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法国约纳省
“布鲁斯”特工队焦急地坐等了两个月后，接到了让他们迅速伞降到法国的任务。8月12日，星期六上午，伦敦特种部队总部通过加密电话对密尔顿大厅下达了准备命令。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必须在当天晚上6点做好准备离开乡间庄园。通常对一个团队伞降到法国的通知都会提前两三天下达，伦敦给他们的任务简报都是以一种相对休闲的节奏，让他们有时间吃上一顿大餐，或许在餐后再开个告别酒会。但现在法国战场的前线移动比盟军预期的要快得多，给“布鲁斯”特工队的伦敦作战简报缩短到了一天。他们要在星期日晚上跳伞。
因为时间紧张，团队任务所需的设备已经提前送到了机场。三个人接到通知，要求把他们的便装打入行李包。十天前，科尔比扭伤了左膝盖，现在还在隐隐作痛，但是他没有时间去顾及这个疼痛，也没有时间考虑为何要带上便服。下午6点整，一辆道奇卡车停在了密尔顿大厅的入口处。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爬到了后面的车厢，卡车一溜烟向伦敦驶去。
7月初，100万盟军开到了一个滩头堡，这是个离诺曼底海岸只有六英里的地方，他们的前面就是一座最牢不可破的德国国防军武装综合体。这里纵横交错的高墙，上面有多瘤的灌木，横亘在布莱德雷大军的南面；外加狂风海浪耽误了攻坚重装备的着陆，德军的防御和大自然给艾森豪威尔的大军设置了种种屏障，使他们7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都被严密封锁在“诺曼底的口袋阵”中。然而，在7月底，舍曼坦克配备了修剪机，披荆斩棘打通了灌木丛；同时，一个代号为“眼镜蛇行动”的开展使盟军终于冲破了“口袋阵”。小乔治·S. 巴顿中将的第三集团军已经于8月1日启动，他接到命令，派遣他的第八兵团向西荡平布列塔尼半岛，让盟军用那里的港口作为武器和装备的落脚点。杰德堡团队和英国皇家特种空勤队的突击队已经空降，负责组织大约2万人组成的法国抵抗组织在第八兵团到达之前进行攻击，同时保护其侧翼。在伦敦一个特种部队的作战室，凯西监测着血腥激烈的战斗，但这些战斗最终被证明是白费力气。盟军从未将布列塔尼地区作为一个主要的港口。
与此同时，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和考特尼·霍奇斯中将的第一集团军向东挺近，目标直指塞纳河。而8月15日，亚历山大·帕奇中将的第七集团军在法国南部的里维埃拉海岸登陆，向北进军。在诺曼底被突破后，希特勒给德国国防军下达的任务是：拖住盟军在法国进军的步伐，至少到9月份，给他争取时间。但曾被某记者称为“咆哮彗星”和西点军校同学称为“有头脑的斗鸡”的巴顿将军，拒绝“减速”。他对手下说：“由于滞留在错误的河岸，我们已经输掉了太多的战役。”第三集团军会奋不顾身地前进，用各种手段打击德军，让他们没有时间组织防御。巴顿与多诺万是旧交，他们两个都拥有华盛顿外的弗吉尼亚骑士庄园。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地面指挥官中赞赏战略情报局所开展的非常规型战争的人之一。在这场战役中，第三集团军的飞机和大炮将向德国士兵发放3.1亿多张宣传单。巴顿对多诺万所提供的诸如杰德堡特工这样的破坏者是来者不拒。
到目前为止法国抵抗部队的成功，鼓舞了盟军规划者们，他们下令让巴顿部队向东挺进，帕奇第七集团军迅速北移。8月8日，被艾森豪威尔任命为法国间谍和游击队特工指挥官的法国将军玛丽·皮埃尔·柯尼希，命令26个杰德堡团队，包括科尔比的团队，准备速降，并在第三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抵达之前组织抵抗力量。
8月12日，星期六夜晚，载着“布鲁斯”特工队的道奇卡车停在了伦敦中心德文郡街46号一排其貌不扬的房子前。这三人注意到了这条狭窄街道对面的天竺葵盆栽。他们背着行李上了台阶，一丝微光出现在门口，开门的是个体格魁梧的老头，他一身平民打扮，衣服上还别着一条服役丝带，表明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个狭窄的联排别墅内，是密密麻麻的劳累过度的英国和美国军官、女秘书和身穿花呢夹克衫打着蝴蝶结学者模样的人。他们在楼梯间上上下下，在房间里进进出出，腋下夹着盖有“秘密”印章的文件，一脸的紧张和严肃。杰德堡团队正如...
他们把包放在了床上，来到了二楼的作战会议室，发现这里布置得像个教室，里面有小课桌，战术地图和米其林地图贴得满墙都是；会议桌上堆得满满的也都是地图，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布鲁斯”特工队和他们三个的代号。他们一直工作到深夜，次日上午9点，又马不停蹄地继续工作。一个简报团队紧跟着另一个简报团队鱼贯而出，带来了情报摘要、信号计划、代码便笺、国家报告、照片和更多的地图（有些印在丝绸上，可以让他们塞进口袋里）。会议桌上的茶叶和杯子周围的资料开始堆积如山。所有“布鲁斯”特工队成员的问题都得到一一解答。一个来自伦敦杰德堡办事处的身材高大、头发花白的英国中校，时不时溜进来从房间的后面观察着这一切。
简报人员告诉他们，他们将是从英国派出的第30支杰德堡团队。星期日晚上，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将空降到巴黎东南部的约纳省。他们将被安排送往当地抵抗组织“电阻网”，引导其游击队炸毁桥梁和铁路线，封锁道路，并伏击德国巡逻兵，尽一切可能帮助巴顿的第三集团军从西面包抄德军。
约纳省有着连绵起伏的牧场和葡萄园，一度曾是物产富饶之乡；现在却面临粮食短缺，大多数的乡村商店都空空如也，而且排满了长长的队伍等待购买稀缺商品。位于约纳省中心的欧塞尔郡周围的饥饿的狼群，像之前饥荒时期一样，已经开始吃葡萄藤上的葡萄。镇民们怀疑，他们看到的那些狼群之所以昏昏欲睡，是因为它们吃的葡萄开始在它们的胃里发酵成酒了。
德国人在约纳省动用的国家警察对法国人压迫到了极点。德国国防军在这里设置的是柏林时间，下令晚上8点开始宵禁，随时检查公民身份证件，并在大街上对他们搜身；要求行人在德国士兵通过时让开人行道；要求所有的公共建筑上悬挂红黑色纳粹卐字旗；要求自行车头灯被漆成蓝色以方便夜间的灯火管制；命令电影院上映德国新闻影片；禁止法国人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不许他们唱《马赛曲》；杜绝饲养信鸽（这是约纳人最喜欢的消遣，但纳粹不希望它们通风报信）。约纳省是勃艮第地区的一部分，这里吸引了戈培尔和其他高层级纳粹分子的兴趣，因为他们酷爱这里的葡萄园酿制的美酒。希特勒为了让他的核心集团利润丰厚，让德国的葡萄酒商人穿着军装到这里，以批发价购买最上等的葡萄酒。法国称之为“德国酒商”。
约纳省和东部相邻的科尔多省有强大的抵抗组织“电阻网”。一名英国简报人员告诉科尔比和他的战友，抵抗组织的代号是“登克曼”，假名为“让·马里”的亨利·弗拉热负责领导这个抵抗组织。弗拉热曾是阿尔及利亚战场的法国上尉，1941年登上了一艘英国潜艇偷偷潜入马赛港。他身材修长，讲话柔声细语，一头灰色的阿尔萨斯头发，慈眉善目，有几乎像女人一样的脸庞；情到深处时，声音变得洪亮，脸部表情活灵活现。弗拉热先是在法国南部帮助抵抗组织“电阻网”，最终在1943年接管了“电阻网”。该组织在诺曼底登陆日后，在约纳省发展到了700人，他们切断道路，炸毁桥梁，捣毁德国人征用的生产工厂。“布鲁斯”特工队被告知，弗拉热在跳伞区会有一个接待委员会接应他们。关于他们在“电阻网”中的两个主要助手，情报官翻看了一下文件找到了名字，叫安德烈·马尔萨克和罗歇·巴尔代。
科尔比在便笺上潦草记下，但突然停下来举手提问：“如果我们不能与弗拉热或他的人取得联系该怎么办？”这名英国军官似乎被这个问题问蒙了，工作人员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计划。一名助手从房间里冲出去，回来时手中拿了一个安全房子地址，万一这个团队接触不到登克曼组织的人，可以先到这里。
