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污名与他者想象：关于传染病的“爆发叙事”危险在哪？（巴迪老师旧实验室）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自2月下旬起，新冠疫情以愈演愈烈的态势在全球扩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病例数量达到首个10万花了67天时间，达到第二个10万用了11天，第三个10万仅用了四天，第四个10万则在两天内出现。他强调，所有国家都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这场全球危机。

目前，全球各地的医疗领域专业人士正在紧锣密鼓地治疗病人，分析病理，开发有效药物和疫苗。“新型”一词指向的是一种医学工作者尚未掌握原理和治疗手段的疾病，但新型疾病的爆发对个体和社会的巨大伤害绝非陌生事物——新型冠状病毒的英文名为“SARS-CoV-2”，它让人立刻便能联想到17年前肆虐的SARS。过往流行病爆发的相关记录帮助流行病学家尽快确认问题所在，找寻应对方案；它们也为向公众传播最新消息的媒体记者提供了某种参考依据；医学研究者更是需要依靠他们对类似微生物的知识去了解一种陌生的微生物。

先例在帮助我们搞清楚新情况的同时，也在塑造我们观察和回应疾病的方式。杜克大学英语文学教授普利西拉·瓦尔德（Priscilla Wald）将这些向全社会介绍“新型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ns）概念、让疾病爆发相关词汇进入信息流动的话语称为“爆发叙事”（the outbreak narrative），并指出“爆发叙事”大体遵循同样的叙述规律：

“爆发叙事——在科学、新闻报道和虚构典型中——遵循一套公式化的剧情，它开始于一种新型传染病的发现，包括对病毒全球传播网络的讨论和流行病发展的时间线描述，终结于对它的控制。”

所谓“爆发叙事”固然能让新型疾病的信息传播更有效，但它亦有危险。瓦尔德认为，它们有时会污名化个人、特定群体或特定地区，影响科学家和大众对自然与感染后果的理解，形塑我们对疾病威胁的想象，让我们对一些疾病的爆发充满恐慌，却对另一些同样危险紧迫的疾病熟视无睹。

在下面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根据瓦尔德在《感染：文化、携带者及爆发叙事》（Contagious: Cultures, Carriers, and the Outbreak Narrative）一书中描述的上世纪两场在美国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流行病，揭示同样的叙事结构如何一再出现，以及这种叙事对于当下的新冠疫情又有怎样的影响与启示。

伤寒与艾滋：病毒携带者污名化与个体担责

把对疾病爆发病因学的解释构建为一个强有力且通俗易懂的叙事，围绕着一个前提展开：发现病毒携带者。“伤寒玛丽”（Typhoid Mary）的发现是20世纪初至今最为广泛传播的病毒携带者案例，她本身的“无症状”和高传染性更是令其成为“超级传播者”的象征。

1907年，伤寒研究专家乔治·索伯（George A. Soper）博士受命前往纽约长岛调查一起伤寒爆发事件。伤寒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肆虐于欧洲的贫民窟疾病，在美国富人区的突然爆发因此引起了公众注意。索伯对这次调查的早期记录堪称是一部侦探小说，他仔细调查了房子的里里外外，逐一排除传染源，最后将目光锁定在曾经在这户人家工作的厨师、来自爱尔兰的单身女人玛丽·马隆（Mary Mallon）身上。

在索伯及其他医疗工作者的描述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玛丽·马隆对医学判断的顽抗。索伯怀疑是玛丽·马隆传播了伤寒杆菌，决定对其进行体液检测，然而她从未有过伤寒感染症状，对这一提议恼羞成怒。索伯称自己对玛丽·马隆的不合作态度感到震惊，“无法指望能取得她的合作，弄清楚萦绕在她的过往周围的谜。”公共卫生官员则迅速对玛丽·马隆采取强制措施，将她送往传染病医院进行隔离。另一位公共卫生专家萨拉·约瑟芬·贝克（Sara Josephine Baker）评论称：“是她的恶劣行为导致了这一不可避免的命运，院方已经尽可能善待她了，但她永远不会听道理。”

