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问世于新世纪初年，快二十年过去了。我现在写这样一篇文章，算是一种迟到的评说。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攻击沈阳的中国驻军，制造震惊中外的事变。数月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全境。在占领东北全境前，日本关东军就有了在中国东北部建立一个由日本掌控的傀儡政权的构想，这个政权以中国的废帝溥仪为名义上的元首。于是，1931年11月，关东军把溥仪从天津先弄到旅顺，1932年3月1日，张景惠等人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所谓“建国宣言”，宣布立即与中华民国断绝关系，创建“满蒙新国”，以长春为首都，长春亦更名为新京。这就是伪满洲国的成立。
日本人把溥仪从旅顺弄到长春，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伪满洲国以“大同”为年号。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称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的身份也由“执政”变为“皇帝”，年号由“大同”变为“康德”。这个“大满洲帝国”一直延续到1945年8月。如果从伪满洲国成立算起，东北四省和蒙古东部地区人民在这个由溥仪挂名的傀儡政权下生活了十三四年。而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正是以这期间东北人民的生存状态为题材的。
伪满洲国人民的生存状态，与抗战时期其他地域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状态肯定有很大的相同。同是生活在由日本人扶植的傀儡政权下，会有相近的生活境遇，会有类似的酸楚苦涩。但是，伪满洲国是宣布脱离了中华民国而“独立”的，在1934年3月，更是复活了“帝制”。日本人对伪满洲国的控制程度与控制方式，与对其他沦陷区的控制相比，有深刻的差异。伪满洲国与日本的关系，与汪伪政权与日本的关系，有很大的相同也有诸多的不同。日本人对伪满洲国的心态，是大异于对关内占领区的心态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是松冈洋右的口头禅，也是其时日本朝野普遍信奉的理论。
正因为日本对“满蒙”有着不同于关内沦陷区的期许，所以对“满蒙”的统驭方式、掌控手段，也大有异于对关内沦陷区的方式和手段。而“满蒙”的人民这期间的生存状态，自然也不能与关内沦陷区人民的生存状态划等号。
关于这个伪满洲国，我们或许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了解，或者说，或许多多少少都具备了一点“常识”。我们可以依据这些“常识”想象这期间东北人民的生活状态。把东北人民想象成每日每时都在日本人的铁蹄下*，是最可能的一种想象方式。广大民众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日日愁眉不展，夜夜以泪洗面，饮冰茹檗、啼饥号寒：人们很容易这样想。当然，也可能有截然相反的想象。即既然“'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那“满蒙”就是日本的心头肉。所以，广大东北民众，这期间其实是生活得安宁的，比起关内生活于战乱中的人民，伪满洲国的人民可能有着更多的平静甚至富足。
而迟子建的《伪满洲国》以七十万字的叙述告诉我们：这两种想象都是错误的，都是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的。这十三四年间，在被日本人牢牢控制着的伪满洲国里人民的生活状况，远比任何一种简单化的想象都要复杂得多，混沌得多。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生活状态。而迟子建以七十万字的言说，表现了伪满洲国人民生活的难以言说性。我以为，这是这部长篇小说最独特的价值所在。
生活在继续，这是历史的基本面
长篇小说《伪满洲国》是以吉来的故事开头的。吉来是长春（那时已叫新京）市的一个九岁男孩，爷爷王金堂是弹棉花的，奶奶长年卧病在床，母亲已死，父亲在沈阳（那时已叫奉天）开当铺。吉来有一个姑姑，嫁到了抚顺的平顶山。小说这样开篇：
吉来一旦不上私塾，就会跟着爷爷上街弹棉花，这是最令王金堂头疼的事了。把他领出去容易，带回来难。吉来几乎是对街上所有铺子都感兴趣，一会儿去点心铺子了，一会儿又去干果店了，一会儿又笑嘻嘻地从畅春坊溜出来了。他从点心铺子出来时嘴角上沾着芝麻，而迈出干果店时手里则抓着桃脯或者杏干。最要命的是误入畅春坊，老鸨会满脸堆笑地追到门口，冲着吉来吆喝：“这位爷别走，给你找个好姐姐裹奶吃——”吉来就偏过头对着裤脚肥大的老鸨说：“裹*的奶！”他出了畅春坊又进了杂货铺，无论是农具炊具总要上前摸一摸，结果摸一手的灰回来了……
