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陵K1出土的金饰小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2010年10月，马永嬴（左一）和焦南峰（左二）在长陵勘探现场。受访者供图
马永嬴（右一）带着工作人员在凤凰嘴山腰上勘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面带笑容的陶俑整齐地躺在外藏坑，这是霸陵的115座外藏坑之一。密密麻麻的钢架支撑着坑体，两旁保留着“之”字形土台阶，坑底的盗洞清晰可见。后来者们踩着新铺设的木楼梯，端着相机，一遍遍扫过底下的陶俑。
“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而非凤凰嘴。”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这一考古成果，解开了汉文帝霸陵位置的千古之谜。
这背后是汉陵考古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王学理、吴镇烽等对江村东和薄太后南陵西北的小型从葬坑进行抢救发掘；之后，社科院考古所的刘庆柱、李毓芳对西汉十一陵进行系统调查；2001年，黑陶俑被盗，流落美国，几经辗转回到西安；2006年，发现江村大墓等大型墓葬，开启对霸陵具体位置的讨论……
追寻黑陶俑
这是一片平坦的黄土台原，南依秦岭，北临灞河。正逢萧条的冬季，成片的樱桃林都秃了头，路边摊上的草莓被码进小红筐，等着稀稀拉拉的过路客带走。
位于西安东南的白鹿原，因“有白鹿游弋”而得名，又因作家陈忠实的小说而闻名。在这片波澜不惊的黄土下，埋葬着汉文帝。自元代以来，人们都以为汉文帝霸陵在白鹿原上的“凤凰嘴”，数代人立碑为证。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公布，汉文帝霸陵所在地确定为白鹿原江村大墓。
那一天，整个汉陵考古队都忙得团团转。考古专家焦南峰和考古队队长马永嬴前往陕西省文物局，线上参与了这一重磅消息的发布；副队长曹龙则留在白鹿原的考古基地，接待众多前来报道的媒体；队员朱晨露为这次发布会忙前忙后，准备各类素材……
“没想到，这次霸陵的发现会受到这么多关注。”国家文物局的发布会刚结束，曹龙发现考古基地院子已经围满了记者，手机上还有一连串的未接电话和短信。
位于江村大墓东北角的15号外藏坑，是记者们必去的打卡点，发掘长度约39米，深约8米。保护大棚之下，密密麻麻的钢架支撑坑体，两侧还保留着原始的“之”字形土台阶。为了保护文物，考古队在钢架一侧铺设了新的木楼梯，拾级而下，上千件陶俑便出现在眼前。
“这是着衣式陶俑，是帝王使用的最高规格陪葬品。”头戴红色安全帽的曹龙对着镜头介绍，循着他的目光望去，坑底躺着整齐的裸体陶俑，腐朽的丝绸把它们染红，木质手臂早已不见踪影。后来者们的脚步变得更拘谨，生怕不小心惊扰了它们脸上的笑容。
往里走几步，会看到一个直径三四米的大坑，再走几步，侧面又出现了一个大洞。这是盗墓贼留下的盗洞，被炸毁的陶俑碎片散落四周。
而霸陵的发现，也要从20年前发现的盗洞说起。
2001年，江村大墓及周边不少文物被盗，非法流入市场。第二年，6件被盗的西汉黑陶俑出现在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上，即将被拍卖。那些黑陶俑跟江村大墓出土的陶俑一样，裸体、无手臂。
如何证明黑陶俑是中国的？为什么说它们出土于陕西？如何确定它们源自西汉时期？当时美方提出了11个问题，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焦南峰花了两天时间，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回答。
经过多方努力，在拍卖前10分钟，终于将黑陶俑从拍卖名单中删除。
2003年，6件西汉黑陶俑回到西安。
相关部门对其来历展开调查，发现它们是被盗墓分子从白鹿原上盗取的。在平坦的白鹿原上，窦皇后陵和薄太后陵有着高高的封土。而黑陶俑被盗的地点，在窦皇后陵东南800米左右的地方，地面没有任何标志。
“我们拿到黑陶俑照片时，就感觉可能跟霸陵有关。”焦南峰回忆，类似的裸体陶俑并不常见，只在帝后陵中出现过。但发现黑陶俑的地点离窦皇后陵太远，并不属于其陵园范围。