1909年，玛丽·马隆上诉法院要求得到释放，在当时获得了不少公众同情。但法院认为她是一个公共卫生威胁，要求她返回传染病医院继续隔离。次年，她被允许出院，前提是放弃厨师工作，并定期向公共卫生部门报告。被释放的两年内，她取了个化名消失了。1915年，玛丽的行踪再次被发现，当时她在伤寒爆发的纽约市斯隆女子医院担任厨师。

当年，索伯出版了第二部讲述玛丽的作品，在他的叙述中，玛丽·马隆对官方规定的有意违抗毫无疑问证明了她的确是一个公共卫生威胁，他对“伤寒玛丽”的定性也因此长远地留存于公众记忆和流行文化中。然而被“伤寒玛丽”故事所忽视的，是公共卫生政策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博弈，以及缺乏医学知识的普通人在面对混乱信息时展现出的对所谓医学权威的质疑（索伯敦促她尽快割除胆囊，但就她体内的伤寒杆菌来源一直给出自相矛盾的解释）。

对病毒携带者桀骜不驯本质的强调也出现在1980年代美国艾滋病的叙述中，这一次，“零号病人”（Patient 0）成为了那个“超级传播者”。1987年，美国记者兰迪·希尔茨（Randy Shilts）轰动一时的纪实作品《世纪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奠定了当代艾滋病叙事的基础。在该书中，希尔茨讲述了加拿大航空公司法裔加拿大空乘盖坦·杜加斯（Gaetan Dugas）的故事——作为北美地区最早被诊断为艾滋病的患者之一，他因“零号病人”的身份和恶意的态度而臭名昭著。

瓦尔德指出，“零号病人”的叙述遵照此前病毒携带者的叙事结构，盖坦·杜加斯就是“‘伤寒玛丽’的魁北克版本”。希尔茨明确地指出了他们两者之间行为举止上的高度相似性：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发现，洛杉矶第一批19位男同性恋艾滋病患者中，有四人与杜加斯发生过性关系，另外四个病人的性伙伴与他发生过性关系。当研究人员找到盖坦·杜加斯，告知其传染源身份时，他拒绝放弃自己的性冒险，且至始至终没有完全接受自己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携带者的事实，“当然，我还是要过性生活的……没有人向我证明了我能传播癌症。”

“希尔茨对杜加斯的妖魔化程度甚于索伯对玛丽·马隆的妖魔化程度。”盖坦·杜加斯活跃的性行为及其空乘的身份让他成为病毒的绝佳载体，这位“超级传播者”同时象征着难以约束公民行为的公共卫生困境和病毒本身的恶毒无情——这很难不让人看出杜加斯成为一个疾病叙事工具的便利性。瓦尔德认为，“零号病人”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概念，因为把携带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加拿大空乘化作“零号病人”是构建HIV/AIDS爆发叙事的关键要素。无论是“伤寒玛丽”还是“零号病人”，他们是传染病的人体化身，他们对自己传染源身份的无知无觉让个人警惕和实验室科学的最新成果都不足以抵御被感染的风险。他们因此成为公共卫生宣传的绝佳道具，不断提醒公众人际接触过程中未知未见的危险，正如1912年刊登于《纽约州医学期刊）（New York State Journal of Medicine）的一篇文章所说：“一个人会成为特洛伊木马，他毫不疑心的邻居就像古代希腊人一样欢迎他来到他们之中……发现这样的人是很难的，更难的是发现他们后要拿他们怎么办。”

然而，将某些特定个体指认为流行病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并不符合医学规律。以“零号病人”为例，这最初只是1984年《美国医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一篇论文中的指示病例（index case），在文章中，作者指出四名洛杉矶艾滋病患者和四名纽约艾滋病患者与“零号病人”发生过性接触，随后他们继续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在之后关于这一研究的描述中，“零号病人”从该研究的流行病学指示病例变成了“北美艾滋病”的指示病例和源头，然而这一联系是缺乏科学认证的。

