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焱读书笔记之十二：《行走新安江》摘记（墨菲怪石）

读书笔记（董焱）

《行走新安江·徽之味》

赵焰

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

《行走新安江》摘记

关于本书

本书是一部徽州游记，以作者行走于新安江畔历程为线索，记录了真实的徽州，兼具史料性和文学性。

新安江

新安江流域几乎覆盖了整个徽州。从地貌上说，徽州是一个大盆地，它四面环山，北面是黄山山脉，南面是大彰山山脉，东面是天目山山脉。这样的地形、地貌，使得徽州在水系上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府六县”几乎所有的水系，都流向新安江，然后流入浙江境内，最后归于东海。这样的现象，真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正因为如此，也就形成了徽州在自然和文化意义上的相对完整，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它都是一个整体，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河流又如同人一样。从嗷嗷待哺到独立行走，直至长大成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地方，会有一些不同的称谓，比如说乳名、小名、学名、大名，甚至某种笔名和职务，等等。

新安江同样如此。当她发源于休宁与婺源交界处的六股尖时，她有一个乳名，叫冯源，那是因为源头的位置在休宁县冯村乡境内；然后，在此之下，她被称为大源河；再然后，它又叫作率水。在屯溪，横江流入了率水。横江，同样也是新安江上游一条重要的支流；从屯溪的率口往下，一直到浦口，这段河流称为渐江。在浦口，渐江与练江交汇。练江是新安江最重要的二级支流，在练江这一段当中，有几条重要的三级支流汇入，她们分别是丰乐河、富资水、扬之水。练江在浦口与渐江交汇后，往下，河流就称为新安江了。新安江一直往下流，在歙县的深渡，新安江注入千岛湖，也就是新安江水库，然后，跌出大坝到达浙江境内，先是叫作桐江、富春江，到了杭州闻家堰，这条河流又改叫钱塘江。在激起一片钱塘潮之后，这条长达千里的河流，最后浩浩荡荡地汇入东海。

新安江

溪口

溪口值得一看的，是现在乡政府马路对面的关帝庙。关帝庙又叫红庙，因为它的外表被涂成红色。据说在徽州，像这样规模的关帝庙，仅存这一座。徽州一直重文轻武，在民间，很少有朝拜关帝庙的传统，但在这里，似乎是一个例外。我疑心最初建在这里的，是汪公庙，是纪念徽州土地神汪华的，而到了明代之后，由于话本的出现，《三国演义》风行，于是摇身一变为关帝庙。在徽州“八大姓”当中，汪姓的历史是比较长的，在徽州存在了近两千年。当然，这样的想法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徽州村民特点

徽州的村落一直有着农耕社会的诸多特点，村民们大都崇旧、尊老、厚土、重迁、保守、拒创新。在任何一个村落，都残留着一些“遗老遗少”，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如数家珍，津津乐道，引经据典。

汪由敦

最让溪口人骄傲的人物，是乾隆年间的吏部尚书汪由敦。汪由敦的墓，就坐落在村落边一个小山坡上。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父亲是个徽商。

雍正元年，汪由敦被推荐为《明史》编修，同年，参加顺天府的乡试，考中举人。次年，在京参加会试，考中第二甲的第一名进士，赢取了传胪名号，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年汪由敦32岁。志得意满时，汪由敦的父亲突然病故，由于汪由敦一直忙于编《明史》，没来得及赶回参加父亲的葬礼。三年后，汪由敦由于编纂《明史》有功，学识卓越，被授予大学士。历任工部、刑部尚书；于乾隆十一年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随即在军机处行走。

汪是一个标准的朝廷大臣，谦让恭敬，记忆力惊人。尤擅揣摩皇帝心思，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雍正、乾隆的很多圣旨，都由汪由敦起草。汪由敦66岁过世，乾隆皇帝深感惋惜，亲临赐奠，追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并称他“老诚端恪，敏慎安详，学问渊深，文辞雅正”。

张率与率水

率水的名称，来自一个隐士——汉代有一个太守叫张率，因为世事动乱，心灰意懒，索性搬到六股尖一带隐居，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正是张率的到来，六股尖一带被称为率山，而从那个方向流下来的溪流便成了率水。《休宁志》记载了这一典故。