这开头的叙述，散发着浓郁的市井气息，这气息甚至有些令人陶醉。同时，寥寥数语，就精彩地表现了吉来的顽皮、淘气。这样的叙述强烈地吸引着我，但同时又让我暗生疑虑。我想，小说是叫《伪满洲国》呢！这是何等宏大、何等有气势的一个名字？敢如此为自己的小说命名，可真有点胆大如斗、胆大于身啊！如此命名的小说，怎么着也得一开始就是大人物、大事件吧？怎么着也得一开始就是血雨腥风、炮声隆隆吧？但竟以这样一个熊孩子在街头的调皮捣蛋开始小说的叙述，竟然一开始就营造一种有些醉人的宁静、祥和的市井氛围！迟子建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读着读着，这种城乡细民的日常生活状态，不断地出现，并且是以浓墨重彩的方式出现。城市的人也好，乡村的人也好，仍然在忙着生，忙着死。男女仍然在调情、偷情；夫妻仍然在争吵、打闹；父子仍然在冲突；邻居仍然在走动；熟人们在街头巷尾相遇仍然在打招呼；乞丐们仍然在沿门托钵，过去拿着怎样的打狗棍，现在仍然拿着怎样的打狗棍；烟馆仍然在营业，过去的大烟鬼仍然来这里吞云吐雾；妓院仍然在艳帜飘扬，过去的嫖客仍然来这里寻花问柳……没错！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占领在继续。然而，生活也在继续。生活在继续，这是历史的基本面目。
日本人的占领，伪满洲国的成立，并没有中断、终结东北人民生活的继续。何况东北是如此辽阔。同为伪满洲国的治下，不同的区域，情形会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村庄，驻扎着日军，那么，日寇铁蹄的践踏，就是一种日常的体验。而有的村庄，或许日本人从未到过。于是，在《伪满洲国》里，有的村庄的人民饱受日寇摧残，而有的村庄则仿佛与日本人没有什么明确、直接的关系。东北又有了皇帝了，可天高皇帝远。生活，仍然在原有的轨道上滑行着。
生活在继续，这是历史的基本面。意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明白历史的真相。然而，生活却并非完全按照原有的方式在继续，意识不到日本的占领对平民百姓生活的改变，同样不能明白历史的真相。已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了，吉来还在上私塾，这本身就是奇怪的。小说开头在叙述了吉来在街上的调皮捣蛋后，很快揭示了生活是以变化了的方式继续着。在街上瞎逛的吉来，遇到了在学校当老师的王亭业。王亭业作为现代学校的老师，本来是坚决反对吉来弃学校而进私塾的，曾几次上门试图说服吉来的爷爷，不要把吉来送进私塾，要送进学校。然而，现在他的看法改变了。他看见了吉来。这时，街上一个孩子一脚踩在驴粪蛋上，跌倒了，他的母亲连忙赶过去：
王亭业见往来行人都把目光集中到那对母子身上，就对吉来说：“你不上学校也好，你不用学日本话了。”
“我们先生说了，中国人要说中国话，不学日本话。”吉来的话刚一出口，王亭业就把脖子左右扭了扭，四顾无人后，他说：“你说话的声音太大了，这样不好。以后在街上说话要小声点。别告诉别人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王亭业见路人都把目光投向那对母子，才敢对吉来说出那句话，而吉来的大声回应，又对他造成惊吓。生活虽然在继续，表面看来没什么变化，但恐怖已经在空气中弥漫。吉来之所以敢如此大声地说出那番“大逆不道”的话，因为九岁的他还不知天高地厚。在吉来看来，生活没什么不同：“可街上的店铺还是老样子，流氓地痞该有还有，吃的用的也不是不能买到，他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王亭业眼里的生活则与吉来不同。应该说，吉来的感受和王亭业的感受都反映了生活的某种真相。一方面，生活在继续，仿佛什么也没有改变；另一方面，恐怖已经成为王亭业这种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在叙述、表现伪满洲国时期人民的生活状态时，迟子建没有首先让鲜血、死亡、子弹、刺刀这类东西登场，而是让恐怖这无形之物昂然出现在读者面前，是颇具匠心的。我们看见了生活在继续，仿佛什么都与先前一样，但是，在似乎与先前一样的生活中，出现了恐怖，而支撑恐怖的，正是鲜血、死亡、子弹和刺刀，甚至是比鲜血、死亡、子弹和刺刀更为可怕的东西。鲜血、死亡、子弹和刺刀，还有囚禁、酷刑等等，固然是伪满洲国时期人民生活中并非罕见的东西，但更经常性存在的，则是恐怖。恐怖是无时无刻不在的，恐怖是与空气同在的，甚至恐怖本身已成为空气。迟子建的《伪满洲国》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人民的生活在继续，但是，是生活在恐怖中。
恐怖意味着可能的灾难，意味着随时降临的子弹、刺刀、囚禁、酷刑和死亡。迟子建当然不只写了可能的灾难。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大都受到日本占领的影响。王亭业因一首自己也不明白的“打油诗”而被囚禁、受严刑，最后精神失常，成为日军生化武器的实验品，妻子孩子也沦入悲苦的境地，实际上是家破人亡；吉来的爷爷后来也被抓去做劳工，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王小二因下乡收粮而被日本人夺去一只手，而他寄住的秀娟家，父母都因他的原因被日本人*害，秀娟自己则沦为娼妓……
