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盛夏的一天，34岁的邓稼先抹着额头上的汗水，踏进了老一辈核物理专家、核武器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
因为两人之间相当熟悉，所以邓稼先歪坐在椅子上调皮地开口：“领导，这么着急喊我来，有啥好事要告诉我？”
钱三强看似有些漫不经心地开口：“小邓，我们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大炮仗？”正在手指间把玩着一支笔的邓稼先突然愣住了，原本斜靠在藤椅里的身体瞬间绷直。“大炮仗，原子弹”，他低着头喃喃自语，“我行吗？”
钱三强微笑地望向他，眼中满是“我看好你”的神色。
1958年8月18日，这一天成为我国原子弹事业伟大征程的历史爆破点。当时，中国第二代核物理专家邓稼先在第一代核物理专家钱三强的办公桌前，坚定地回答了一句：“我愿意。”
图 | 少年的邓稼先
一
1950年8月，获得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的邓稼先，拒绝了导师带他去英国继续深造的好意，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便从洛杉矶匆匆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此时，邓稼先年仅26岁，加之长了一张娃娃脸，人送绰号“娃娃博士”。
回国后不久，邓稼先就被钱三强召至麾下。在8年的工作时间里，他的聪明、努力和忠诚深深打动了钱三强。因此，当组织上决定挑选高级科学家来负责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时，钱三强毫不犹豫地推荐了邓稼先。
接下原子弹的研制任务后，邓稼先在内心升腾起一股自豪感，能够为国家造原子弹是件多么光荣的事情啊！可随即，他便感觉到铺天盖地的压力朝自己袭来。
邓稼先有过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的经历，对原子弹的研制原理并不陌生，但从原理到成型的核武器之间，相差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这要是搞砸了可没法向国家和人民交代。
心事重重的邓稼先骑着自行车回到家中，4岁的女儿和2岁的儿子并没有察觉出爸爸的异样，亲热地扑进爸爸怀里尽情嬉笑打闹着。可妻子许鹿希性格细腻，一眼就察觉出丈夫的不对劲。
晚上躺在床上，许鹿希询问邓稼先：“稼先，是不是有些什么事儿？”邓稼先沉默了好久才终于开口：“我要调动工作了。”
随后他用力握着妻子的手说：“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隔了一会儿他又用坚定的语气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听完这句话的许鹿希一颗心仿佛堕入冰窖。年仅30岁的她要看护两个小孩，要照顾患有肺病的爷爷奶奶，还要打拼自己的医学事业，如果没有丈夫的支援，未来日子将会无比艰难。换作普通女人也许会当场撒泼飙泪，但许鹿希只淡淡说了一句：“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伟大的男人背后必然站着一位默默付出的女人，由此可见一斑。
没了后顾之忧的邓稼先，欢欣雀跃的第一个跑去新单位二机部九院报到。
可是，自从接手了原子弹研制任务后，邓稼先的性格发生了明显改变。
本来他是活泼开朗的性子，心性单纯待人诚恳，喜欢招呼大家来家里聚会，自带好人缘气场。
但自从调到九院工作后，邓稼先与亲戚朋友交往时常常沉默寡言，变成了一个“闷葫芦”。他为此蒙受了许多亲友的误解，但他却无法开口辩护，因为这种个性的改变是他刻意为之的。
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第一核心要义就是保密。做什么不能说，在哪里工作不能说，和谁在一起也不能说。
当时我国国内潜伏着很多帮助敌对势力探查情报的人，这些人隐藏极深，并且善于分析，他们能从毫不起眼的细节中推测出许多重要情况。为了避免被这些人查探出蛛丝马迹，邓稼先恨不得找个拉链把自己的嘴巴完全封住。
“保密”，这简单的两个字，把邓稼先的一生牢牢困在了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可他却心甘情愿。
严格的保密纪律，是制造核武器必须遵守的硬准则。
曾经，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在台湾执政期间，也曾秘密谋划过核武器研制计划，本来估计到1988年就可以造出原子弹。可是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到位，就在原子弹研制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窃取了机密文件后逃至美国。
在得知台湾核武器发展的详细内情后，美国向台湾方面施加压力，并且拆除了台湾一座价值18.5亿美元的核反应堆，台湾辛勤耕耘了20多年的发展核武器计划，就这样中途流产了。
