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1724.4.22-1804.2.12）是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十八世纪德国哲学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他为世界哲学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日本学者安倍能成曾说，康德哲学是蓄水池，之前的哲学都流向他，后来的哲学又从他这里流出。我国著名的康德学者郑昕也留下了一句广为流传的格言：“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时至今日，康德仍是“活的思想家”，他的理想主义可以看作是应对当今时代平庸化的一剂良药。在2024年——康德诞辰300周年，逝世220周年——澎湃新闻同中国康德学会共同策划，将陆续发布对世界各地资深康德学者的深度访谈，再次挖掘这位哲学家的光辉精神以及对于现今世界的意义。
1999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翻译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出版，直接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韩水法原本是应商务印书馆邀约，校订关文运先生的旧译本，但后来发现关先生的译文有许多难以校改的问题，如核心术语不一致、表述不准确、句式改动颇大，而且实际上可能主要是依据英译本译出。经协商，他决定重新翻译《实践理性批判》。从本科毕业论文、硕士论文直到博士论文都以康德哲学为题目，韩水法对康德的文本非常熟悉，所以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翻译工作。他翻译的《实践理性批判》在国内的康德哲学教学与研究中都占有重要位置。除了翻译之外，韩水法还出版了《康德传》《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批判的形而上学：康德研究文集》等康德研究著作。
韩水法翻译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自1988年回北大任教以来，韩水法系统地开设了康德哲学课程，从《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实践哲学”、《判断力批判》的研究课，到“康德”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的专题课。这些研究课程虽然要求很高，但以阅读和研究为宗旨的方式吸引了许多热爱和关切康德哲学的学生和老师。选修过这些课程的学生，不少后来成为了国内康德哲学、政治哲学和美学等领域的学术中坚力量。
2019年，在《实践理性批判》韩译本出版20年后，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康德哲学专业委员会（简称“中国康德学会”）成立，韩水法任主任。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一方面促进国内康德研究更为深入和全面地展开，便于康德研究和教学的经验交流和讨论，另一方面也促进中国康德学界与国际同行的高水平的交流和讨论。
韩水法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当时他还从事韦伯与社会理论、政治哲学的研究，近年来他转向了汉语哲学的开创性研究，但康德哲学依然是他的核心领域，同时也是其他方向研究的坚实的基础。谈及中国的康德哲学研究，他无疑也是一位绕不开的学者。因此，在康德诞辰30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特此刊发对韩水法的专访。
韩水法
“活的思想家”康德
澎湃新闻：不仅在国内，在国际学界，关于康德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一般都多于对其他哲学家的研究，这同康德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和系统性有关吗？
韩水法：康德哲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系统性，康德哲学成体系地涵盖了当今哲学最重要的领域，包括认识论、形而上学、实践哲学（实际上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等）、美学、科学哲学、宗教哲学，甚至还包括教育哲学。另一个是深刻性，它的思想切中了人类的一些根本关切，比如说“人是什么”，“我能认识什么”——这类问题的内容虽然会随着时代有所变化，但人的性质依然是个问题，而认识的可能性和范围仍旧不确定。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依然需要回溯到他的思想那里去。这一点和自然科学不太一样，因为自然科学会以新的知识解释过去，先前的理论已经不再重要。
这样一种系统性与深刻性使得康德成了哲学研究绕不开的一个人物。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的开头指出，分析哲学、现象学等当代主流都要从康德开始谈起。他认为，这些主流学派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康德，或是接受他探讨哲学的方式，或者是以对康德的批判展开自己的学说——这是一个公认的说法。在国内学界，流行的说法是援引日本学者安倍能成的那个通俗但不太准确的说法：康德哲学有如大江中的一个水库，“康德以前的哲学概皆流向康德，而康德以后的哲学又是从康德这里流出的。”——事实上，一些非主流的哲学与康德或许没有多少关系。
