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广州日报
很少有人知道，
广州荔湾区明心路有一间盲人大院。
2018年底，
因白鹅潭建设需要，盲人大院征拆，
48名视障人士迁入西村街道和苑社区。
和苑社区
本是一个大型拆迁安置社区，
如今也成为这群特殊街坊的安居之所。
近五年过去，
他们有没有适应新环境，
各自又有着怎样的过去？
带着这样的好奇，
记者走进和苑，聆听他们的故事。
她，幼年患退行性眼病
如常人般奋斗至中年
视障愈来愈严重
慢慢看不见了 “我决定跑起来”
人物档案
陈惠兴，幼年即患视网膜色素变性，视力慢慢减退。仍然靠个人努力考上师范学院，成为一名中学数学教师。视力越来越差以后，选择“跑马”“看”世界。
“正前方一团亮光，应该是天空，右边竖着的阴影，在抬头60度的位置结束，应该是楼房没错了。”
在陌生人看来，陈惠兴的眼睛是睁着的，与常人无异，可她什么也看不清。即使在生活了5年的社区周边，“看见”仍要靠推理。
2018年底刚搬来荔湾区和苑社区时，她对环境很不熟悉，只能隐约看见路中间的那条白色分隔线，盯住这条线，才能把路走下去。有时候盯错了，误把两边白线当中间线，跌倒、撞人时有发生。
世界越来越模糊
从她三四岁起，视网膜色素变性这种病就像阴云笼罩在头顶。
1967年陈惠兴出生在芳村盲人大院，出生时父母双盲，小时候她是父母的“小拐杖”，“他们总说我带路不看路，其实是看不清，家人带我去看眼科，一查，视网膜色素变性。”父亲同样患有这种眼病，母亲是后天致盲，作为女儿的陈惠兴没能逃脱遗传的大概率。
这是一种遗传性退行性病变，随着年龄的增加，视网膜光感受器细胞会逐渐退化，且无法再生。退行性病变是漫长的、渐进的，裸眼视力0.2、矫正视力0.4，是陈惠兴这辈子的视力“巅峰”，而后视力渐渐减退、视域慢慢变窄，最后，曾经看得见的世界消失在眼前。
这片阴云没能遮住陈惠兴的光。用只能看到5米以内轮廓的眼睛，陈惠兴在市八中（今培英中学）读完中学。
初三时，家人认为她的眼睛“大限”将至，“你爸爸就是20岁看不见的，不要考高中了，珍惜能看见的时候，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吧。”
面对这样的劝说，陈惠兴不服气，她理科学得比正常同学还要好，立志要当一名老师。她不仅考上了高中，还顺利考入广州师范学院，毕业后进入广州119中学（今花地中学）教数学。
板书写着写着就会歪斜，但这没什么妨碍，第一次带初三，陈惠兴把全班数学平均分拉高了40分。三尺讲台，她发光发热，与常人同样精彩。
“大限”始终要来。有人说，后天失明，是从一种世界进入另一种世界，而中间必须穿过的地带，叫做地狱。陈惠兴从小就有心理准备，她不恐惧，可当这一天真正到来时，她还是有点招架不住。
“我这个样子，别人看不出来，麻烦不少。”陈惠兴说，她40多岁时，总会不小心踢到人行道上的小摊小贩，被误解心存故意。2015年夏天，她遭遇了一场车祸，拿着盲杖的她被撞到鼻骨碎裂，住了一个月的医院。
那之后有了心理阴影，陈惠兴好一阵子不敢出门。休养3个月后，重返校园时，校方问她“还能不能继续工作？”她有些彷徨。
他们愿意陪我跑
当一扇门要关上时，陈惠兴用“跑”开了一扇窗。2015年10月，她接触到一个跑友团，决定用跑步来克服心理障碍、重拾信心。走路都有问题，怎么跑？所幸，有一群视力正常的跑友志愿当视障跑友的陪跑员。
在他们的陪伴下，陈惠兴在2015年完成了佛山西樵山半马公益跑；2016年3月广州组织10公里折返跑，陈惠兴拿到人生第一个完赛奖牌；2017年，她跑出国门，参加泰国清迈半马；2018年，陈惠兴挑战了广州全马。
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厦门、贵阳……5年来，国内几个大型马拉松赛事，都有她的身影，奖牌已攒了40多块，最好的全马成绩是4小时27分11秒。
“每次跑到25公里后，都是咬牙在撑的，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跑？但每次跑完下次还会去报名。”陈惠兴跑上了瘾，3月26日，她又跑完了安徽芜湖全马。
各地打卡马拉松赛事，也是在看世界，这是她的另一个梦想。大学时，陈惠兴没有向同学们提起自己的眼疾，尽量同他们一样参与课外活动。大三那年的九寨沟之行让她至今难忘，黄龙五彩斑斓的土，九寨沟清澈见底的水，就连第一次经历的川西的高反，都深深打动着她——看世界是这么美好！
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说，“请善用你的双眼吧，就好像你明天就要惨遭失明之痛一样。”陈惠兴一生都在这样的预言下生活，却用这种紧迫感活出精彩人生。
跑完“芜湖马”的这几天，陈惠兴到黄山、杭州、乌镇转了一趟，朋友圈里，她在油菜花前笑得灿烂，“有生之年，在我能看见的时候，我要跑遍世界，看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就算完全看不到了，只要有人带，我都要去。”