黑陶俑的主人是谁？焦南峰心里隐约有了答案，但仍需要一系列工作来证实，“我们考古有个规矩，你要是有疑问，发表文章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系列的证据。”
调查凤凰嘴
俯瞰白鹿原上的凤凰嘴，像一只展开双翅的凤凰，伸出的黄土梁子像鸟头的形状。从远处望去，高高耸起的小山丘，确实像一座大型陵墓的封土。
凤凰嘴下，立着十余通饱经风雨的古碑，上面的文字大多已斑驳。其中有一座高大的石碑，上面阴刻楷书，写着五个大字：汉文帝霸陵。
“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元代骆天骧在编纂的《类编长安志》中的记述，是考古学者能查到关于霸陵具体位置最早的记录。但为了推翻这个说法找到真正的霸陵，考古工作者们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
“从2011年开始，我们花了大半年时间去否定‘凤凰嘴是霸陵’的说法。”那一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合作成立汉陵考古队，对白鹿原上疑似霸陵区域、薄太后南陵做了更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和勘探。
当时马永嬴是副队长，主要负责霸陵陵区勘探工作。他本是考古的“门外汉”，从法律专业毕业后被分到考古单位，一开始做行政工作，后来转向考古业务。1995年，马永嬴跟着焦南峰，敲开了西汉帝陵研究的大门。
初到凤凰嘴，那里还是一个长满荒草的黄土坡。考古队的洛阳铲垂直插入地下，陆续取出土样，从山脚钻到山腰。半年过去了，考古队没有发现任何墓葬和陵园遗迹。
“一开始，我以为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就又钻探了一遍。”马永嬴把钻孔的间距由三米缩小到两米，几十个钻工探了一个多月，没有任何发现。
为了保险起见，考古队请到了陕西地矿物化探队的队员，第三次钻探用了高科技的物探技术，这本是用于寻找金属与非金属矿产、地下水等地下资源的技术手段。物探设备被钉入地下，雷达开始探测，仍旧没有找到霸陵。
三探凤凰嘴，都没有找到丝毫与霸陵相关的信息。马永嬴向队长焦南峰汇报了情况，考古工作者们聚到一起，梳理文献、看图纸、分析地貌，开始怀疑前人“霸陵在凤凰嘴”的记载。
霸陵不在凤凰嘴，又在哪里？
汉陵考古队把目光投向了窦皇后陵。依据西汉帝陵的形制，皇帝和皇后死后会葬于同一茔域，各起一座陵墓，又称“同茔异穴”。按照这种葬制，汉文帝霸陵应该在窦皇后陵附近。在白鹿原上有两座覆斗形封土，是窦皇后陵和薄太后南陵。
而霸陵并无封土。公元前157年，崇尚节俭的汉文帝在驾崩前留下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他希望，自己入葬的陵墓不要破坏原始地貌，不要人为起封土。
正当汉陵考古队发愁时，西安市考古研究院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2006年，他们曾在窦皇后陵800米外，也就是黑陶俑被盗地点附近，发现了没有封土的特大型墓葬——江村大墓。
由此，窦皇后陵与凤凰嘴、江村大墓的关系进入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开启了对文帝霸陵具体位置的讨论。
2017年，汉陵考古队开始对江村大墓外藏坑进行勘探发掘。洛阳铲不断冲击着黄土，随着钻探的深入，一个规模很大、顶级配置的墓葬出现了。墓葬形制是“亞”字形，墓室边长约73米，四周有110多座外藏坑。
“在汉代，这是最高级别的墓葬形制，只有皇帝或皇后能使用。”马永嬴觉得江村大墓可能是霸陵，但考古是一门科学，需要翔实的证据，他们手中的洛阳铲并没有停下……
钻探外园墙
橘黄色的朝阳刚冒出地面，探工汪照宏就来到了考古工地，他头戴黑绒帽，戴上橙色的塑料手套，便拿起用于钻探的探铲。淡黄色的探铲需要组装，一节杆子长一米，重四五斤，他最多能提起八米的杆子。半圆形的铲子垂直插入地面，一转一提，杆子在汪照宏手中来回穿梭，圆柱形的土样陆续被取出。
10分钟后，汪照宏已经接了4米的杆子，深度越来越大，腰也越来越弯。即使吹着隆冬的寒风，他头上还是冒出了汗珠。突然间，他觉得手感不对，提上土样一看，黄土中掺着一层暗蓝色的土。
“这是陶器，在3.5米深的位置。”汪照宏拿起土块，掰碎，辨认出是陶器后，又拿卷尺量了一下深度，才给队长马永嬴打电话汇报。
