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年仅45岁的学者徐晓宏，走了。
这是一个不为人熟知的名字。
徐晓宏，原照片来自公号“时间社THiS”。
徐晓宏1978年出生在浙江衢州的农村，18岁那年（1996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在学习期间对社会科学产生了让他无法抵抗的兴趣，随后转入社会学系就读。据他本人后来回忆，促使他转学科的学术理想，是“如何在社会理论的启发与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经验之间，开辟出具有生长性的思考路径”（回忆摘录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号文章《徐晓宏：我在文研院的日子》）。转向社会学后，他曾在《中国学术》杂志担任助理编辑，后出国留学。2003年至2014年，徐晓宏先后在美国圣母大学和耶鲁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和美国密西根大学教书，担任助理教授。
若是按现今一般的成功标准，徐晓宏在这个年纪在学界获得的教职位置绝不是耀眼的，漫长的苦修、普通的教职。然而在他着迷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之地，他的提问、实证和思考却能令无数学人惊叹。除了研究，他也积极介入公共写作和公共讨论，和学界同人组办学术研讨小组。他的作品既见于《美国社会学评论》（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这样的学术期刊，也见于《读书》这样的读书杂志。令人悲痛的是，他倒在了“徐晓宏”被更多人了解的路上。
书评周刊编辑也想起一件往事。多年前，向徐晓宏发去邮件请教一篇政治社会学论文的翻译问题，他当时在读博的最后一两年，最是忙乱，却还是花了数周详细解答，写了满满几页的回复文档。大概唯有对学术抱有马克斯·韦伯“天职”意义上的学术赤诚之心的人，才有此动力和意愿去为一个陌生人解释一个学术问题。
厉以宁、黄永玉、孙机、杨苡、江平、米兰·昆德拉、坂本龙一……他们在今年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相关年度盘点见前一日推送《2023，他们离我们远去》）。
下文为徐晓宏挚友严飞的缅怀文章。
撰文｜严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1
晓宏走了。
在密歇根12月的冬日里，我们陪在他的身边。临走的时候我想和他再作最后一次告别，他已入睡。病房的门半掩着，我看到晓宏躺在床上，我和陈朗（编注：徐晓宏爱人）拥抱，我们都再次红了双眼。走出医院，暮霭沉沉，最后一点落日的余晖也将隐去，这无尽的天地之间，我们都是沧海一粟。
认识晓宏已经十几年，从青涩的海外游子，到志同道合的学术战友，我们这一路，因为共同的学术关怀，大部分时间都在彼此重合中不断交集，时时刻刻感受着他的热情和真诚，还有韦伯笔下以学术为志业的专注与批判精神。
在历史社会学领域，晓宏长于理论，善于在宏观向度上思考历史发生的内在机制，他常常提醒我们，历史分析切莫忽视文化的内生性，但是这种文化结构并非是一个静态的解释变量，而需在社会内部冲突和历史迭代中动态地进行思考。
2017年春天，晓宏受邀在北大文研院担任邀访学者，我们因此有了更多的机会在一起把酒言欢、纵论天地。
徐晓宏在北大文研院作报告。（图片源自公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彼时，国内社会学界对于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关注和学术旨趣在飞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社会学者要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我开始负责《清华社会学评论》的组稿和编辑工作，并推动“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两场学术系列讲座，想以讲座为推手，重点去关注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取向，以及就这两个领域内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和经验面向进行集中讨论。我给“历史社会学”讲座开了一个头后，第二场就邀请晓宏来分享他对比较历史和文化分析的反思。讲座的主题为《比较研究的意义：一项宏观现象学的考察》，后来我们将讲座的录音稿整理成文字，再经过晓宏修订增改，以《比较研究的意义世界》为题，刊发在《清华社会学评论》第8辑（2017年）。
2017年，徐晓宏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做讲座，《比较研究的意义：一项宏观现象学的考察》。（本文作者供图）