更多的情报官鱼贯而入。“布鲁斯”特工队将会在没有月光照耀的时候飞到降落区，这让他们寻找降落区难上加难。在本月剩下的日子里，空军也不会在无月的夜晚飞到法国更北的地区，这意味着伦敦可能无法保证这个团队的适当供给。信号员告诉维勒布瓦，本次伞降他只有一台无线电。如果这台丢失或损坏了，他们承诺迅速更换一台。他们告诉他，着陆后尽快建立无线电联系。他收到了一份他可以发报的时间表，根据日期的偶数或奇数，发报时间也有不同。一个财务官随后给每人发了一个帆布钱包让他们系在腰间。科尔比和勒隆的钱包里各有10万法郎，维勒布瓦的包里面装有5000法郎。在他们最终遇到抵达约纳省的巴顿大军的先遣部队后，他们的暗号将是“南希”。
反间谍官员之后进来，给他们简述了团队可能面临的危险，如盖世太保、帝国保安部、阿勃维尔、维希民警。科尔比在密尔顿大厅已经阅读过大量的敌人情报部门的报告，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被俘的杰德堡特工，所以很清楚自己面临的是什么。反间谍官员却说，有些被俘的英国特工被阿勃维尔特务解除看守，邀请他们一起喝午茶，以套取情报。目前英国特别行动处收到的关于酷刑的报告包括：拳打脚踢、棍棒殴打、电击生殖器以及赤身裸体从头顶扣冰水直到犯人以为他会被淹死。伦敦推测，突击队一旦被抓住了，很少有人扛得住，他们应该明白这一点。“布鲁斯”特工队的危险远不止这些。更为复杂的是，抵抗组织的安全工作通常很糟，如果突击队被抓，根本没有什么掩护身份的故事可讲。而如果他们身穿便衣被逮捕，那肯定会被枪毙。科尔比英勇无畏，但并非有勇无谋。他自诩自己在冒险中都是有勇有谋的。他们三人认为穿平民服装是明智的，所以按要求将它们打包装入了去机场的行李中。
8月13日，星期日，傍晚时分，匆匆忙忙的作战会议宣告结束。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从三楼拿下了行李包，塞入了他们在德文郡街搜集到的地图、笔记和钱袋，与他们的执行官一起，挤进了在外等候的道奇卡车。在向北驱车到61号站点的两个小时的行程里，她继续让他们阅读有关任务的补充材料。61号站点是个布满常春藤的乡间别墅，就在北安普敦郊外，离机场大约十几英里。这里戒备森严，是专门为间谍和像杰德堡特工一样的突击队准备空降到法国的人设置的。几个人刚从卡车里爬出来，就看到身穿战斗服的忙碌的军官和活泼的辅助本土防务部队的姑娘们在欢迎他们的到来。他们走进庄园的休息室，房间屋顶很高，墙上挂满了旗帜、地图和一个标靶，书架上堆满了杂志和书籍，角落里还有一个留声机、收音机和乒乓球桌。
在餐厅，“布鲁斯”特工队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但是之后的消息却让他们难以消化。勃艮第地区的大雨和铺天盖地的低云令他们不得不取消当晚的飞行。61号站点的工作人员各自都是一副很坦然的样子，似乎见怪不怪。法国上空的恶劣天气阻止伞兵降落，比地面上的德国人阻止得还厉害。“布鲁斯”特工队将在星期一晚上再试一次。次日，8月14日，黄昏，地面上前进的盟军部队挣扎着堵住了法莱斯口子，将德国中央集团军群B集团军逼到约纳省以西约190英里的地方。在他们上方，法国一片万里晴空。一辆车窗拉着窗帘的黑色的美国大轿车，把“布鲁斯”特工队带到了哈灵顿机场。他们的执行官，挤在后座的两个男人中间，宣布了她夜间从伦敦收到的一份重要的补充材料。阿勃维尔已经逮捕了亨利·弗拉热。他的副手罗歇·巴尔代现在负责“登克曼电阻网”，他将是“布鲁斯”特工队到达后的关键联络人。这个消息并没有令汽车里的突击队员感到特别不安。科尔比后来写道，这就“好像是宣布我们的女主人病了，由表弟取代一样”。
汽车行驶了大约半个小时。由于灯火管制，轿车的灯也必须熄灭，司机只好驾车沿着狭窄的乡间小路缓慢地前行。哈灵顿机场，位于北安普敦以北，是飞机秘密起飞的理想之地。在辽阔的草原上标记有三条交叉跑道，所有通往跑道的路都被封死，阻挡了好奇的人。一股潮湿的风总是咆哮地扫过高高的草地，掩盖了每晚起降的将近五十架轰炸机和运输机的轰隆声。这个小城除了有3000多名飞行员、机组工作人员和地面部队外，在跑道以北还设有一个帐篷城。他们的黑色轿车通过了最南端的一个岗哨，穿过了伪装的炸弹堆和油箱，然后绕过东西跑道，来到了半圆拱形活动房屋。在那里，战略情报局的装配师正在等候“布鲁斯”特工队。
装配师开始着手三人的检查工作。首先搜查了突击队员迷彩服的口袋，掏出了所有可能泄露他们部队秘密的物品。然后每个人都在腰间绑上了在德文郡街收到的帆布钱袋，费劲地穿上沉重的背心，套上了一个带钩的网眼帆布兜，用来携带与他们的身体连接的装备：一把带皮套的柯尔特45手枪（M1911手枪），一把带折叠枪托30口径的卡宾枪，一个弹匣袋、军用水壶、双筒望远镜、刀、伞铲、手电筒；一个干粮袋挎包里面装满了*餐具、两包脱水口粮、洗涤和刮胡用具、备用的袜子、秋天变冷时穿的高领毛衣、地图、指南针、量角器、火柴、哨子、净化水的药片、吗啡、一顶贝雷帽、一顶带檐帽、战地写信便笺和铅笔、一小瓶朗姆酒；还有一个单独的腿袋，用一条15英尺长的绳子系到突击队员的脚踝，在他们跳伞的时候一起降落，里面装了更多的口粮、备用靴子、额外的弹药、内衣、睡袋、乌洛托品炊具、急救箱、两支蜡烛、卫生纸；单独的圆柱形容器中装有更多的装备，炸药、维勒布瓦的无线电、他们的便装（总部为以后的供给记录了他们所有人的尺码）会跟他们一起被丢下飞机。
在帮助杰德堡特工进入他们的降落伞之前，三名装配师给每个人配备防水降落伞罩，这样他们身上悬挂的设备就不会被线绊住。这一切准备妥当之后，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戴上了英国伞兵的头盔，系好了下巴扣。浑身上下满满的装备，令他们寸步难行。装配师把这三名杰德堡特工推上了一辆旅行车，带着他们和他们的英国护送者开到了跑道场，那里的B-24“解放者”轰炸机已经启动引擎。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互相扶着下了旅行车。他们的执行官祝他们好运，但由于飞机在机场的滑行声音太吵，他们根本听不清。她会一直在哈灵顿机场等着B-24返回，当然希望飞机能带回他们跳伞成功的消息。
突击队员像企鹅一样摇摇摆摆地走向了飞机。“解放者”的机组人员看着他们笨重的身体通过轰炸机的底部舱口的时候笑个不停。科尔比在爬上飞机之前，注意到“解放者”的副驾驶舱窗下涂着“漂亮女孩二号”。
“漂亮女孩二号”属于美国陆军航空队第492轰炸大队，这个大队由四个中队组成，负责把战略情报局的突击队员和间谍空降到法国敌占区。根据他们的行动代号，他们被称为“提包客”。“漂亮女孩二号”的机组人员不知道“布鲁斯”特工队的杰德堡特工的名字，而且也不能认识他们。所有的空勤员都接受了严格的命令，不准跟他们空投的特工交谈，甚至不许问哈灵顿机场其他“提包客”机组人员的名字。这样，如果他们不得不在敌占区跳伞，德国的情报机构从他们口中得不到任何情报。
科尔比认为，“解放者”轰炸机上的机组人员太年轻，易恐慌。他的判断没错。轰炸机的飞行员罗德里克·尤尔特，来自怀俄明州，还没过22岁的生日，其他七名机组人员也就20岁出头。执行过20多次任务之后，他们有绝对的理由对每次新的飞行感到害怕。1944年的上半年，德国以及德国占领国家的空中防御变得更加*气腾腾，以至于在那期间服役的每1000名美国重型轰炸机机组人员中，就有887人死亡、受伤或失踪。机组人员曾争论过空投什么更加危险，一致认为空降特工相比空投炸弹有着更特殊的风险。进行一次轰炸袭击，“解放者”只需要跟着引航机组成编队，而且通常都有歼击机护航。轰炸机机组人员在完成任务后可以互相交谈。而“提包客”任务是孤狼行动，由飞行员和导航员精心策划，如遇困难，飞机上也只有机枪用作掩护。任务完成之后，他们除了能因活着回来松口气之外，也无法享受任何友情。
此时，尤尔特和他的副驾驶沃尔特·萨林在检查驾驶舱，调度员西德尼·卡根则忙于将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系在机舱内的木制硬板凳上，并捆上他们的装备。批量生产的B-24轰炸机是个丑陋的野兽，因执行这些特殊任务被漆成了黑色；机翼有四台发动机，飞行员很难操控，但速度超快、安全可靠、坚固耐用，可续航3000英里；驾驶舱的飞行仪表盘的标准装备被换成了专用的无线电和导航设备，适用于夜间低空飞行；“解放者”机身上的很多其他硬件也被取下，好腾出空间装载特工和他们的行李装备；飞机上金属波纹的地板上还铺上了胶合板，方便乘客和机组人员行走；边上用螺栓固定了结实的挂钩用于连接强制开伞拉绳，还安装了跳伞用的红灯和绿灯，以及特工和调度员移动准备跳伞时要握的扶手；飞机上所有武器都被移除，以便在上面和尾部的旋转枪架上架设50口径的机枪；机身的下面不是球形炮塔，而是一个44英寸宽的金属边的洞口，上面是个圆形的夹板门，分成两扇，中间用铰链连接，可以在飞行时打开。这是“乔之洞”，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会从飞机的这个降落伞舱口跳下。
