人的生存不能抹去的深阔背景,亦即,爱消失于死亡,也凸现于死亡。”(见《萌萌集》第一卷p16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当时读到这里,我瞬间记起了两个难忘的场景。

《半生为人》,徐晓 著, 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

一则,是徐晓在她的散文《爱一个人能有多久》里记录了丈夫病重期间她所经受的艰辛和痛苦,文笔朴实动人,特别提到了在最煎熬的时刻,她曾经“失踪”了一个上午,并始终没有告诉丈夫去了哪儿。直到1994年丈夫去世后,她才将去白云观乞求手术成功这件事诉诸笔端,并坦承当时还乞求“如果手术不成功,保佑你尽快解脱。”对极具反抗精神的徐晓夫妇来说,这个举动无疑是脆弱的,正如徐晓所承认这个举动是一种“自我亵渎,它将抹*我所做过的一切”。最打动人的,是紧接着后面一段话:“事实是,你病着,我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时间、金钱、儿子的成长、我自身的向往……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煎熬会延续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见《半生为人》p55,中信出版社,2012)。

《让“死”活下去》,陈希米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

另一则,是陈希米在她的回忆录《让“死”活下去》的开头,记录了2010年最后一天,也是她丈夫生命最后一天的场景:“谁也不知道那一天会是最后一天……在你进了手术室等待做器官移植之后——事实上,已经意味着永远没有了你。我居然还可以跟别人大声说话。你做得滴水不漏,最后一天离开;嘎巴死;顺利捐献器官。……我们说过无数次的死,终于来了?我终于走进了你死了的日子?”(《让“死”活下去》p2-3,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爱欲与死亡是思想领域里常谈常鲜、魅力无穷的论题。但是,这一纯粹的沉思,在这几则经验性的引述面前,显得颇不合时宜。无论她们是谁,她们的丈夫又是谁,都不妨碍上述“爱人之死”的场景扑面而来的冲击力。爱人之死无疑是一个人所有关于爱的经验里,最粗暴最复杂的一种经验,是爱的对象的彻底消失、永无寄托、空留回忆。这种经验的残酷,令哲学的沉思必须暂时退下,以避锋芒,并追问这几段爱人之死的经验到底有何特殊性。

简单来说,特殊性在于,爱对于死表现出了漫长而强大的耐受力,爱承认了死,包容了死,并超越了死。因为,死亡在这几个文本里并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事先张扬的结局,犹如命运已定的古希腊悲剧:徐晓在婚前就知道丈夫患有疑难病症,陈希米与轮椅上的丈夫通信十年后结婚,萌萌则几乎从一开始就沉浸在女性、死亡与爱的思考中,并在生命的最后与病魔搏斗了近一年。

陈希米,1961年出生。1982年西北大学数学系毕业,供职出版社做编辑。图为她与丈夫史铁生。

死,并不是瞬间发生的事情,而是经过了无数次反思、无数次对话、无数次预演,生者甚至在爱人死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稍微具有生活经验的人都能领会,这种解脱感反而是爱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证明,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泪点。古人亦早已知道,山盟海誓的爱情固然美好,殉情共死的爱情固然悲壮,但“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能不能经历苦难才是爱的试金石。爱的激情,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冲动、浪漫和炽热感,而是承受苦难的不竭力量。

徐晓在丈夫去世后曾写道:“当死亡的事实离我越来越遥远,而死者的存在却离我越来越迫近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关于时间,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关于爱,需要你付出毕生的代价去体验,有所体验就够了,你甚至不要指望能把它们搞懂。”(《永远的五月》,见《半生为人》p32)

去体验,是关于爱和死最重要的意见。但即使不指望搞懂,也要进一步追问:萌萌、徐晓、陈希米等人与爱人之间这种爱的力量从何而来?为什么在这里,爱的激情不是电光石火的转瞬即逝,而是情感永无停息的脉冲?

爱的沉思

爱的激情仅仅是来自承受苦难吗?那么,如何定义苦难?苦难有的选吗?古往今来,凡间的大多数爱情,从头至尾都没有经历过称得上苦难的痛苦,难道就不是真实的吗?