回溪与朱升

离溪口不远，有一条小溪，从休宁和婺源边界发源之后，先是由南朝北，流了一段路程之后，突然转向，由西向东直入率水。每当梅雨季节，雨水猛烈，河水陡涨，便会形成倒挂，率水灌入小溪，因此位于这条小溪边上的小村落就被称为回溪。明初大名鼎鼎的朱升就是回溪人。

中国文化的弱点

与很多事情一样，文化如果透露一股机灵的小聪明劲，往往便会在整体上缺乏大气；聪明都运用到细枝末节上，反而容易在行为创造以及思想拓展上显得疲软。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化一直有着这样的弱点。

堪舆风水

在农耕社会中，人们总是把吉凶祸福归因于各种神祇和自然力量，于是，人类产生了对于自然力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山川的形状首先被附会成世事兴衰的原因。于是，堪舆风水应运而生。徽州村落在建设过程中，往往要请“罗经师”或者“阴阳生”，也就是风水师对周围的地形地貌进行观察和测量。

风水师最关注的一般有两点：一是环境的领域感。领域感能培养村民的归属意识和安全意识，有利于培养宗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一般情况下，一个村落，背后要有祖山、少祖山，前面要有案山、朝山，左右要有连绵的山峦，一般叫护沙或左辅右弼。村址四周的山岭一般呈闭合形状，大体要有中轴，景观要近于对称，并且，山形要有层次。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是在隐喻和暗示着衙署的公堂，希望子孙能走正途。二是村址附近最好有圆锥形的山峰，以在村子东南方即巽方最好。尖尖的山峰一般就叫文笔峰或者卓笔峰，主文运；如果有整齐的一排山峰，就会叫笔架山。一个村庄，如果倚临文笔峰或者笔架山，那就比较理想了。

如果环境不很理想，也可以通过人工方式来补救，例如用庙或者用亭来补缺，用塔来取代文笔峰，改称文峰塔等。另外，凡有文笔峰的村子，在村前面对文笔峰的地方，要有一口天然的或人工的池塘，称为砚池，文笔峰投影于其中，叫作“文笔蘸墨”。这样的安排，目的是为了激活村落的文气。除此之外，因为圆锥形的山峰是“火形”，怕引火进村闹灾，所以要用水池消解。

徽州的“四大名镇

徽州的“四大名镇”：休宁的万安镇、岩前镇，绩溪县的临溪镇，黟县的渔亭镇。

齐云山

齐云山

在齐云山，徐霞客写就了《游白岳日记》。游黄山时，徐霞客曾经感叹“登黄山天下无山”，来到齐云山，他立刻就后悔了，齐云山与黄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虽然齐云山从景致上比黄山略逊一筹，但齐云山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和文化内涵，也为他所喜欢。徐霞客对齐云山一直依依不舍。两年后，徐霞客又找了一个机会重游齐云山。这一回他算是真正地看清了齐云山，也领略了齐云山的风貌。徐霞客生平两次到达的山只有四座，它们分别是黄山、天台山、雁荡山和齐云山。可以断定的是，对于徐霞客这个大旅行家来说，他能去两次的地方，肯定是有独特风情的。

但自古以来，齐云山的光芒一直被同处徽州的黄山所遮掩。“既生瑜，何生亮”，与“大家闺秀”的黄山相比，齐云山似乎有点“小家碧玉”，但小家碧玉自有小家碧玉的味道。其实齐云山与黄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它更有内蕴，也更加奇谲。齐云山三十六奇峰，峰峰入画；七十二怪石，石石皆景。山奇、石怪、水秀、洞幽，林木道观点缀其间，碑铭石刻星罗棋布。这样的鬼斧神工，也就形成了齐云山的独特之处。更何况，因为道教圣地的缘故，齐云山还有着独特的魅力。这样的“魅”，在于它某种程度上暗合着道教的精神。

“徽州八大姓”和“新安十五姓”

徽州历来就有“徽州八大姓”和“新安十五姓”的说法，所谓八大姓，是指程、汪、吴、黄、胡、王、李、方诸大姓，倘若再加上洪、余、鲍、戴、曹、江和孙诸姓，则称为新安十五姓了。新安各姓中，程氏位列于《新安大族志》之首。