晚上10点21分，尤尔特和萨林向前推了一下油门，“解放者”沿着跑道轰隆隆作响。机舱里一个橙黄色的灯闪烁着昏暗的光亮，破烂的遮光窗帘覆盖了机身的小窗口，科尔比和其他人根本看不到外面任何东西。卡根在将内部通话系统上插入耳机和喉震式麦克风，然后递给科尔比和勒隆一人一个耳机，以便他们能听到驾驶舱里的通信。发动机轰鸣声让人根本不可能听到机舱里说话的声音。
随着“漂亮女孩二号”快速向南飞去，英国上空的天空就如同高速公路上的高峰时刻，有无数来往于法国的飞机从旁飞过。晚上11点01分，“解放者”轰炸机到达了英国的南部海岸利特尔汉普顿，横跨英吉利海峡又用了27分钟。尤尔特一直在9000英尺的高空飞行，现在要将B-24下降到2000英尺，以避开德国雷达。随着飞机的下降，科尔比和其他人感到他们的耳朵嗡嗡作响。投弹手乔治·伯斯，坐在玻璃的前炮塔的旋转椅上，在看到了勒阿弗尔以北法国海岸的艾略托特的第一个检查站时，用无线电向驾驶舱发话。尤尔特根据导航员乔治·哈勃为他设计的约纳路线，迂回绕行，左右大幅倾斜来躲避沿途的探照灯和防空炮台。这些飞行员飞法国从来不用同一条航线，所以德国的防空系统探测不到一个固定的模式。但今晚，因为没有月光照明，伯斯要搜寻地面上的地标来引导飞机就更加困难。偶尔还会有德国空军的歼击机潜伏在法国的上空。如果“漂亮女孩二号”偶然碰到了德国的歼击机，那飞行员就要下降到200英尺，或者冲上云层以求逃脱。除此之外，今晚尤尔特和萨林所预想的唯一的威胁，就是走失的德国国防军地面部队，他们有可能听到飞机的声音。幸运的是，当某个兴奋的士兵取下步枪准备射击时，他们的轰炸机早已飞远了。
凌晨1点多，科尔比和勒隆从耳机里听到导航员和投弹手提醒尤尔特，他们已经接近降落区，就要到约纳省欧塞尔西北部的茹瓦尼空荡荡的农田上空了。尤尔特侧飞下降，搜寻登克曼接待委员会在地面上照亮降落位置的火光，今晚的信号将是三个三角形的篝火。科尔比可以听到，对讲机里的声音有点紧张。接待委员会的安全性令人难以恭维。一个在头顶上空盘旋的轰炸机的噪声可以惊动附近所有人。有时德国人会在地上点燃篝火引诱飞机，进行防空伏击。尤尔特下降“漂亮女孩二号”，开始在500英尺的高度盘旋，非常危险地接近地面。他降低副翼，以每小时130英里的低速飞行，如果再低速的话，飞机会因失速而栽到地上。
机舱里的红灯开始闪亮，发出信号，提醒杰德堡特工准备跳伞。卡根喊道：“各就各位！”然后提起了降伞口的胶合板门，外面发动机发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挂好了强制开伞拉绳，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挂上腿袋，拖拽着向前，坐到了降伞口的边上，汹涌的风吹打着他们的腿。五分钟后，投弹手和飞行员在飞机通过时发现了地面上的篝火。红灯熄灭。绿灯点亮。卡根喊道：“跳！”然后拍了拍每个人的肩膀。一个接一个，勒隆、科尔比，最后是维勒布瓦从跳伞口跳了下去，连接每个降落伞的强制开伞拉绳自动打开。尤尔特和萨林向窗外瞥了一眼，看到了三个波浪翻滚的降落伞。飞行员又绕了一圈，卡根借机在三人跳伞之后将十来个补给箱抛下。
尤尔特选择了一条不同的曲折航线返回英吉利海峡，在法国海岸的布瓦西莱佩尔克和伊普雷维尔-比维尔为另一个任务投下了宣传单。到达英国海岸后，“漂亮女孩二号”依然不敢放松，英国防空炮台可能会误以为他们的黑色轰炸机是德国空军的飞机而将其击落。卡根打开一扇窗户发射了一个事先约定好颜色的信号弹，示意这是一架自己人的飞机。全体机组人员都祈祷防空炮台的人能够认出他们发出的信号。
凌晨3点多，飞机在哈灵顿机场降落，尤尔特向上级和“布鲁斯”特工队的执行官汇报成功完成了任务。接待委员会在地面上的灯光信号“闪烁清晰”，机组人员看到三个降落伞打开，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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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科尔比会半开玩笑地说，他在后来的整个战争期间，都在寻找将他空降到法国的飞行员。虽然戴着头盔和护目镜，那股滑流打得他的脸疼得像个被球击中的线上球员。那个降落伞带猛拉着他的双肩，他听到丝绸的沙沙声，抬头看见他的降落伞张开了。紧接着，他本能地向下拉前面的竖管，双脚并拢、收紧膝盖、双臂紧贴身体、低头准备着陆，因为他知道在一个500英尺的高度跳下，着陆是分分钟的事。
但是事情不妙，非常的不妙！科尔比看到的不是空旷的农田，他发现自己正在冲向的地方是一个拥挤的城区屋顶。其实那些飞行员看到的并不是三个篝火组成的三角形，科尔比看到了一条单独的火线（他后来才知道，那是编组站轨道上燃烧的火车，这辆火车是几天之前夜里被盟军飞机射中的，然后又遭到了抵抗组织破坏者的袭击）。无暇多想，他把腿甩了出去，以免碰到带烟囱顶帽的瓦砖屋顶。他撞到了后院，小鸡正在鸡窝里啄食，鸡毛漫天乱飞，母鸡开始尖叫。科尔比听着好像法国的每一条狗都在狂吠。周围住户的灯都亮了，被吵醒的人们打开百叶窗，用法语叫喊。
降落在附近的维勒布瓦和勒隆，差点被尖木桩的栅栏穿透。他们立即爬出降落伞背带，穿过马路，跑到前面的院子里，看到科尔比正蹲在那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科尔比低声问勒隆，尽管问了也是白问。那十来个物资降落伞重击到房顶上，哗啦哗啦地掉在鹅卵石路上，几乎吵醒了整个小镇。一群睡眼惺忪身穿浴袍、头戴睡帽的村民一起围拢了他们。他们凑到勒隆跟前，用超快语速的法语告诉他，他们降落的地方是蒙塔日镇的郊区，是茹瓦尼降落区以西20英里的一个小镇。蒙塔日是约纳省西边卢瓦雷省的一个中世纪古镇，城中运河和桥梁纵横，有“小威尼斯”之称。勒隆担心得更多的是蒙塔日“新住民”，前院的人群告诉他，在几百码外的大街上有个德国驻地，他们这么吵闹的着陆声，德国人肯定察觉了。
他们来不及搜集散落在全镇的补给罐了。这几个人只能带着小手枪和肩上背的物资尽快逃离。维勒布瓦的口袋里装着无线电，勒隆和科尔比口袋里有代码、地图和任务指令。为“登克曼电阻网”带来更多武器和物资的圆柱形容器，维勒布瓦的无线电，他们的便装等，此时只能全部放弃。英国特别行动处对像“布鲁斯”特工队一样的杰德堡特工要完成的任务有精确的时间表，细致到他们降落的每半小时。因此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只能把其他先搁置一旁，逃命要紧。勒隆打开他的罗盘来确定方向。“我们得往南，再往东南走。”他指着路说。这三人跑向铁轨，穿过了燃烧的火车车厢，一直沿着铁轨到了乡下。他们决定在那里离开铁轨（他们担心前面会有人把守），再穿过茂密的农田。
8月15日，星期二，当旭日东升照亮天空的时候，他们跑出了大约六英里，离一条向西通往蒙塔日的路只有50米。德国驻军几乎把古镇的住户家翻了个底朝天，同时派遣搜寻队到乡下寻找伞兵。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决定藏在路边的一个浅水沟，用树叶盖住身体，一直待到夜幕降临，那时候他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时不时他们也会从树叶间隙偷偷瞧一瞧，看到公路上从诺曼底战场撤下的德国国防军师团，向东驶过的卡车和装甲师车队，还有几拨小巡逻队，他们推测那是蒙塔日驻军派出来追捕他们的。科尔比纳闷，为什么他们会在那里匍匐了一整天。“我怎么会陷入这种境地？”他后来回忆道。
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个团队爬出水沟，开始按着罗盘方位朝伦敦方面告诉他们的约纳省登克曼安全屋走去。午夜时分，夏季一场来势迅猛的雷阵雨从天而降，田地变成了泥泞的沼泽，到处一片漆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把他们的手枪挂链拴在一起以防掉队。凌晨2点，浑身湿漉漉，痛苦不堪的他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跋涉多远。突然，他们听到前面有微弱的声音，像是笑声。是德国巡逻队，还是法国农民？一道闪电照亮了前面的一座农舍。他们蹑手蹑脚地爬过去，里面的灯光似乎还亮着。科尔比想，这也太奇怪了。已经是深夜，农民早该睡觉了。勒隆决定冒险一试，走上前去敲门。他命令科尔比和维勒布瓦在附近的灌木丛用手枪为他做掩护。