瓦尔德援引《科学》杂志刊登的一篇《世纪的哭泣》书评指出，将一个全球流行病归咎于某个个体的行为是荒谬的，如果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真的是从境外输入美国的，那极有可能是通过多个宿主实现的。由于缺乏早期病例的完备记录，且病毒潜伏期不定，我们实际上不可能精确地找到一个单独的传染源头。即使是希尔茨自己也在书中承认，盖坦·杜加斯是否就是将艾滋病带入北美的源头并无科学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爆发叙事”一方面归罪于病毒携带者对医学权威的反抗，强调他们的行动有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也要求所有人都承担起个人防护的社会责任。难以一一甄别病毒携带者的事实意味着所有个体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和社会交往习惯。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勤洗手——不仅是预防疾病的对策，也是对公民身份的衡量。拒绝服从公共卫生政策的病毒携带者是公共威胁，至于那些还未被感染的人，“粗心大意是最大的社会罪过。”

“第三世界化”：病毒的他者想象

与此同时，“爆发话语”往往将新型传染病构建为一种外来威胁，它由国外的宿主带进来，由贫穷和污染造成。苏珊·桑塔格等学者认为，疾病想象往往和一个族群对“异邦”和“他者”的想象有关：传染性重疾是“邪恶”的“他者”“异族”的错，他们蠢蠢欲动，不怀好心，时刻准备着污染整个社会。流行病因此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

瓦尔德指出，20世纪初美国人对伤寒的恐慌被包裹在“种族自*”的话语中——鉴于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有可能患上伤寒，人们开始将这种疾病视作白人种族与移民之间生死存亡的斗争，后者源源不断地来到美国，成为低端劳动力渗入美国的社会肌理，同时也带来了致命病毒。“流行病是日益增加的全球贸易和与其他文化、种族和致命微生物肆虐之地的接触导致的破坏性结果。它们让医学领域的许多人士与政治家同仇敌忾，致力于将卫生改革和日益激烈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1906年，美国通过了《归化法案》，规定所有移民必须登记在案。或许是受此启发，包括索伯在内的公共卫生官员提出确认并控制健康带菌者能够消除或显著控制许多传染病。

在那段时期的伤寒叙述文本中，这种传染病往往与某些特定阶级和特定群体联系起来。就玛丽·马隆而言，她的爱尔兰移民和单身女性身份既吻合又强化了当时的美国人对爱尔兰移民群体的想象。贝克曾说过，“爱尔兰人和俄国犹太人生存环境的肮脏程度有的一拼。”在19世纪最后十年，纽约市超过1/3的人口是爱尔兰移民及其后裔，他们的存在非常引人注意。与许多其他移民群体不同的是，爱尔兰移民大多为单身女性，且她们当中的多数人从事家政工作。

很大程度上来说，玛丽·马隆在公共话语中呈现的形象吻合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懒散、邋遢、肮脏、工作能力平平的女佣。在索伯的故事中，玛丽·马隆是一个“大约40岁左右，聪明、高大、壮实、单身且难以沟通的女人”。他对玛丽不符合白人女性传统审美、甚至有些男性化的再三强调，实际上正是当时的美国人对爱尔兰女佣的总体印象。

半个多世纪后的艾滋病则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源自非洲或海地的疾病。通过希尔茨的叙述，公众得知盖坦·邓加斯曾去过海地，也许是从法国把艾滋病带回北美的。但早在1982年7月，“海地”这一地名就与艾滋病产生了联系——美国疾控中心刊物《发病率与死亡率每周报告》（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刊登的《美国海地人群的机会性感染和卡波西氏肉瘤》一文立刻引爆了艾滋病非洲/海地起源说，之后的诸多学界研究和媒体报道都不断加深这一联系。在1988年《科学美国人》杂志的艾滋病特刊中，首次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两位研究人员罗伯特·加罗（Robert C. Gallo）与卢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如此解释艾滋病爆发的原因：

“这种病毒在中非或其他地区的小型偏远群体中存在多年。在这些人群中，HIV的传播是很有限的，这些群体和外界也鲜有联系……但如今，曾经偏远罕见的事物已经变得普世皆有了。”

瓦尔德认为，虽然杜加斯从未去过非洲，也没有与非洲人接触过的记录，但“零号病人”和“非洲艾滋病”在希尔茨讲述的故事中还是牢牢地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希尔茨强化了非洲起源说，而杜加斯则因为他全球旅行的便利性成为了网络理论学者们口中的‘一个枢纽’，一个帮助病毒在全球网络快速传播的连接点。”在文化批评家西蒙·沃特尼（Simon Watney）看来，美国媒体对非洲艾滋病的描述充斥着种族主义——在文化、性及医学实践方面极端原始落后的情况下，艾滋病在疾病肆虐的非洲大陆滋生。