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更具体的例子。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经典文献，它是从批评康德开始的，但其基本概念却是来自康德的分析和综合。牛津日常语言学派代表斯特劳森的《感觉的界限》是专门研究康德的专著，康德成了他建构自己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现在一些前沿的分析哲学家，例如约翰·麦克道威尔、约翰·塞尔、罗伯特·布兰顿等重新研究康德，并由此提出新的问题和看法。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康德哲学依旧是活的思想。尽管它所处的科学技术和其他知识背景跟我们今天的不一样，但是他对哲学的基本、结构性的问题的思考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洞见，有现实的针对性，仿佛他是一个正在工作的哲学家，在切实地思考我们当下面临的大问题。当然，对哲学家的研究可以从很多层面切入，可以做语言学的文本研究，也可以做哲学史的研究。但我自己的研究思路依旧把康德看作一个“活的思想家”，然后去追问：当我们人类面临当前的一些问题时，康德给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或许康德已经直接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许康德给出了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说康德思考了今天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给出了直接有效的路径，也不能说康德所有的思想在今天都是活的。我们只是说，康德的一些基础的、核心的和重要的东西在今天是活的——这些思想的价值正是康德如今仍旧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力的原因所在。而不像研究其他思想家时，价值仅仅在于哲学史的，甚或语言学的，谈不到什么现实的理论意义。
澎湃新闻：您曾在康德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的主旨发言中从人工智能的问题出发，援引了很多康德在认识论方面的理论。康德哲学在当代哲学问题的研究中，还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在哪个方面的研究还有空间？
韩水法：康德研究一直是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乃至整个哲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纵观世界上所有的大学，不是每个哲学系都会有黑格尔、海德格尔或尼采学者和课程，例如很多美国大学的哲学系就没有。但它们一般都会有康德学者和康德哲学课程——这基本上成了重要哲学系的一个主要标志。对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来说，康德和黑格尔曾经是并举的两位哲学家，但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黑格尔让位于康德，康德逐渐成为最受中国学者关注的哲学家。就国际上的统计数字来说，康德研究的文献也远远多于其他哲学家的专题研究——从这样一个外在的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康德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而从内在的思想史来说，在当代，很多前沿的哲学家都研究康德，前面提到的几位哲学家就是很好的例子。塞尔经常提到和援引康德。虽然塞尔讨论的康德的问题——我也探讨同样的问题，曾经都被看作是“过时”的问题，比如意识和现象的疑难，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兴起，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显得更加关键。又譬如，现在西方的政治哲学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两大派别，另外还有一些小分支，虽然自由主义早于康德，但现在的自由主义基本上都会接受或遵循康德的某一个原则，虽然不同哲学家遵循的康德的原则不一样，但这更说明康德自身思想的丰富性。
就欧陆哲学而言，海德格尔在许多地方谈到康德，《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更是直接研究康德的问题，不过，是六经注我式的研究。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内容都在讨论康德或与康德有关，其核心概念也多直接来自康德——虽然都是批评，但若无康德的思想，全书也就没有了骨架。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是现代美学的重要著作，全书二分之一的内容都在讨论和关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以及其他著作的内容。因此，伽达默尔类似于叔本华，都要借着康德的大厦发挥自己的学说。大家似乎也都能说几句康德的理性、启蒙、美学、“人为自然立法”和“人为自由立法”，但仅仅停留于这些概念是不够的，这也激励我们进一步深化与促进康德的研究。