勒隆轻轻敲了一下门。门被打开了一条缝，一杆步枪的枪管伸出顶着他的鼻尖。
“什么人？”里面的人问道。
“法国人。”勒隆应声道。
枪管示意他进去，门关上了。
科尔比和维勒布瓦紧张得要命。一分钟后，他们觉得像是过了一小时，勒隆出现了。他挥挥手向他们喊道：“没问题，进来吧。”
幸运的是，这间沙托雷纳尔镇北部名为“拉佛米洛娃”的小屋，碰巧是抵抗组织的一个无线电台站。里面有两个法国人，其中一个是八天前从英国空降到这里的。“拉佛米洛娃”的无线电操作员向英国发报，报告“布鲁斯”特工队已经抵达，但降落到了错误的地方。筋疲力尽的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进到小屋倒头便睡。
8月17日，次日早晨，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拿下了他们以西约70英里的奥尔良。这三名突击队员，身穿小屋主人提供的破烂的农装，爬进了附近一名抵抗组织的医生提供的一辆破旧的雪铁龙。汽车的汽油发动机因为燃料短缺，烧的是木炭。中途在一个离目的地只有15英里远的十字路口，这辆车一直等着德国车队通过，才把杰德堡特工送到了约纳省的安全屋。登克曼的特工通过他们的网络，直到当天下午，才把他们送到了欧塞尔郊外的一个村庄，索梅凯斯——也是罗歇·巴尔代的总部所在地。
这辆雪铁龙汽车停在了索梅凯斯唯一的咖啡馆前。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爬出车子，急忙冲到里面。巴尔代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前，桌上放着一瓶红酒和一盘食物。他看上去30来岁，高挑纤瘦，头发乌黑，科尔比觉得他那双黑溜溜的小眼珠不停地东张西望。科尔比看到，他身边有几个武装保镖，他们用狐疑的眼光盯着他们三个人。巴尔代起身，面无表情地跟他们握手，他让自己的手下取来椅子让他们坐下，然后打了个响指，让服务员给杰德堡特工上菜。“你们去哪儿了？”巴尔代面无表情地问道，“我们已经等了三天了。我们接到了信号弹，但飞机没来。”
勒隆讲述了他们灾难性的跳跃和从蒙塔日九死一生的逃离。巴尔代正在说明他的组织的时候，菜上来了。约纳省遍地都是小型的抵抗组织团队，前法国空军中尉低声对突击队员说。三天前他发出了战斗命令，所以他们的队伍一下子壮大起来。他手下现在应该有500名武装战士，但是还有六名其他抵抗组织头目控制着本省的其他游击队。省内的大城镇中，每两到三个镇就会有一个德军驻地，每个驻地大约有500名士兵，约纳省现在防卫比较松懈，因为一直有撤退的德军车队穿过。
“我们到这里是来帮助你们打德国人的。”科尔比边说，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地图，铺在桌子上。他开始一连串地问巴尔代有关他的“电阻网”和其他抵抗组织团队的情况。“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情况，这样我们才能带来更多的武器，配合登陆盟军的行动，尽可能地打击敌人。”伦敦之前曾向该小组透露，已经通知“登克曼电阻网”要低调行事，直到下达全体武装出击的命令。但是巴尔代现在似乎不是特别渴望开始战斗，科尔比看他更像是一个走过场的小公务员，而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威猛的游击队*。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杰德堡特工都曾伞降到过情况复杂的地方。科尔比还在密尔顿大厅的时候，就听到一些团队发回的报告，汇报他们遇到过的领导力糟糕的抵抗组织头目，不服从他们的领导或按自己的议程行事。英国特别行动处已经启动了铁定规则，在贝克大街彻底审查之前，他们不允许任何特工进入法国的“电阻网”。但到1944年春，抵抗组织的兵力快速膨胀，根本无暇进行详细调查。法国已经沦为一个囚徒之国，残酷的占领者和从天而降来解放他们的盟军的炸弹剥夺了他们生活的基本条件。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某些“合理化”地投敌叛国。法国间谍有时会根据自己的道德准则行事，有些人觉得如果被德国纳粹逼到绝境，为敌军效力也无妨，他们会交付一些尽可能*伤力小的情报，然后如果可能，尽快返回同盟国一边，把他们从为敌人工作时所了解的情况反馈回来。伦敦收到警告，德国人控制了一些特工，但往往轻率地忽视他们。
科尔比感觉罗歇·巴尔代有点不对劲。那天下午，在索梅凯斯的每一个提议，那个法国人都找理由说不可行。当时科尔比并不知道，后来也不清楚，直到战后才了解到巴尔代是个叛徒，一个受阿勃维尔控制的双重间谍。让巴尔代变节的是法国最老奸巨猾的德国反间谍特工胡戈·布莱谢尔，此人有七个化名，是法国盟军秘密网受到一些最严重伤害的罪魁祸首，其貌不扬，头发快掉光了，戴着一副黑边宽框眼睛，鹰钩鼻子，满脸的赘肉。但布莱谢尔很有天赋，为了让法国人背叛自己的国家，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以崇高的事业为前提”。
战前没有任何背景表明布莱谢尔会是纳粹在法国的间谍捕手大师。布莱谢尔曾是汉堡的一个不起眼的商人，婚姻平平淡淡，生育了一个孩子。他40岁应征入伍，法国被入侵后，做了名低级别的警察。就像许多在法国的德国人一样，他很快就找了一个情妇，名为苏珊娜·洛朗，是卡昂一家酒吧的老板，很有魅力，与他一直保持情人关系，直到战争结束。
1941年春，布莱谢尔被招聘到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很快展露出一种特殊的天分——可以识破法国人的心思，引诱内奸，破坏诺曼底附近的抵抗组织“电阻网”。1942年12月，在许诺让他升官之后，他接受了更大范围的反间谍职责。但是迟迟未得到晋升，布莱谢尔倍感凄苦。他对潜在的线人总是自称“亨利上校”，好让他们相信他是阿勃维尔的大人物。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他甚至想过投靠盟军，但他很快就决定不去为他认为注定会失败的事业效力。1943年，布莱谢尔在巴黎亨利-马丁大道的办公室酝酿了一个极其野心勃勃的计划，他准备接手粉碎英国特别行动处在法国工作的间谍网络。以“大公爵”为代号，他开始着手渗透登克曼及其他的抵抗组织。
1943年3月，他启动了渗透登克曼的计划，当时他抓捕了一个名为安德烈·马尔萨克的特工人员，这个瘦高的马尔萨克就被关在巴黎南面弗雷纳监狱里。布莱谢尔每天去他的牢房探视，而且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无比憎恨纳粹的马尔萨克现在想要变节了。叛变之后，马尔萨克开始透露“电阻网”的细节，包括其*的名字亨利·弗拉热和一个叫罗歇·巴尔代中尉的关键人物。布莱谢尔让这位中尉到监狱探望他的战友，并开始培养他。接下来，布莱谢尔让帝国保安部暴徒逮捕了巴尔代，把他扔进弗雷纳监狱。布莱谢尔第一次来探监的时候，这个寡廉鲜耻的巴尔代就迫不及待地叛变了。他对“亨利上校”说：“放我出去，我会为你工作。”这名阿勃维尔的军士安排他逃离了弗雷纳监狱。
英国特别行动处通常不信任那些从敌人牢笼里逃出的抵抗组织特工，认为纳粹放他们出来是为了让他们窥探他们的老雇主。一些英国军官以及战略情报局反间谍人员发现，巴尔代能从戒备森严的弗雷纳监狱逃脱很是蹊跷，他们怀疑他已经成了双重间谍。但是伦敦方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正在向德国人泄露秘密。更重要的是，弗拉热天真地相信了巴尔代逃脱的故事，居然提拔他为登克曼的二把手。
