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法学院门口的亡灵
常有人问我，来到耶鲁法学院，是不是就像来到了天堂；而我总是回答说——不，其实是离地府更近了一些。这并非玩笑。与耶鲁法学院北门隔街相望，便是纽黑文市的若无街墓园（Grove Street Cemetery，这个典雅的中译名出自孙康宜教授）。十九世纪初古埃及复兴风格（Egyptian Revival）的墓园大门上镌刻着一句让人颇有些毛骨悚然的标语：“亡灵必将复活。(The Dead Shall be Raised)”
若无街墓园大门
被预言“将复活”的亡灵们无疑给不少耶鲁学子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成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的耶鲁毕业生方显廷（1903-1985）便在回忆录中写到，他每次出图书馆后路过此地，都要吃一个苹果压惊才能忘记“对面墓地中埋葬着的那些鬼魂”。
不过，从历史来看，耶鲁法学院似乎才是亡灵们迟来的打搅者。
1931年，法学院方从纽黑文中心绿地旁的亨得利堂（Hendrie Hall）迁至现址；而那时，若无街墓园早已在此屹立了近一个半世纪之久。墓园最初的建立其实是一个与疫情有关的故事。
1795年，美国东海岸黄热病（yellow fever）大爆发，纽黑文中心绿地的乱葬岗迅速变得拥挤不堪且充满卫生隐患。此时，康州联邦参议员詹姆斯·希尔豪斯（James Hillhouse，1754-1832）与其他几户本地望族共同提议，在城市北部边缘建造一座经严格规划的“亡灵之城”（city of the dead），以保障纽黑文的卫生与秩序。于是便有了世界上第一座（早于法国拉雪兹神父公墓八年）现代意义的公共墓园——若无街墓园。
（笔者在若无街墓园中偶然发现的一方从纽黑文中心绿地迁来的墓碑。墓主是Abel Morse先生和他的三个孩子。一家四口都在1795年相继离世，显然是与黄热病疫情有关。墓碑上方则是十八世纪的“亡灵”形象。）
法学院后来选址于此无疑是个偶然。但我却总以为，将法学院建在墓园之侧又多少有几分必然的意味——这仿佛是“法”与“历史”之间一场命中注定的对话。院里英年早逝的罗伯特·卡弗教授（Robert Cover,1943-1986）在其名文《法与叙事》（Nomos and Narrative）中曾这样写到，“没有任何一套法律制度可以脱离其所栖身且赋予其意义的那一种历史叙事”。
因为正是历史叙事，“才使得法律不仅仅是我们所服从的规则体系，更成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法律关乎“我应当做什么”，但历史则将“我”首先镶嵌在一个“我们”的共同体叙事之中。
罗伯特·卡弗教授
而若无街墓园便是这样一首关于美利坚民族的叙事——关于它的缔造、它的试炼、它的重生，也或许，关于它正在面临的衰颓。虽葬着几个世纪的风雨，但墓园内的十二条道路却均是以素雅的植物命名。进入大门后往左手走的第四条墓道名为“雪松道”（Cedar Avenue），沿着雪松道北行数米便能看到一座方尖碑，碑的主人名叫诺亚·韦伯斯特 （Noah Webster，1758-1843）。对，就是韦氏词典的那个韦伯斯特。
1778年，刚从耶鲁本科毕业的韦伯斯特，一度打算以法律为业，并拜师于后来出任美国最高法院第三任首席大法官的奥利弗·埃尔斯沃思（Oliver Ellsworth，1745-1807）。然而，当时的法律学徒并没有收入，家境并不宽裕的韦伯斯特为此不得不利用白天时间在周围的学校兼课补贴己用。几年的煎熬过去，韦伯斯特终于在1781年取得了康涅狄格州的律师资格，但革命后萧条的法律市场却使他未能如愿找到一份律师的工作。于是，曾经的副业变成了主业，韦伯斯特转而决定开办一所私立初等学校。
他要以一种独特的美国式方法教育这个民族的后代，塑造这个民族的心智，将“那种带有英国奴役印迹的语言丢掉，开创一门属于我们自己的新语言（a new tongue for ourselves）”。
在教学的同时，韦伯斯特也开始编写一套“蓝皮拼写书”（blue-backed speller），意图以最简洁明了的方式让尽可能多的美国孩子正确掌握本民族的语言。
1784年正式出版后的短短一年时间里，“蓝皮拼写书”竟销售了一万余册，而当时美国的总人口也不过三百万而已——这实无异于对一代美国人心灵的“立法”。
在这套拼写书的基础上，韦伯斯特又费去数十年之功，终而在1828年七十岁的时候编纂完成了后世闻名遐迩的韦伯斯特词典。据说，韦氏晚年因为这项耗时巨大的工程而负债累累，且高度精神衰弱。但每次我走过那座方尖碑时都不禁会想，韦伯斯特辞世时当仍是胸有荣光。
因为在第一版韦氏词典“美国人”（American）这一词条里，他曾以一种不似语言学家的激情笔调这样写到：“‘美国人’，这个名词必然会引起一种爱国主义的骄傲。”
诺亚·韦伯斯特墓