十几年的时间，伪满洲国里，肯定有无数家庭遭到灭顶之灾。但是，这样的灾难，并没有阻断东北人民整体生活的继续。迟子建把这些灾难镶嵌在巨大而又平静的日常生活中，让人感到日本人的存在，像鱼肉中的刺，像饭中的砂，像道路上的陷阱。小说也可以有另一种写法，即淡化甚至略去广大民众的那种平静而庸常的日常生活，只写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压迫、残害，只写鲜血和死亡，只写子弹、刺刀、囚禁和酷刑，那样或许更能吸引人，也可能更能博得赞誉，但那一定不是真实的伪满洲国人民的生活状态。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酷的大屠*，小说中只出现了一次，这就是平顶山惨案。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1932年9月15日，农历中秋节，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袭击抚顺，并烧毁日军在平顶山的配给站，采炭所所长、日本人渡边宽一被抗日自卫军处死，自卫团长平岛善作等人也被击毙。9月16日，日军将平顶山、千金堡等附近村庄居民3000余人赶到平顶山西南洼地，用机枪扫射，然后将尸体淋上汽油焚毁，并焚毁民宅700多座。是为平顶山惨案。
《伪满洲国》开篇不久便叙述了这场惨案，吉来的姑姑美莲嫁的正是平顶山的矿工，全家都死于这场惨案。日本军人的残暴，固然令我们切齿。但小说中最感动我的，却是普通民众面对抗日自卫军的烧*行为时的心态。中秋节的子夜时分，过完节的人们刚刚睡下，忽然附近火光冲天。配给站失火了，煤场也起火了。“火烧得很旺盛，半边天都是红的了，空中的月亮被映成了玫瑰色，看上去就像未出阁的少女的脸，粉面桃花的。”这样的从日本人的配给站和煤场烧起来的大火，当然令人们无法安睡。村人们都起来了。人们议论纷纷。知道内情者说，这是抗日游击队要去攻打抚顺，路过平顶山采矿所，“为了给小日本一个下马威而采取的纵火行动”。“有个矿工说游击队早几天就开始在杨柏堡一带活动，他们让住在工人宿舍的人带来采煤矿场的引火材料和煤块，缠上破布，用线绳捆扎结实，做成火把，眼前露天煤矿南面一带的火光，肯定就是火把引燃的。”村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面对这熊熊大火：
大家对这冲天的火光有些兴奋又有些害怕。兴奋的是一批勇敢的人能与日本人交锋，害怕的是赖以维持生计的煤矿全部焚毁之后，他们到哪里吃饭去？他们就这样担惊受怕地捱到黎明。火光渐渐熄灭了，只是不知抚顺城里会是什么样子。很快有消息传来，说是采炭所所长渡边宽一被处死了，采炭所的仓库、机械工厂、木工厂、选炭所、变电所无一幸免地被焚毁。美莲的婆婆忧心忡忡，不知道大儿子一家五口马上回抚顺安全呢，还是继续留在平顶山太平，最后觉得家人都团聚在一起更有主心骨，于是就让他们一家留在了平顶山。
抗日游击队焚烧日本人开设的矿场、配给所、机械工厂等等，是抗日行为，是在打击日本侵略者，这在国家民族的大义上，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抗日游击队处死日本的所长一类人，是在消灭侵略者、占领者，在国家民族的大义上，更是绝对值得肯定的。但是，国家民族的大义，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日本人开设矿场、机械厂等厂矿，需要有人做工，而周边村民许多人在这些厂矿做工，挣一份养家糊口的工钱。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人开设的工矿，是附近村民的衣食之源。这让我们想到，日本人是侵略者、是剥夺者，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日本人又与村民构成了某种共生关系，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
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十分暧昧和混沌了。游击队让住在矿工宿舍的工人带来采煤矿场的引火材料和煤块。这工人当然知道游击队意欲何为，而游击队的大火将烧掉日本人开设的矿场，同时也烧掉他的饭碗。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照着游击队的要求去做了。大火烧起来了，村民们为有人敢于与日本人较量而兴奋，同时也为全家生计的失去着落而忧心。生计的失去着落还是小事，当村民们知道游击队焚毁了日本人开设经营的许多厂矿，尤其是知道有日本人被处死后，便知道日本人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进行残酷的报复。游击队已经无踪无影，当然只能向附近的百姓报复。日本人一向这么干。人们知道，日本人的报复一定会来，很快会来，只是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来。美莲婆婆大儿子一家五口本住在抚顺，是回到平顶山过节的。婆婆不知道是立刻让他们返回抚顺好还是留在平顶山好，就是因为不知道日本人的报复会采取怎样的方式。最后决定让他们留下来，也无非是要死也死在一起的意思。
迟子建描绘了日本人机枪响起后的情形。百姓们并非从容就义、慷慨赴死，只是无奈地在机枪的火舌下血肉横飞。唯其如此，我感到了别样的悲壮。这些无奈地惨死的百姓，也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他们是国家民族为抗日付出的代价。
民族大义挤压下的人伦关系