“非洲艾滋病”叙述背后隐藏的是美国人对平静生活将被第三世界的威胁侵扰的想象与恐慌。从冷战时期开始，去殖民化的非洲给美国人留下的集体印象是积贫积弱、在现代化道路上苦苦挣扎。艾滋病这一传染性极高又无法根治的疾病在美国的出现让第三世界的想象有了某种切肤痛感，唤起了人们对等级倒转的焦虑——“文明世界”的人或许是在适者生存游戏中最容易被淘汰的，第三世界的现在就是第一世界的未来，艾滋病的肆虐是美国的“第三世界化”（thirdworldization）。

将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连接起来的，是全球化时代的人员流动。瓦尔德指出，《世纪的哭泣》以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的纽约庆典活动开篇实际上大有深意。“高大的船帆在深紫色的夜幕中飘扬，烟花射向天空、炸开，在肃穆的自由女神像上方散开，变成红色、白色和蓝色的烟花。似乎全世界都在观看，全世界的人都汇聚在此。”希尔茨告诉读者，这些高船载着55个国家的水手来到曼哈顿参加庆典，“后来，当流行病学家彻夜研究并讨论病毒是何时何地开始流行的，他们注意到了这次盛会，并忆起纽约港那个绚烂夺目的夜，还有那些水手；想起这些人是从世界各地汇聚到纽约的。”

讽刺的是，如果我们将美国建国200周年的纽约庆典活动视作美国艾滋病的起源，那盖坦·杜加斯的“零号病人”身份就不成立了。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一位艾滋病患者能被追溯为源头，不过这并不妨碍杜加斯继续成为“超级传播者”的典型。瓦尔德认为，杜加斯和高船都在艾滋病爆发叙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前者为看不见的致命病毒添上了一张具体的、桀骜不驯的脸，后者则是城市世界主义的指代——它们利用了作为全球目的地的纽约的开放性，悄然引进了病毒，让美国人再也无法将艾滋病视作一个非洲问题。因此，198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项目负责人乔纳森·曼恩（Jonathan Mann）对艾滋病的称呼恰如其分，它的确是一种“地球村病”。

反思与结论

“‘爆发叙事’同时表达了包括国家边界在内的所有社会边界所具有的坚韧（tenacity）和空隙（porocity），它因此也昭示了——并且医学处理了——不断改变的空间和全球现代性社会群体分类之间的张力。”

瓦尔德所说的“坚韧”，指的是“爆发叙事”唤醒的一系列下意识反应：拒绝他者，拒绝外来人口流动，强调健康的“我们”和染病的“他们”之间的区别。但事与愿违的是，这种区隔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21世纪越来越不可实现——任何一种边界，都是“千疮百孔”的。瓦尔德注意到，在“21世纪爆发的第一个新型疾病”SARS期间，关于病毒传播机制的描述已将更多的重点放在了旅行者而非社会中的陌生人身上——是这些穿梭在全球网络中的旅行者将来自远方的病毒带回了本地社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分类与阶级区隔因此在流行病面前迅速瓦解。

这正是阿兰·巴迪欧所说的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经济上已经形成的世界市场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物理边界，但政治权力却依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当新冠肺炎这样的大流行病爆发，各国政府被愤怒无助的本国民众要求担责时，那些更深度参与全球经济的国家往往也更脆弱，无论是在全球人口流动带来的病毒传播几率上升意义上，还是在把生产外包出去导致的医疗物资不足意义上。

自2月下旬起，新冠疫情就以愈演愈烈的态势在全球扩散。然而直到3月26日，G20*才举行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商讨合作事宜。此前的一个多月里，全球性的合作一直缺位，全球政策的沟通主要停留在G7层面。尽管韩国总统文在寅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召开G20*电话会议，但当时G20的沟通只停留在财长和央行行长层面。欧央行前行长特里谢对此表示痛心：“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境’（borders）。希望不久以后，我们能突破这些物理的、人心的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