在晓宏看来，比较历史分析的精髓，在于如何把比较做得“有趣”。无论是历史的对比，还是历史的类比，很多研究都是机械式的为了比较而比较，缺乏学术创造力。晓宏从宏观现象学的视角出发，提出“比较绝非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是社会想象的一个内在机制，总是或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或者潜意识的参与着我们对于社会的认知图景的构建。”这一篇文章，是晓宏在《清华社会学评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那一年的春天，清华和北大的校门向所有的方向敞开。我们有的时候相聚在未名湖畔，或者是夜晚北大西门外的烧烤摊，有的时候会相约在清华的胜因院。有一次，晓宏带着我们一帮朋友，还有《读书》杂志的饶淑荣编辑，一起在北大文研院的小院子里一边喝着茶嗑着瓜子，一边商议着想要以长书评的方式，一人写一篇，接力介绍比较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前沿著作。我们将专栏取名为“群学衡史”，意在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历史学，引导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在《读书》的这一专栏下，晓宏撰写了第一篇，名为《大时代有风暴眼》（《读书》，2017年第12期），评介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伊万·尔马柯夫（Ivan Ermakoff）的《自我淘汰：群体让权理论》（Ruling Oneself Out: A Theory of Collective Abdications），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进程中那些戏剧性的突变时刻，也即历史转折点上，深处历史风暴眼中的行动者在群体互动中的认知与信念变化。我接着晓宏开的头，写了第二篇，《暴力的欢愉，终将导致暴力的结局》（《读书》，2018年第7期）。
这一年，我也在积极推动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我知道晓宏一直在认真地考虑回国任教的事情。他说，当时还在耶鲁读博的时候，自己就很明确地想要回国做研究，所以找工作的时候，也基本上没有考虑北美的教职。我说，来清华社会学吧，一起做有趣的比较历史研究。我还拉上了好友董一格（现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在微信上组建了一个只有我们三个人的“蓝旗营”小群。蓝旗营小区紧挨着万圣书园，有的时候我们三人会一起从蓝旗营通往清华校内的小门穿过，跑到万圣喝咖啡、打书钉，那里是我们的精神归宿。那是一段无拘无束、对未来的学术道路充满无限期待和畅想的时光，总感觉可以一起为未来做一些什么、改变一些什么。
正巧此时香港岭南大学也邀请晓宏过去。我对晓宏说，你赶紧去全家团聚，香港可以有更大的天地，做更多实证研究，北京永远会是你的家。“蓝旗营”小群短暂的历史使命就此结束，但以此群为基础，我们开始了更深远的学术合作。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时晓宏留在北京，历史会不会走入另一个方向？
2018年5月，我们三人在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共同推动创办了名为“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丛书。以“现代性”为这一系列丛书的大标题，旨在审视中国社会在20世纪以来的存续、绵延、自新和变革，并由此扣问现代性处境下的人心、文化与制度流变。这套丛书的主题涉及现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文化转型、社会史、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女性主义，重点关照社会、政治与文化这三个维度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编织出历史的景观，从纵向上揭示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线索，并对社会演进与跌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度剖析。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海报。
当时的香港城大出版社在繁体中文出版界，正锐意进取，出版了很多很有分量的中文书籍。我们开始积极寻找合适的书稿，希望可以收录于这一套丛书之中，初期的目标是在五年内，出版3-5本有分量的图书。可遗憾的是，我们选定的几本书稿，或者因为市场的要素被拒绝，或者因为政治的要素在编辑过程中被中断，最终都没有办法进入出版流程之中，也让这一套丛书的构想，一直到今天都还停留在宣传画册的阶段。今天回头再看，那个时点的我们大概怎么都无法预料，晓宏笔下的大时代的风暴眼，这么快就把每个人都深深卷入其间。