当然， 若无街墓园并非只是一首关于美利坚民族缔造的光荣史诗。就在韦伯斯特方尖碑的右侧，静卧着一尊古典风格的石棺（sarcophagus）。那是艾利·惠特尼（Eli Whitney，1765-1825）的长眠之处。与韦伯斯特一样，惠特尼同样毕业于耶鲁本科（1792届），同样曾欲以法律为业，也同样最终放弃了法律的道路；而与韦伯斯特不同的是，惠特尼的成就却终给这个民族带来了一场最为惨酷的生死试炼——南北战争。
1793年，为了筹措之后当法律学徒的资金，二十八岁的惠特尼来到佐治亚州的Mulberry Grove种植园担任私人教师。
没过多久惠特尼老师便意识到，种植园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子女教育，而是生产的棉花加工效率低下。
能够供应市场的棉花需要先将棉花纤维与棉花籽进行分离，但与加勒比地区长纤维的海岛棉（sea island cotton）不同，美国大陆当时种植的陆地棉（upland cotton）纤维较短，且与棉籽包裹更为紧密，分离起来费时费力。
经过几个星期的实验，惠特尼制造出了一种小机器，用带有钢齿的圆筒将棉花纤维从棉籽上扯下，继而用离心力再将棉籽甩出，由此实现了棉花纤维和棉花籽的快速分离。这便是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惠特尼轧棉机（Whitney Cotton Gin）。
在轧棉机的帮助下，棉花的加工效率一夜之间增长了近五十倍，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业也由此迅速扩张。
就在惠特尼发明轧棉机后的不到十年时间里，美国向英国的棉花出口量扩大了九十倍，一跃成为英国棉花市场最大的供应国之一。
而惠特尼的发明在拯救了美国棉花种植业的同时，也间接“复活”了本已衰落的美国南部奴隶制经济。
为了进一步扩大棉花的规模化生产，种植园主们从非洲引进了越来越多的奴隶。就在轧棉机发明前的1790年，美国的黑奴数量尚不到70万；而到了1860年，这一数字已猛增至400万之多。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惠特尼轧棉机里的小小圆筒，率先转动起了美国通向南北战争的步伐。
艾利·惠特尼墓
而就当惠特尼的轧棉机在南部各州裹着奴隶制的血泪缔造着一个“棉花帝国”的时候，一个濒临*的纽黑文中年人正把自己关在北方一家即将*的橡胶工厂里一遍又一遍地做着实验。
在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橡胶制品有两个致命的缺点，受热即变软，受冷则硬化，这极大限制了橡胶的实际应用。
1839年的一个冬日，这个中年人不小心把一块混有硫磺的橡胶掉落在了火炉之中，却意外发现橡胶因此变得坚韧而有弹性，现代橡胶工业中最为关键的硫化技术（vulcanization）于是便这样诞生。
然而，这一发明专利并未让他飞黄腾达，反令其陷入与侵权者之间近二十年无休无止的法律纠纷之中，并最终在1860年落魄归葬于惠特尼石棺西北向的“悬铃木道”（Sycamore Avenue）。
巧合的是，与他的悲惨命运相反，这个中年男人其实有个相当吉利的姓氏，“好年头”（goodyear）；而在汽车迷中，他的名字还有一个更加响亮的译法——固特异（Charles Goodyear, 1800-1860）。
如果说惠特尼的轧棉机是美国走向南北战争的导火索的话，那么固特异的硫化橡胶无疑便是让美国从内战阴影中重生的助力剂。正是在此技术的基础上，美国人逐步研制出了具有高度耐磨性的橡胶轮胎，因此才有了后来所谓“车轮上的国度”。
1898年，来自俄亥俄州的商人弗兰克·希伯林（Frank Seiberling）在小城阿克隆成立了一家橡胶轮胎公司。为了纪念四十年前那位不幸的硫化橡胶发明人“好年头”先生，他把自己的这家公司命名为“固特异轮胎与橡胶公司”（Goodyear Tire & Rubber Company）。
这一次，“好年头”先生终于等来了自己的好年头。七年之后，希柏林的“固特异”轮胎随着流水线生产的福特Model T型汽车走向了数十万美国家庭，也由此开始承载着美国经济在二十世纪的快车道上飞速前行。
查尔斯·固特异墓
然而，在这个春天，所有的飞驰似乎都因一场百年未见的大疫而中止。
新冠疫情期间，耶鲁全校停课，寄居于法学院旁贝克堂（Baker Hall）的我在舍中待得烦闷时，便常常来到若无街墓园散心。十八英亩大的墓园鲜能见到其他身影，由此也得以静穆地收留着一个现代人的所有惶恐与不安。
这座本因疫情而建的“亡灵之城”，二百余年后却又因疫情变成了此世之人的避难所，就好像是一个漫长的叙事又吊诡地回到了它最初的起点。而或也正是在这吊诡之中，我仿佛读懂了墓门上的那句标语。它典出《圣经·哥林多前书》 第15章：“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