澎湃新闻：那么黑格尔也算是一位集大成者的哲学家吗？他的思想也像康德一样是活的吗？现在英美哲学也会继承讨论黑格尔的哲学，但却是部分采用他的理论，比如把他哲学体系中的绝对精神这个概念撇开。但在康德哲学里好像没有这种情况，并没有说部分采用他的理论。
韩水法：把黑格尔说成是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观点来源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我认为黑格尔不能算是一个集大成者。实际上，黑格尔把康德的思想推向了一个极端，追求纯粹精神的运动，走向了绝对唯心主义，最终建立一个绝对体系。因为以基督教为奥援，他做到了极致。但康德不追求这样的目标，康德是要解释“我们的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这样的现实问题，始终以经验为基础——这是一种理智的诚实；有些东西不知道就不知道，有些东西是从哪来的，说不清楚就可以不说。而黑格尔想把一切不清楚的东西都放在自己的体系里说清楚，在我看来这是不太可能的。
如果说康德哲学是现代主流哲学体系的渊源，而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康德哲学的一个支流，其他支流还有分析哲学、现象学等。后来的分析哲学和黑格尔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是直接从康德哲学出发的。如果叔本华是现代哲学的开端的话，他跟黑格尔哲学也没关系，也是直接从康德哲学出发的，尽管他是批评康德的。新康德主义可能跟黑格尔有点关系，伽达默尔应该和康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都有关系。
所以从当代哲学发展的角度看，康德后面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那么黑格尔是集大成者这样一个结论就不成立了，对不对？当然不是说当代西方哲学都是从康德哲学那里出来的，但是它们继续在探讨康德哲学的那些基本问题，并且经常回溯到康德。
中国的康德研究
澎湃新闻：能否请您从学术史的角度，谈谈康德思想进入中国后经历的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是否有自己的特点？
韩水法：康德研究基本上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清末康德研究的历史，中山大学西学东渐馆有文章讨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兼谈贺麟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北大的杨河老师也写过一篇《康德黑格尔在中国》，对早期康德研究史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遗憾的是，以前一些老先生还在的时候没有去做口述史，他们也没有留下太多回忆文章，不过当时北大与康德有关的教学、课程这些东西，还能查出来，但许多细节不是太清楚。
如果把民国时期划分为一个大的阶段，这个大阶段又可以分为抗战之前与抗战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两个小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大概到改革开放或者再晚一点到80年代之前，又是一个阶段。在大陆，这个阶段当然主要以批评康德为主，正面肯定康德哲学的意见不占主流。虽然西方的康德研究文献有一些被翻译了过来，但主要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苏联后期的文献对康德出现了一些肯定的评价，这对我国大陆的康德研究也产生了影响。
如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算一个大阶段的话，又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80年代后期，总体上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变迁同步，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命运转折的一个标志时期。
1981年国际黑格尔联合会在德国斯图加特举办黑格尔大会。这一年正好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黑格尔逝世150周年，大会的主题直接就是“康德还是黑格尔”（Kant oder Hegel?）。大会文集后来由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编辑出版，题目也就是大会的主题。当时，整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最重要的现象。这个问题被中国敏感的学者引入了汉语学界，兴起了“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争论。后来，人们以讹传讹，说这是李泽厚首先提出来的问题。不过，自80年代中叶之后对康德正面评价逐渐成为主流，是一个大的趋势。李泽厚的康德研究强调主体性和启蒙，与改革开放精神相呼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在当时大陆的德国哲学研究领域一些重要学者原本是倾向于康德，只不过受形势的影响难以发声，而李泽厚的研究很受惠于这些学者的观念和学养。
我自己的本科论文和硕士论文写的都是康德，1987年底以康德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主要发掘康德物自身学说所蕴涵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重要意义。到那个时代，正面肯定康德哲学的意义，已经无需再加掩饰，不是硬要加一些批评的话语才行。