2019年，晓宏前往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我们都为他高兴，终于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地做自己喜欢的研究。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我们大家相隔两国，各自封闭在自己的家里，但学术的交流却因为网络的通达，不减反增。例如，在2020年8月13日，我主持了“迷路与归途：社会学前沿云端论坛”，邀请了晓宏在内的六位在北美一流大学任教的青年学者，分享他们在社会学各自领域中的理论探索与方法精炼，以期可以促进更多的有关社会学学科前沿的讨论和范式思考。在这一次讨论中，晓宏回顾了自己知识轨迹的源点，以及为什么会对“现代性”这一议题如此之关切：
我关心的问题核心是我们身处的时代的意识形态，我们处于什么样历史的境遇里，我们怎么去反思这种境遇。这个问题意识，是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是理科转到文科，进入社会学的，我在大学阶段又有社会运动的经验。这些经验使我对于现代性的问题有着特别的敏感。我进入社会学的时候是90年代末。那时候对我来说有两个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是相互交织的。一方面，古典社会学理论中关于现代性的追问激发我的兴趣，另一方面，在90年代末中国学术界自由派和新左派的大辩论中，“现代性”问题也特别显著。这两条线索不太一样，但都是在当时的环境里诱导我进入社会学的重要原因。而古典社会学理论里的现代性问题之所以和中国知识场域的现代性问题有交叉，也是因为中国特有的一种现代性焦虑。不管是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后来的法治、市场的问题，都是带着现代性的色彩的。
因为这些经历，我开始对我们怎么理解社会和它的时代，怎么在理论上能够捕捉这些特征特别感兴趣……当我带着这些我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发现我碰到很多困惑。美国社会学更强调的是分析性的维度，元理论的维度也很丰富，但是历史性维度却相对匮乏。分析性的维度支撑美国社会学家们寻找一般化的机制，另一方面，元理论维度上的思考，包括社会科学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又使得这些分析性维度的追求不是实证主义那样机械的普适性解释，而是考虑各种不同语境的一般化思考。但是，与此相比的是，历史化的诊断和勾勒，却相对不那么着重。
2
2021年初，在线语音社交软件“Clubhouse”火爆世界，在美利坚大学任教的好友张杨的倡议下，我们开始以“Clubhouse”为平台，每周定期在上面组局聊学术。
我们的第一次活动是在北京时间的2月7日晚上，当时线上来了800多人，具体聊了什么已经记不太清楚，就记得大家如同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样，都很兴奋，就商量了不能这么天南海北地瞎聊，每次都得有确定的主题、议程，而且一定要跨界，不能仅仅只是社会学的聊社会学，得和历史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进行交叉。在晓宏、张杨的组织下，我们像打了鸡血一般，每周都在上面就一个特定的议题一聊就是几小时，也渐渐聚集起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以此为基础，共同发起创办了一个横跨大洋两岸的学术平台，取名为“时间社THiS”（Theory, History, Society），志在以互通的理论为关照，深化历史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思考、实践与对话。
“时间社THiS”图标。
在“时间社”这个小小学术共同体的创立过程中，晓宏、张杨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龙彦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历史社会学者试图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他们往往会遭遇双重的批评，被指责制造出了所谓的“社会学的四不像”（sociological unicorns），或者是“聋子之间的对话”（a dialogue of the deaf）。一方面，社会学家批评宏观比较的历史社会学家未能遵循标准的实证路径，这必然导致选择有限的因变量，使解释的适用范围变窄。另一方面，历史学家批评历史社会学未能充分关注个案的特定属性，未能深入研究相关的原始历史资料，纵容自己进行缺乏依据的、叠加的抽象研究。但晓宏却有一个比喻，历史学如同年轮，更加强调历史叙事，而社会学则更钟情于在泛起的涟漪中探求理论机制。两者看上去似乎难以有机调和在一起，但事实上，涟漪与年轮，时间是带着不同的纹理相汇，并不断回旋激荡：历史是“社会”在时间序列中的铺展，社会则是“历史”诸事件的制度性表现。在涟漪与年轮的基础上，我们设计出了“时间社”的徽标：代表“涟漪”与“年轮”的图案紧密地勾连在一起，彼此深深缠绕，不可分割。
在北京时间2022年2月7日的早上，“时间社”正式对外宣告成立，晓宏主笔撰写了我们的发刊词：
从涂尔干开始，时间就从康德意义上的绝对范畴，获得了它的社会属性。同时，作为研究社会过程的学者，我们都关注社会的时间性。将这个平台命名为“时间社”，就在于历史学和社会学在根本上属于一个共同的历史社会科学。如同布尔迪厄所言，“历史学应是研究过去的历史社会学，而社会学应是研究现在的社会史。”
