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进大学
作者：黄文泉
1976年，我只差一点就进了大学，虽然是工农兵学员，在如今的文凭鄙视链下端，但那时却是大家打破头去争取的。
当是时，我在农村插队，劳动无比积极，一年要挣3400多个工分，写的日记是红彤彤的无私无我的革命体，没有一点消极负面色彩，还在县五级干部大会上代表全县知青发过言，表过决心。
我所在的公社分到一个贵州大学的名额，实在是僧多粥少，领导们斟酌来斟酌去，推荐了一个综合条件更亮眼的女同学去。我只有向隅而泣。
然而，就在当年招生进入尾声的时候，公社又分来一个贵州省农学院农机系的追加名额，那是我父亲通过他工作的地区招生办搞来的。我读大学的梦想在破灭之余，居然又要复活了。
不过，在顺利通过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推荐，甚至县里也信誓旦旦，推荐上来就放行的大好局面下，区里却卡了下来。原来是区委*的侄儿也是一个上进青年，也想读大学。区委*要地区再追加一个名额，可是名额真的有限，当年全省的追加名额就十五个，早已瓜分完毕，再没有名额可以追加。
就这样，区委*的侄儿和我同归于尽，都没有当成工农兵大学生。
现在想来，冥冥之中，上苍居然给我安排了一条最不受旁人诟病也是最堂堂正正的路，去进大学门，而且是更堂皇的那个，虽然进程推迟了好几年。
读不成大学，我退而求其次，去读了省银行学校。才读了一个学期，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如春雷一样响彻神州大地。我要好的高中同学们喜气洋洋，立刻投入了高考补习之中，并先后以新三届的身份进入了大学。而我却是无比失落。
假期里，跟他们相聚，听他们说着大学校园里的沸腾生活，五味杂陈，很受刺激。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要是后来不再有机会读大学，那都无法跟他们再来往做朋友。
我恨不能立马能参加高考。可是，又怕退学了之后，无法获得考试资格。当年规矩实在太多，各种条条框框限制高考资格，不像现在有人考了一次，嫌录取的学校不是心仪的，就拒绝了，来年再考。如此懊恼了一番，终于还是没有退学，决定从长计议，毕业之后再考。
计划是毕业后再考，但备考行动却马上开始了。我以大字报的方式，把英语单词抄在一大张白纸上，张贴在上铺的铺底。我每天起床后和睡觉前，瞪大眼睛看这些英语单词，利用没有前抑制后抑制的这段时间，背英语单词。又搞来高考数理化复习题，翻了一通，看自己还有没有印象。
就这样，我在郁闷和昂扬的矛盾交织下，过着每一天，直到毕业。
刚一上班，我就去参加补习班。补习班要按程度分班，所以之前要参加摸底考试。文科考生数学都不好，很多人的数学不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的数学却考了80来分，补习班的老师就来劝我，要我去读理科班。我却不动摇。
我有我的盘算。我应该考得上理科，但也许不出色。而如果考文科，我就可能优秀了。加上，我高中的几个好同学都读的文科，我跟他们在一起吟诗作赋多了，也受了影响，对文科爱得不行。于是，我就在文科补习班学了起来。
在补习班学了一个学期，我觉得再继续读下去，就成了陪公子读书，点卯混光阴。于是，我决定不再参加补习班，自己订了严格的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然后不折不扣实行。我那段时间断绝了社交，也根绝了娱乐。像一个苦行僧专注于修行一样，我专注于备考。
1979年的高考状元是王友琴，曾经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过了六年的艰辛生活。我在报上读到了关于她的报道，颇为感动，就把她树为标杆，痛下决心，也成为高考状元。
后来，高考状元这顶桂冠当然离我很遥远。但发乎其上，得乎其中；发乎其中得乎其下。要是没有这个标杆，那孤寂中备考的我，怕也不会考出什么好成绩。
多年以后的一个夏天，王友琴跟另一个朋友到我家做客，我对她说：“你当年可是我的偶像。谢谢你！”她倒是很谦恭，只是笑了一笑。
我复习的吃苦状态颇有些惊天地泣鬼神。我妈常常对人家说：“我家儿子的时间是用分秒来计算的。”那是事实，我比闻鸡起舞还要早。
凌晨五点，鸡还未叫，我就起床了，先跑步到一公里开外的水库去游泳，一天的复习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一边跑着，一边背古文。游泳回来后，又挑灯背英文单词。