人的身份都不是单一的。从国家民族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是所属的国家民族的一员。当另一个国家民族成为自己国家民族的入侵者、占领者、压迫者的时候，自己所属的国家民族就与那另一个国家民族形成整体上的敌对关系。作为国家民族的一员，那入侵、占领、压迫自己国家民族的所有成员，都是自己的敌人。但人的社会身份又不只是具有国家民族的属性。一个人还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朋友，是某一个的丈夫或妻子，是父亲或母亲，是某一个的恋人等等。同时，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成员，性情品格、道德观念、民族意识等都必定是千差万别的。这样，被入侵、占领和压迫的国家民族的成员与作为入侵、占领、压迫者的那个国家民族的成员，就会形成极其复杂多样的关系。
伪满洲国时期，大量日本人来到东北，在东北扎根。他们在东北经营各种各样的生计。这样，十几年间，对于东北的中国百姓来说，日本人是入侵的敌人，同时又是朝夕见面的邻居，是自己店铺的常客，是生意上的对手或伙伴，是深爱着自己的人或者是自己所深爱着的人。
来到中国的日本人，并非所有人都以一副骄横的面目出现，并非所有人都对中国人摆出一副欺凌的姿态。作为个体，他可能是平和的，甚至善良的，是乐于助人、谦卑友爱的。既然大量的日本人来到中国扎根，日本人就成了许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想不与日本人发生任何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样，作为一个中国人，国家民族意识，就会经常性地与人类的其他意识冲突，对国家民族的爱就会经常性地与人类的其他感情相水火。日本甚至启动了对中国东北的开拓计划，许多日本男子作为开拓团成员被派到东北，而许多中国女子被配给为日本开拓团成员的妻子。日本男子与中国女子结成了夫妻。在国家民族的意义上，这一男一女是仇敌，但在人伦的意义上却又是夫妇，某种意义上是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他们承担着为人类繁衍后代的义务。而生产出的后代，却又一半是日本人，一半是中国人，两个敌对的国家民族共存于一人之身。
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一种价值系统，中国人传统的五伦八德观念又是一种价值系统。在正常情况下，这两种价值系统是相安无事的，但在伪满洲国时期的中国人心灵里，这两种价值系统却时时冲突着、较量着。这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是一种心灵的煎熬。迟子建的《伪满洲国》，揭示了那年月普通中国人心灵中的这种煎熬。
吉来的父亲王恩浩，在奉天开着一家当铺，生意很红火。他与日本人山口川雄本来是情投意合的朋友。山口川雄虽然是行伍出身，但却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因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早早退出了军队，在奉天经营满铁的舅舅把他安排在奉天的一家外国银行工作。“山口川雄喜欢古董和围棋，汉语讲得格外流利，对战争流露出深恶痛绝的情绪，与王恩浩一样喜欢沉湎于旧物所营造的哀婉侈靡气氛中，所以他们一拍即合。”中国人王恩浩与对战争深恶痛绝的日本人山口川雄成了莫逆之交。他们性情相近、趣味相投，他们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于是他们常常相聚，把酒纵谈。
相识之后，二人的友谊与日俱增，以至于“一周不见就想得慌”。他们总是在日本人开设的大和饭店见面。一开始，中国人王恩浩并没有在意日本人山口川雄的日本人身份。然而，别人却在意。首先是王恩浩当铺的职员难以接受王恩浩与一个日本人如此亲密。他们对山口川雄显示出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太热情有些违心”。他们内心里都是痛恨日本人的。“而太冷淡又恐主人不快而砸了自己的饭碗”。王恩浩喜欢日本清酒和日本的菜肴。在正常情况下，这完全是一个个人嗜好问题。
然而，在伪满洲国这样的特定情境里，这就成了一个关乎民族大义的大问题。王恩浩贪恋日本酒菜，因此外出与山口川雄相聚时，常常喝醉。而山口川雄总会在深夜送其回家。有一次，山口川雄深夜送醉酒的王恩浩回家，当铺值更的老头终于对山口川雄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家主人以前从不这样，他要是让人瞧不起了，我们也没脸见人了。”这句话里的弦外之音太丰富也太尖刻了。值更的老头见王恩浩烂醉如泥才敢说出这样的话。而深通汉语的山口川雄当然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从此山口川雄不敢再请王恩浩出去喝酒了，只是把王恩浩爱吃的几样东西买了带上，租了车来王恩浩的当铺相聚。王恩浩与山口川雄的来往，也引起干娘张荣彩老人的愤怒。她这样质问王恩浩：“你跟我说说，你怎么跟个日本人好起来了？那大和饭店是咱们这路人去的地方吗？”面对这样的质问，王恩浩当然只能面红耳赤。