苦难确实不容易定义,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往往没得选,被迫接受,而且你有很大的概率挺不过去。王安石写“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就可视为对苦难没得选的感悟。中小资产阶级在太平盛世里的经济压力、虚无孤独、“内卷”感之类并非苦难,只是高级一点的现代性焦虑。苦难总是围绕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打转转,有些是物质的,比如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活下去;有些是精神的,比如允不允许写诗,可不可以公开说话。

在这样的苦难里,爱情就不可能是风花雪月、锦上添花。首先,它是两个人的共度艰难,不离不弃,在关键时刻愿意为对方牺牲。有人干脆下结论说:“爱在本质上是自我牺牲……爱的行为至少与施爱者的当下利益是冲突的,正因为它是冲突的,人们才认为施爱者做出了牺牲。”(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p42,中信出版社,2011)。第二,如果前一个问题解决了,爱情往往会从两个人的关系升华到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一个懂得爱的人,在苦难中已经没有理由陶醉于自己的爱情,他或者她一定会反思,凭什么我们的爱情要经历这样的苦难?遭受这样的考验?别人是否也一样呢?是否有某种价值、理想、真理,能够避免让人们遭受这种苦难?

《罪与文学》,刘再复、林岗 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7月。

《罪与文学》里因此说道:“爱就是不说‘不’。不作拒绝,这才是爱的真义。不要拒绝不幸者,不要拒绝贫困者,不要拒绝危难中的人,不要拒绝你不相识的人,不要拒绝卑微的人,也不要拒绝你的仇敌;不要拒绝绿叶,不要拒绝小草,不要拒绝无情的木石,也不要拒绝不属于人类的其他生灵。总之,敞开你的胸怀,尽你最大的努力,包容他们,援助他们,爱他们。”(p43)

萌萌去世后,她的丈夫追述了他与她的爱情。“1966年,萌萌17岁”,是这篇回忆录的第一句话。萌萌当时还是武汉一所中学的学生。众所周知,彼时的武汉情况特别复杂,酿出了许多震惊一时的大事。时代的洪流并不仅仅有意识形态,还有左翼的内部争论,有权力斗争,有地域分歧……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对情侣其实都是比较单纯且坚定的左翼理想主义者,因为贴了两张主张工代会监督革委会的大字报,两人就此被时代挟裹,入狱、被批斗并被“流放”到湖北最艰苦的大山里,同时还“陷我们的父母兄弟于灾难;并使我们的知青伙伴和亲戚朋友长久地生活在苦难之中”(《萌萌集》第一卷,p51)“哥哥遭迫害致死”(《萌萌集》第一卷,p62)。

《萌萌集》,萌萌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6年11月。

苦难顷刻之间袭来,两人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见面、聊天、恋爱。但在这长达几年的苦难里,两人的爱情和理想主义不仅没有丝毫动摇,反而更加坚定。萌萌在大山里坚持像男人一样劳作,还教农妇们唱歌跳舞,甚至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教农民们读马恩著作,背诵普希金的诗歌。要知道,当时他们都以为会在大山里呆一辈子的。这期间,尤其感人的一幕是,1971年的中秋节,已经一年多没见的他俩在信笺里策划了一次见面,遥远的山路只容许他俩分别凌晨出发,中午在半路上见一面,呆两三个小时就得掉头返回(《萌萌集》第一卷,p82)。他俩被晦暗的未来和残酷的现实所笼罩,却依然以爱情烛照出一些温暖,而支撑爱情的无疑是他们笃信的理想。

《价值的理由》,陈嘉映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

直到多年后,洪流席卷而过,1979年萌萌考上研究生。80年代之后,这些当年的理想主义者们,大多数逐渐回归现实,用陈嘉映的话说就是“毕业后五年十年,成了大企业家、各级领导、名作家名导名教授,留洋科学家,或著名边缘人”(《我们这一代》,见陈嘉映《价值的理由》p96,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但萌萌依然在理想主义的支持下继续着她的学术与思考。早在80年代她就依托《哈姆雷特》、易卜生的戏剧等关注女性,但与今天时兴的女权主义不同,她更强调与男性各自发挥所长,共同追寻真理;90年代她进入语言哲学,关注汉语学术的表达,在90年代以降学界对西学的反思中,主张从语言表达的角度取得学术主体性和思想主体性,以对抗西学的冲击;2000年以后,她进一步以“启示与理性”为路标,展开了一段有别于友人刘小枫“经典与解释”丛书的旅程……总之,萌萌的革命激情始终没有停息。

徐晓,出版人、作家。曾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图为徐晓与丈夫1984年摄于天坛公园。

徐晓夫妇也是一种理想主义。《半生为人》是徐晓的一部私人回忆录,记录了从她在70年代中期到以后的人与事,比如1974年她认识史铁生,当时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

我向他传播了不少“小道消息”,讲了许多在那个年代来说要*头、要坐牢的话。他听,也谈,然后吓唬我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我也吓唬他:“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我的朋友史铁生》,见《半生为人》p169)

