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末日:当古老制度行将就木

帝国末日:当古老制度行将就木

首页卡牌对战末日帝国更新时间:2024-05-09

说好的每看一本书都写读后感,然鹅上周就读完的《人的宗教》目前为止才堆了1000多字,远没到收尾的地方,但早已没劲再写。

看来一则读书不能生吞活剥,否则到写读后感时就难产,虽然读书也不全然是为写读后感;

二则拖延症真的真的不能犯。

尤其作文更不经拖,一拖则兴趣索然矣。

《人民的名义》里,高玉良拿着本《万历十五年》刻苦专研。

本周看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听说这本书由来已久,从图书馆借来后是抱着敬畏心翻开书页的。

毕竟是经典,不少句子已被人划记,疑难的生僻字有人注了音,封面将脱未脱,书脊模糊难辨,疑惑图书馆的机器是如何在几秒钟内就识别出这本书的。

本书内容精悍,加注释和附录不到300页。

语言朴实,概言万历一朝皇帝和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李贽生平事而已。

这些人在历史教科书上多少有一席之地,可见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

但生在万历一朝,无一不成悲剧。

中国封建社会体制经几千年之发展,到明朝已明显有衰落迹象。

叙述万历朝这几个人物的经历,黄仁宇想揭示的,就是封建体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多方面已是落日黄昏。

要想有前途,只有彻底打碎这旧制度,重建一个新世界。

中国历代政治体制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集权。

我们的国家沃野千里,各地资源、习俗、发展水平各不相同。

在漫长的陆地国界线上,长期受“蛮夷”*扰。

内陆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连年的自然灾害,百姓长期在温饱线上挣扎。

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有效整合资源,抵御各种不利因素,保障境内百姓安居乐业。

集权主义的封建专制制度最初即发端于此。

历史的车轮走到有明一朝,该制度已然失却初心,成为压制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

制度的滞后首先体现在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关系上。

万历一朝,皇帝名义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事实上却处处受文官集团掣肘,沦落为国家一统的象征。

这种象征首先表现在皇帝必须出席每日的早朝,以及隔三差五举行的经筵仪式上。

前者让文武百官每日能面奏圣上,虽然面奏的内容在前日呈送的奏章上早已写好,而处理结果业已由尽责的首辅领各部官员拟好,只需皇帝口谕或朱批即可下达执行。

况且就算皇帝想在早朝了解某事,在没有远程直播连线的情况下,很多事经过一级级传达早已失却真相。(有直播尚且未必有真相)

早朝的作用,意味着皇帝仍在日理万机、乾钢独断。

后者的仪式更繁琐。

皇帝端坐聆听经筵官讲解孔孟之道,百官围绕在四周。

这样的仪式每月大概2到3次,内容没有新意,不过象征着皇帝仍在遵循圣人教导治理国家。

仪式最大的讽刺在于,当皇帝真正想励精图治时,却发现逐级上报后的文件无充足的信息以供决策,一旦要走出皇城又由于出行的大费周章而被迫中止。

万历8岁登极,朝政一直把持在首辅张居正的手里。

万历皇帝朱翊钧,宅男,运动少,有点发福。

由于施政过激,张居正死后被清算。

恩师张先生死后,万历一度想励精图治,有一次还顶着烈日从皇城徒步到天坛为百姓求雨。

对公务员团体来说,别人旅游要钱,皇帝旅游要命。

由于仪式靡费周章,出宫的行为几次过后就受到强烈反抗。

100多年后,当康熙提出第三次南巡时也受到类似的抗议,但万历没有像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这样关系铁且不缺钱的好哥们,只能作罢。

不久之后,当发现自己与心爱的郑贵妃生前不能如愿厮守,死后还不能长眠一处时,他对朝政更加心灰意懒。

康熙六下江南,都在曹寅家住,一般人花不起这个钱。

作为文官集团与皇帝联络人的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事实上也深受辖制。

首先是张居正推行的诸多举措生前在执行中遭遇困境,死后更被清算。

在前任教训上,继任者申时行只能瞻前顾后,在皇帝与文官集团间维持某种微妙平衡。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皇权与相权的强弱对比问题,而是文官制度的不断完善进而架空皇权,最终导致制约社会发展的结果。

以至于清朝野心勃勃的雍正帝不得不通过军机处这一极端行为来执行施政命令。

拥有极权的皇帝要通过特务机构才能使命令精确执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张居正故居大门,千古一相当之无愧。

政治的僵化,源于文化的落后。

我们这个偌大的帝国,政治经济上的集权必然要求思想文化上的统一。

而一旦有新经济因素产生,必然导致价值选择的多元,而固有“主流”文化必然强化其思想控制。

以至于社会思潮越活跃,价值越多元,思想控制越严格,甚至到不惜扭曲压抑人性地步。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民族南迁促使江南经济鼎盛,到宋朝为最。

为应对市民文化、航海文化的兴起,传统儒家在发展中有了更多思辨色彩,出现理学和心学。

到明朝,资本主义萌芽使思想领域的争夺更为激烈。

最初发扬人性、仁者爱人的儒家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明清儒家。

思想家李贽似乎察觉到这一变化,但他作为明清儒家反对者,论辩的焦点依然是克己复礼,与同时代的未觉悟者并无二致。

没能跳出明君贤臣的专制主义桎梏,也必然无法达到如西方启蒙思想家一般的高度。

相对于李贽,廉臣海瑞显然是明清儒家卫道者。

区别于同时代口里不一的伪君子们,海瑞在个人层面做到了克己复礼。

但显然海瑞式的官员一旦重用只会打破平衡,于进步则毫无补益。

留下了清官美名,海瑞却终其一生都无处施展其政治理想。

再说戚继光,在抗倭的历史贡献之外,这位名将真正意图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强大的军队,而非只有自己的“戚家军”。

但在有明一朝,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

一则宋太祖兵变的历史教训犹历历在目,本朝最多只赋予将领一省以下的军权。

而军队的给养、兵源的补充、战时的调度统归于中央和地方上的文官。

名为武将,只有练兵权。

二则混乱的税收体制难以保障大量的军队,文官集团的惰性使财政长期在各地温饱线上维持平衡。

这也是本朝加固长城,实行防御型军事体制的原因。

今天的军队改革,军区负责练兵,战时指挥统归中央。与戚老爷子时代不同,现在练兵不那么缺钱了。

古老的帝国走到这时,就向一个老到不能再老的人。

凛冬将至,疲惫地蜷缩在黑暗之中。

双眼已经闭上,再无生气可言。

身体里细胞开始一个个凋亡,外面裹着一件精致的寿衣。

长期安于现状闭目塞听的流毒影响是深远的。

从被发配新疆的林则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应者寥寥;

到康有为一心变法,却遭“祖宗之法不可变”指摘;

再到今天西方国家执金融霸权的鞭打响贸易战,或影响百年国运时,依然有人乐观估计“中国或成最大赢家”……

历史的教训去今不远,故步自封的后果极为惨痛。

几千年的制度积累,今天的改革者当引之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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