在强调历史与社会相互构成的同时，我们也充分尊重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独到视角和问题意识。史学当然有着久远的历史，但它既孕育了现代社会科学，也从社会科学中拓宽了视域。正因为它们各自在现代知识史上演变的独立性，使得它们可以在差异中彼此滋养，相得益彰，从不同但互通的角度叩问历史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譬如时间，事件，空间，语境，文本，叙事，关系性，结构-能动，诠释，因果解释，方法论政治，认识论和批判意识。所以，时-间-社，也意味着我们走在/走向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定位。
我们以Theory, History, Society的缩写THiS作为这个平台的英文标识。THiS，即“這”。言在辶之上，然而又依托于辶。辶，音chuò，同辵，《说文》乍行乍止也。社会心理学者哈特（Jonathan Haidt）受到《法句经》中释迦牟尼所举的大象隐喻的启发，将人的自我分为象征潜意识、*和情感的大象，和象征自觉意识和理性的骑象人。骑象人固然凌驾于大象之上，然而多数情况下难以把握大象的行走，只能顺从大象自己的驱使。即使经验丰富的驯象人，也只有在更深入熟悉大象习性的前提下，慢慢引导大象前行，而不能企望真正驾驭大象。这也像是理论探讨与实践（包括学术工作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以THiS（這）为旨归，意在表达我们在理论阐发和探讨中，面对历史与社会实践秉承谦卑和开放的态度。
有了平台，我们开始更加高频次地组织学术论坛、讲座、对话、工作坊，以不同的学术形式深入讨论理论、历史与社会。每一次的活动，从小到海报、云端会议链接、微信号排版，大到主持、评议、推广，晓宏都会非常热情地参与其间，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学人介入公共生活的最好形式，只有在同温层的学术共同体内，学术的讨论才会彰显其意义。在《清华社会学评论》上，我们随后发表了多组讨论文稿，并取名为“思想沙龙”。这其中，晓宏参加的有2期，分别是《华夏、诸夏与天下》（《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6辑，2021年）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工业革命的起源》（《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7辑，2022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5月，我们邀请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国际社会学会前会长迈克尔·布洛维教授（Michael Burawoy），和晓宏在内的四位中国社会学理论家一起，共同探索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困境和出路。布洛维教授不但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劳动社会学家，而且对如何通过发掘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推动经典理论进步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这一次讨论中，晓宏撰写了一篇题为《论社会学自由主义》的文稿，也是他诸多中文发表中，我最喜欢的一篇。这一篇文章，即将刊发在《清华社会学评论》第20辑上（2023年12月），也是晓宏最后一篇中文文章。在文章中，晓宏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布洛维教授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我想提出一种“社会学的自由主义”。这种立场之所以是自由主义的，是因为它坚持个体在各种问题上发表言论、表达观点、获得尊严和选择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但它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终极方向是建设一个具有强烈团结精神的行动的社会。
在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经验层面，晓宏特别关注中国的“文革”运动。在晓宏看来，“文革”是理解现代中国最关键的转捩点。关于晓宏的这一重要研究，相信其他学者会专门进行更加深入的介绍。因为我自己的研究也关注“文革”，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交流，我们总是将自己新写完的论文发给对方，期待对方的批评意见，鼓励彼此将研究持续推进。