21世纪以后，康德研究呈现多样化的新趋向。有人继续把康德哲学当作改革开放与启蒙的理论资源，尤其强调人的理性自主，同时也出现了深入和多样的学术研究样态：基础研究，仔细的文本研究，与其他哲学家的比较研究，康德与儒家的比较，以及以现实问题为对象的实践思考。国内做康德研究的学生，与留学海外研究康德的学者，都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康德著作的重译和补译也逐渐开展。邓晓芒在上世纪80年代翻译了《实用人类学》。但是最重要的工作还是重新翻译三大批判。我应商务印书馆之约，重译《实践理性批判》，于1999年出版，直接进入了“世界汉译名著丛书”。随后，邓晓芒和李秋零也开始系统地重翻康德三大批判，以及康德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20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韩林合《纯粹理性批判》的新译本，这是附有大量研究性注释的高质量译本。据说，谢地坤重译的《判断力批判》也已经完成了初稿。
韩林合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
台湾地区的康德著作翻译起初几乎是由牟宗三一人独立承担，他自1960年起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在1982年出版，《纯粹理性批判》1983年出版。不过，牟译太过主观，因此，大陆康德研究很少援引。另外，李明辉等学者既从事康德翻译和研究，又做与儒家的比较和会通，受牟宗三的影响很大。
澎湃新闻：康德哲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有何重要的意义？会为康德研究者提供怎样的帮助和便利？
韩水法：成立康德专业委员会的意义有三个方面。其一，有助于专业交流。康德专业委员会成立之后，国内的康德学者就有了一个专业的组织，可以定期举办学术会议，出版文集，大家可以经常交流和讨论；其二，有助于与国际康德学界交流和合作。康德专业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康德学会对等的研究组织，就能与世界上主流的康德专家保持经常的交流，与主要的康德研究团体建立广泛的联系。比如，最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Andrew Chignell、 鲁汶大学教授Karin de Boer等学者的倡议下，全球的康德学者在举办了“世界公民观点下的虚拟康德大会”（Virtual Kant Congress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 [VKC]）系列活动。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个康德学会参与了这项活动，中国年轻一代康德学者方博、南星、黄涛、王维嘉、杨云飞和贺磊等参与了会议。其三，有助于推广传播。康德哲学的影响范围很大，当代的认识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美学等领域的学者，以及政治、艺术等领域的学者，都需要阅读康德。我们的专业委员会通过教学、论文、会议、公众号等方式传播康德研究的最新成果，促进大家的研究和探讨。
澎湃新闻：中国的康德哲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如何？
韩水法：我们现在逐渐与国际接轨，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很多年轻学者从国外留学回来，可以说与他们同年龄的西方康德学者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这几年，青年学者周黄正蜜、方博在《康德研究》（Kant-Studien）和《康德评论》（The Kantian Review）等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参加世界康德大会。像我的硕士导师齐良骥，他的一个心愿就是参加国际康德大会并在会上发言，可惜由于条件限制，未能如愿。我自己在2016年应邀参加第12届国际康德大会，并做了主场发言。今年我又被邀请参加第14届国际康德大会，被邀请做大会发言。据我现在所获得信息，今年有许多国内学者会参加在波恩举行的国际康德大会。
目前就做文本研究而言，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年轻人相较而言还会有一些困难，因为毕竟德语是别人的本族语言，他们的学者更容易进入其中。不过，现在也有一些青年学者不畏艰难，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关于康德遗著的思想研究。就面向具体问题的和基础的理论研究来说，在很多方面我们足以与国际学界对话。但是，我们有或能有多大的影响，现在还不好说。这还要靠大家的持续努力，才能有望在学术上产生让人心服口服的新观点与新思想。
就目前国际的反馈来看，中国的康德研究与德国哲学的研究水平正在不断地提升，这既是学者努力的成果，也反映了国家经济实力与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现在国内有关康德和德国哲学的学术活动越来越多，甚至连德国哲学家曼弗雷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都不免百味杂陈地说出“德国哲学在中国”这样的话来。所谓的中国特色，绝不是封闭起来的特色，而是在国际对话中形成的自主的和原创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流派。