扬之水与胡适

从东北方向来的扬之水也是一条重要的支流，扬之水的支流繁多，其中一条支流大源河发源于绩溪、歙县、旌德三县交界处，在她的北边，是隶属旌德的著名村落江村；河流的源头附近，是著名的上庄，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文学家、思想家胡适的生长地。

胡适先生

登源河

扬之水的另一条支流登源河，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她的源头是绩溪县的伏岭镇。伏岭，被称为徽菜发源地。伏岭往东，过了被称为徽商故道的“江南第一关”后，就是浙江境内。从伏岭沿河而下，有一个叫“龙川”的大村落，在村落中，矗立着“江南第一祠”胡氏宗祠；在河流两旁，还有一些重要村落，比如仁里、湖里、临溪等。湖里是“红顶巨贾”胡雪岩的家乡，临溪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码头，也是徽州当年的“四大名镇”之一。

风水之说，“东水西流，富贵在两头”。

呈坎、东舒祠

罗东舒祠

位于丰乐河源头的呈坎村在徽州一直是相当有名的村落，除了村落以八卦方式布局之外，呈坎村最有名的，就是罗氏宗祠了。

罗氏宗祠全称“贞靖罗东舒先生祠”，它应该是徽州古祠中气势最为恢宏的一座。生于宋末元初的罗东舒，是一位经天纬地的奇才，但在乱世之中，清高耿介的罗东舒雄心和抱负无法实现，只好以陶渊明为榜样归隐田园，元朝廷多次聘请他为高官，都遭其拒绝。陶渊明自号“靖节”，罗东舒就自号“贞靖”，意思是决不与元朝合作，以维护自己的名声。

罗东舒不愿当官，就得找点事情做。他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花了很长时间为呈坎罗氏宗族整理族谱。罗东舒怀着对祖先的恭敬和感恩，在做这些事情时，兢兢业业，认真精确，“凡先世茔墓逐一稽考”。因为罗东舒梳理了罗氏宗族的脉络，办了大事，所以呈坎罗姓一直对他感恩戴德。很多年过去了，人们依旧忘不了这个为家族做出很大贡献的大儒。有一年修祠堂，有长老提议，把罗氏祠堂命名为“贞靖罗东舒先生祠”。这样的建议，得到了呈坎罗姓的一致认可。

东舒祠陆续造了70年。在这70年中，呈坎罗氏的好几代人都在为家族的祠堂添砖加瓦。开头的是罗洁宗，这是1542年的事情；收工的则是罗应鹤。当祠堂勾勒完最后一笔图案时，已经是1617年的秋天了。新祠堂落成的那一天，全体罗氏家族的人都聚集在祠堂里，肃立，然后静穆地注视高悬着的“贞靖罗东舒先生祠”巨匾。家族祠堂之所以以罗东舒先生命名，就是想以高风亮节的罗东舒勉励后人：做人要讲道德，要有出息，同时做一个有境界的人，做一个对罗氏家族有贡献的人。

这个足足花了70年才建起的族祠的确值得罗氏人骄傲——高大门楼的雕刻以历史戏文和龙狮相舞为主体图案。祠堂占地5余亩，建筑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北侧有厨房、杂院，南侧有女祠，整个祠堂一看就气势非凡、精雅恢宏，甚至直到今天还可以睥睨周围的其他建筑。

罗东舒祠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座文庙，它的结构出现了只有孔庙才有的棂星门、拜台等，这些均为一般祠堂所没有。正厅的每根屋梁，两端皆为椭圆形梁托，梁托上雕刻着彩云、飘带，中间分别镂成麒麟和老虎，檩上镶嵌片片花雕，连梁钩也刻有蟠龙、孔雀、水仙花、鲤鱼吐水等图案，仰首凝望，玲珑别致。正厅两侧和上首的花雕更是精美。更令人称奇的是花中有物，物中有景。荷花在池水中荡漾，或微波粼粼，或浪花朵朵，花群之中，有鸟翔蓝天、鱼潜水底、鸭戏碧波，还有蛙跃荷塘、鸳鸯交颈，整个荷群画面被描绘得生动逼真，妙趣横生……跟所有家族祠堂一样，罗东舒祠也有天井，寓意还是“四水归堂”，但四水归堂在这里不仅仅象征着财源兴旺，还象征着人丁兴旺、家族源远如天水一样长流不息。

