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花是南部县人，据她的描述她的家乡应该在升钟水库库区附近。她的话不多，个子也不高，微胖，梳一条独辫儿，显得有些特别，而且，对不认识的人保持着几分戒备。
我到番禺石基那家公司第一天便认识了她，第一次打开水时我很谦让，对打开水的同事都一一微笑、点头、说“您先请”，自然我便落在了最后。等到终于轮到我之后，环顾了一下还有一个人，这就是那个叫何冬花的女人。
我微笑、点头然后说您先请，这女人用戒备的目光盯我一眼，似在审视一个有可能图谋不轨的家伙，这让我多少有些不舒服，在心中一阵苦笑，心想，这世界真搞笑，这些人怎么都不会有善意的表达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难道都得满怀戒备吗？或者都是木头人，没有思想、不会有交流，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点头、一个微笑。女人将那只硕大的“太空杯”放到开水机的取水口处，取好水直到离去都没有哪怕是轻微的表示。
第一天很便倒霉，这似乎预示我在这里肯定不会一帆风顺。首先我便被班长训斥了一通，因为我的迟到而让“流水线”空转了三分多钟，而这三分多钟是在课长、组长、班长等一干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而且刚好那天还有台北来的“副董”在现场视察。课长严厉地斥责了手下，所以我被班长训斥就不足为奇了。
老同事不能平等相待新同事的这种事我有心理准备，作为成年人应该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因为人类社会大抵如此吧，广州番禺这地方不能例外才是正常的。从这天起，我便成了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员工。
至此以后每天早晨六点钟就得起床洗漱，然后到食堂排队，吃完早餐首先打托卡，再进到三楼的车间，或三三两两、或三五成群在那儿海阔天空胡侃。我们一些边缘人士则在角落里看书、报，或是戴上耳塞听歌，等候着流水线开工。
有一天午间休息时，一帮子女同事拿一本杂志过来问我：你叫某某吗？我有些困惑的看着她们。我已经从原先的恭恭敬敬变得礼貌却保持着几分矜持。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应该是相互的、对等的，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应时肯定要有所因应。为了不显得拘谨，我故作轻松地说，正是鄙人。有事吗？女士们。
身材高挑的女人名叫阿珠，也是南部人，她丢过一本杂志，说：“你看看，这上面有篇文章，署名XX，不会是你吧？”
我从工作台上拿起那本制作精美的书，原来是名叫《岭南》的杂志，这是一种以派送、赠阅的方式发行的纸质杂志。
某天得到一本“岭南”杂志，看到这杂志登了一则征文启示，当晚便写了一篇二千字左右的文章，次日在番禺新桥邮政去投递了，以后便长时间没了音讯，日子一长便记不得这件事了。
我看到标题黑色的铅字“悲壮的千里马”，没有错，的确是我那篇文章。末尾有“作者 XX，XX有限公司XX部”，最后通知去编辑部领一百元稿费。
一百元稿费，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蛮丰厚的“外水”。因为当时的我是“临时工”，三个月转正前的工资也就每天三十元左右。公司虽然包生活，却差得一塌糊涂；希望出去改善一下生活，却又“囊中羞涩”。幸好我弟弟也在这家公司的一个部门当了一个“小官”，工资待遇是普通员工的三倍左右。时常请我出去润润肠子、喝上两盅。
女同事们并未看完这篇文章，仅看到“XX”的字样后一番议论，觉得有些奇怪，有人猜测是我，有人说不是。最后打赌来找我。我说，正是在下。
谭某英说：“咋在？我说是他嘛！”
阿珠伸出拇指夸我，这倒真把我弄了一个大红脸。在免费赠阅的刊物上的登一篇文章有啥好夸耀的嘛。第一天打开水便让我心中不爽的女同事冬花说，请我们呗，我说，可以呀，请什么呢？
女人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冰糖！”
矮个儿的苗族人QC阿丽说：“一人一袋共计卖九袋，算上你自己正好十袋。”
我很纳闷有女人要吃冰糖，大约是看我有些困惑吧，另一位QC杜小雨解释说说：“你们不要把别个弄糊涂了。哎，她们说的是‘槟榔’、而不是‘冰糖’。”
原来台湾人喜欢吃槟榔，公司里的很多人便时兴起吃槟榔来。食堂里有个小卖部，那里便有袋装槟榔销售，一元一袋。十元钱，给了十袋槟榔，小卖部的胖子说没有零钱找，只好收起槟榔回到车间。