这样的氛围,就不难理解徐晓的这部回忆散文里,记录最多的一定是和她同气相求的一批人。其中,有的属于“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有的后来成为著名的诗人、作家,比如从《今天》这份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杂志中走出来的北岛、芒克等;也包括她在北岛的家里认识的后来的丈夫。正是在《今天》杂志的经营与维持中,在聚拢当时尚处于边缘地位的这批诗人作家中,在丈夫从未隐瞒但她从未介意的病痛中,他与她逐渐建立起了坚不可摧的爱情。彼时,他们的居住和收入都很局促,徐晓在书中用一句话形容她的作者们的状态,其实也隐约概括了他俩爱情的理想主义底色:“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简陋的房子里,喝最廉价的酒,做自己认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与我》,见《半生为人》p156)

在爱情里,什么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呢?或者说,如果爱情有“道”,那“爱情之道”能是什么?他俩1985年结婚,丈夫在1994年去世,是本文所关注的三个爱情文本里谢幕最早的人。此后长达二十多年的岁月,斯人已逝,爱情之道逐渐被抽象出来,犹如水落石出。徐晓说:

“一个女人为爱情而活,很可能是真实的;说一个女人仅仅为某一个男人而活,一定是虚假的。一些人一生可能不止恋爱一次,但是为爱情而活的女人,每次恋爱都是同一种理想和精神的追随;另一些人一生可能只恋爱一次,但是标榜只为某一个男人而活的女人,很可能已经泯灭了理想放弃了精神。”(《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见《半生为人》p58)

如此直白、简单,这里透露的“爱情之道”并不是爱情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仅仅是在爱中追随理想、涵养精神。

徐晓是“50后”;萌萌略年长,1949年出生;陈希米比她俩都要小,是“60后”,没有真正经历过萌萌、徐晓那样被时代所裹挟的世事。她八十年代上大学,憧憬未来、拥抱世界,热爱文学与哲学,与同类谈理想谈人生谈真理,属于典型的八十年代青年大学生。八九十年代,网络兴起之前,人们常常通过手写信笺寻找同类,在文字中探知对方的思想深度和人格广度,这甚至成为迈入爱情乃至婚姻的前戏。希米与一个人通信十年,第一次见面后,对方说“你就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后来她与这个大她十岁的人结婚了。

一旦进入恒久忍耐的日常婚姻,恐怕大多数夫妇就像鲁迅笔下的涓生和子君,激情被日常生活所压抑,爱情被琐碎的日常所淹没,但希米夫妇不同,他们的日常生活与那十年的通信几乎一样,仍然是“谈理想谈人生谈真理”。

电影《情书》(1995)剧照。

《让“死”活下去》里,他俩对物质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甚至关于爱情的“故事”也不多,更多是记录两人在日常生活中交流思想、砥砺精神:你说过一句什么话,我谈过一个怎样的道理;你是怎么评价尼采的,我对卡夫卡有何种看法……诸如此类,好像这不是一段婚姻,而是读书班。而且,他们谈论的话题与人物也悄然变化、日渐深刻,从文学到哲学,从作家到哲人,从名著到前沿。在外界看来,她的丈夫从文学领域逐渐进入思想领域,其作家的身份也被思想家身份所取代。希米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两人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不言而喻。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希米对丈夫还存在着一些“崇拜”,但这其实可以视为一种欣赏,因为她的丈夫在思想上的确很独特。

而这些,是发生在丈夫长年轮椅生涯、尿毒症,希米自己也行走不便的日常生活中的,而且从80年代一直持续到丈夫去世的2010年。

当大众更多知道她丈夫的名声时,学术界也“暗地里”受惠于希米。作为出版社编审,希米曾最早参与了刘小枫“经典与解释”丛书中的部分著作的编辑。“经典与解释”丛书对2010年以来中国的思想、政治及青年教育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且很可能这种影响到底是什么,还要再过一些年才能看清楚。萌萌主编“启示与理性”,原本正是要与“经典与解释”相颉颃。在《让“死”活下去》里,希米透露了丈夫去世前夕,他们一同在读刘小枫引进的施特劳斯,还争论其中的话题,她甚至从布鲁姆关于施特劳斯的描述中,“字里行间我都能看到你的影子”“我不敢说你做到了像布鲁姆赞誉施特劳斯的那样,但我分明知道那是你的崇尚,你的榜样”(《让“死”活下去》p98)。当然,希米可能更多是从施特劳斯身上发现了丈夫的气质,而不是说思想的相通,但这证明了希米与丈夫时刻、同步保持着对思想的敏感,他们的婚姻、爱情在其中延续。