宗祠修好之后，每隔数十年，呈坎的长老们便聚集在祠堂里，要求重修家谱，并借此梳理整个家族的脉系。于是，在溯本求源的基础上，把村里的罗姓分为一甲、二甲、三甲……每甲设置一座祠堂，即一甲祠、二甲祠、三甲祠……每座支祠也设立一个族长，由各甲人员推选而成。族长对全甲人员的教育、伦理、生产、生活之事负责。在此之上又设立一个总族长，对各甲之间的事情进行协调和总管。每甲之间也有较分明的位置安排，各甲之间分别向纵深处扩散，不可以侵占别人的领地。

徽州宗法制度

徽州的村落一直具有某种代表性，它不仅仅是徽州文化的体现，从其中更可以管窥中国古代生活的面貌。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型在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只有在徽州，因为闭塞的地理位置以及浓郁的家族制度，这一套系统才保存得相对完好。但即使是这样，所有古村落，都像是一个空巢，那种农业社会繁荣茂盛的精灵，早已咿呀一声飞走了。

呈坎村落的状况，实际上是徽州宗法制度的一个缩影。虽然家族与村落表面一派祥和，但在骨子里，它一直是紧张的，在它的内部，有一种阴郁的控制力无所不在。这种阴郁的控制力尽管残酷而狭隘，但它对于家族的稳定和凝聚，又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曾有人认为，汉民族在经历了很多次外族入侵之后，不仅没有分裂崩溃，而且从文化上化解了这种入侵，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严谨而周密的宗法制度在起着关键的作用。它支撑着强大的信念力量，维系着社会的运营，推动着庞大的道德体系缓慢行进。

徽州建筑

西溪南的民居是标准的徽州建筑，它的外墙都是用砖砌成的，表面涂抹白石灰，室内的间壁，大都以木板构成，整个房屋呈框架结构，坚硬、牢靠，从不给人以华丽之感：屋顶一概用小青瓦而从不用琉璃；勾栏也都保持青石、麻石等纯石质材料的质感而不施丹青；门楼和屋内的石、砖、木“三雕”精细、婉丽，不用五色勾画；隔扇、梁栋等也不施髹漆……从整体上来说，给人的感觉明快淡雅，幽静情趣，风格内敛而沉稳，精致中又不失大气。

徽州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儒的，那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执着而实在，低调而倔强。那种对于仕途的追求、对于成功的追求，以及为人处世的道德感和人情世故的平衡感，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商业文化对徽州影响很大，使得徽州人更理性务实，为人精明，工于算计，人生的负重较多。但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单一的，徽州人在表面精进的同时，深埋在进取心之下的，应该还有另外一层思想，那就是与山水和谐的愿望。

龙川胡氏宗祠

郑村

“和义堂”“善述堂”“善继堂”“务本堂”是连在一起的。在外面，它们各有各的大门，但在内部，它们全是相通的。这四间屋子分别属于汪家的四个儿子，上辈给他们安排这样的结构，就是让他们在一起彼此照应，互助互爱。四个大屋连在一起，更显气势磅礴，难怪被称为“徽州最大的民居”了。

“和义堂”现在的主人，汪家第九十四代传人汪建平领着我们参观了整个大屋。一进客厅，我们就惊呆了，这座民居真称得上是规模宏大、气势非凡，内部由西至东一共三列，每列从南到北又分为前、中、后三进，房屋是群体结构，房连房，进连进，走入其中，就像进入一个很大的迷宫。据说至今都没人数得清这个大屋有多少扇门、多少座天井。各进、各列之间，设有封火墙、防火巷，还有完整的排水系统。汪建平介绍说，“和义堂”占地8000多平方米，为其先祖汪为炳所建，距今已有200余年，和原来的西溪汪氏宗祠相隔一巷。结构为九宫全封闭式，造型用料上沿用明清祠堂流派，既高大雄伟，又恢宏大方。前几年上海同济大学的师生曾专门来此，考察达半月之久。