澎湃新闻：我们的康德哲学研究可以同国际对话，是否也得益于大学哲学教育在课程上对于康德的重视？
韩水法：是的，我们开设有系统的康德研究课程，研读三大批判，还有其他的专题课程。没有这种专业的教学就不可能让学生系统地了解康德，或者说把康德哲学系统地传授给学生。没有系统的学习和教学，深入的研究也不可能，当然也不可能传承研究的传统。国内越来越多大学开设了系统的康德课程，与相应的基础的和专业的课程相结合，可使学生接受专业的和专门的训练，而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自主地培养康德研究学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海外留学不必要。
澎湃新闻：国内的康德哲学研究还能在哪些方面更进一步？
韩水法：国内的康德哲学研究进步和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第一，对于康德著作文本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对康德理论哲学的研究我们早已起步，但对先验演绎、意识问题等核心问题的研究与盖耶（Paul Guyer）、阿利森（Henry Allison）、朗格尼斯（Beatrice Longuenesse）等国外一流学者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对康德自然哲学的研究、数学思想研究、科学哲学研究都不够深入和透彻，是大可拓展的领域。有关《判断力批判》《实用人类学》这些文本的研究，尚需要从康德哲学内在理论一致性，以及那个时代的知识和观念的背景，进一步展开。除了康德生前出版的著作，他的遗稿，包括讲课记录稿的研究也可进一步展开。
第二，除了对康德哲学的内在研究，从康德哲学生发出原创的哲学思想，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付出更大、更艰苦的努力。西方不少学者是在读了康德的著作并试图努力解决康德的问题之后，成为大哲学家的；或者是在思考和处理哲学问题时不断回到康德，然后取得进步的。比如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再到后来的海德格尔和法国现象学，都不断地重新从康德哲学出发，研究意识结构。早年间为了研究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我也去读胡塞尔。胡塞尔在《逻辑研究》里就把康德的问题看得很重要，虽然不乏批评的态度。据有学者说，胡塞尔一辈子反复研读康德，但也都没有把《纯粹理性批判》从头到尾读完，他读几十页就会产生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开始撰写自己的哲学文字。如果说胡塞尔的早期研究体现得还不明显，后来的先验现象学就非常清晰地反映了康德的深刻影响，许多核心概念都来自康德。他很想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推进一步，但他最终缺乏体系建构的完成能力，不断地从不同角度重述同一个问题，陷于繁复的经验描述，在理念体系的建构方面终于功亏一篑。海德格尔在某种意义上也开拓出了康德哲学的新意义，他反对康德的第二版先验演绎，因为第二版演绎阐述了意识的先验的理论结构，他喜欢第一版演绎，因为偏重于心理学的描述，可以发挥和演绎人的情感的状态和结构，与海德格尔的趣味比较契合。福柯的《何谓启蒙》也是在200年后来回应康德的问题。20世纪下半叶后专门研究康德的大哲学家不太多了。分析哲学的重要人物虽然多数会处理具体时援引和回溯康德，通过而获得新的观念和思想，但毕竟过于零散。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康德研究是大有可以拓展的空间的。又如在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康德的意识理论对理解意识的性质和机制应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甚至有某种路径的价值。
澎湃新闻：那您如何看待康德哲学与儒家思想融合比较的空间？
韩水法：康德与中国传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会通可能也有很大的余地。实际上在现实的研究中，很多人都在从事以康德哲学为视野或路径的其他思想研究。虽然马克思本人对康德不重视，但后来的新康德主义就想把马克思的思想跟康德结合起来，所以新康德主义者中不少人是社会主义者。至于康德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会通，牟宗三先生用功颇多，用力颇深。对这方面的研究，我知之不多，但是我想，空间还是很大的，关键在于方法、视野和态度。面对现实的人类问题，诸如社会的基本原则、世界的秩序，我们可以考察儒家和康德各自怎么说，然后找到契合点，构建处理的原理和方案。我们也可以纯粹从理论哲学上来研究和比较康德哲学与儒家思想。我认为，至少有一个核心，儒家与康德哲学一样必须回答，这就是康德提出的四个问题：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最后，人是什么？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人也。”——就此而论，康德与儒家理论还是有很多的共通之处的。但现在人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如何，我不是太清楚。像牟宗三那个时代的研究，原本就想从儒家证明，我们也包含着类似康德的思想。这样可能有一点偏离原本的儒家。如果要我做研究的话，就会面对现代世界的根本问题，康德和儒家的思路会是如何的，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回应？这样的研究可能更具有启发性。但是，实际上我并没有做这样的研究，读的也很少，所以说不出更多的内容来。