在发槟榔的时候有人推推我的后背，我回头，原来正是那天用戒备的目光盯我的女人。我们目光相对她有些害羞，她放低声音说：“你放在工作台上，让她们自己拿。全车间几百人，好意思让哪个吃、哪个不吃呀？”
我明白她的意思，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将槟榔放到工作台上，对这个叫冬花的女人表示谢意，她的脸又飘过一团红云。我谢她倒不是因为符合我有吝啬心理，不管怎么着，这都应该是她内心意愿的自然流露，表明她是善良的。
从那天过 后我几乎成了车间休息时的中心人物，有人找我写状子，也有人希望我出主意。遇到侃“水浒”、“三国”，或者“红楼梦”、“西厢记”出现争执时往往会请我评理。
到开水房打开水的时间就很少了，有很多热心同事会帮我带回来。几次突击发货被临时调到另外的线上去“撕胶”，撕胶看似简单，用双手的拇指、食指、中指就可以完成。但是，成千上万次简单的重复会让指甲盖内疼痛难忍，还得继续工作，困难程度可以想象。
“流水线”的工作比较特别，对同一件加工的产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序，完成了你的工序后便流到下一工位面前。你做不了就会被“卡”住，使产品堆积到工位上；即便马虎放行也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你，批评、罚款甚至一通臭骂都不是没可能的。
手工活儿女人是天生的高手，我对面和相邻工位的同事们帮助完成了我的整道工序。我很沮丧，女同事则笑话我说，我们知道，你干这事本就是大材小用。你不可能长在我们这儿呆。
我心中明白哪有什么菜啊。混到“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地步，内心的酸楚能对谁说呢？我在这个“台资企业”中干了四个月，渡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因为闹“工潮”将我推到风口浪尖上，直到在这里狼狈不堪地收场。工友们说我“不可能长在这儿干”的话算是“一语成谶”吧。
很幸运我又找到一份工作，但我与原来那家“台资”公司的工友们已经建立起了友谊，因此很多人都保持了较密切的联系。那些四川南部人、阆中人、仪陇人、苍溪人和旺苍人。当然还有陕西人、湖南人、广西人等。
处得最多的是冬花，那个第一次见到便用警惕的目光审视我的女人。后来才知道她本是贵州人，十七岁便被迫嫁给了一位大她近二十岁的糙汉。那儿是大山深处，穷得家徒四壁，后来逃跑到广州，在番禺那家“台资”公司一干就是十多年。
再后来她嫁给了一位能说会道的南部人，就是现在的男人。的确，与前任“糙汉”完全不是同一种类型的人。可在还没来得及品尝婚姻的甜蜜时便体会了命运的乖张暴戾。
生下小孩后才感到问题更加严重：酗酒、家暴，是警察的“座上宾”，最糟糕的问题是根本不挣钱养家。家庭的耗费、孩子的学费等等完全依赖冬花支撑，隔三差五还会向冬花要钱。而且每次的数额都非常庞大，大到与他们这个家庭的收入不相匹配。每次索要的理由似乎都让人没法拒绝：做生意、干工程，没有钱便起动不了。事后证明，都只是在墙壁上画一张黄灿灿的大饼，马上就可以呼之欲出了，不过，最终都是泥牛入海。
次数多了，冬花自然有抵触。于是男人便会用历史故事来为其要钱作“理论”上的支撑。讲的最多的是“甘罗十二为宰相，太公八十遇文王”，往往说得冬花无言以对，这也正是他与那“糙汉”的不同之处吧。
最近一次要钱将冬花彻底激怒了：一次、二次、三次，一年、二年、三年，多少次了？多少年了？你让我也等到你八十岁时才能自己供养自己吗？能不能活到八十还要另说呢。
冬花搬出了原来居住的地方，与女儿住在一起。女儿吃住在学校，周末才回来住。
最后一次听到冬花的消息是在一个周末。据工友讲，一天，保安到车间找科长，说是冬花的男人出了车祸，估计性命不保，正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抢救。
课长说，去吧，毕竟夫妻一场。
据说冬花还有些犹豫，最终却还是去了。公司大门口停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保安指着白色的面包车说那便是报信人的车，冬花看了一眼便似乎觉察到危险来临，调头要迈回公司大门。只见车里窜出两位壮汉，不由分说拉住冬花便强行塞进车里，然后一溜烟绝尘而去。
有人提出报警，上报到行政部，某经理说别人两口子的事你们瞎掺和啥呢。
后来冬花渺无音信，四川、贵州都无任何消息。“无名尸”认领的启示与江里死尸的信息都关注了，直到离开广州，再未得到过冬花的消息。离开广州那天我的心中涌起了莫名的感慨和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