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由一部文学作品改编，原著在欧洲口碑甚佳，因为它把“通过童话反映纳粹恐怖”这个品类发扬光大。有评论把小说与同样通过儿童视角描写战争的《追风筝的人》、《没有最后一课》等相提并论。
相对而言，《穿条纹睡衣的男孩》情节更简单，节奏更级慢，但这个“讲纳粹的童话”触及纳粹美化集中营，此外也具备了成人视角不能达致的效果。
童话不是现实，却能透视现实电影讲述一名纳粹军官奉命管理一座集中营，带家人迁往新的住地。想不到儿子经常游走在集中营旁边的铁丝网附近，和营内一名犹太男孩成为朋友，最终更钻进营内。寻找好友已被*死的父亲时，反被误送往毒气室处决。
上述情节并非任何真人真事的改编，因而受到历史学家批评，认为电影制造了不少与事实不符的误解。例如根据正史，一般集中营会把到达的妇女、小孩立刻集中在起首先处死，因为老弱妇孺不具备任何劳动力，连晚些死的价值也没有，又怎会出现“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又如一般集中营不可能被小孩如此轻易地偷走进去，围栏都是通电的，像电影的开放式设计殊非纳粹作风，否则里面的人岂不是也可以轻易出来？再如纳粹德国对犹太的宣传近于铺天盖地，身为高级军官儿子的小孩又怎可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然而剔除这些枝节，电影情节的推进，却深深符合历史现实：当时集中营的恶行刚开始传遍世界时，纳粹竭力隐瞒，世人半信半疑，战后才真相大白。
主角男孩的视角，最能代表由被蒙骗到恍然大悟的过程，他其实也发现了不寻常的蛛丝马迹，也从家人的对话中感到了事情的不寻常处，才好奇地要到集中营看个究竟。只是想不到真正的恐怖远超想象，但发现后已经太迟了。而电影，自然也成了一个情节简单的黑色童话。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的神来之笔，在于加*纳粹军官拍摄的一段官方宣传片。该片强调集中营生活“美满”，里面有咖啡店、游乐场、大小店铺等，仿如度假村一样。今天看来，这是一个恐怖的童话故事。
它在历史上倒是真有其事：话说纳粹除了有臭名昭著的毒气集中营，也树立了另一种“样板集中营”，用来向国内外粉饰太平。最著名的样板集中营位于捷克古城特莱西恩施塔特。它距离布拉格50公里，并非人为建成的营地，而是18世纪末由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建立的堡垒。纳粹就地取材，“不惜工本”地使用原来已有的优美古典建筑当集中营，单看环境，确实没有集中营的感觉。
儿童眼中的指鹿为马至于《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儿童主角偷看的那出宣传片，也不是杜撰，历史上确有如此电影传世。宣传片拍摄于1944年，导演名叫谢安。
他本人就是样板集中营的犹太居民，天才横溢，大作完成后，就被转送到毒气室灭口。在谢安精心炮制下，电影展现了有咖啡馆、音乐厅、幼儿园和学校的集中营，还有一场犹太人之间进行的足球比赛。
纳粹拍摄这片时，境内已没有多少人需要欺骗，那时的主要愚弄对象是国际社会，因为红十字会要求到集中营调查真相。
为迎接红十字会的亲善访问，纳粹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到捷克弄虚作假，例如让一些知名犹太精英在布置得充满小资情怀的房间里接待访客，加上及早处决了“过多”的人口，让营地人口比例更正常。
纳粹军官儿子看过这出指鹿为马的恐怖纪录片后信以为真，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红十字会居然也被彻底过，报告说那里根本不像集中营，只是“犹太自治区”，对深化纳粹编的话，有极其恶劣的影响。
不少德国人像电影中的军官妻子那样，完全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只当集中营是“敌方戈培尔”抹黑。德国人看到上述宣传片后，不但相信内容，还感到愤怒，因为他们“发现”囚犯的待遇居然比自己还好，纷纷埋怨希特勒太仁慈。
当时世界舆论也普遍不相信德国人如此疯狂，情愿信纪录片，天真得和儿童一样。这份天真，源自他们对人性的信任，也源自他们对日耳曼智慧的信任，相信理性的德国人只会剥削囚犯当苦力，不相信真的有不符合经济成本的种族灭绝这回事。到了真相揭露时，正如小孩进入毒气室，一切又是无可挽回了。
电影《伯纳德行动》也加入了一幕童话故事。话说那伪术大师为求药物救活患肺炎的同伴，要求暂时离开集中营、拜访军官的私人住所，居然获准。他到达住所时，军官立刻命人去掉手铐，让他看起来像探望老朋友一样。
军官妻子和《穿条纹睡衣的男孩》那位军官妻子一样，对此深信不疑，认为这正好推翻了对集中营恶行的“恶毒谣言”。她们依然以为集中营只是唐人街一类的民族聚居区，相信犹太人在那里过得比在柏林快乐，因为那里更适合他们的“生物属性”。
讽刺的是，她们的丈夫却是最直接的知情人，天天都在集中营目*人，也比谁都知道纳粹快要倒台。戈培尔的宣传在战争后期依然滴水不漏，不愧是另一种伪术“大师”。
一直少有电影像讲述东德视角的《快乐的谎言》那样，从被纳粹蒙蔽的德国人角度，诉说他们幻想中的集中营生活。但是，我们从《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这部电影中再一次感受到了这种讽刺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