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锡麟教授
何锡麟，中共党员，中国矿业大学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层古生物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长期从事地质教育及研究工作，在煤田预测、石炭二叠纪地层及古生物领域有深入研究。先后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及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5部，主编高等学校规划教科书2册。先后获省部级（含省部级）奖励8项，其中，参与的《南方九省煤田预测》获煤炭工业部科技进步特等奖、主持的《腕足动物化石一新类型及其系统分类》获煤炭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924年，何锡麟出生于江西省定南县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1947年，他考取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但他对医学提不起兴趣。1948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大公报上看到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的报道，中国代表团团长孙云铸（时任北大地质系主任）关于地层古生物学的报告引起国内外热烈反响，他深受感染并下定决心要考取北京大学地质系。
在国立中央大学学了一年英语课和基础课，1948年8月，他顺利考取北京大学地质系，开启了他的地学生涯。何锡麟十分珍惜他在北大求学的时光，至今仍对地质系古生物学科的学习印象深刻。当时的教材全是国外英语原版教科书，没有一本中文教科书，教师授课、助教讲实验也全部使用英文，本科毕业论文一律要求用西语写作。通过不懈的努力，他顺利度过缓冲期，到二年级以后，他的所有作业包括实验报告都是用英语书写的。在校学习期间，他还积极参加燕山地质调查队、松花江下游地质调查等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参加实践调查，为相关地区矿产资源勘探利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1950年，就读北大地质系二年级的何锡麟，在实验室做铀矿分析
在北大求学期间，何锡麟还积极参与相关学术团体的工作。地质系主任孙云铸当时是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和中国古生物学会的理事长，经由他的推荐，1950年9月起，何锡麟担任两个学会的专职秘书，协助处理学术年会相关事宜，发布会议通知、收集回信、布置会场等，直到毕业离开北大，才由别人接替。同时他还是国际地科联、国际古生物研究会的团体会员。这些学术任职，也为他以后从事古生物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2年，何锡麟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至北京矿业学院任教。那时，学校还没有地质系，开设的地质专修科附设在采矿系下面，学生入学后，没有地质标本、没有地质教科书，所用的实验标本是从北京地质学院借的，学科建设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
靠借用标本办学终非长久之计，年轻的何锡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53年暑假，他和高文泰教授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标本采集之路。让他最难忘的，还是在香花岭的标本采集经历。当时他们从北京坐火车到达湖南郴州，又转乘汽车到桂阳县，雇了马匹前往香花岭等偏远山落，一路风餐露宿，不畏艰难。但当他们向癞子岭进发时，从老乡处得知此处前几天发生了老虎咬羊的事情。何锡麟从小生活在南岭山区，他分析了老虎的习性，得知老虎刚刚吃过一只羊，表示老虎并不会轻易攻击人类，两人这才继续采集工作。就这样，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香花岭工作了7天，采集了20余种矿物、岩石标本，共装载30余箱。
何锡麟教授正在研究一批二叠贝化石
随后，何锡麟又前往湖南其他地区、唐山等地采集地质、岩矿和古生物标本，协助图书馆采购地质图书，这才基本满足了本科生的教学需要。1953年，北京新建的五层地质大楼竣工，地质系正式挂牌成立，同年招收首批本科生120人。地质系成立后，他还作为代表参加了全国地质教育计划的修订工作，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修订了全国统一的工科地质教育培养计划及各科教学大纲。
何锡麟教授常说，地质人要干一行爱一行，要有“顶烈日冒酷暑，踏遍青山为人民”的志气。他始终身体力行，带着同学们一起跑野外、搞调查。沈南地区三万七千多平方公里（1：100000）综合地质调查和综合地质制图、苏南（长江以南）地区近1万平方公里的（1：50000）地质制图和地质矿产调查……这些现场工作，为相关地区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做出的高质量成果也让矿院师生收获了广泛好评，学生的野外实际工作能力大大增强。
作为煤田地质领域的新秀，六七十年代，何锡麟还曾应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的邀请，参加西藏综合考察队，跨过昆仑山，在喜马拉雅山整整工作了半年，承担相关地质矿产考察工作；应中国煤田地质局的邀请参加南方九省（缺煤省）的煤田预测，并担任江西省预测组科学顾问，相关成果获得煤炭工业部科技进步特等奖。
何锡麟教授（二排左二）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11届国际石炭纪地层地质大会开幕式
从青年时期进入地学领域，到从事相关的教学科研工作，何锡麟始终秉承对地层、古生物研究的热爱，勇敢且专注地投入研究，研究成果也在国际上收获广泛好评。
苏南五通组的时代问题是我国地质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压倒多数的意见，认为五通组合部为泥盆纪。1955至1959年，何锡麟在五通组顶部的砂页岩中发现了大量早石炭世的腕足动物，经过缜密的分析和研究，他在学术年会和学术论文中发表观点，提出五通组顶部包括下石炭底部的地层，并建议把五通组解体，把五通组顶部含早石炭世化有的地层分出建立擂鼓台组，下部地层保留无通组名称，划归为晚泥盆纪。20世纪70年代，孢子粉及其它化石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何锡麟结论的正确性，现已成为地质学界共识。