“国家民族”在挤压着两个人的友情，但二人仍努力维护着这份纯私人性的感情。平顶山惨案发生，王恩浩的亲妹妹美莲在日本人的机枪扫射下丧生，这才使王恩浩开始疏远日本人山口川雄。“想到妹妹惨死在平顶山，王恩浩就淡了与山口川雄交往的兴趣。山口川雄有一次兴致勃勃地来当铺看他，王恩浩也没了以往的热情，自尊的山口只下了半盘棋就投子认负，叫车离去。”此前，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屠*，对于王恩浩来说，多少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因为他的切身利益并没有因日本人的到来而受损，更没有亲人被日本人*害。而当胞妹惨死于日本人之手后，日本人便整体上具象为一个“仇人”。作为日本人的山口川雄，自然也是仇人之一，或者说，是仇人的一部分。这时候，再让王恩浩与山口川雄保持那种亲密的友情，就不可能了。而当铺里上上下下的人见王恩浩疏远了日本人山口川雄，“都暗中喜悦”。国家民族的意识与纯私人性的情感就这样纠缠着、冲突着。
美丽的中国姑娘于小书，与日本人山口川雄相恋并结婚，这当然遭到同胞的鄙夷。王恩浩的干娘张荣彩老人更是怒不可遏：“骂于小书没骨气，是个卖国女贼，将来生的孩子就是个坏杂种。”面对同胞的质疑，于小书的回答是：“我爱的是山口川雄，而不是日本人。”于小书要把作为个体的人的山口川雄从“日本人”这一整体上剥离下来。于小书当然是有道理的。山口川雄是一个男人，一个温文尔雅、趣味精致的男人，一个自尊自爱、对战争深恶痛绝的男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这个具体的男人有什么关系呢？中国姑娘于小书义无反顾地与山口川雄相爱并结成夫妻。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如果有一天，于小书的至亲，例如父亲，例如母亲，例如兄弟或姐妹，死于日本人之手，情形恐怕就会发生变化，于小书恐怕就再也难以只把山口川雄当作一个好男人而完全忘记他的国家民族属性。
对女人一向不感兴趣的王恩浩，却对于小书颇有好感。于小书是王恩浩丰源当的常客，每来都受到热情对待。即便是于小书与日本人山口川雄结婚后，王恩浩也没有改变对小书的态度。“然而，于小书*之后，王恩浩对她就冷淡了，于小书去丰源当的时候也少了”。于小书腹中有了一个孩子。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就是一团普通的血肉。然而，在国家民族的意义上，这团血肉却是身份复杂的。这是中日混血儿。而日本此刻是中国不共戴天的仇敌。两个仇敌组成了一个人，这让王恩浩无法面对，无法接受。所以，于小书隆起的腹部，是崇山峻岭，是万丈鸿沟，横在了王恩浩与于小书之间，阻断了王恩浩对于小书的友爱。
出于同样的理由，当儿子吉来同时让中国姑娘李小梅和日本姑娘麻枝子*后，王恩浩毫不犹豫地取李小梅而舍麻枝子。李小梅家开着洗衣房，而麻枝子家则在千代田街开着日本料理馆子。“麻枝子十七岁，矮个子，肤色白里透粉，瓜子脸，剪着齐耳短发，刘海又齐又密。吉来喜欢她的笑态，她细眉细眼的，鼻子小巧，嘴巴也小，笑起来五官就发生了变化，眉毛长了，眼睛也眯眯着拉长了，唇角则弯弯上翘，看上去喜气洋洋的。吉来看见这笑容就联想到满园子的花，花开时节，每一朵都灿烂得让人恋恋不舍。”这样的叙述，分明在暗示喜来真正喜欢的是日本姑娘麻枝子而非中国姑娘李小梅。在日常生活中，麻枝子一家与普通中国人家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劳作，像中国人一样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当他们在清晨的街头、黄昏的巷口与中国人随意闲谈着时，双方其实已经忘记了各自的民族身份。然而，国家意识、民族身份可以常常忘记，却决不会永久消失。
当面临结婚生子这样的事情时，国家意识、民族身份就凸显在人们面前。在王恩浩那里，其实不存在在麻枝子与李小梅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尽管吉来更喜欢麻枝子，尽管麻枝子对吉来一往情深，甚至颇有几分非王吉来不嫁的意志，王恩浩也决不会考虑让麻枝子走进丰源当，成为自己的儿媳，成为王家的一员，为王家传宗接代。“想着王家可能会出一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后代，王恩浩便不寒而栗。”王恩浩可以断子绝孙，也决不要那种不中不日、亦中亦日的怪物子孙。为了摆脱麻枝子的可能的纠缠，王恩浩立即决定儿子迎娶李小梅。麻枝子那边的事情也要有个了断。王恩浩带着钱去见麻枝子，谎称吉来早与李小梅订婚，并愿意以金钱补偿麻枝子的损失。
见到麻枝子后，王恩浩对其大有好感。“王恩浩大吃一惊，因为想象中的麻枝子一定很骄纵，没想到竟是如此亲切可人。这一瞬间他做了比较，觉得从外形气质上李小梅比不上麻枝子，而且凭直觉，麻枝子在性情上也优于李小梅。若不是因为麻枝子是日本姑娘，吉来应该娶的是她。”但“日本姑娘”的身份，便使得吉来决不可能娶她。王恩浩捏造了吉来不能娶麻枝子的原因，并请求麻枝子不要把腹中的孩子留下。只是做到儿子不娶麻枝子还不算。王恩浩还必须把儿子制造的罪孽彻底清除。一个由自己的儿子与日本姑娘共同创造的怪物降临到人间、生活在世上，会让王恩浩寝食难安。王恩浩做好了麻枝子不依不饶的准备。没想到麻枝子哭了一阵后，平静地接受了现实，并且并不要王恩浩的金钱补偿，也答应把腹中的孩子处理掉。日本姑娘麻枝子是善良的。但在国家民族这样的深沟巨壑面前，美丽、温柔、善良，都不能让事情得以改变。
更惨酷的人伦悲剧还发生在日本政府派遣的开拓团成员的家庭里。所谓“开拓”，就是日本向中国移民。日本男子被有组织地派遣到中国东北，成为从事农业种植的农民，当然，是亦农亦兵。这些开拓团成员，发有武器，每周接受两次军事训练。这开拓团，其实就是“生产建设兵团”了。伪满洲国政府又有组织有计划地把未婚的中国女子分配给日本的开拓团成员，让他们组成家庭，生儿育女。这些中国姑娘当然是在强制下与日本人结成夫妻的。尽管这些日本男子对待中国妻子并不粗暴，甚至总是很亲爱体贴，但这些中国姑娘却并不都能接受与日本人组成家庭、繁衍后代的现实，有人则以自*抗争。