他，少年颠沛流离
“广州给我一个家”
70年前漂到广州
“我现在91岁了”
人物档案
刘树光，今年91岁，幼年失明。1951年来到广州芳村盲人院，安家落户娶妻生女，5年前搬至荔湾区和苑社区，在居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得以安居，晚年温暖幸福。
“我永远记得，我是1951年2月24日来到芳村盲人院的，那一晚吃的是茼蒿菜。”
和苑街坊刘树光今年91岁，他年事已高，很多事回忆起来，都变得模糊，唯独他到芳村盲人院那一天，日期和细节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是他颠沛流离10多年后第一次有了家。
记者在和苑社区服务驿站外，认识了刘老，他静坐在驿站走廊上，志愿者为他理发。细碎的白发散落在围布上，他一脸沧桑，写满故事。
刘树光自幼失明，对他而言，时间和经历是很难精确的，甚至同眼前的黑一样混沌。连他自己都不能梳理出91年来的过往，然而，口音里藏着一个人的阅历，他一开口，就把自己“交代”了。
在广州有“37年工龄”
“我会说广西话、湖南话、广州话、普通话的啵。”刘树光出生在广西桂林全州县，说话习惯加个“啵”。三四岁时，父母把他送到广西孺幼院，父亲探望过一次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在孺幼院，吃饭要靠抢，可能是营养不良，六七岁时，刘树光看不见了。
战火纷飞，孺幼院一直在搬，大人挑着坐在箩筐里的刘树光逃难，在桂林一家老人院落脚，刘树光不堪挨饿挨打，跟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同伴逃了出来。“我们在桂林北站扒火车，火车开到全州，同伴肚子痛下了车，他没有上车，我一个人坐到了湖南长沙。”一个无依无靠的盲童，开启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刘树光在长沙一家医院门房露宿，又跟着一群杂耍艺人在火车站谋生，之后在湖南郴州得了痢疾，他扒火车来到广州时，也不过十五六岁。广州是最后一站。刘树光在上下九附近的杨巷、杉木栏路、一德路讨生活。广州城解放时，解放军把他送过了珠江，安排他在海珠一个盐仓暂住。
辗转中山一路越秀桥附近的教养院、东山盲人瞽目院，刘树光来到明心路芳村盲人院住下，一住就是60多年。这里成了刘树光的家，做扫把、纱布、螺丝钉，他勤力做工养活自己。
39岁时，他找到人生伴侣，一位做“蛋黄”（手电筒灯泡）的盲人姑娘，养育了两个女儿。拉胡琴、唱歌，他甚至有了自己的小爱好。
从小失明、被父母抛弃、在孺育院受苦，四处流浪……是广州，是芳村盲人院接纳了他，让他得以有份工，在这里结婚生女。“我有37年的工龄。”刘树光对自己的工人身份很自豪。
他们是我的眼睛
2018年底，芳村盲人院搬迁，刘树光同40余名大院邻居搬迁至和苑。从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小院子，搬进一个陌生的大型电梯楼小区，不会坐电梯、不认识路、邻居大都不熟、不知去哪里买菜就医，一开始，他非常不适、不安。
如何让刘老和邻居们尽快适应新家？刘树光所在的和苑社区居委会花了很多功夫。原和苑社区党委*、居委会主任邓映玲回忆，居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先带着他们摸索家中轨迹、熟悉居家动线，让他们能独自在家生活。
为保障他们在社区公共空间的安全，盲道、扶手、电梯间盲文按钮、楼层语音播报……一系列无障碍、导盲设施完善起来。志愿者带着他们下楼，踩着盲道边走边讲解，居委成立巡查小分队，主动帮助迷路的视障居民。在他们的带动下，热心街坊也伸出援手，下楼的视障居民多了起来。
考虑到视障群体对周边环境了解较少、休闲娱乐活动单一、社会互动缺乏，西村社工站联合社区志愿者队伍“近邻帮帮队”开展“漫步”西村活动，帮帮队队员“一对一”带领他们走访了周边的增埗公园、街道政务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还为他们提供义剪、义缝、义修、探访等服务，帮助他们增加对周边重要生活场景和公共服务的认识，扩大他们的活动半径，便利、丰富他们的生活。
离开感情深厚的芳村盲人院，刘树光再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暖。如今，他已安居新社区，“记得在孺幼院，有伙伴为我忧心，你看他那么小，不知道能活到多少岁？如果他们中还有人在世，我想告诉他们，我现在活到了91岁，过得很好，请放心。”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多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廖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