华北地区太原组和本溪组的时代归属，也是何锡麟在地层领域的一个研究突破。80年代之前，太原系（组）一度被学界定为早石炭世、晚石发世。1984 年在太原召开的华北晚古生代含煤地层讨论会上，何锡麟提出把太原组一分为二的观点。太原组下部（1/3）为晚石炭世，中上部（2/3）为早二叠世。在专著中，他首次对华北型晚古生代地层完成建阶工作，将华北石炭纪地层自下而上划分：田师付阶，本溪阶，晋祠阶；将二叠纪地层建立太原阶，山西阶，石虎子阶，西山阶和孙家沟阶，共8个阶。全国第三次地层会议基本采纳以上意见，并正式把太原阶划归早二叠世。而本溪组地层，地质界及教科书上都认为全部属于中石炭世，他和范炳恒老师合作在多地发现该地层下部含有早石世晚期地。
1970年，学校迁至四川三汇坝，更名为四川矿业学院，教职工开山劈石、干打垒以建校舍，就简陋以设讲坛，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期间有一些人因条件艰苦而离开，但对于何锡麟而言，二叠、三叠系地层完整的华蓥山，却是地质研究的圣地。他和同事带着学生上山进行野外实地调查，亲眼去看、亲手去挖，自己采集化石，十年间把华蓥山“翻了个底朝天”。
何锡麟教授在中国古生物学会17届学术年会上做学术报告
二叠贝化石就是在这期间发现的。二叠贝系腕足类动物的一种，当时，日本外高加索及马来西亚已经发现了相同的化石，却没有能做深入研究，未知何物。而他的团队从内部结构方面着手研究，证实了二叠贝属于腕足类动物，这是国际上首次证明二叠贝的实质。用中英文对照发表的研究论文在美国斯密斯研究院世界腕足动物研究中心很快就予以转载，在国际古生物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为此，1981年中国古生物学会还委托学校主持召开了“华南二叠纪腕足动物专题讨论会”，地处华蓥山的四川矿院名声大振。
中国古生物学会委托在我校三汇坝召开《华南二叠纪腕足动物专题讨论会》全体代表合影
而他的成就不止于此，在古生物领域，用板块构造理论首次全面讨论了东亚华夏植物群与欧美植物群、安加拉植物群和网瓦纳植物群的关系；并建立了一个新超科，一个新科和多个新亚科，16个新属和数十个新种，还纠正了国内外十几位专家在鉴定分类单元中的错误……
何锡麟教授出席第10届国际石炭纪地层地质大会期间,野外考察西班牙北部地质情况，与世界地质学家合影
谈及学术上取得的众多成就，何锡麟教授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培养铭记在心，大学读书期间，他没有交过一分钱的学杂费和饭费，他常说，“没有党和人民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他受邀前往澳大利亚狄肯大学讲学并签订合作培养研究生协议，得到郭育光老校长的支持；彭世济老校长批准紧急加印几百份论文单行本用于国外学者论文交流，这些关怀和支持，何锡麟教授始终铭记在心。
何锡麟教授访澳期间与狄肯大学校领导及同事合影
自1952年来到中国矿业大学，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何锡麟教授为数千名本科生、数十名研究生授课，共培养出13名硕士生和13名博士生。他先后为地质、水文和物探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了“古生物学”、“地史学”、“大地构造理论基础”、“腕足动物研究新动向”等13门课程。
1983年，何锡麟晋升教授，国内各院校很多学生报考他的研究生，这其中就包括现中科院院士沈树忠。沈树忠虽毕业于中专院校，但英语水平不错，何锡麟教授力排众议接收他攻读研究生。事实证明，他是独具慧眼的，沈树忠为国际古生物研究作出极大贡献，于201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9年4月，国际地层委员会授予沈树忠院士国际地层研究贡献的金奖，这个奖项每四年评选一次，目前在国际上只评出四个人，沈树忠院士已经成为国际上二叠纪地层研究方面的顶尖人物。
在人才培养上，何锡麟教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不光要求学生在专业上下功夫，也十分注重提升学生的英语水平。在工作实践上，也要求极高，每个研究生做学位论文前一年都要到野外地质调查，测制地质剖面，采集化石和样品。何锡麟教授总是和学生一道爬山涉水，无一例外地进行野外指导。
1993年，何锡麟教授（左三）在豫西指导应届毕业生实习合影
1997年暑期，73岁高龄的何老带领最后一位博士生，冒着酷暑在贵州高原北部搞调查，每天早出晚归，中午就吃自带的凉饭，每天一干就是10来个钟头，每天光来回爬山就要走四五十里路，一干就是2个月。因此，研究生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大多有自己的创见和新的发现。现在，何老的学生们很多都在高校任教，成为教授，有的当上了博导，有的当上了校、院的领导，有的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还有不少人成为国内外的顶尖人物或知名学者，在教书育人、科学创新方面均有不俗表现。
何锡麟教授（左二）在在博士论文答辩现场
何锡麟教授还十分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他不但力荐青年教师稿件，还经常在深夜为青年教师审稿、修改英文摘要，得到了青年教师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认可。他领导的古生物地层教研室也上下拧成一股绳，除了认真备课、努力教学外，还鼓足干劲搞科研。1988年至1997年，十年时间他们出版了8本学术专著，主编了3本高校规划教科书，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1989年国际古生物协会在美国出版的《世界古生物专家人名录》，学校有6位教师列入其中，并对他们分别作了简要的介绍。
何锡麟教授常说，“地质人看到山就很喜欢”。从事地质事业不仅充实了他的精神世界，还带给了他极为强健的体魄。已经95岁高龄的他，仍每天坚持走路三公里，讲话思路十分清晰，富有极强的逻辑性。虽然年事已高，何老仍密切地关注着学校的事业发展。他希望学校秉持前沿思想引领各项事业前进，在地球科学、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前沿领域做出矿大人独有的贡献。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矿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