《伪满洲国》着重写了日本人中村正保与中国女子张秀花的夫妻关系。作为中国人，张秀花对于嫁给日本鬼子本来就极其抗拒，何况本来已有了两情相悦者。政府强行把张秀花与恋人拆散，将她配给于中村正保。“配给妻子与配给粮食差不多，给什么就是什么”。但中村正保对张秀花十分满意，觉得“来满洲能遇上这样一个好女人，实在福分不浅”。但张秀花却决不能心安理得地与中村正保维持着夫妻关系。不得不与中村正保同床共寝，张秀花便竭力不与中村正保共同生育后代。“我嫁给你个小日本，绝不生下你的孩子来，绝不能让我张秀花的孩子流着日本人的血！”第一次*后，张秀花百般折磨自己，终于成功流产。有了警惕之心的中村正保，在张秀花第二次*后，便几乎寸步不离张秀花，让她根本没有折磨自己的机会。这样，只得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白白胖胖，长得很像中村正保。张秀花一开始对孩子很嫌恶，后来渐渐对孩子有了怜爱之心。然而，有了怜爱之心后对孩子的敌意也仍然没有消失。
一个母亲，对自己生下的孩子半是怜爱半是仇视，这是人世间特别苦楚的事情了。最终，张秀花还是亲手弄死了这孩子。这孩子是张秀花的儿子，张秀花是孩子的亲生母亲。无论孩子的父亲是谁，无论孩子的父亲有着怎样的国家属性和民族身份，都改变不了这孩子是张秀花亲生儿子的事实。张秀花亲手*害了自己的完全无辜的孩子，自己的精神也崩溃了。
张秀花是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她不能容忍自己养育一个与日本人生下的孩子，所以她必须消灭这孩子。但张秀花又是一个母亲。作为一个母亲，她不能容忍自己亲手*害自己的骨肉。这样巨大的内心冲突，足以让一个人精神分裂了。迟子建给疯了的张秀花安排了一个合适的结局。一天晚上，张秀花独自离家，越过一条河，走向草甸子：
张秀花就一直朝远方走去。子夜时分，一只饥饿的老狼目光炯炯地发现了她，几乎没有费吹灰之力，就将她撕扯在地上，很快咬死了她。张秀花在断气前的一瞬，只觉得双乳胀得厉害，她想儿子若是伸过小嘴吮吸就好了。老狼守着张秀花，慢慢享用这丰盛的夜宵。
为张秀花安排这样的结局，是颇具匠心的；让张秀花临死前想起儿子，堪称神来之笔。纵使可找出一千条理由为张秀花辩护，张秀花也不是无辜的。但人世间的法规却又惩罚不了她。于是，让张秀花以葬身狼腹的方式为自己赎罪，也是一种解脱了。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关于抗日谈得太少。我要说，我一直在谈论抗日。不要只把游击队的焚烧煤矿看作抗日，也不要认为只有抗日联军袭击日军才是抗日。普通民众其实也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抗日。当王亭业心怀恐惧地告诉吉来不要学日本话时，是在抗日；当平顶山的百姓临死也不对招致日军报复的游击队有半句怨言时，是在抗日；当王恩浩先断绝与山口川雄的来往、后又疏远了于小书时，是在抗日；当王恩浩坚决反对儿子娶日本姑娘麻枝子时，是在抗日；当张秀花以自我折磨的方式让孩子流产时，是在抗日；当张秀花亲手*害自己的亲生儿子时，也是在抗日……平民百姓的这种抗日方式，有时是与人世间的伦理相冲突的，平民百姓以这种方式抗日却浑然不知自己也是在抗日。但唯其与人间的伦理冲突，便有一种别样的悲壮；但唯其并不知自己其实也是在抗日，才有一种别样的伟大。
在尊重史料和想象虚构之间，塑造人物
作为一部以现实主义手法完成的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一系列焕发着艺术光彩的人物形象，小说就是疲沓的、瘫痪的。迟子建在《伪满洲国》里塑造了数十个人物形象，而那些出场较多的人物，都塑造得很成功。调皮捣蛋、玩世不恭但心地不乏善良的吉来；心胸豁达、任劳任怨而心地十分善良的王金堂；老实本分、胆小如鼠但却坚守着民族底线的王亭业等等，都是具有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正是这众多塑造得很成功的人物形象，支撑着这部七十万字的长篇。
我要特意谈谈的，是溥仪形象的塑造。对于创作这部长篇的迟子建来说，怎样塑造溥仪形象，可能是很大的难题。小说名为《伪满洲国》，溥仪是伪满洲国的执政、皇帝，完全回避他是不可能的。以《伪满洲国》为小说命名，其实可以几种写法。目光聚焦于伪满洲国时期的上层社会，重点揭示这个傀儡政权内部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是一种写法。但迟子建选择了把主要篇幅用于民间，用于描绘城乡底层社会的写法。但完全无视上层社会，显然也是说不过去的。迟子建几乎没有触及伪满宫廷以外的权贵政客，但却对溥仪和伪满宫廷着墨不少。而写伪满宫廷，自然要以溥仪为中心。
伪满洲国是傀儡政权，背后的牵线人是日本。不写伪满洲国与日本的关系，也于情理不合。迟子建以不少的篇幅刻画溥仪这个人物，而对溥仪与日本人的关系的描写，既可起到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又揭示了伪满洲国与日本的关系真相。写吉来、王金堂、王亭业等民间人物，可以完全通过虚构的方式完成，也只能通过虚构的方式完成。但溥仪、婉容等人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不能完全以虚构的方式描绘。还有那个代表日本官方与溥仪联系的吉冈安直，也是实有其人的。这些人物中，当然最重要的是溥仪。