他今年刚刚在《社会学理论》杂志上发表的新作，“Moder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Newness”（Sociological Theory，第41卷第3期），作为他的评审人之一，我惊叹于他深邃的理论建构，在评审意见里，我直接指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有学者可以从时间的政治性（politics of time）这一维度，去探讨包括“文革”在内的当代革命政治背后所蕴含的“时间观”，而非仅仅纠缠于历史事件具体的时间、地点与人物。还有一次，晓宏在给我一篇论文初稿的长长意见中，提出我们应该将文化社会学的理论脉络带入分析框架，未来一起合作在这一维度上进行探索，这将“打开一个新的研究方向（open up a new area of research）。”
当我们在大洋两岸热烈地激荡学术、憧憬着未来各种研究合作的时候，晓宏的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不好的端倪。大概1年半前，当我们几个比较紧密的朋友知道他的病情，都彼此约定好不对外透露，因为我们相信，晓宏一定可以战胜病魔，回到我们的身边。这些日子，晓宏顶着巨大的疼痛，经受着反复的手术、化疗和药物干预，但他真是一个铁人，从来不会去推脱他所答应的承诺。我都不敢去想象，他是以怎样的毅力可以做到这些，在病床上、在飞往异地做临床试验的路上，忍着身体的疼痛，一次又一次地投身学术。
徐晓宏早期翻译作品：《宗教的自然史》，[英]大卫·休谟著，徐晓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3
今年3月，我收到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有机会可以前往波士顿继续学问的冒险之旅。时隔漫长的疫情三年，终于可以在线下再次与大家团聚，我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晓宏、张杨等好友。张杨说，我们“时间社”第一次的线下聚会，就订在8月中旬在费城召开的美国社会学（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会。张杨热心地预订好了餐馆、微信上拉起了小群，晓宏的精神状态也很好，可以前往现场参会，我们看到他在慢慢的恢复当中，觉得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上发展。
遗憾的是，那两天我跑回了加州，错过了这一次大聚会，因为我总觉得，后面还可以再见到晓宏。我跟晓宏数了数，这一年我们至少会有3次重逢，9月中在耶鲁大学举行的“文化社会学的西方与东方”（Cultural Sociology East & West）研讨会，11月中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协会（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年会，还有2024年3月在西雅图举行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年会。晓宏也非常期待，尤其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他组织了“漫长的中国革命与现代性问题再议”的讨论组，主席是哈佛大学的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他在朋友圈里写道，“已经十年没有现场参加AAS，希望这次可以无意外线下参与！”
9月15-17日，耶鲁社会学系举办“文化社会学的西方与东方”研讨会，在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的邀请下，很多从事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师友都前往纽黑文参会。晓宏的报告被安排在了第一天上午第一场，但因为要准备做临床试验，他申请了视频发言。在视频会议里，他消瘦了很多，但学术的光芒依旧那么睿智和犀利。我给他发消息，和他讨论了一下他报告里的几个细节问题，并相约着这次没有见到，下一次继续相见。他问我，这一次纽黑文收获大吗？我告诉他这还是我第一次来耶鲁，爱上了耶鲁，他回我两个笑脸符号，“我们当年那一波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出来的人，后悔当年没有更加珍惜……我们那时候就喜欢一起吹水争辩。”我也回一个笑脸符号，“现在的老师都在想着拿长聘tenure，没有办法吹水了。”
《清华社会学评论》2023年下半年刊封面。
9月下旬，我开始编辑今年下半年刊的《清华社会学评论》，告诉晓宏我们准备重磅推出上一次大家讨论杜波伊斯的专题。晓宏做了一轮修订，将发言稿的原标题《社会学自由主义的案例》改为《论社会学自由主义》，我告诉他，后面的工作交给我，你早点休息，千万不要熬夜。10月，我申请在哈佛燕京召开一次有关近现代中国方法和数据反思的研讨会获得了资助，时间定在2024年4月底。我直接把晓宏放进了参会名单，他回我一个大大的“赞”，告诉我“希望那时候一切会平稳，能按期参加盛会。”