“汪家大屋”应该是徽州建筑的一个代表性作品，也是徽州民居的扛鼎之作。可以说，它集中体现了徽州民居的诸多特点，除了门楼上精致无比的砖雕之外，还有很多精致与宏伟都隐藏在屋子内部。屋子里的石雕、木雕和砖雕，其浮华和精细程度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这样的精美物件，却一直“锁在深闺人未识”——如此鬼斧神工的建筑工艺，却只能让汪氏家族的人独美。这样的情形契合着徽州建筑上的大众心理——那些在外挣得盆满钵满的徽商，一旦潜入这样的深院大宅，就像是一只拖着战利品躲进山洞的野兽一样，对于周围，一直保持着提防。这样的心理状态，怎么说都有点狭隘而阴暗。

汪家大屋

汪泰安退田还园，修建了“不疏园”。之所以以“不疏园”命名，汪泰安的儿子汪梧凤在后来自己的一篇文章《勤思楼记》中阐述道：“先君子治田为园，园北有堂，颜之曰不疏，盖取陶诗‘暂与田园疏’意而反之，亦欲使后之读书其中者，常守厥志，不致苟于利禄，而饕餮于宠荣也。”由此可见，“不疏”二字是要后人读书其中，时刻警觉，不可一味地追求功名利禄，疏远田园。

许村

许村的形状像一只临水的葫芦，这在徽州的村落中，算是一个比较奇妙的形状。葫芦的意义有两层：一方面，它是农产品，象征农业社会的丰衣足食；另一方面，它还是道家炼丹的工具，有着吉祥和神秘的意蕴。

在许村村口，有两座高大巍峨的牌坊。一座是建于明嘉靖年间的“薇省坊”，该坊为嘉靖元年进士许琯所立，坊名“薇省”系沿袭旧典，是唐、宋时对中书省的雅称，暗指许琯曾官至湖广参政。

三朝典翰坊

村口另一个“三朝典翰坊”的传说听起来就更荒唐了。“三朝典翰坊”建于明崇祯年间，三间三楼，四柱冲天，是为明朝泰昌、天启、崇祯年间的中书舍人汪伯爵和他的父亲而立的。中书舍人为明朝宫中的*官，雅称“典翰”，他的父亲汪德章也得到和儿子一样的封赠，故称“奕世”。

从性格上来说，胡宗宪除了极爱面子之外，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多年的戎马倥偬，使得他很难适应无所事事的日子。胡宗宪召集工匠，在龙川宗祠的对岸造了一个牌坊，在旌表自己的同时，把同宗本家的胡富也捎带进来。胡富也是龙川人，曾是1478年的进士，后来担任过朝廷的户部尚书。胡宗宪本人则是1538年的进士。胡宗宪给这个牌坊命名为“奕世尚书坊”。“奕世”取自《国语·周语》中的一句话：“奕世载德，不忝前人。”意思是在盛世推行道德，没有辱没前人。这样的初衷，正是胡宗宪想表达的。牌坊的大中额枋间的花板上，刻有“太子太保胡富”“太子太保胡宗宪”。牌坊上一手漂亮的书法是胡宗宪请当朝著名的书法家文徵明所写。

仁里

仁里原是绩溪耿姓的发源地。据《鱼川耿氏宗谱》载，南朝梁工部尚书耿源进慕新安山水，与弟耿汝进游历绩溪，见此地山环水抱，风光旖旎，于是全家迁至这里。因耿源进熟读《论语》，便取“里仁为美”，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仁里”了。更确切的意思是：里者，民之所居，居于仁者之里，是为美。

仁里算是练江支流登源河上的一个文化名镇了。

仁里的出名，是因为苏州才子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在那本书中，沈三白记述了一段在绩溪的经历。

胡雪岩

胡雪岩

就当时的状况而言，政治与经济就像一根绳上的两股线一样不可分割。

纵观胡雪岩的经营和人生之路，有两个人对于胡雪岩至关重要：一个是王有龄，胡雪岩就是在王有龄的支持下淘得第一桶金的，并且在王有龄担任浙江巡抚时，胡雪岩甚至获得了以他的钱庄代理浙江省藩库的支持，这样，地方政府的银库直接成了胡雪岩的资金周转站。

