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殷朝和商朝的起源背景不同
殷朝和商朝分别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朝代，两者的起源背景都不同。商朝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建立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这个时期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而殷朝则是一种政治形态，是出现于商朝中期的一种国家。
二、殷朝和商朝的统治者不同
商朝时期的统治者是西伯侯，他们是当时的地方领主，不断向中央政权进攻，最终形成了军事腐败和政治风气不纯的局面。而殷朝则是由帝王建立，封建制度逐步形成。商朝时期的国家构成还非常复杂，各地的地方政权有着独立性，而殷朝时期则是由一位皇帝领导，区域的分割明显。
三、殷朝和商朝的文化发展不同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如商周青铜器是世界文化遗产，商朝的山东地区和河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而殷朝则是建有许多建筑文化，如殷墟、大观园等文化设施均为建于殷朝的建筑，其创意、设计都有高超之处。
商丘是商国、商朝、商业之源。“商”，在许多典籍中又称为“殷”。因此有人被搞糊涂了：“商”和“殷”不是有区别的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有人解释说，殷人自己对商是始终称为“商”，不称“殷”的，称“殷”似乎是出于周人的敌忾……周人对于敌国“商”不称其本号的商，而称为衣或殷，大约也就如我们在抗战时期宁愿称日本为“倭寇”，而日本人也宁愿称中国为“支那”一样。
商人自己不称“商”为“殷”？事实并非如此。从古文献记载来看，商人是称“商”为“殷”的。产生于商朝的《诗经·商颂》是商人自己写的，其第三篇《玄鸟》就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商之先后，受命不殆”、“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里面“殷”、“商”并用。第五篇《殷武》言“挞彼殷武”、“曰商是常”、“商邑翼翼”等，有“殷”也有“商”，甚至在同篇中也“殷”、“商”并用。由此来看，“商”称“殷”不能说是出于周人的“敌忾”，商人自己也称“商”为“殷”。
其他史籍也有不少是“商”、“殷”并称的。古本《竹书纪年》称王亥为“殷王子亥”，今本《竹书纪年》称王亥的父亲冥为“商侯冥”，又言夏王帝芒三十三年，商侯（王亥）迁于殷，然后就称“殷侯子亥”。由此看来，“殷”、“商”并称的时间是相当久远的。
为什么商人将“商”、“殷”并称？学者王宁先生《原始天文学与夏商文化的起源》认为，“商”和“殷”应该原来都是氏族名，后来“商”被用为国名，而“殷”仍然是氏族名，所以《史记·殷本纪》最后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
王宁先生还认为，由“商”之来源推之，“殷”亦必与商星有关，郭沫若认为《尔雅·释天》“岁在子曰困敦”的“困敦”就是来源于古巴比伦的天蝎座名GIR.TAB，所以固疑“殷”就是“困敦”之促音，因为“困”古音是溪母文部，“敦”是端母文部，而“殷”是影母文部，“困敦”之促音正可读如“殷”。故“殷”本来也是来自于商星，对于最初的殷人来说，大概是称“商”与称“殷”在意思上是没有分别的。远古时期，由于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人们迁徙频繁，殷人把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或称商丘（商），或称殷虚（殷），《说文》说：“虚，大丘也……丘谓之虚”，其实“丘”和“虚”（墟本作虚）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后来汤伐夏之后建国名“商”，商成了国名，殷人自称为“商”，而“殷”仍然作为氏族名保留着，所以古籍中“殷”、“商”并行不悖。到了周武王灭商，商国不存在了，但殷氏还存在，故周人就称他们为殷人。这就是为什么周代的典籍称“商”为“殷”的原因。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盘庚》说“盘庚（商朝一王名）迁于殷”。盘庚所迁之“殷”是哪里？汉古文经学大家孔安国作注说：“殷，亳之别名。”又说：“盘庚五迁，将治亳殷。”众所周知，亳即商丘，也就是说“殷”也是商丘的别名。“治亳殷”，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注为“治于亳之殷，商家自此徙，而改名殷亳”。《史记·殷本记》记载盘庚说：“帝盘庚之时，殷（商朝）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胥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此后，商第二十七王武乙才自亳迁于河北，就是安阳那里，直至帝辛（纣）灭亡。《竹书纪年》（《四部丛刊》本）记载说：“元年丙寅，王（指盘庚）即位居奄。”“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盘庚所迁之“亳殷”、“殷”、“北蒙”，就是原商丘县北境的蒙地。丁山先生是考古学家，曾作《商周史料考证》，他在对史料作了一番认真考证后说：“以北蒙定盘庚所迁的殷墟，我认为决在今河南商丘北大蒙城。”
史料记载和专家考证都说明，“商”称“殷”不是从周朝开始。在更久远的时候，“商”和“殷”就是并称的，“殷”即“商”，“商”即“殷”。弄清了这个问题，会对我们读古籍有所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