康德著作的翻译和入门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康德三大批判的多个译本？从您的角度来看，哲学文本再翻译的动力一般来自何处？是因为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的理解吗？还只是时间的巧合？
韩水法：学者自己的主张，对于翻译使用的概念的考究和对康德的理解三者综合构成了哲学文本再翻译的动力。以我自己为例吧，我当时翻译《实践理性批判》，起因是受人之托，校对关文运的译本。康德是一个非常体系化的哲学家，概念的统一就非常重要。关文运翻译所依据的早期英文译本本身就不是很准确，再加上他本身并不是做康德研究的，译名不统一就是一大弊病，还有许多表述也很随意。于是，后来就得从头译起。不过康德的翻译确实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现在的译本都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批评。在已有的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康德著作的翻译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他的思想准确地用体系性的和内在一致的概念表达出来，而其前提是对康德哲学思想要有系统的研究和整体的理解。比如，我虽然翻译了《实践理性批判》，但我是从研究《纯粹理性批判》开始从事康德研究的。在上述要求之外，最好能够保留康德的原句式，不到非调整不可的时候尽量不调整。另外，我尽量把康德的文本翻得雅一点，更加书面语一些，这也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实践理性批判》在文字上确实比《纯粹理性批判》要漂亮，特别是其中的情感抒发也要能够表达出来。
澎湃新闻：您曾在一篇汉语哲学的文章中说到，汉语翻译佛经的事实说明汉语是可以表达抽象概念和观念的。
韩水法：第一点，任何一种语言，只通过一定的发展都可以胜任表达复杂的思想。汉语要保持充分的开放性，允许词汇的大量增加，如此才有助于汉语表达更为复杂和更为思辨的思想。我赞同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相信没有一种语言不能表达复杂抽象的思想，但需要经过一个现代化的发展过程，要创造包括吸收大量的词汇，并且足够丰富的语音。
第二点，一个民族的思想与科学文化发展程度和丰富与否，会影响语言本身的发展和丰富性。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结构，就需要复杂的语言来表达，从而促进语言本身表达能力的拓展。
汉语的发展是面临着一些问题。第一，我们中国古代跟名物相关的词语很丰富，也复杂，但现代汉语在这些方面有过度简化的走向。第二，现代汉语的语音不断流失，同音词语大量出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表达的清晰、准确、细致和效率。
澎湃新闻：哲学系的学生会觉得康德哲学比较难，教学上有好的方法吗？对哲学感兴趣的大众，又要怎么读懂康德的文本？
韩水法：哲学专业的学生或业余爱好者完全可以通过读康德入门，不过要破除一次全部读懂，不然就放弃的心理。大哲学家的著作，不是任何人一次就能读懂的，只要读出兴趣，或者你愿意思考相关的问题就可以继续深入。如果非专业的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先读若干康德的导论性质的小册子，比如《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和《道德形而上学奠基》，而且也不一定追求完全理解康德的本意。非专业读者甚至可能会从康德那里得到更多的不受限制的启发。他们不像专业读者那样试图准确地理解康德是怎么说的，文本又是怎么样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非专业读者通过阅读康德得到的实际启发或许可以帮助处理现实的问题。任何伟大的思想体系都是开放的，不会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康德哲学自然也是如此。开放理解有多种形式，有时候就是纯粹从康德那里受到启发，别人可能会说不知道康德这段话还可以有这样的启发。从学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启发可能和康德的思想在理论上在逻辑上没有关系，但这也不要紧，这也是康德哲学意义的一种。
但是对于想要做哲学研究的学生来说，没有任何研究的捷径，从最重要的哲学家的原著阅读开始，直接读康德原著，一遍不行读两遍，读的过程中可以参考一些二手文献。但是，在还没有读康德原著的前提下，一本接一本地读二手研究著作，是不可取的方法。
面向大众的通俗讲演也是这个时代的需要。在今天这个多媒体时代，这样的传播不仅方便也很有效。在网络时代之前，英国曾经开设了哲学家广播讲座，很多重要哲学家的哲学著作甚至是在BBC讲座之后的成果。国内康德研究的普及也可以这样做，但怎样做得既通俗又不失学术价值，确实是一个难题。现在有些学者成为网红之后，满口的知识错误，也是很不堪的。如何在商业与学术之间取得平衡可能需要一个好的平台。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向社会开放了高质量的和前沿的学术讲座，就是一种尝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