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浙江之声
记者：刘齐家
杭州抗战记忆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杭州抗战记忆》，回望不能忘却的烽火岁月。
1937年9月，淞沪会战激战正酣，国立浙江大学在炮火声中开学。原国立浙江大学化工系37级学生杨士林说，开学第一天，学校就把所有大一新生送到了禅源寺。
“我们住的庙很大，和尚也很多，我们是小和尚，他们是大和尚，他们念经，我们念书。”随着空袭警报越来越频繁，11月9号，上海失守，杭州城内出现逃难潮。校长竺可桢决定全校迁到120公里外的建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亚平告诉记者，在建德梅城，浙大师生们不仅保留了完整的教学体系，还办了一份浙大日报。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们最想了解的是战况是如何的，当时就是用仅有的两个收音机，派两个学生，每天在那听广播，然后把它编辑，用蜡板刻出来，连夜就印好，建德城里每天中午争相购买传阅。”
（当年，浙大师生就在建德这些老街旧巷里学习与生活）
12月24号，杭州沦陷。由于经费紧张，竺可桢带领大部分师生，步行赶往金华。
12月29号，师生们坐上了开往江西的敞篷铁皮车。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浙大师生辗转于江西吉安、广西宜山等地，行程2600多公里，途中只要稍有停留，便就地授课。在校长竺可桢的倡导和践行下，浙大师生帮助当地人民修筑工事，义务办学，传播革命火种，被沿途百姓称为“长征中的文军”。
（西迁途中的浙大师生）
1940年1月，浙江大学正式迁到贵州湄潭。在湄潭办学的6年多时间里，一群大师级的教授，开始孕育“求是”学风。数学家苏步青一边种菜，一边在油灯下完成了数学著作《射影曲线概论》；物理学家王淦昌一边放羊，一边想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办法；生物学家谈家桢在祠堂里开展昆虫研究，发现了镶嵌显性现象，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浙江大学党委*任少波说，那些年，浙大各领域学术成果全面开花，被誉为“东方剑桥”。
“我们国家当时半壁江山已经沦陷，对前途发生疑问的时候，竺先生那批老一辈知识分子他们心中的火炬依然在燃烧，（西迁）是对大学精神和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坚守，抗战期间把旗帜高高举起来，而且能够坚守住，把文脉传承下来。”
如今，百年浙大从战火硝烟中走来，正坚定不移地迈向国际一流大学。西迁征途中淬炼出的“求是精神”，也激励着新时代的浙大学子们接力向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熔炼品格、服务百姓。浙江大学第22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陈秀即将在贵州湄潭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她说，要肩负起播撒知识与希望的使命，为浙大与湄潭之间的故事续写新篇。
“我们的西迁前辈像贝时璋、苏步青、王淦昌，还有我们竺老校长等人在内，他们始终怀抱的是一种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这样一种理想，所以我要用自己的方式践行浙大的求是精神和爱国精神。”
（浙大西迁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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