《让“死”活下去》这本书与其说是纪念亡夫,不如说是沉思在丈夫死后的日子里,她该如何延续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延续对真理的追求。希米说:“写,无疑是最好的一种;孤独,无疑是最大的保障;活下去,就是热情还在。”(p157)还说:“必须坚持写下去,坚持写就是坚持活”(p160)“存在,是共在。我把写,当作你”(p161)。因此,直到书快要结束时,她还在延续他们正在讨论的政治哲学话题,也就是刘小枫在当时一篇文章里写的“哲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第一性的,哲学首先而且本质上是政治的”,她记录了丈夫生前的看法,“生的意义和死的后果,才是哲学的根本性关注”,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人群里只存在两种关系,一种是两个人的关系,一种是两个人以上的关系,(前)一种可能是爱情,另一种必然是政治,于是政治哲学就成了第一位的了”(p167-168)

看,希米似乎并未完全赞同丈夫,也未必准确理解小枫,但她在哲学中所言说的还是爱情。

陈希米与丈夫史铁生。

爱的真理

萌萌、徐晓、希米的爱情都走向了婚姻,但婚姻从未消解掉爱情,还滋养着爱情,并通过抵抗苦难、超越日常来升华爱情。沉思他们爱的经验,共同点是:首先,平等地向往真理,有理想主义;其次,共同承受了生活所抛来的苦难。爱情,就是基于理想并在苦难中主动彼此牺牲。面对生活,他们都勇敢地走入风暴,不知道自己的爱情将会带来永恒的救赎还是惹来更大的麻烦,也不知道风暴的后面是不是有更大的风暴要来。

他们幸运地挺过了风暴。其他人,有的拥有同样的爱情,却没能挺过风暴;而有的似乎拥有了这样的爱情,却因为对风暴的恐惧而分道扬镳。

这样的爱情,既高山仰止,也惊心动魄。

所以问题来了:第一,这种爱情有多典型?有多普遍?有代表性吗?第二,爱的真理与人的真理是一回事吗?“爱智慧”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开出“爱人”?第三,当两个人志同道合时,可以共享爱情,如果其中一个人的思想突然“转向”了,该怎么办呢?

第一,萌萌、徐晓和希米的爱情虽然看似不够普遍,说到底仍然属于普通人的爱情,没有“脱离群众”。之所以显得极为难得,主要是因为她们的时代比较特别。当代中国有三次重要的思想演进,分别发生在60-7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第一次的红色狂飙、激情爆裂,萌萌和徐晓经历了;第二次的个体自由、慷慨激扬,三个人都经历了;第三次的静水流深,至少萌萌和希米都曾站在源头。总之,她们所处的时代及所站立的位置,剥离或冲淡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房子、户口、财富、彩礼、升职以及“内卷”“无*”等元素,因此才显得那么纯粹,那么不普通。

只有透过时代的滤镜,才能发现爱情实际上是一种德性而不仅仅是私情。

说她们的爱情是普通的,是因为任何人的爱情都可以拥有这种德性,没有谁不配拥有真爱。显然,这不等于说,每个人的爱情都必须得经受这样那样的时代考验。前番曾说,苦难往往没得选。爱情还是应该在太平盛世里,和世俗、平庸、日常的价值观混在一起,与柴米油盐、磕磕绊绊搅在一起,不会因为外在的压力而彼此防范甚至出卖,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今天关注她们,目的之一是如何从世俗与日常中习得爱情的德性。

第二,“爱智慧”与“爱人”,或者说“追求真理”与“爱情”当然密切相关,“爱人”其实就是“爱智慧”的实践。但需要明确,人既不是智慧的化身,也不是智慧的反面,一个人不需要借助靠近或离开另一个人才能抵达真理。

一种情况,例如文学戏剧里常常把“爱智慧”和“爱人”对立起来。民间,会讲述“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故事;宗教,会弘扬为了信仰而抛家弃子的典范,就好像每个主人公都得面临唐明皇在马嵬坡前的抉择似的。安德烈·纪德的著名小说《窄门》篇幅甚短,把“真理”与“爱情”的尖锐冲突描述得至为典型,女主角既追求爱情的永恒,又追求宗教信仰的极致,两者无法同时通过“窄门”,小说写“尽管在生活的摧残下,每日栉风沐雨,这爱火依然不灭”,但鉴于“你在我身边时,让我的心支离破碎;但远离你时,我又不能成活”(顾琪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女主角终究还是选择了信仰,放弃了爱情。