早在1984年，汪照宏就加入了陕西省考古钻探公司，学习各种钻探技术。勘探汉陵，对汪照宏来说是轻车熟路。他曾在汉阳陵工作了十几年，去的第一天，就探出了墓道，“那个孔打了19米，他们之前都没找到那条墓道。”
后来，汪照宏又去了江西、酒泉、无锡和沈阳等地的考古工地。他说自己像游击队，哪里有活，就往哪里跑。2018年，马永嬴把老搭档汪照宏叫回了汉陵考古队，当时霸陵的勘探遇到了难题，围住霸陵和窦皇后陵的外园墙一直未能完整探出。
机遇出现在一个雨天。其他队员都在休息时，马永嬴拉着汪照宏出门溜达。他们走在钻探过的泥泞小路上，突然发现路边的断崖有点不一样，雨水冲刷后，看到了夯土墙的痕迹。马永嬴说：“我们当时很激动，这也是发现外园墙的证据。”
识土辨土，是考古人的必备技能。不同的土，质地、颜色和结构都不一样，考古人用肉眼就能看出。马永嬴举了个例子，“温暖湿润时期的植被丰茂，相应形成的土层颜色较深；寒冷干旱时期植被稀疏，形成的土层颜色较浅。而古代的墙是通过夯打土块形成的，夯土上面会有夯窝，就像石头饼一样。”
如何在一片平地之下找到两千多年前的夯墙？
考古人善于寻找遗存的蛛丝马迹。有一次，曹龙在下雪后航拍，茫茫白雪中，有一处地方融得很快，土地裸露了出来，这意味着下面可能存在墓道。还有一次，他们看到一片绿色的麦田中，有一圈金黄的麦浪，“下面可能有城墙，麦子扎根扎不下去，熟得早。”
“我打铲（钻孔）就凭手感，拿铲子打到啥土，就有啥感觉。”洛阳铲在手中握了三四十年，汪照宏练就了一番绝活。他不用看土块，光凭手感就能辨别地下有何物——有水分的夯土像橡皮泥，陶器或瓦片的声音比较脆，有盗洞的土手感比较松等等。
但要探出被破坏严重的外园墙，对汪照宏来说，也很难。他翻开了田野考古日志，上面记录他曾钻过的孔，密密麻麻。他已经不记得到底钻过多少个孔，错了，再钻，找不到，再钻。有时候，好不容易发现两三米的夯土痕迹，又断了，七拐八拐，断断续续。
考古工作者们参照之前汉陵的外园墙范围，不断尝试。汪照宏和两个钻工不停地用洛阳铲刺探地下，一个多月后，他们终于慢慢探出了一段墙基遗存。他再次发挥识土的功力，“土质比较纯净，结构致密、较为坚硬，这就是夯土的特征。”
“发现夯墙的时候很高兴，这是关键性证据！”马永嬴双手比画着夯墙的宽度，难掩激动。这段夯墙把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围在了一个长约1200米、宽约863米的陵园内，而这正是西汉的皇帝和皇后合葬使用的“同茔异穴”葬制，同一个大陵园体现的就是“同茔”。
这一关键性证据出现在2019年，经过反反复复的钻探和验证，直到2020年才确定下来。马永嬴感慨：“霸陵的位置不是一天就能确定下来的。”
挖掘“动物园”
刷子轻扫黄土，青灰色的陶棺露了出来。张婉婉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挪开棺盖，一只鸟的小脑袋出现了，像鸡蛋大小，鸟骨侧躺在陶棺里。那一刻，她忘记了长时间弯腰的酸痛，觉得“惊喜又可爱”。
这个90后女生留着泡面卷发，毕业后入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两个月前，张婉婉来到汉陵考古队，参与霸陵遗址的考古工作。
惊喜常常出现在张婉婉的手铲之下。有一次，一颗芝麻壳大小的褐色种子藏在土块中，被眼尖的她发现了。“别看它们小，这些都是我们还原古代人们生活历史的证据之一。”欣喜之后，更多是惶恐，她担心自己是不是遗漏了其他种子，有没有破坏现场。
这些发现来自于薄太后南陵，那里埋葬着汉文帝的母亲。
除了发现的鸟骨，在其他外藏坑里还发现了金丝猴、丹顶鹤、陆龟等十几种动物骨骸，之前还发掘过大熊猫头骨和犀牛的骨骸。南陵西侧的外藏坑还出土了有动物形象的金银器，包括熊、狼、豹子等，具有典型草原文化风格。
“这些动物骨骸分布很有规律，就好像进了动物园，西边是兽区，东边是鸟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动物考古专家胡松梅研究员介绍，陪葬的珍禽异兽也显示了墓主人高贵的身份，还反映了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
汉陵考古队，也像是一个“动物园”。
考古队有着自己独到的“土法笑料”。如果仔细揣摩考古队员的名字，马永嬴、曹龙、朱晨露、朱连华、杨彦文等人的名字都与动物有关。曹龙笑着解释：“马啊羊啊猪啊，都围着槽吃饭。现在张婉婉来了，终于有了‘碗’，可以实行分餐制了。”