11月，晓宏的病情急转直下，我每次都想给他发点什么，但每次都不忍去打扰他。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告诉他一定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全家准备明年春天过来看你，他回我，“有你们这么一群朋友，没有不坚持下去的理由”“期待你们来看我！”11月29日，我发给他《论社会学自由主义》的校对稿，其中有几处因为话题的缘故，被出版社的编辑做了删改，晓宏觉得有一些表达其实可以保留。我说，这些琐碎的工作都交给我来做吧，我会跟出版社那里一个点一个点地去争论回来。11月30日，晓宏发给我他再次校改后的稿件，每一处都很认真地做了回复。我知道，那一天，他即将再次进入医院进行一次攸关生命的治疗。当天在网上，他的太太陈朗贴出了晓宏最后的文字：
My boat just got shipwrecked. And I had a quick repair. I need to sail on in this ocean of life, however underrepaired my boat is. I am glad I have a life companion whose presence in my life keeps me grateful every day. I am glad I have friends like you in my life, as each of us is navigating our unique journey of challenges and accomplishments, suffering and love. （我的这艘小船刚刚遭遇了沉船事故，我进行了快速修复。无论我的小船是否修复得足够好，我都会在生命的这片海洋中继续航行。我非常感激有一个与我相守一生的伴侣，她的陪伴让我每天都心存感恩。我也很高兴自己有像你们这样的好友，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独特的旅程中航行，这一段旅程里充满着挑战和成就、苦难和爱。）
12月8日晚上，张杨、龙彦、蔺乐、王颖曜、苏阳还有我，我们几个好友从不同的地方出发，一起飞到了密歇根。第二天，我们和密歇根大学的曾毓坤会合，一起前往晓宏所在的安吉拉临终关怀医院（Angela Hospice）去看他。晓宏被太太陈朗推出来的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哭了。但我们商量好不可以在他面前落泪，我们偷偷抹去泪水，张杨坐在他的左手边，我坐在他的右手边，大家一起听他讲他关于政经“大分离”研究的书稿。讲得累的时候，他会停下来，要一杯咖啡，还想再加点牛奶和温水。我给他带去了一格的问候，轻轻地询问他，还记得我们“蓝旗营”的梦想吗？他点点头。
隔了一会儿，他开始回忆自己的少年时光：他的母亲经常对他说起村庄之外的广阔世界，鼓励他这个特别聪明的孩子，去探索属于他的世界。12岁时，他进入当地一所寄宿学校就读，之后又升入衢州的一所高中。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关于拿破仑和法国大革命等历史人物和世界历史的书籍，每当此时，母亲的话犹在耳边：这就是她所说的广阔世界。
美东时间12月12日上午10时许，晓宏永远离开了我们。
诗人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
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在《桥上吟》里写道，“疏钟阵阵，流水荡荡，我们的年华一逝无踪。”
我们这一代学人，出生于1980年前后，成长于改革开放的中国，伴随着中国的富强与开放，我们也开始积极与世界拥抱，对外面的世界所抱有的强烈好奇心，让我们在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后，负笈海外，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我们这一代和本科甚或是高中阶段就来北美求学的学子相比，也许学术界的文化资本不如他们多，但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和在地田野经验的体认却更加切入肌肤。我们一心想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拉回到学科本身的内在规律性上，不断反思如何将中国的本土经验融入西方的知识谱系，相互借鉴与共进，从而建立起一种学科范式的普遍性共识，并做出一些智识上的变革，将无趣的世界变得有趣。
当我们学成之后，人生步入中年，世界的格局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从民粹主义到文化战争，世界分裂成一个又一个小小的“部落格”，那些可以唱歌吟诗的开放时代，慢慢回归封闭和狭隘。无论是回国还是留守，每一个选择都变得异常艰难，让我们每一个人揪心困惑，到底怎么选才是正确的。在晓宏的倡议下，我们一帮对历史、社会、文化感兴趣的好友，一起组建了一个探讨社会理论和历史文化的小群。有一天，晓宏把群名修改为“Deracinated之定性社会学”，他说，“deracinated”是法语流离失所之意，指的正是我们这群在身份和方法上都有些无家可归之人。也许，我们这一代学人，注定是漂泊、悬浮、离散的一代。
晓宏，在时间的长河上，我们终会再相聚。
作者/严飞
编辑/罗东 张婷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