《窄门》,[法] 安德烈·纪德 著,顾琪静 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另一种情况新闻里颇为常见,一个人因为“爱智慧”,又仰慕另一个人的学识、思想,从而去追求对方、务必得到对方,哪怕有悖公序良俗也在所不惜。诗人佩索阿的中文译者闵雪飞对这种现象曾说过一句颇有名的话:“学术与思想从来不通过性传播。”

这两种情况的谬误是一样的,都把真理等同于人,就好像你不爱这个人,就得不到真理。而萌萌、徐晓和希米的故事里绝没有这种情况,她们是在并肩追求理想,在“爱智慧”的同时也在“爱人”,并因为能够“爱人”,所以还能不断丰富对“爱智慧”的理解。

萌萌生前看书照。

萌萌在论文里不断思考着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思想气质,警惕在由男性建造的思想大厦里,男性凭借天然的话语优势对女性形成的压迫。徐晓在散文里虽然对丈夫极度包容和偏爱,但她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义务向任何人承诺忠诚,当然也包括你,忠诚不是两性关系的前提,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p57)。希米也说:“虽然我也有对智慧理性的热情,但必须要以那个男人的重点、兴趣为重点为兴趣。”但同时解释道:“但我的热情不仅仅在我对你,而更是‘我与你’,也绝不是‘我为你’”(p66)。她们都没有上述的两种谬误,而是分得清清楚楚。

徐晓和希米都提到过类似的一个细节,就是丈夫在死前,都曾表达过妻子再嫁的意思。希米说丈夫“甚至到处托孤,希望我能再‘嫁出去’”(p58);徐晓的丈夫是曾经被人问过,如果妻子有了别人能不能接受,他回答“能”。

这个细节颇有况味,乍读和徐晓的反应一样:“我痛恨这个回答。我觉得,与其说这是宽容,不如说这更像是一种亵渎,对我的,也是对你的。”(p57)除了可能的“亵渎”,还蕴含着可能的男权。但是,考虑到她们丈夫这一代人的观念,考虑到时代,尤其是对比他们同龄男性的行为举止,可以确定地说,这恰恰是两位丈夫要展示对妻子独立人格的尊重,甚至这独立性要大于他们的爱情。不妨比较一下两位丈夫的同龄男性。前几年有一位政治学学者患病去世,他的一个“哲学家”朋友,名气超大,写下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悼文,其中记录了一些对女性和婚姻的言语,那才是真正的亵渎。

进一步说,这个细节也恰好证明了,所爱的人并不是真理的化身,爱人死去,真理仍然存在,不妨碍对方继续追寻。徐晓说:“我们就像两根铁轨,注定了永远同行,也注定了彼此永远对峙”(p22),此之谓也。

第三,追求真理本来就不意味着一定能得到真理,“爱智慧”的魅力在于“爱”的过程。一个人在一生中,总会经历过思想立场的转变,重要的是追求真理这一举动本身,它不论立场左右,只要经过审视,只要质地纯粹,充满着反抗和奉献精神,就不会影响到爱情的取舍。一个人理应避免以真理的名义审查伴侣,更应警惕要求爱人之间互相进行道德与所谓“真理”审查的舆论和体制。

苏格拉底说,“未经省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同样,未经沉思的爱情也是不完整的,唯有沉思爱建立在何种共同理想,沉思爱必将会如何承受苦难或庸常,沉思终有一天的爱人之死,才能使这份爱在多年以后配得上理想,配得上苦难,配得上彼此的牺牲。

萌萌、徐晓和希米的爱情犹如温暖的烛照,使前行者意识到:爱,应当成为当代人的一种德性,它日常、亲密、和谐,并拥抱真理。从而使我们能够在这个物质丰盈但分化严重、情欲充沛却苍凉守望、个性张扬又奔波于俗物的时代,努力获得一份真理意义上的真爱,并理解自己及爱人终将到来的死亡,从而在日常生活里葆有不灭的激情。

最后,回到萌萌、徐晓和希米的文本,之所以读者能读到她们的爱情,并不是因为她们的爱情已经被人广为传颂,或是被写入了历史。这些文本只是回忆录、随笔、散文,假如萌萌生前没有写下《升腾与坠落》等一系列文集,假如徐晓和希米在丈夫死后没有意愿或能力来记录曾经的事件,这些爱情不会被呈现。

因此,在爱的经验、爱的沉思与爱的真理之后,最为迫切的就是爱的表达,准确、诗意、优美且持续不断的表达。在这个世界上,伟大的爱情一定有很多,只是绝大多数不为人所知。只要不是觉得“不足为外人道”,只要你爱对方,请记住要记下来,不要只记在脑海里,要写在大地上。

封面题图来自电影《情书》(1995)剧照。

作者 | 张向荣

编辑 | 罗东

校对 |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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