而另外一个人，则是官居更高位的左宗棠。在王有龄死于太平军刀剑之下后，胡雪岩又适时地联系上了左宗棠。当胡雪岩与更具势力的左宗棠形成了铁杆关系之后，胡雪岩更是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他先是为左宗棠办理粮草与太平军作战，然后帮助左宗棠与法国组织“常捷军”。1866年，胡雪岩又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为左宗棠办理采借之事，并为左宗棠借了内外债1200多万两。在此之后，胡雪岩的生意越做越大，行业扩展到粮食、房地产甚至军火。他的钱庄也借助于湘军的力量，在全国遍地开花。胡雪岩与政治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到了1878年，因为赞助支持左宗棠平定新疆有功，胡雪岩受到朝廷的嘉奖，被封为布政使，赐红顶戴，紫禁城骑马，赏穿黄马褂。

这个成功的红顶商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徽州人的楷模和榜样。“生子当如胡宗宪，从商要学胡雪岩。”对于徽州人来说，他们对于财富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与儒学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儒学最根本处在于济世情怀，而济世除了以“仕”作为手段，通过权力实现抱负之外，同样可以通过从商，以金钱的方式来实现。在徽州人的眼中，如果两条道路能得到统一，那将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事情。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背景，胡雪岩格外受到徽州人的推崇，在徽州人看来，只有胡雪岩的人生才是最完美的，算是真正值得效仿的目标。

胡雪岩的确是一个聪明人。除了具备徽商的共性特点之外，胡雪岩最大的长处还在于，他还是一个自我宣传及自我推销的高手。在胡庆馀堂，店堂内高高悬挂着两块巨大的金匾，一为对外的宣言：“真不二价”；另一为对内的警戒：“戒欺”。旁有跋云：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唯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正是胡雪岩的办店宗旨。关于胡庆馀堂的由来也有一则故事：先前胡雪岩并没有开药店，而是开钱庄和做丝绸等买卖的，只是有一次胡雪岩生病，吃到假药，并差一点死掉，这样的经历让胡雪岩感到，假药的危害太大了，他痛下决心，要开一个名副其实的药店。

从开业的第一天起，胡雪岩就对外宣称，胡庆馀堂最大的特色就是“真”“精”二字：店里的药材，驴皮必购自河北辛集、山东濮县，山药、生地、牛膝、金银花非淮河流域不取，当归、党参、黄芪必定去往秦陇办理，麝香、川贝必定是来自云南和四川……开张之初，胡雪岩头戴花翎，胸挂朝珠，身穿官服，站在大门口亲自接待络绎不绝的顾客。这样打造品牌的方式实际上也是一种经营理念，是诚信的一种延伸，更是能够通向金钱的桥梁。

“为人不可贪，为商不可奸，经商重信义，无德不从商。”这样的话从胡雪岩的嘴里说出来，一字一句，铿锵有声。我宁愿相信胡雪岩的诚心和真实。这样的性格极像一个徽州绩溪人。在徽州，绩溪人一直有着“绩溪牛”的说法，那是说绩溪人耿直倔强，能吃苦耐劳。在某种程度上，胡雪岩真是有着这样的品性和底质。

渔梁

当年，渔梁曾是新安江水路一个重要的码头，是徽州通往江浙一带的货物集散地，桅樯如林，川流不息。据说，当年渔梁的街道长达二里路，远远长于现在的小街，当年的街道也十分热闹，街道两旁都是酒店、客栈、商店，徽商等往来的客人云集于此，妓女在街边招徕，一派繁华兴旺的景象。当年徽州有八景，“渔梁送别”就曾被列为一景，但它指的不是当地的兴旺情景，而是指在渔梁送别自己的亲人的悲壮场面。时人有诗描绘道：“欲落不落晚日黄，归雁写遍遥天长。数声渔笛起何处，孤舟下濑如龙骧。漠漠烟横溪万顷，鸦背斜阳驻余景。扣舷歌断频花风，残酒半销幽梦醒。”

这样的诗是有着丰富意象的。晚日、归雁、渔笛、孤舟、漠漠云烟、鸦背、斜阳、残酒、幽梦等，无一不是在诉说着离别的伤感。毕竟，在当时，从商不是阳关道，只是背井离乡的“奈何桥”。

当年徽州人下江浙，既是谋生，同时也是被主流思想抛弃，一切都有悲壮的意味。这样的状况有点像是“背水一战”。徽州人走出去的时候，都是身背干粮，虽然没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决然，但身负亲友的嘱托，也背负着家族的希冀，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徽商的没落

