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E.B.怀特
1961年3月13日，海边
俄国人跨白令海峡建一道大坝的荒唐提议，勾起了我对那片水域，还有我自己的青春狂想和愚妄的美好回忆。
许多年前，我穿越海峡，进入北极，寻找一条希望渺茫的路线，通往我并不想去的地方。我还要寻找海象。
而一座大坝，我想，肯定是很碍事的。
去往遥远的北方，论岁数，我过于年轻了，但每个人在他人生的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凭仗，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
我生命中的这段时光延续了八年，其中有一年夏天，我是在阿拉斯加和附近度过的。
那是1923年夏天。当时，我有一本日记，记下了脑子里想到的大事情。
我称之为“日志”，所谓“日志”，我自认为更多文学味道和男子气。
女孩子才写日记。几年前，阿拉斯加建州，我开始埋头于1923年的日志，希望能从褪色的纸页中发现点什么，对这个新建的州有所说明。所以，这番记述姗姗迟来，晚了大约三十七年。
我不敢保证读者能从中拼凑出阿拉斯加的画面，但他们对写日志的年轻人，或许能留下点印象，还能窥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几乎是个众所周知的疯狂十年。
我的阿拉斯加之旅，纯属意外，在那个纷乱年代里，我其实事事如此。我住西雅图，无业，六月中旬，我在一家报社的工作突然告吹，虽然没理由去往阿拉斯加，但也没理由不去。
从我失去工作，到我动身北上，前后四个星期，这段时间的记载，显示了一个抱负远大的青年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生活。那时，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文学青年，事事较真儿的诗人。
天空的一点奇观，我都要礼赞，任何卑鄙或不公正，都不能逃脱我狂乱挥动的利刃，刀锋所及，倒也伤不了谁的皮肉。
我自命正义化身，抽空也想想女孩子。我经常想的是一家叫钱得勒的餐馆的女招待。
我订了两份纽约的日报——《世界报》和《晚邮报》。晚上，我独自一人，在连接联盟湖和华盛顿湖的运河里游泳。
我很少凌晨两三点前睡觉，理论是，对年轻人来说，倘若有大事变，必定发生于深夜。
白天，我在多诺霍太太寄宿公寓的单间里踱来踱去，阅读“地滚球场”和“舰桥”，琢磨我下一步该做什么，信手写点东西。
“地滚球场”，美国作家、编辑克里斯托弗•莫利（1890－1957）为纽约《晚邮报》等所写专栏。“舰桥”，美国专栏作家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1881－1960）为纽约《世界报》等所写专栏。
1923年6月15日的一则日记，始于：“人必须守定些东西。否则，他不过是棵四下攀附，寻找藤架的豌豆秧。”显然，我正在四下攀附，守定了“美”，这却是个摇来摆去的藤架。
此时我的文风，是《圣经》、卡尔•桑德伯格、H.L.门肯、杰弗里•法诺尔、克里斯托弗•莫利、塞缪尔•佩皮和模仿塞缪尔•佩皮的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的杂糅。我随处使用惊叹号，又在一句话的开头使用“阁下”加逗号。
6月19日，我记下了如何遭《时报》解雇，城市版编辑说，“这并不表示我们怀疑你的能力。”
当然，我不相信这番说辞，现在还是不信。作为新闻记者，我实在无用，无怪乎又一处藤架塌倒，砸在我身上。
我口袋里揣了遣散费支票，走出《时报》办公大楼时，沿派因大街“闲荡”。我仍然记得内心的那种解脱感——我又可以在生活的大海上漂流，这比在办公室枯坐，更让我感到自在。
6月25日，我从“地滚球场”上剪下莫利的一组十四行诗，贴在日志上。第二首十四行诗劈头写道，“那就请相信诗人”。好像我还得等人告诉似的。
6月2日，日志中录下了一首诗，是我写的，又匿名寄给马克•A.马修斯牧师，他是第一长老会教堂的本堂牧师，曾有一次布道，让我很不满意。星期一的晨报上登了那篇布道文的摘要。马修斯博士申饬了那些不到教堂作礼拜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接下来的星期日，我一反常规，前往教堂，参加第一长老会的晨祷礼拜，对这位仁兄作例行考查。“他的说教盛气凌人，”我在日志中写道，“令空气为之窒息。”或许真正令我窒息的是，牧师在布道时，一句不提收到了我那封刻薄的信。
有一个星期，我为赫斯特的《邮讯报》工作，顶替一位休假的记者。7月18日（凌晨一点三十分）的一则始于，“人们很少意识到轻蔑是件多么可怕的事，直到他开始蔑视自己。”这倒不一定是出于自卑，不过是生活让我感到困惑。
我不知道何去何从。7月20日，星期五（凌晨三点），没头没脑地写道，“星期一乘巴福德轮赴斯卡圭。”没有其它解释或补充，单单记述了与住在联盟湖的一个女孩子度过一晚。（她给我吃面包和苹果冻。）
不过，我在日志中贴了一则《邮讯报》的剪报，说明了我的阿拉斯加之行的缘起。剪报的标题是：旧金山商会
本文来源于麦家陪你读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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