还有一个巧合。焦南峰是首任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是第二任队长，曹龙是副队长，朱晨露是队里的青年骨干。而他们都是陕西人，年龄刚好都相差11岁。
“这其实也象征着我们考古队的传承。”朱晨露来到汉陵考古队4年，这里更像是他的另一个家。从起初的住工地板房，到住村民的房子，再到三个月前搬入的考古基地。不变的是，二十多位队员像家人般的相处。
每天早上7点多，开门的师傅会用陕西话喊一句“开门了”，考古基地大门随之打开。队员们吃过早餐，8点准时到工地上干活，中午再回来吃碗面。下午6点，收工的队员们会在院子里打会儿乒乓球，然后聚在食堂，边吃晚饭边看考古类电视节目。
晚饭过后，是考古人难得的休闲时光。他们会三五成群地外出散步，绕着江村大墓和南陵走一圈，消消食。再晚一些，马永嬴会在会议室里给大家放电影，从好莱坞大片放到国产喜剧。朱晨露偶尔会在院子里吹笛子，静谧的白鹿原上，飘荡着悠扬的笛声。
未解之谜
从黑陶俑被盗到正式确定霸陵，二十年，倏忽而过。
关于霸陵的考古工作，其实早已开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王学理、吴镇烽等对江村东的小型从葬坑、薄太后南陵西北的小型从葬坑进行了抢救发掘；八十年代，社科院考古所的刘庆柱和李毓芳，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及测量工作，为后续西汉帝陵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1年，不法分子在江村附近盗掘出黑陶俑。当时，焦南峰等人正在做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的考古工作，随后转向霸陵。2006年，勘探发现江村大墓及其周边外藏坑、石围界等。由此，窦皇后陵与凤凰嘴、江村大墓的关系进入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开启了对文帝霸陵具体位置的讨论。
大量关注和热度，来了又去。
待媒体散去，马永嬴又带着考古队继续发掘、整理考古资料、协助地方政府编制保护规划。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画，那是他大半辈子的写照：“渭水桥边春已渡，白鹿原上雨初晴。”
再过四年，马永嬴就要退休了。二十多年来，心中关于霸陵困惑终于解开，他喃喃自语：“以后不会再弄错了。”
更多人关心的是霸陵未来。汉文帝主墓会不会继续发掘？考古队员们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考古不是寻宝，不能见一个挖一个，选择挖掘的都是研究所需。”焦南峰解释，我国的文物政策关于古代帝王陵墓原则上不允许进行发掘。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目前很多技术还不够完善，有些文物出土后，极容易被破坏。而对陵墓本身的破坏，是无法复原的。
“我们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等到技术成熟、他们的研究需要时，再继续发掘。”马永嬴说。
保护的力量确实在增强。在公布霸陵的第二天，灞桥区公安部门就与考古队召开了联席会议，将设置警务室、安装摄像头、加强夜间巡逻等，加强田野文物的安保。村里的文物安全巡逻员，也增加了巡逻的频率和人数。
焦南峰又回到了书堆中，白天，他看书、查阅资料、复印有用的文献；等到晚上10点，大家睡去，他才开始梳理和写作，直到凌晨两三点。关于霸陵，他想知道的更多，霸陵的门阙和寝殿尚未确定、陵邑在哪里、陪葬墓的数量和规模如何……
这位67岁的考古学家，研究秦汉陵墓40年，白发早已爬上双鬓，但他仍快乐得像个孩子。“考古是一份经常有成就感的工作。我们把西汉十一座帝陵都探了一遍，其中有9座是新发现的，这就是9次惊喜。”
白鹿原的夜，很宁静，只有远处的狗叫声。考古基地的大门正对着薄太后南陵，月光下，封土的影子依稀可见。焦南峰书房的灯一直亮着，月亮悄悄爬到上空，照亮了院子里的石碑，上面刻着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题写的四个大字：“叩坤补史”。
（记者 吴采倩 实习生 李欣然 孙卿悦）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