巴尔代成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线人，给布莱谢尔提供了更详尽的有关登克曼组织和人员的情报信息，有“电阻网”提供空降物资的时间表，以及弗拉热在法国各地活动的最新情报。阿勃维尔的特工因此截获了许多伞兵降落时落下的圆柱形容器，逮捕或尾随了许多其他登克曼特工。在巴尔代转移的情报“清单”中，最有价值的情报是诺曼底登陆前交给弗拉热的英国广播公司向抵抗组织进行广播的“最后指示”的破译密码。对盟军来说幸运的是，德国国防军忽视了阿勃维尔这条经过层层上报的情报。布莱谢尔为了奖励巴尔代，把他的月薪从6000法郎涨到了10000法郎。为了帮他搜集大量情报信息，这位阿勃维尔间谍还给他派了另一个叛徒，曾是法国空军军士的拉乌尔·基弗，又名亚卡·基弗，做助手。
1943年8月，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边的一个咖啡馆，巴尔代安排了布莱谢尔与亨利·弗拉热的会面，这是他们三次见面的第一次。如同对别人一样，“亨利上校”施展的魅力迷惑了这位登克曼的领袖。布莱谢尔让弗拉热相信自己私下里反对纳粹，并且甜言蜜语地透露了另一名与帝国保安部合作的法国游击队领袖（布莱谢尔鄙视纳粹党情报机构，也不介意出卖其中一个线人）。弗拉热刚开始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巴尔代的叔叔，对抵抗运动并不积极，但此时感觉他与这个阿勃维尔特工相见恨晚。他向他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后，巴尔代和基弗，都很清楚战争的风向变了。两个内奸开始与阿勃维尔的接头人拉开距离。布莱谢尔发现，与他们取得联系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巴黎帝国保安部高级军官厌倦了布莱谢尔一直与登克曼组织玩游戏，给他施压，让他逮捕弗拉热。于是在1944年7月2日，在巴黎蒙帕纳斯大道的一个地铁口，弗拉热被捕。几天后，在索赛街关押弗拉热的盖世太保监狱，布莱谢尔告诉他是巴尔代出卖了他，并保证要为他讨回公道。布莱谢尔很清楚这时候巴尔代又一次调换了阵营。
然而，此时弗拉热却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宽宏大量。他对布莱谢尔说：“我一向把巴尔代当作自己的儿子，我求你，咱们战后再处理这些问题吧。”布莱谢尔从此时到战争结束，再未见到弗拉热或巴尔代。那个法国人已经调到了约纳省去指挥登克曼组织，并等待伦敦承诺的几周后要抵达的杰德堡团队。布莱谢尔与他的情妇迁往了欧塞尔。但是到8月初，他开始怀疑巴尔代想陷害他，要把他交给盟军来消灭人证。他带着苏珊娜，搬到东南的第戎住了下来。
*
在索梅凯斯咖啡馆见面之后，维勒布瓦借了英国特别行动处另一名特工的一台发报机，此人5月份渗透到了约纳省，目的是为登克曼提供与伦敦的通信联系。那天下午4点30分（他预定的发报时间），“布鲁斯”特工队的报务员迅速发出使用摩尔斯密码的电报信息，传送到了代号为“查尔斯”的接收站。这是英国特别行动处和战略情报局早已安排的杰德堡交通站，位于英国南部的一个叫庞顿的村庄。查尔斯站有大量英国和美国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哪怕收到的部分信息是乱码，也可以迅速破译编码信息，并传送到伦敦。
“布鲁斯”特工队的那台无线电，名为“杰德组”，笨重的32磅短波发射机、接收机及配件改装版的B型马克二号，现在正在蒙塔日的某个地方，可能已经散架或被某个德国士兵捡走了。万幸的是，在降落到古镇时，维勒布瓦用过一次的代码便笺本还在上衣口袋里，与查尔斯站的一模一样，这样他与接收站之间的随意编排的五个字母一组的信息就可以加密和解密。跳伞的时候，他还保留了在丝绸上用英语和法语写的信号计划，其中包括了发送无线电信息的次数和频率，以及他应该使用的三个字母呼号。
发送无线电报经常置杰德堡团队于危险境地。维勒布瓦必须假设德国人在监听并有熟练的无线电测向队，如果他发出的信号被截获，不出半小时就会有人出现在他的门口。所以，他尽可能少使用无线电，不定时随机发送（经常在半夜），并把传输时间缩短，减少给敌人确定他信号的机会。在离开密尔顿大厅之前，维勒布瓦录制了他发报时每个字母按键的风格，称为他的“指法”，这样查尔斯站在收到“布鲁斯”特工队信息后就可以确定是他发来的，还是一个纳粹无线电人员假装他发来的。如果盖世太保抓获了维勒布瓦，并强迫他发送消息，他已经预先设置了代码，如故意的拼写错误，夹在信息中提醒查尔斯站他是被胁迫发送的消息。“安全抵达，”维勒布瓦在给查尔斯站的简略信息中写道，“误把燃烧的火车视为接收信号，所有设备降落城中，新电台发送，现与巴尔代一起。”他描述了巴尔代部队的情况，鉴于“欧塞尔北部和东部驻有德国重兵”，他很谨慎。结束时，他请求更多的武器。次日，查尔斯回电：“终得消息，甚喜。空降不利，甚憾。无线电设备即送。”希望8月19日送达时，会落在他们团队应该降落的茹瓦尼附近。
巴尔代一直没有把“布鲁斯”特工队出卖给阿勃维尔，他意识到随着巴顿的坦克横冲直撞进入法国，如果那么做了将会站错队。这个聪明的法国人现在骑在墙头上，不帮助德国人，但同时也不帮助美国人激怒德国人。跟杰德堡特工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谈起如何跟纳粹打一场漂亮的仗，但也只是纸上谈兵，并无作为。“登克曼电阻网”的其他人对巴尔代有各种猜测。1944年4月，一个身材娇小的英国打字员佩吉·奈特，年仅20岁，讲一口流利的法语，空降到约纳省，充当英国特别行动处与“电阻网”之间的信使。她轻而易举通过了德国检查站，为游击队据点发送了信息。她说，巴尔代怎么看都“像一个被追捕的人”。她对他的忠诚起了疑心，因为一天晚上说好的约会他没来，而来的是个纳粹巡逻队。“妮科尔”（佩吉的代号）差点没逃过敌人的围捕。科尔比来的时候，她跟他说了自己的怀疑。
但是，科尔比没有证据证明巴尔代是个叛徒。几年后，他告诉自己的儿子，这个法国人是有机会把他交给纳粹的。8月下旬，在帕奇的第七集团军占领南方的里昂之前，巴尔代把科尔比带到了这个法国的第三大城市，这里一度曾是抵抗组织活动的温床，但现在依然是盖世太保的中心区域。当他们骑自行车到达的时候，这两个人发现自己非常危险，巴尔代认出他们近处的大楼就是盖世太保总部。科尔比心神不宁，赶紧骑着车到了另一条街，巴尔代跟在后面，他悬着的心才落了地，紧张的时刻过去了。
自从他们在索梅凯斯咖啡馆初次见面后，科尔比认为巴尔代只是一个被困的、无精打采、能力不足的抵抗组织领袖。他决定随遇而安、见机行事，因为现在“布鲁斯”特工队仅有的与伦敦沟通的无线电属于巴尔代，而这个法国人并不大方。勒隆和科尔比立即开始寻找更好的游击队领袖。两天后，他们认为找到了：阿德里安·萨杜尔，人称“谢弗里耶上校”，60岁，律师，梅斯人，个性张扬，有领袖风采，有点傲慢，前法国陆军预备役军官，其演讲引人入胜，声称戴高乐已经任命他为约纳省抵抗组织的司令。“谢弗里耶上校”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手下没有多少兵。巴尔代的部队人更多，尽管在科尔比和勒隆看来，他对士兵并没有谢弗里耶那样威严，也称自己已替代弗拉热成为约纳省的领袖。
科尔比和勒隆立即开始摸清指挥系统，并在两个互相竞争的领袖之间调停，虽然他们认为谢弗里耶会是更好的作战指挥官。8月19日，维勒布瓦致电查尔斯站，团队已经“见过谢弗里耶”，对他印象更好。
第二天，伦敦总部发回消息，“布鲁斯”特工队要“团结所有愿意拿起武器与德国人斗争的分队，无论他们持怎样的政治观点”。科尔比和勒隆很快发现抵抗组织的派别不胜枚举。人称“乔治斯”的屈南·伯纳德，一名游击队领袖，在欧塞尔东南部大约有400个马基群落斗士；代号为“崴诺耶尔”的让·沙佩勒，一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巴黎人，在约纳省的最南部屈阿勒莱通贝有600名武装人员；“伊冯”（盖伊·沙尔斯的代号）在全省范围内管理300名法国共产党员。所有的指挥官都告诉科尔比和勒隆，如果有武器，他们会号召更多的人上战场。
8月19日，维勒布瓦收到了从英国发来的替补无线电设备，开始发报给查尔斯站请求给不同派别的抵抗组织提供武器。这个杰德堡发报人说，仅仅为了给巴尔代组织“大量招兵买马”，就需要1000支步枪和200万法郎。抵抗组织间谍报告，德军第一百九十二步兵团的残兵败将正往约纳省东部逃窜，是游击队*扰攻击的现成目标。维勒布瓦致电伦敦说：“我们的人渴望大行动。”