我国的原子弹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就，就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如邓稼先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终生隐姓埋名，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从未发表过一个字的论文，从未与人透露过只言片语。
直到今天，除了邓稼先等极少数已经解密的科学家外，其他人的名字都是用绰号来代替的，如“红椒”、“青椒”、“朝天椒”，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履历被牢牢锁在抽屉里，至今不曾向世人公开。
当然了，邓稼先也有自己的专属代号“大白熊”，听起来比较霸气威武。得到这个绰号是因为他天生皮肤白，怎么都晒不黑。
图 | 邓稼先一家
二
邓稼先接受了原子弹的研制任务后，第一项工作是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本事。他要在短时间内看懂即将从苏联运来的教学模型弹，还要带人翻译从莫斯科运来的一车厢相关资料。
只可惜，邓稼先既没有看到那颗模型弹，也没见到苏联承诺的大批原子核物理参考资料。1959年6月20日，苏联致函中国，以苏、美、英等国正在谈判禁止试验核武器为借口，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邓稼先呆愣愣地望着用三个月时间盖成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厅，模型厅的地面是他带着一群年轻小伙子用砂纸认真打磨过的，平滑得用水平仪也测不出偏差来，然而他们付出的一切精力和时间都付之东流，邓稼先感觉到有股郁闷之气卡在胸中，吞不进去也吐不出来。
1960年7月28日，钱三强再一次把邓稼先邀请到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由你领导的那个理论研究室来承担。”
于是，昨天还试图仿制苏联原子弹的邓稼先，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可他面对的却是一个大大的“零”字：从零开始建设场地、从零开始学习基础、从零开始进行计算。
最令邓稼先焦急的是，原子弹理论应该从哪些方向突破还没有找到。这好比要建造一座高楼，必须先画出一张设计图纸来才行。可制造原子弹的这张图纸究竟该怎么画呢？他望着自己手下那群年轻人，内心迷茫极了。
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手下有大批著名科学家，这些人中先后获得诺贝尔奖的至少在14人以上。
反观邓稼先，他的手下只有28名新毕业的大学生。这些人的平均年龄不超过23岁，专业也是五花八门，学物理的有，学数学的有，学冶金的有，就连学建筑、外文的也有。
这群人虽然都是来自名牌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但在核物理知识方面，他们全部属于“文盲”的范畴。
于是，邓稼先只能给大家恶补原子弹研制的相关知识。
可他们的时间并不充裕。当时专门拨给邓稼先搞研究的三号院只是北京城外一片荒无人烟的高粱地。白天，他们要充当建筑工人的角色，砍高粱、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墙，这些常年摇动笔杆子的手掌上都磨出了血泡，一碰便钻心地疼痛。
等到了晚上，劳累了一天的建筑工人们可以舒舒服服躺下睡大觉，而这群经常饿着肚子的知识分子，却要将手里的建筑工具换成课本，继续挑灯夜战学习原子能理论。
邓稼先经过无数的计算和思考，艰难地摸索出中国原子弹研制的三个主攻方向：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后来的事实证明，邓稼先选定的这三个方向，正是当时世界物理学最前沿的科研领域，也是原子弹研制最核心的三个领域。
方向找到了，理论部年轻的科研人员就按照这三个方向编成三个组进行研究。
在研究初期，这群人手里的研究资料只有戴维斯的《中子输运原理》、泽尔多维奇的《爆震原理》以及库朗特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这几本书是钱三强从国外带回来的，其中的某些理论已经过时，可它们却是中国研制原子弹初期最珍贵的参考书目。
整整一年，邓稼先在新盖好的四面透风的宿舍里给大家上“扫盲课”。因为资料的匮乏，邓稼先只能带领大家高频度地跑北京图书馆，一次次搬回大堆的资料。研究团队还另辟蹊径，通过分析外国核电站出事故的资料，从相反的角度琢磨如何解决原子弹爆炸的问题。
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的邓稼先曾经真切盼望“要是有两个太阳就好了！”那一段时间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原子弹爆炸问题，走路常常撞电线杆子。有次抱着资料回所里时，因为天黑和大脑昏沉，邓稼先一头栽进路边的枯水沟里，居然就此睡着，醒来看见周围漆黑一片，还以为是图书馆停了电。
除了恶补理论知识外，在原子弹的设计过程中要不停地推算公式、搞粗估、求近似值，之后再进行精确的计算。
这些高深无比的原子弹知识，计算起来既复杂又枯燥，而且邓稼先和他的团队所使用的计算工具，落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我国研制原子弹最初的设备，只有几把计算尺和几台手摇计算机。这些东西加在一起，都比不上今天我们见到的任何简易计算器。