上班时偷偷复习政治，即使是每天的半小时工休时间，我也不放过，到附近的林子里一边转悠，一边背诵。每天上午，都有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大抵是行长读报读文件和训话，我在这个时间段里统统走神，进入备考模式，要么按年代推移过历史事件，要么按地球区域过地理特征，要么就是背古文。
晚上的大块时间里，我分成三个时间段踏踏实实复习其它科目。大脑一天都为备考而运转，直到将近子夜才上床休息。
高考统治了我那时的日子，有次，路上遇到一个前辈，我打了招呼，聊了几句，她问我有什么爱好。我居然回答说：“高考！”可见，高考已经让我进入了魔怔状态，悠悠万事，唯高考为大。
按照那时的国家规定，中专毕业后，必须工作两年之后，才能经过单位同意，参加高考。两年不算长，但要一直保持苦行僧的状态，就难了。
我四处去搜寻那些卧薪尝胆的故事，用它们来激励我，凝聚起我心智的钢铁长城。我用毛笔写了一个自勉条幅“成功是牺牲的总汇”，把它压在桌子上的玻璃板里，时刻提醒自己，决不能五迷三道，为高考之外的一切现世享受而分心，断送高考大业。
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高中同学。他很聪明，高中时就是学习尖子。复习备考的时候，他克制不住自己，听任荷尔蒙汪洋恣肆，跟同去补习班的女同学爱上了，心思二八开，八分都在风花雪月上。高考结果可想而知，他后来只好委屈地上了大专。当然，大专在当年也是大学生，也在那金贵的个位数百分比里，但毕竟比本科还是差了一个层次。如果他当年能禁欲几个月，换来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更为亮丽的人生。
我一直复习着，行长也风闻我要参加高考，屡屡在会上旁敲侧击，说：“要参加高考，当初就不要读中专，浪费国家培养。”行长资格很老，从延安过来的，都七十来岁了。他不愿意看到我走，对我也想重用。我还给他起草过发言稿呢。
科长也不愿意我走，他的业务和理论都很强，二十出头，就当上了县支行行长。“文革”后，省财院还曾经要他去当老师。两个都不愿意我走，对我威逼利诱。有次，我去地委的浴池洗澡，在那里碰到了老行长，他还给我买了单。
年底，行里评出七个先进工作者，我虽然一再推辞，但老行长却执意推荐了我。理由之一是我原先本来要考大学的，现在不提了，有专业精神。我一听，心下暗暗叫苦，却又不好当场分辩。
科长以过来人老江湖的口气，语重心长对我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银行的地位会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去读大学也许会错过很多机会。
他说得倒是实话，就在我参加工作的那两年里，我见证了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里独立出去，成为了专业银行。而我的中专同学们，后来大都成为了贵州金融战线的中流砥柱，干得风生水起。然而，无论他好说歹说，我却是油盐不进，就是不就范。
离高考还有50天的时候，我终于去找行长摊牌了：我要参加高考。他老人家从大视野出发，谈人才缺乏，谈银行在改开中如何如何重要，甚至还谈了反霸的大格局。我则宽慰他，我读了大学后，还要回到行里来。他笑了一笑，我在他眼神里看到了一丝狐疑。不过，他到底没有把话说死，只说要跟其他领导商量。我想其他领导里，最关键的不就是我的顶头上司科长大人呗。
那时科长正在外面办训练班，我一连两个晚上去找他，第二个晚上才找到了。把读大学的愿望说了，并请求他帮忙。他又是一番苦口婆心，从宏大叙事着眼，试图让我改弦易辙。正如我在日记里记叙的那样：“他的态度是抽象上的支持，具体上的不支持”。
日记一则
就在我已经万念俱灰的时候，行里领导开会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同意我去考，不过有两个条件，一是不放我的假；二是要我保证，如果考不上，以后不再考。我痛快的答应下来。
于是，我的备考进入了倒计时。历史、地理、政治的高中教科书啃了一遍又一遍，形形色色的语文、英语和数学的模拟试卷做了无数遍。我还把重要的数学定律和公式、英语的不规则动词、不规则第三人称单数和现在分词、政史地里的重要事件、重要概念、重要特征和重要对比等等都一一罗列出来，贴在寝室里四壁的空白处，不时背诵，加强记忆。