“提包客”轰炸机开始飞过约纳省的上空，给谢弗里耶选择的僻静之地空投物资，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有十几次空运。维勒布瓦每晚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对法晚间新闻广播，在《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后一些无聊的废话中，包含了约纳战地午夜将接收伞降的代码。科尔比、勒隆和接收方蹲在灌木丛中，当听到飞机的声音时，他们点燃篝火，在田地里摆成预先设定好的字母样式，以指定空投区域。然后他们远远躲避，以免在黑暗中，香肠一样的圆柱形容器砸在他们的头上。
科尔比和勒隆开始训练新的游击队新兵如何射击，如何擦拭他们的武器，为他们的指挥官提供如何组织连队发起攻击的建议。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因为那些老游击队员的作战技能差得很。比如，马基群落的斗士喜欢把机枪弹夹里的子弹全打光，而不是快速连发射击以节约弹药。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科尔比估计，约纳省的非正规军增加了三倍。
他和勒隆与训练过的游击队展开了行动，伏击德国巡逻队，*扰公路上的车队，炸毁敌人的补给站等。一架德国空军歼击机因为燃油耗尽被迫降落田间，科尔比带领游击队的一个连去夺取飞机，抓获飞行员。但德国国防军的一个连也赶到了现场，不消片刻，科尔比就明白，那些斗士根本不是敌军的对手。游击队设法射中了飞机，可面对德军铺天盖地的火力，他们也只能逃窜。为了不让抵抗组织使用飞机，敌军还放火烧了飞机。8月21日，维勒布瓦电告伦敦：“双方角逐正在展开。”但“布鲁斯”特工队现在急需迫击炮、火箭筒、攻击步兵的小型便携式反坦克武器——短距离反坦克炮。科尔比和勒隆意识到，他们必须采用“打一枪就跑”的袭击战术，首先直接瞄准射击车队或巡逻队中德国国防军军官，然后分头散开，避开敌人的反击。游击队在与德军硬碰硬的战斗中遭受重创，因为敌军毕竟久经沙场，而且有良好的装备。
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很快适应了日常的工作，如分发武器、训练民兵、执行任务、与抵抗组织*讨价还价等。他们的战斗演变成一种孤军奋战的疲劳战术，时不时还充满了恐怖。他们尽量维持军人风范，然而却鲜有机会洗澡和刮胡子，大多数时候穿着破旧的平民服装，只在衣领上别着他们的军衔。为取得游击队的信任，他们就得与游击队同吃同住，这意味着吃篝火边上的原始大餐。烟草是奢侈品，炒橡子取代了咖啡。他们的作战方式不是传统步兵的日常激烈对殴，而是打一下就跑。幸运的是，敌人不可能出现在约纳省的各个角落，他们可以穿着便装远行而不会遭遇德国士兵。万一遇到，他们通常也会花言巧语蒙混过去。但是他们没有后援部队，没有救援骑兵，没有后方指挥所可以返回休息和放松，很多时候总是被搅扰也不能痛痛快快睡觉，也很少得到总部的鼓励，信件也就更少了。他们完全孤军奋战，还不得不提防有时法国游击队从背后使坏，而同时还要与他们建立持久的友谊。至于战友之情，只有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他们三个相依为命。
然而，这个使命为三名突击队员注入了活力，他们准备采取更大胆的行动。8月21日，一名抵抗运动*从巴黎赶来，要求空投武器，以备游击队在市政府大厦作战。维勒布瓦第二天给总部发报称，城中已无德国防空炮台威胁盟军飞机，建议无论日夜都可将小型武器和反坦克炮空投到附近的西岱岛——位于市中心巴黎圣母院塞纳河上的一个小岛。“我们意识到这是前所未有的想法，”科尔比在行动后的报告中写道，“但考虑到巨大的公众宣传和士气影响，我们觉得值得尝试。”伦敦方面迟迟不做答复。这些急于求成的“布鲁斯”特工队成员没有意识到更大的问题正在酝酿。
艾森豪威尔不想打断进军德国的步伐。他原本打算绕开巴黎，以避免代价太大的巷战，并保护养活了500万人的城市。他认为，在盟军削减北方补给线后，纳粹将不得不放弃这座城市。“布鲁斯”特工队此时提议继续助长巴黎的叛乱，并不在艾克的“游戏计划”之中。但戴高乐毫不留情地对他施压，迫使他批准先解放巴黎。在“布鲁斯”特工队发出消息两天后，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少将的法国第二装甲师，在美国第四步兵师的支援下，挺进了巴黎。
8月26日，谢弗里耶的游击队解放了欧塞尔。同一天，科尔比跨越美军前线，拜访了奥尔良附近和约纳以西的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司令部。柏林再也无法控制在法国的作战行动，法国驻军部队已经筋疲力尽，高级战地将领完全无视希特勒不切实际的“元首命令”，想方设法撤离到了德国边境的防御区。对于约纳省附近的德国国防军来说，能够得以喘息的机会就是：令人兴奋的巴顿第三集团军的快速推进，此时由于供应和燃料短缺而不得不放缓。尽管科尔比和勒隆在哈灵顿机场收到了一套与美军接头的暗号，但此时穿越美军前线依然危险重重，盟军部队已经遭遇了很多身穿美军制服的留守德国特务的袭击，所以第三集团军的先头部队自然会多个心眼，怀疑这个看上去很邋遢却自称是战略情报局少校的便衣特工。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把科尔比拉到了巴顿总部的战略情报局分队，一名安全官员质问了他一些预设的问题，以判断他的身份。
“你认识一个叫铁锈艾伦的女孩吗？”安全官员问道。
“认识，她在美国海军女子预备队服役。”科尔比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他提供了约纳省抵抗组织不同支队的军官的最新信息，并说人数已增至6000多。第三集团军的人则有消息要通知他：伦敦选择了谢弗里耶做全省抵抗军的总司令。
科尔比和勒隆一直在派遣间谍，包括那个英勇无畏的佩吉·奈特到城镇，如约纳省西部的蒙塔日侦察敌人兵力集中情况，并将位置报告给巴顿第四师的情报官。在第三集团军的坦克加满油继续向东和向北挺进时，这两名杰德堡特工决定组织对德军的*扰袭击，尽可能保护巴顿第三集团军的右翼，让军队顺利通过约纳省。现在他来巴顿总部的原因之一，就是取得保护第三集团军右翼的书面命令。目中无人的巴顿宣布：“让狗娘养的德国佬为侧翼担心吧。”他有理由骄傲自大，因为英国向他透露了“超计划”截获的情报，德国人正打算撤军，无意干扰他的侧翼。如果南面真的发生任何危险，他可以让空军和法国游击队去对付，以便他能保存实力发动进攻。陆军中校“浪荡公子”罗伯特·鲍威尔，前纽约建筑师，现任战略情报局支队队长，交给了科尔比一纸巴顿签发的保护其右翼的命令。
*
几天后，凯西来到巴顿的总部，和科尔比一样，毫无军人的样子，迷彩服不搭配，头盔也不合适。给索菲亚的信中，他喜欢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战地老兵”，但其实根本不着边际。凯西真正的角色是布鲁斯的高级顾问，已经晋升为陆军上尉（月薪增加了50美元），负责调查伦敦和欧洲大陆的问题。
此外，多诺万还把凯西当作自己在欧洲的耳目。整个8月派他到法国、意大利和北非等地巡查。他还趁机旅游，用三个小时的意大利午餐犒劳他那敏感的胃。他把十二世教皇亲手摸过的念珠，邮寄给了索菲亚，还在信中说这里的城市就跟“美国任何城市的意大利区”一模一样。凯西带锁的手提箱里装满了文件，基本上一直拴在他的手腕上，他对如何开展间谍行动的行政管理表现出了极度的敏锐。他给意大利的战略情报局带去了一个显微镜，同时给多诺万发了长长的电文报告，涉及如何改进间谍工作、宣传工作、破坏计划等。他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战略情报局情报员可以身穿制服在罗马游荡，搜罗政治秘密，好比“一个好的新闻记者总会在巡查中有所发现”。情报员的工作应该与研究分析人员的工作相结合，一起去做同样的事情。与此同时，英国的军情六处正在以商业名义，渗透间谍到解放的城市搜寻经济信息。“我们也应该获得经济情报”，他建议。多诺万让他的高级职员传阅了他的这些建议。
在法国，凯西参观了被帕奇第七集团军解放的里昂和其他南方城市，对亨利·海德在那里组织的间谍网络钦佩不已，这个年轻特工也是多诺万的得意门生。8月28日，凯西飞往了巴黎，那时战略情报局官员大量涌进城市，需要征用豪华酒店做办公室。几天后，他开车来到巴顿的指挥部，听取战略情报局分队对侧翼保护的作战简报。“浪荡公子”鲍威尔告诉凯西，一个激进的杰德堡特工科尔比正在组织游击队从南面保卫第三集团军。