对于徽商，相对于它的兴起，我更感兴趣的是它的没落。实际上关于徽商起起伏伏的过程有太多的东西值得追寻和探索，而这样的探索和追寻往往会涉及中国文化深层次的结构。在这方面，一直翳云重重，甚至，我们自己的研究远不如别人来得深入而准确。别人的手术刀一直是“狠”与“准”，而我们呢，总是对自己的身体充满忌惮和胆怯。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那本著名的《亚洲史》当中这样写道：“中国仍在发展的经济商业化和城市商人的崛起，并未伴随着欧洲发生同类社会变革时产生的那些新事物。个人或家庭的财产中，来自生产增长的部分，不及通过官方关系或管理国家垄断事业而从原已存在的财富攫取较大份额来得多。商人和他们的工会从未成为独立的企业家群体，也从未像欧洲商人那样寻求对体制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依中国人的观念，他们只能在现有制度下争取繁荣，根本没有试图改变它的动力。对于较长期的投资，土地是优先选择，因为它比较安全而且带来社会声望。贸易中赚得的资本转向了购置土地和高利贷（这几乎总是资本短缺的征兆），或者挥霍于奢侈生活，资金极少投向可能提高生产效率的事业，比如制度业或者开发新技术。”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认真比较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之后，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系列来自希腊、罗马，成熟于市场经济的精神和方法，像理性观念、公民观念、专业观念，像社会结构意识、自由劳动意识、海上贸易意识，像系统方法、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化学方法……组织在一起才是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一个系统，在它的方法论之后，最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实质。

在韦伯另一本书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更是仔细分析了中国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诸多原因，例如：没有官职保障的财富无法成为社会荣誉的基础，没有法律地位的企业难以成为城市的主角，没有经济代价的国家义务取消了自由市场，没有宪章契约的同业行会怎敢进入自由的竞争，等等。他还精细地发现，在古代中国，皇权虽重，家族的实际权力却超过了国家的行政权力；工艺虽精，人们对人际关系的兴趣却超过了对产品的兴趣。而且这一切，最后都成为一种最具有惰性的全民性精神气质，即使是局部改良也很难有整体突破。

水程捷要歌

当年的徽州，有一首《水程捷要歌》广为流传，它描述了沿着渔梁下新安去杭州的情况：

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

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

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

橦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

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昌溪

濒临昌源河的歙县昌溪古村算是新安江边一个很重要的村庄了。其重要性在于：第一，这是一个千年古村落，它的历史相对较长；第二，昌溪的面积较大，人口众多，在歙县南部，它一直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被称为“歙南第一村”，即使是现在，昌溪也有三四千人；第三，昌溪古村落相对来说保存较好，村落的水口以及古建筑都比较有特色，开阔而大气。

由于一直交通不便，昌溪村现在还遗留很多古建筑，称得上是一个古建筑博物馆。

村落自明代所建的西静庵起，到村北海瑞手书的“务本堂”界止，形成一条长达3公里的古建筑群，共有各具特色的旧式民居800余幢、宏伟壮观的古祠16座、工艺精湛的社庙5座，除此之外，还有寺庵3座以及书院、学校和护城墙等。

现在的昌溪，还留有当年朱元璋留下的大匾，上有朱元璋亲自题写的大字：第一世家。据说，皇帝为家族所题写的牌匾，仅此一个。这个牌匾是有来历的——朱元璋起兵后，南下浙江，在杭州一带败给了元兵，便沿着新安江退到昌溪休整。当地居民对朱元璋的抗元义军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昌溪吴氏家族去金陵找他，朱元璋想起了那一段最困苦的时光，百感交集，欣然为吴氏宗祠题匾一块。

昌溪有三处独具特色的古祠，分别是元末的“太湖祠”、明代的“六顺堂”以及清代的“寿乐堂”。其中，“太湖祠”是为纪念昌溪吴氏始祖而建的。

太湖祠是典型的元代建筑，这在以明清建筑为主的徽州，似乎并不多见。它昂首向天，十分孤傲。祠前的广场很大，可以容纳六七千人，祠外主墙角高高崛起，8只大鳄昂首凌空。祠分三进二门堂、五间六厢，为砖木结构，其中梁坊、柱础、斗拱、雀替、博风、屋面上皆有精致的雕刻，最难得的是后进梁拱上雕饰的《百兽图》，百兽的形态各异，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