高考前夜，我紧张得不能成寐，起来向父母讨安眠药。父亲说吃了安眠药，第二天就会昏昏欲睡，只给了我一小盅白酒。我喝下肚后，不但没有麻醉自己，反而愈发兴奋。于是又想读点深奥的东西也许会引来睡意，但不明所以地读了好几页《资本论》，我的大脑依然兴奋着。
懊丧之余，我决定去跑步。起来开了门出去，夜正深，路上不见一个人影甚至一个生灵的踪影，偶尔传来几声悠远的虫鸣，昏黄的灯光疲惫地洒落在白天曾经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白日里沸腾一时的体育场现在却在沉睡，我像一个梦游者一样在跑道上赌气似地跑了好几圈，直到大汗淋漓，才回到家来。心想这下肢体疲乏了，该是可以睡了吧。然而累是累了，睡的感觉还是没有寻到。
越是睡不着，心里就越慌张；越是慌张，睡意就跑得更为遥远。我想高考大概是完了，以这样的状态，焉能思维和记忆。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我就徒劳地看到天渐渐泛白了，那时心里一片大乱，好象我是密林里奔走数日却又回到原点的旅人。为了证明我的心智还没有崩溃，我算了好几遍1＋1，都等于2，这才确信我的思维还是运转正常的。
准考证背面的考试日程
一路考下来，虽然有很多遗憾，却也不是大失误。
那年高考，英语只以30%计入总分。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出发，不应该在时间资源上平均分配给英语备考，但我不识时务，偏要对英语一视同仁，花了大块时间背英语单词，还做了大量练习。考试那天，不到十分钟，考生差不多都走光光了。监考老师老是在我身边踱步，有催促的意思。我做完，没有好好斟酌，就提前出了门。这是很不符合我的考试风格的，我通常都要磨到最后一分钟，才交卷的。高考结果揭晓，我的英语居然考及格了，但是只得了30%的收益，只剩下后来显摆的价值。
我的语文及格了，数学也及格了，地理考了80来分，政治也考了70几分，英语也及格了（却只得了18.3分）。要是那年英语百分之百计入总分，那我的总分就要高出很多。饶是如此，我的总分也是全地区第三名，进入了全省文科前十五名。
日记一则
有一天，正在某高中同学家玩，听他姐说，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是四川大学的。他姐是某中学老师，临时抽调到市招生办帮忙，她的消息来源当然是可信的。我听了这个消息，不仅不激动，心里还掠过几丝失落。我的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 ，四川大学只是第三志愿。次日，终于拿到那份录取通知书，信封上果然确凿地写着四川大学的字样。打开信封，里面的录取通知书如同一盆冷水向我浇来，录取的专业是我没有填报的哲学。
我最想上的是北大，但北大的招生数量小，我不敢报。我父亲跟教育局的同事商议了好几次，却犯了最致命的错误。把中山大学的法律专业报成第一志愿，武大的经济专业报为第二志愿。川大的中文系报为第三志愿。之前，我本来是把西南政法学院填成第三志愿的，但我父亲说，填得太低了。的确，政法学院在贵州招生三十名，只要上重点大学线，就可以妥妥地被录取。中山大学在贵州招生太少，我没能入选。当我的档案转到武大时，人家跟中山大学属于同一层次，已经录取完了。
失望归失望，但也不是特别的太失望，四川大学到底还是重点大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985高校。而且，信封里还有一封欢迎信。开头两句就很温馨：锦江的晨风向你问好，望江楼的夕照把你盼望。
多年过去，我仍然为我准备高考的那两年而自豪，人要有那种殚精竭虑的状态，还有什么目标不能达到呢？！
八十年代初期，高考录取率只有一位数的百分比，而且，经过正规教育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已经大批量诞生了，所以那时候参加高考就像准备一场没有胜算的战役。现在想想，都还心惊肉跳。而我能进入考场参加高考，比别人又多了些曲折，后来能进入大学门，真有美梦成真的感觉。
作者：黄文泉，贵州出生成长，高中毕业后插队，先后就读贵州银行学校、四川大学，赴美留学获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做过医院会计主管和财务主管，现在印第安纳州一医疗集团做数据分析师。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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