*
截至8月底，法国战役的人员伤亡非常惨重。美军伤亡、失踪或被俘13.4万人，英国、加拿大和波兰的伤亡人数为9.1万人，法国抵抗军最终的伤亡人数统计为2.4万人，法国平民的死亡人数达6.7万人。德国伤亡人数超过40万人。盟军现在在法国有200万人，是德军人数的两倍，而坦克是敌军的20倍。在北方从勒阿弗尔到特鲁瓦的广阔战线上，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布莱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已经跨越塞纳河，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延伸到了最右边。
与此同时，帕奇的第七集团军和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的第一法国集团军从南方持续北上，到了隆河谷，过了里昂。8月，战略情报局特工和突击队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225人，他们负责在盟军行动之前，监视或攻击德国人。为响应柯尼希将军此刻呼吁的大规模游击队起义，法国各地的杰德堡特工指导对德军撤离车队的伏击，发报给空军确定轰炸目标，营救疏散跳伞的飞行人员到伦敦，在盟军人数众多的时候，担任他们前进的向导和情报官。
9月初，科尔比和勒隆掌握了约纳省内所有派别的抵抗力量，再加上谢弗里耶从欧塞尔带出的差不多一个团的游击队，他们开始商讨保护巴顿右翼的作战计划。因为与所有的抵抗组织有关，所以选择一名总指挥的道路坎坎坷坷。8月30日，各派*一起“叛乱”，要求成立委员会取代谢弗里耶为全省抵抗组织的领导者，这个想法非常不切实际，科尔比和勒隆立即说服了他们。
与战略情报局总部官僚的讨价还价也让科尔比抓狂。8月27日，在谢弗里耶的部队进入欧塞尔的当天，科尔比让维勒布瓦给伦敦发报，索要一架C-47达科他运输机装载供应物资降落到机场。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他得到的都是各种推诿，这种做法“摧毁了我们”对总部的“信仰”，科尔比在行动后的报告中写道。他已经仔细检查并测量了欧塞尔机场，并电告伦敦站可以安排达科他运输机的降落。伦敦回电说，他们听到谣言，说机场铺设了地雷。科尔比回电称，他亲自开车走遍了每个角落，确保一切安全。伦敦调度员回电说，在训练有素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来指导之前，他们不会派飞机到此地（在抵抗组织随便设置的着陆地点降落是有危险的）。科尔比回电说，他本人曾接受过训练。伦敦站随后又提出了更多的条件，如飞机着陆灯和信号等，科尔比都一一满足了他们。最让杰德堡团队头疼的是，总部官员在空投物资上一再延误和出错，各种各样的请求也让伦敦航空工作人员手忙脚乱，所以有时他们需要武器的电报得不到答复。有些团队武器泛滥，而其他团队却收到很少的武器或根本收不到武器。还有就是打开圆柱形容器一看，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一个团队要睡袋，结果运来的是灯罩。感觉被骗的美国突击队在法国游击队面前颜面尽失。科尔比终于也受不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决定只要他们空投武器。
科尔比明显地感觉到约纳省的战争步伐在加快。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排山倒海般穿过了约纳省北部。总部下令让沿线的游击队各分队保持交通畅通，保护他们需要经过的桥梁，扫荡德国留守的防御口袋阵，让补给车队顺利通过。欧塞尔以南，来自西面和南面的德国军队正在向东面和北面撤回他们的祖国。维勒布瓦致电给查尔斯站，从第戎向北延伸的主要公路正在被“大量的德国运输车”碾轧。德国国防军官兵现在只专注一件事——逃离法国。科尔比和勒隆不必担心他们停下来与抵抗组织展开战斗。这两名杰德堡特工一个劲敦促谢弗里耶，让他的游击队更积极地干扰敌军的撤退。一旦德军的防御太强，就如他们在讷韦尔向南进攻时遇到的那样，科尔比就呼吁进行空袭，给敌军以重击。从小道穿过的德国国防军小分队成了“布鲁斯”游击队的囊中之物。游击队的伏击迫使德军集中部队在主要道路上前进，并用安保巡逻队保护他们在夜间行动，避免遭遇盟军空袭。
随着德国驻军撤离约纳省的城镇，谢弗里耶的各个游击队快速抢占失地。他们建立防御体系，在道路上设立关卡障碍，迫使从南方跟来的德国车队因绕行抵抗组织的新据点而耽误时间。科尔比和勒隆有时不得不匆忙赶到村庄，平息队伍之间发生的纷争。但他们最终建立了一条游击队占领区的警戒线，保护巴顿的侧翼从西部的卢瓦尔河附近的布里亚尔穿过欧塞尔，到达东部的托内尔。对于一些直辖市，谢弗里耶的抵抗军阻止敌军掉头掠夺。过了欧塞尔北部的莫内托，德国国防军招收的300名白俄罗斯人用机枪和迫击炮打迂回战，夺取镇上的汽油罐为他们的车辆加油，只配备布伦式轻机枪的150名游击队员与敌军打了一场硬仗，德国的掠夺者最后决定不能为了多抢一些汽油而造成更大的损失，于是向北撤离。
9月份第一周，科尔比和谢弗里耶亲自出动，侦察卢瓦尔河上的桥梁，主要是约纳省西部从北面的日安到南面拉沙里泰蜿蜒的河段。第三集团军的战略情报局分队的队长“浪荡公子”鲍威尔，想要把这些桥炸开，让撤退的德军无法通过并靠近巴顿的右翼。科尔比和法国游击队首领潜行了47英里，爬上每座桥的后段去察看桥梁是否已经被击垮，判断是否需要再次袭击。有些桥梁，如桑塞尔桥，他们已经安排了游击队进行爆破。对于其他桥，如已经伪装过又有德军严密防范的拉沙里泰桥，他们发电要求空袭。
这次侦察突袭，无论是出于什么意图和目的，都成了他们最后的战斗使命。德军的撤离日复一日更加混乱，沿途士兵无所不抢，无所不掠，如汽车、自行车、鹅肝和勃艮第葡萄酒。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开始自相残*。科尔比发电描述了德国国防军与纳粹党卫军在拉沙里泰展开的一场难解难分的酣战。9月份第二周，约纳省内的战斗宣告结束。除了个别掉队的士兵，约纳省的敌人已被全部清除。第三集团军的战略情报局支队估计，约纳省内游击队和邻近的奥布省东北的游击队打死德军2000人，俘虏5000人。9月11日，科尔比和勒隆帮助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和帕奇的第七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约纳省东南会师。从瑞士到北海，盟军战线正势不可挡地向东推进，逼近德国的边境。
9月23日，“布鲁斯”特工队离开了约纳省，遵照伦敦传来的命令，驱车前往巴黎的塞西尔酒店，那里的战略情报局官员会安排他们飞回伦敦。不过，他们在法国首都逗留了差不多三个星期，入住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力量酒店，与期待离开这个城市的其他杰德堡幸存者开派对。经过世人罕见的激烈战斗的洗礼，这些杰德堡特工的情感终于像炸弹爆炸般释放，在酒吧里狂饮作乐。埃尔布里奇在巴黎任霍奇斯的第一集团军的参谋，科尔比得以与父亲短暂相聚。科尔比和勒隆还设法征用了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在城中到处游逛，还利用几天的时间远行西南到勒隆的故乡佩皮尼昂，让这个法国人与女友团聚。“布鲁斯”特工队并没有全部返回英国，10月10日，他们各奔东西。勒隆被派往美国总部，在那里担任法国联络官。维勒布瓦也回到了法国军队，被调到了印度支那地区，1945年3月9日，在与日军的激战中牺牲。科尔比飞回伦敦，乘火车北上到密尔顿大厅轮番做任务报告。他接到命令，在庄园外要严守机密，也不许在狐狸与猎犬酒吧讲述战争故事或吹嘘夸耀。负责安全的官员在得知有些战略情报局特工拿着游击队处决德国俘虏的照片回到美国时，感到万分惊恐。情报机构一想到这些照片可能会泄露给媒体，也是惶恐不安。
