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莉
孙犁认为：“凡是成功的典型，都是以真人作为它的模特儿，作为创作的依据……鲁迅创造人物的方法，根基于真实的社会生活，因此才可能成为现实主义的，成为艺术的上品。”事实上，孙犁的创作也有这样的追求。
1943年3月在阜平河西村工作的孙犁（左）与胡华（右）、王炜（中）
为什么会写出《荷花淀》呢，因为孙犁曾经在白洋淀生活过，并且，听说了许多故事。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中，他回忆说：“《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它不是传奇故事，我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事先并没有什么情节安排。白洋淀属于冀中区，但距离我的家乡还有很远的路，1936年到1937年，我在白洋淀附近教了一年小学，清晨黄昏，我有机会熟悉这一带的风土和人民的劳动生活，抗日战争时期，我主要是在平安路西的山里工作。”
1945年的一天，在延安工作的孙犁遇到了从白洋淀来的老乡。他们给孙犁讲起水上雁翎队利用苇塘荷淀打击日寇的故事，“他心中的白洋淀生活和人物，陡然活了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创作契机。孙犁说：“冀中平原来的同志向我讲了两个战斗故事，一个是关于地道的，一个是关于水淀的，前者我写成一篇《第一个洞》，这篇稿子丢失了，后者就是《荷花淀》。”传记作者在《孙犁传》中这样记录他写下《荷花淀》的那个夜晚：“近邻的邵子南还在高谈阔论地不知和谁争论什么，要在平时，孙犁一定要过去听听，也许插上几句，此刻，他却一切都顾不得了，他点起煤油灯，坐上小板凳，把稿纸摊在作为桌子的木铺板上，手里的钢笔在纸上刷刷地疾走着……”（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
孙犁也提到那个晚上自己的一气呵成：“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说。”主要是思乡之情驱动。“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很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可以自信，我在写作这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民对作者的要求不会有任何不符拍节之处，完全是一致的。”（孙犁《关于〈荷花淀〉的写作》）
方纪后来在《一个有风格的作家》中回忆说，《荷花淀》的完成让他很兴奋，“那时我正在延安《解放日报》当副刊编辑，读到《荷花淀》的原稿时，我差不多跳起来了，还记得当时在编辑部里的议论——大家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编辑的判断是准确的。《荷花淀》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后深受延安读者喜爱，紧跟着，各解放区报纸转载，重庆的《新华日报》也进行了转载。香港的书店出版这篇小说时，还对“新起的”作家孙犁进行了介绍。由此，小说家孙犁开始蜚声文坛。
后来，孙犁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中分析说：“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的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是献身于抗日的战士们，看到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群众的抗日决心日益坚决，而妇女们的抗日情绪也如此令人鼓舞，因此就对这篇小说产生了喜爱的心。”
孙犁多次坦言：“在我的作品里，大部分的人物是有其真人做依据的。”比如双眉、小满、春儿、高庆山、李佩钟等，《芸斋小说》中的诸多人物也都各有出处。在谈到创作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时，他坦承小说完全是生活的再现，“是关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我没有做任何夸张，它很少虚构的成分，生活的印象、交流、组织，组成了小说的情节”。
相比而言，《山地回忆》的创作渊源更为曲折有趣。在《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一文中，孙犁说，小说开头吵架的故事来自他曾经遇到的一个妇女。1947年，孙犁在一个村庄遭遇到敌人炸弹的袭击，大难不死，只是被溅了一脸的血污。“在洗脸的时候，我和一个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了起来。我刚刚受了惊，并断定这是村里有坏人，预先在灶下埋藏了一枚手榴弹，也可以说是一枚土制的定时炸弹。如果不是山西的锅铸得坚固，灶口垒得严实，则我一定早已魂飞天外了。我非常气愤，和她吵了几句，悻悻然回到队上，马上就出发了。”这是写作《山地回忆》的引子。不过，孙犁强调：“小说里那个女孩子，绝不是这次遇到的这个妇女。这个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我也不想去写她。”
作家所要写下的，是让他产生深厚情感的、深具代表性的“那一个”：“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因此，在《山地回忆》里，作者对洗脸洗菜的场景进行了改写，他将“我”和妞儿的口角作为故事的开端，之后则变成了充满情感的交流互动。当然，《山地回忆》中，作家不仅写下了妞儿，还写下了对她一家人的牵挂与祝愿。
为什么孙犁要记下这些人与事？因为，“进城以后，我已经感到：这种人物，这种生活，这种情感，越来越会珍贵了。因此，在写作中间，我不可抑制地表现了对她，对这些人物的深刻的爱”。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22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