溥仪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人物，不少影视剧中都有溥仪的形象，这且不说。他那本自传《我的前半生》，曾经风行一时，许多人读过。还有很多史料性或演义性的读物，都有关于溥仪的叙述。我手头就有秦翰才所著《满宫残照记》和周君适所著《伪满宫廷杂忆》。对于我来说，脑子里早已有一个性格鲜明的溥仪形象。迟子建以小说的方式塑造的溥仪，如果大异于我已有的对溥仪的想象，如果很不同于我此前对溥仪的认知，那我是难以接受的。迟子建对溥仪的塑造，如果仅仅停留在我已有的对溥仪的想象和认知的层面，也不能让我满足，因为我从小说对溥仪言行的叙述中，得不到审美意义上的惊喜、愉悦。
必须是人物性格基本符合我此前的想象和认知，但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很大程度地丰富、细致和深化了，才能让我产生审美意义上的快乐。而迟子建对溥仪形象的塑造，颇能满足我的审美期待。已有的史料、读物等关于溥仪的言说，对于迟子建既是帮助也是制约。有了已有的那些言说，迟子建关于溥仪的想象和虚构便有了一定的基础和依据。
但有了那些言说，迟子建的想象和虚构就有了一种限定、一个不容突破的框架。迟子建刻画溥仪这个人物，在基本性格方面没有违背已有的言说，同时又没有拘泥于已有的言说。在尊重史料和想象虚构之间，迟子建做了很好的处理。
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伪满洲国时期的溥仪其实已经有些心理变态了。被日本人挟持到东北，名义上是执政、皇帝，其实半点分量也没有。除了对宫中的奴仆有颐指气使、生*予夺的权力，别的方面半点话语权都没有。“满洲国”是日本人的，与溥仪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日本人愿意，随时可以把他废掉。因了日本人，溥仪得以重登皇位；因了日本人，溥仪这个皇帝完全是个傀儡。所以，对日本人，溥仪有感激、有憎恨、有畏惧，这些混杂在一起，形成极为复杂微妙的心态。作为帝王，溥仪本应是高贵的，但常常表现得很下作。喜怒无常是溥仪性格的基本特征，而每一喜怒都过于常人、超出常情。迟子建用许多精彩的细节，细致而深刻地表现了溥仪的心理内涵。
在小说中，溥仪是过了一阵子就出现一次。第一次是这样出现的：
一只苍蝇落在了溥仪心爱的留声机上，其时他正在如醉如痴地听《游园惊梦》，是梅兰芳与小翠花合演的段子。梅兰芳的唱腔如蚕吐丝，丝丝缕缕层层叠叠地缠绕着他，就像晚秋的月光一样哀婉动人。溥仪坐在椅子上眯缝着眼，右腿随着唱腔转换而晃来晃去，看上去像是在发梦魇。忽然，他听到了一种极细微的嗡嗡声由留声机处传来，溥仪一惊，疑心是炸弹的引信发出的声音，鞋也没顾上穿就跑出屋子。随侍听到响声连忙过来询问，后来查明是一只苍蝇在作怪，溥仪才略松一口气。溥仪讨厌苍蝇，认为它们是世上最肮脏最令人恶心的东西。若是有苍蝇落在了手上，他要用酒精棉反复消毒几次才放心。遭到训斥的随侍连忙赶跑了苍蝇，并且用酒精棉仔细把留声机擦了个遍。即便如此，溥仪的火气也没有消，他觉得下一餐饭无论如何是不能吃的了，他的胃口被这只苍蝇给祸害了。他就差他的侄子惩罚没有看住苍蝇的随侍，打他的脸，还让他说“舒服”，让他爬在地上学狗叫。
让溥仪以这样一种姿态出场，是很耐人寻味。不是在忙政务，不是在操心帝国的安危，不是在谋划“国家”的建设，而是在悠闲地听戏，这与真实情形十分吻合。
溥仪名义上是伪满洲国最高领袖，是执政、皇帝，其实“国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与他没有关系。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事无巨细，都由日本人掌控，根本轮不到这个溥仪插手。相反，如果溥仪真要关心“国家大事”，真要过问伪满洲国的具体问题，日本人就要警惕并愤怒了。日本人一警惕、愤怒，溥仪就危险了。溥仪知道，自己是日本人扶上执政、皇帝的宝座的。日本人也随时可废掉他，甚至要除掉他也并非难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小事务，不容他染指。至于军事，日本人就更不容他置喙了。
所以，伪满洲国时期的溥仪，生活状态的基本特征，是清闲。迟子建让他以这样的方式出场，一开始就准确地表现了他的生活状态的基本特征。听到苍蝇嗡嗡声而疑心是炸弹引信在燃烧，说明溥仪时刻生活在恐惧中。伪满洲国时期，生活在恐惧中的，不只是普通民众。伪满洲国的政要们也生活在恐惧中。伪满洲国的皇帝更生活在恐惧中。溥仪要提防抗日力量的袭击，更要提防日本人的毒手。他知道，只要日本人对他不满了，随时可能弄死他。而房间里进了只苍蝇就吃不下饭，苍蝇沾手就要用酒精棉反复擦拭，则表现了溥仪的精神怪癖和心理变态。因为房间里飞进一只苍蝇，就要惩罚随侍，甚至让随侍爬在地上学狗叫，又显出溥仪内心的阴暗、褊狭和下作。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派专人负责与溥仪联络。先是石丸志都磨，后是中岛比多吉。这二人*时间都不长。关东军负责与溥仪联络者，官职叫“满洲国帝室御用挂”。1935年，这一职位由吉冈安直接任。这个官职的最核心的任务，是监视和控制溥仪，溥仪的一切与政务有关的活动，都要在他指使下进行。吉冈安直甚至在伪满宫中的勤民楼有自己的房间，可以随意在宫中住宿。史料记载，吉冈安直爱画几笔水墨画。他曾画过一幅墨竹，请溥仪题字，郑孝胥题诗，送给日本皇太后。后来日本报纸刊登了这幅墨竹画，为吉冈安直博得“彩笔军人”的雅号①。吉冈安直也先后把自己的五件绘画作品送给溥仪②。