许多归来的突击队还面临着行政上的困扰，他们在执行任务中的花费必须入账。一个杰德堡特工被带到了法庭，让他解释25万法郎如何不翼而飞。幸好科尔比曾在一张纸上潦草地记下了那些数字，可以解释清楚“布鲁斯”特工队的所有资金去向。这三个人花掉了他们25万法郎钱袋中约22.663万法郎。其中7.5万支付给了其他特工和线人，其余给团队和抵抗部队购买食物，或者是用来购买替换空降时丢掉的衣服。科尔比自己从口袋里拿出了8090法郎，同时还上交了勒隆和维勒布瓦让他带回英国的1.528万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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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达50万法国男女最终加入了抵抗运动，所以量化他们的价值一向都很困难。游击队造成的德国伤亡人数总是一笔糊涂账。秘密战争一般也不适合精确统计死亡人数。据一位历史学家估计，抵抗力量本身只解放了法国212个城市中的百分之二。大多数城市都是数量远远超过他们的盟军解放的，要么干脆就是德军向东逃窜时主动放弃的城镇。即使没有抵抗组织，盟军仍将解放法国。尽管这样做，军队会遭受更多的伤亡，但他们终将赶走纳粹。
高级指挥官对抵抗组织也褒贬不一。艾森豪威尔有点过于夸张地称赞，游击队相当于15个*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他们的巨大帮助，解放法国和击败西欧的敌人将消耗更长的时间，意味着我们自身也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帕奇的第七集团军称，在他们部队从南面进军的过程中，抵抗组织抓获了4.2万名德国士兵。然而，蒙哥马利在他的自传中几乎没有提到过抵抗组织。尽管巴顿的参谋对游击队保护第三集团军的侧翼钦佩不已，但将军本人似乎并不特别在意。当记者问他抵抗组织给他提供了多少支持的时候，他简而概之地回答说：“比预期的好，比宣传的差。”私下里，多诺万也发表了批评，他曾对一帮官员说，抵抗组织提供的情报往往“是不可信的”。在诺曼底登陆后，游击队的队伍因为许多后来者的加入一下壮大起来，但与军队相比，军事效能“差距很大”。他坦白道：“在一些山区他们的战斗可圈可点，但在其他地方，他们的价值等于零。”
但是游击队确实营救了一些盟军士兵的性命。如果艾克和他的指挥官们对抵抗组织有更多的信心，并且更懂得如何运用非传统战士，也许会挽救更多人的性命。同样重要的是，在被占领期间惨遭践踏的法国人民的骄傲，在抵抗运动之后得以找回。这也提醒了那些投敌卖国者，战后会有清算的一天。
战略情报局参与特殊行动的杰德堡特工和其他突击队士兵总共523名在法国敌后战斗，其中有86人丧生、受伤、被俘或失踪。英国特别行动处派出了480名特工，其中106人战死或被纳粹处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认为，如果没有杰德堡特工的到来，抵抗组织军事力量也将无用武之地。这93支渗透到法国抵抗队伍的特工队，在大多数地区从政治上成功地团结了不同的游击队，使之成为一股攻坚力量。他们捣毁铁路线，*扰德军撤退，切断（或在需要时保护）桥梁，引导盟军士兵持续推进。这些团队带来了物资和与伦敦沟通的设备，训练了毫无经验的士兵，带领了他们执行任务，鼓舞了游击队的士气。
科尔比坐在安静的密尔顿大厅，撰写他在约纳省行动的工作报告。他的战略情报局上司对“布鲁斯”特工队的成绩颇感欣慰。这些杰德堡特工所跳入的是一个抵抗组织各自为营的省份，特工们通过坚持不懈的思想工作将他们融合成一股统一的力量，炸毁桥梁、占领城镇、阻止撤退的德军干扰巴顿的右翼军队。一份总部报告总结道：“一个成功联络的特派团。”科尔比同意这种说法，尽管在报告的结尾，他指出：“如果更早派出这个特派团，可能会完成更多的任务。”这也是其他杰德堡团队共同的心声，他们来得太晚了。如果“布鲁斯”特工队提前两周伞降，“众多逃跑的德国纵队就不会来参加今天的战斗。”科尔比写道。七个月后，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给上司写了另一份备忘录，建议安插小型特种作战部队到海外，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训练游击队。他所说的部队与当今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有惊人的相似。
战争结束后过了很长时间，在他60多岁的时候，科尔比在一次采访中承认，没有过早派遣杰德堡特工是“非常明智”的决定。他意识到，如果过早派遣，将引发一场过早的起义，德国人也许会“扫荡”游击队。在跟他儿子的谈话中，科尔比尖锐地批评了“布鲁斯”特工队的任务。他们空降的地方是两股强大军事力量割据的中心，一边是东进的巴顿武装，一边是撤退的德军。这三名杰德堡特工和几千名法国游击队员只能在两军的运行轨迹上发挥边际效应。他对儿子说：“其实我们没做什么。”
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53名美国杰德堡特工得到了战斗英雄的绶带。科尔比和勒隆被授予美军青铜勋章。16名突击队员在战斗中死亡、21名受伤、4名被俘、1名在战斗中失踪。少数回到密尔顿大厅的杰德堡特工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但更多人像科尔比一样，发现战斗令人兴奋若狂。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一个爆炸性的、激动人心的时刻，虽然在当时看起来并非如此，太过简短。”他不希望他的战斗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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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5日，亨利·弗拉热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枪决。
战争结束后，贝当元帅被囚禁，他那千夫所指的首相皮埃尔·赖伐尔，被一个行刑队拖出去枪决。正义难以对所有人都公平。戴高乐并没有沉重地打击报复国家的叛徒，因为那样做不利于战后的政治利益，他更愿意把法国公民描绘成团结一致抗击纳粹的形象。但抵抗组织的游击队在战前、战中和法国刚解放之时，总共处决了大约9000名投敌卖国者，多达30000名法国妇女因涉嫌“横向通敌”而被剃光了头。在约纳省，一个女人被免于剃头，但人们拽着她的头发拖到树林中，开枪射中了她的脑袋。战争结束后，311263起内奸案如洪水般涌入法国法院，受审的占其中的一半多，其中的四分之三得到了判决。
9月下旬，在德国军队通过了约纳省后，罗歇·巴尔代一直保持低调。1945年1月，法国警方终于逮捕了他，但不久他就被释放了。英国特别行动处在确信他是叛徒之后，希望他在法国法庭受审并执行枪决。但戴高乐的安全机构并不确定巴尔代的罪，他向法国审讯官编造了一个天花乱坠的故事，声称自己是三面间谍，实际上他为弗拉热效力，反对布莱谢尔。法国机构相信了巴尔代，在2月释放了他。
早在1945年6月，英国特工在阿姆斯特丹就抓住了布莱谢尔。他们把他推上了一架飞往伦敦的飞机。在军情五处，反间谍特工开车把他送到了拉奇米尔大厦020营房，一个位于城市南部的审讯中心，开始拷问他。实际上，布莱谢尔不仅是个诡计多端的间谍捕手，而且还是个阴险狡诈的囚犯。他告诉了审问人员所有关于他在法国精心策划的活动以及巴尔代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1945年7月，法国特工重新逮捕了巴尔代。三个月后，军情五处把布莱谢尔送上了另一架前往巴黎的飞机，在其后的一年中让法国内政部官员带布莱谢尔为巴尔代的叛国罪作证。在弗雷纳监狱，这个阿勃维尔的家伙与他那面容憔悴的双重间谍还团聚了一下。1949年12月，巴尔代最终因叛国罪受审，并被判死刑，后来被改判为收监20年。1955年，他被释放出狱。之后他就隐姓埋名，销声匿迹了。
1975年6月，在科尔比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后，他在战略情报局的“布鲁斯”特工队的报告中加了一条“补遗”。科尔比写道，“布鲁斯”特工队在执行任务时，巴尔代的背叛尚属“未知”。但“这无疑说明了”在杰德堡特工转战约纳省时，“巴代尔的不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