甚至在计算尺不够的条件下，算盘还一度成为搞计算的主力。
就在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简陋条件下，邓稼先带领科研团队测算出了原子弹模拟爆炸的全部参数！
三
经过3年不眠不休的工作，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辛，邓稼先和他的那群“辣椒”们完成了原子弹的全部理论设计。下一步，原子弹研制进入到决战阶段，也就是先完成一颗原子弹试验模型，待模型爆炸成功后便正式进行原子弹的组装。
为了实地组装原子弹，邓稼先和团队成员来到了位于青藏高原的核武器秘密研究院。
这群野心勃勃的原子弹斗士们刚一登上青藏高原，立刻就被恶劣的自然环境打了个措手不及。研究院所处位置在海拔3200米左右，年平均气温零下四摄氏度，既高寒又缺氧。
先是高原反应气势汹汹地袭来，身体强壮的邓稼先感觉到头痛难忍、疲倦不堪，而那些体质弱的人已经有不少开始呕吐甚至晕厥了。
这还不算，附近唯一的水源孔雀河，河水苦涩无比，没到三天，大家就闹起水土不服，一个个成为厕所常客，拉肚子拉得面黄肌瘦、无精打采。
照这样下去，原子弹还没见到影，研究人员倒是要先趴下了。
于是邓稼先带领大家积极锻炼身体。先是唱京剧、练戏曲提高肺活量，然后练体操、跳木马，这些业余活动既丰富了大家枯燥的生活，又提高了身体素质，实在是一举两得。
当然，主业是绝不能放下的。因为前面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原子弹试验模型得以顺利爆炸成功。随后，就在邓稼先接手原子弹研制任务的第6年，也就是1964年5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青海高原总装成功后被运往新疆罗布泊试验场，准备进行正式的爆炸试验。
就在我国紧锣密鼓地筹备原子弹爆炸前的各项工作时，国外的情报机构也在密切关注着罗布泊这片已经沉寂了1600年的土地。
美国有一颗侦察卫星日夜在我国西部上空飞过，卫星上装有能拍摄到地面汽车牌照号码的高分辨率摄影机。它的红外线探测仪瞬间就可以将拍摄的照片传递到美国地下的作战室里，美国核专家们通过卫星传来的照片，准确预测出中国即将进行原子弹试验。
美国总统约翰逊看到专家的分析报告后，立刻与苏联中央*赫鲁晓夫通电话， 打算对中国采取“外科手术”行动，也就是将中国的核武器基地全部炸掉，彻底摧毁中国的原子弹事业。
那时候，年轻的新中国防空力量极其薄弱，根本无力抵抗美苏两国的空袭。唯一庆幸的是赫鲁晓夫低估了中国的能力，他认为中国单靠自己搞不出原子弹来。就在美苏犹豫的当口，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1964年10月16日清晨，在罗布泊马兰镇工作的科研人员，目光全部集中在一座120米高的铁塔上。
铁塔的顶端托着一个毫不起眼的球体，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将它命名为“59.6”，又亲切地称呼它“争气弹”。这是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后，我国决定不靠外援，自行研制原子弹的日子。
上午6点30分，工程师赵维晋携带雷管开始攀登铁塔。原子弹的爆炸要由雷管引爆，这也是原子弹发射前最后的安装工作。
赵维晋登上塔顶后，面对着这个三吨重的铁疙瘩，又瞧了瞧手中沉甸甸的雷管，心中立刻紧张起来，一时间手足无措。
正在这时，塔下传来邓稼先的呼唤声：“不要慌，慢慢来！”这句话仿佛带有神奇的魔力，赵维晋狂跳的心瞬间安定下来，插接雷管的操作顺利结束。
从11点起，工作人员全部撤出试验区，空旷的楼兰古国旧址只剩下测试原子弹效应用的楼房、坦克、大炮、火车，还有正一脸呆萌吃着东西的猴子、猪、羊等动物，第六感高度发达的它们全然不知4个小时后会发生什么。
10月16日下午3时，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总理和聂荣臻元帅不约而同地把耳朵贴在电话筒上，仔细聆听着罗布泊试验基地里传来的警报器声音。就在尖利的警报声掠过试验场区上空之后，高音喇叭里传来倒计时的声音：“10、9、8、7、6、5、4、3、2、1。”
“起爆！”
瞬间，铁塔顶部被火光笼罩，闷雷般的响声撼动大漠，猩红色的硕大火球冉冉升起。几秒之后，一朵巨大的蘑菇状云团翻卷着直冲云天，一时间气浪奔涌、山河变色。
地面上，坚固的建筑物着火了，坦克、装甲车、火炮被气浪冲走，列车被掀翻，大漠的沙石变成了五颜六色的玻璃体，这一切都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
观看的人群先是沉默，随即便疯狂地欢呼跳跃，帽子、衣服纷纷飞上了天，更多的人则忘情地在大漠里打着滚，脚上的鞋子已经不知所踪。
邓稼先望着那朵升腾的蘑菇云，又环顾四周兴奋的人群，这位硬汉最终没能忍住激动的热泪，任由它顺着脸庞流淌。
新中国原子弹发射成功的消息引发了全世界人们的热议，但原子弹理论设计总负责人、原子弹爆炸试验第一责任人邓稼先的名字，却始终湮没在原子弹的放射性烟尘里，直到22年以后，他的名字才得到解密，此时距离他去世仅有一个月。
文 | 怅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