关于吉冈安直喜好绘画并送画给溥仪的史料，很好地被迟子建运用和发挥。《伪满洲国》中，一个雨夜，溥仪正用膳。吉冈安直来了。他是随时可见溥仪的。溥仪在自己的书斋里迎接吉冈安直。这回，吉冈安直是送画来了。吉冈安直说夜雨给了他灵感，他这回画了一幅山水画，要送给溥仪，并要求溥仪挂在他书斋的东墙上。溥仪满心怒火，表面却不敢不应承：“溥仪连忙感谢，做出受如此精美之物，不胜荣幸之至的样子”，然而：
吉冈安直走后，溥仪在书斋里静默垂立了许久。看着书案上的那幅画，看着吉冈肥胖身材坐过后稍稍有些凹陷的沙发，他觉得有一种极其屈辱的感觉。他甚至仇恨这场雨了，没有它，吉冈不可能兴致勃发地涂一幅水墨画给他，他握着那幅画，飞快展开，先是冲着它做了几个狰狞的表情，然后空啐几口，最后又做了几个撕扯的动作，这才把仍是完好无损的画掷在桌上，垂头走出书斋。
正面叙述溥仪如何在“国家大事”上是日本人的傀儡，如何在政治性的场合对日本人忍气吞声、低三下四，固然有必要。但是，这一个小小的似乎与政治无关的细节，却比那些政治性的正面叙述，更能说明伪满洲国与日本的关系。吉冈安直在雨夜里穷极无聊，胡乱画了一幅画，就连夜闯到溥仪处，要求溥仪把他的涂鸦挂在书斋的墙上，还有什么比这个细节更能说明溥仪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溥仪多么想几下子把这幅画撕得粉碎。然而他决不敢真如此。他只能做几个撕扯的动作。他必须让这幅“满洲国帝室御用挂”的画完好无损。也许当晚他就会命人按吉冈安直的吩咐把这幅画端端正正地挂在书斋的东墙上，最迟明天必须完成这样事，他必须让吉冈安直下次闯入时一眼就看到书斋的东墙上堂皇地挂着这幅画。
描绘伪满宫廷，刻画溥仪这个人物形象，迟子建很好地利用了已有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合情合理却又出人意外的虚构、想象。
《伪满洲国》中，另一个有着独特的艺术光彩的人物形象是郑家晴。在沦陷时期，广大民众是顺民，没有明确而强烈的反抗意识。然而，“顺民”并不意味着就与“抗日”完全无关。《伪满洲国》中，王亭业、王恩浩、张秀花这些普通的城乡民众，都是顺民，然而，他们仍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着日本的侵略，只不过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政治意义。在沦陷时期，有些人甘当侵略者的走狗，《伪满洲国》也刻画了这类人的形象，例如那个刘麻子。在沦陷时期，还有一类人，对日本人的入侵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有反抗的意愿，但却没有反抗的勇气。思想上、情绪上渴望反抗，渴望把自己豁出去，但行动上始终是怯弱的。郑家晴就是这样一个人形象。《伪满洲国》中的郑家晴，是一个内涵丰富、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
《伪满洲国》中出场较多的人物，都塑造得很成功，不能一一分析。以《伪满洲国》命名的小说，当然不能不写到日本人，也不能不写到当了“汉奸”的伪军伪警。日本人、伪军伪警，也是多种多样的，小说写出了他们的多样性、丰富性。总之，小说以民间社会为中心，又兼及方方面面，试图对“伪满洲国”进行全方位的表现。
最后想谈谈迟子建的小说语言。迟子建是有强烈语言意识的作家，有时甚至让人觉得过于强烈了，在语言上过于用力了。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对比喻的运用有超乎寻常的热情者，一个是钱钟书，一个就是迟子建了。钱钟书就是在学术性著述中，也是比喻连连。在小说《围城》中，精彩的比喻纷至沓来。我曾经写过题为《比喻砌成的〈围城〉》的小文，意思是《围城》如果是一座城，那可以说是以比喻砌成的。迟子建小说中比喻这种修辞手法的出现频率之高，丝毫不逊于钱钟书。由于具有强烈的语言意识、修辞冲动，所以时有妙语佳句。例如，小说开篇不久，吉来跟随爷爷王金堂上街弹棉花。时间久了，吉来想回家，而爷爷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爷爷让吉来再玩会儿，并问是否“手里没子儿了”，吉来拍了一下口袋，说：“子儿多着呢。”这时小说来了这样一句：
仿佛是为了应和吉来的话似的，那口袋里的“子儿”一阵脆响，就像鼓掌一样。
把口袋里硬币的哗啦比喻成鼓掌，当然算是奇思妙想。王小二下乡收粮，雇三驾马车运粮回城，自己坐在马车上的粮食堆上，一路喝酒，终于醉倒了。小说写道：
王小二是听不见车夫的话了，他又一次呼呼大睡了。晌午的阳光照着他，就像照着一堆垃圾……
由于坐在马车上的粮食堆上，怕路上风大受冻，王小二里一层外一层地套了四层衣裳。现在烂醉如泥，躺在阳光下，真像一堆垃圾。
小说中，土匪胡二抢了紫环后，便改邪归正，不当土匪了，二人生活在鄂伦春人的居住地。小说写道：
有一日天气晴好，没有风，一个干干净净的白太阳光光地当空悬着，林地的白雪被映出一层毛茸茸的幽蓝的光，仿佛雪在燃烧。
这样的语言，真是清新极了，也独特极了。文学作品中，写雪景的文字很多，精彩的描绘也举不胜举。而迟子建这里对雪的描写，可入最精彩者之列。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洋洋七十万言，人物众多，意蕴丰厚。我这篇评论文章，只是从某几个方面做了阐释而已。
作者 王彬彬
原题 《论迟子建长篇小说<伪满洲国>》 原载《当代文坛》201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