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这是北京无名英雄纪念碑上的两句话，这座纪念碑是特意为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们所立。
“无声”，是这16个字的重点。为何无声？因为不能说。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样一位对枕边人都不能说的红色特工。
1940年夏天，一位浙江籍男子从上海出发，几经辗转，途径香港、昆明等地，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重庆。
他叫卢绪章，是一个生意人，此次他来重庆的目的是建立广大华行重庆分公司。
在外人看来，卢绪章衣着讲究、风度翩翩，有着浙商特有的精明能干，一看就是那种有钱的大老板。
初到重庆，卢绪章就在市中心的民族路购置了一块地皮。不久后，一座二层小楼房在这里拔地而起，广大华行重庆分公司就此成立。
广大华行原本在上海、昆明等地就已颇具规模，卢绪章也有着不俗的关系网。所以分公司开业当天，前来道贺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一开业就打出了知名度，卢绪章的心情是极不错的。作为一个商人，他早就被磨练得八面玲珑，深知人脉的重要性。所以每天除了处理商行内的的日常事务，他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结交重庆的各路名流上。
就在卢绪章忙得“晕头转向”时，妻子毛梅影却对他起了疑心。毛梅影6年前就嫁给了卢绪章，她是个大家闺秀，绝不是那种没事爱和丈夫闹的小气女子。她之所以怀疑是有原因的：
一来，卢绪章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甚至常常是夜不归宿。当时的重庆作为国民党的陪都，晚上经常是实行宵禁的，一般来说是没什么生意会谈到深夜的。
二来，丈夫经常找借口说是去了几个好兄弟家里，但她一打听却发现这些兄弟都早早地休息了。
那么丈夫能去哪里？毛梅影怀疑：他在外面有了人。思虑良久后，毛梅影决定问清楚。一天夜里，卢绪章又是一夜未归。第二天清晨，毛梅影再难控制情绪，罕见地发起了火。她质问卢绪章：“你到底在外做什么？”
卢绪章又一次用到一位朋友家应酬为理由，只是这一次妻子并没有像以往一样“放过他”，而是哭诉：“你不用骗我，你的几个朋友家我都找遍了，根本就没你的人影！”
看到贤惠的妻子伤心落泪，卢绪章很不好受。他不是不想解释，只是每次话到嘴边却又被他咽了回去。他不敢说、也不能说，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由*亲自领导的红色特工。
除了被妻子误会成这样，卢绪章也没少被自己的同志骂，为此他曾多次去找过老领导*。希望能把这身“皮”脱了，跟着战友们去延安，好好地跟鬼子和反动派拼刀拼枪。但每一次，*都劝他一定要稳住。
周总理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不是他不想答应，而是因为：卢绪章在当时是无人可替代的，他的广大华行是我党最重要的“钱袋子”之一。
此时的卢绪章才28岁，他是什么时候走上特工之路的，为何共枕多年的妻子都不知道？最后妻子有没有离开他？且听笔者细细讲来。
卢绪章是宁波人，1911年出生在鄞县城的一个小商人之家。他家是做米行生意的。起初一家人的生活还算过得去，也有余力负担卢绪章的学业。
但是随着世道越来越乱，家里的米行也越来越不景气。无奈之下，还没念完小学的卢绪章只能辍学，前往上海谋生。那一年是1925年，卢绪章只有14岁。
初到上海，卢绪章在上海源通轮船公司当练习生，不久后升为正式职员。闲暇时，卢绪章报名参加了上海总商会商业补习班夜校，学习多门经商课程。
在夜校，他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好友。大伙儿都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进步活动。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活动搞不下去了，因为：没钱！
于是，卢绪章和好友杨延修等人拿出所有的积蓄，在上海凑钱创办了广大华行。那一年，是1933年。
4年后，广大华行已经成为上海一家颇具规模的西药商行，而卢绪章也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的9月份，他参加了一个抗日救亡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时他还不知道，这个训练班是由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举办的。在训练班里，卢绪章表现得十分积极，不久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此后，卢绪章还把合伙人张平、杨延修也发展成了我党成员。至此，广大华行也就成了我党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
1939年年中，*决定在西南地区建立第三线秘密机构，执行党的交通、情报和经济任务，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卢绪章头上。
于是这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当卢绪章辗转来到重庆开分行时，却引起了妻子的误会。其实，卢绪章也曾考虑过把妻子也发展成我党成员，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不过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刚到重庆时，*就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约见了他。见面后，*叮嘱了卢绪章，两件事：
第一：以后他的工作由红岩村单线联系；第二，广大华行里其他地下党员，不允许和重庆地下党发生任何横向联系。
*做出这样的安排，可见广大华行在他心里的份量。作为党的第三线机构之一，广大华行是第一、二线机构遭到破坏后才能动用的“底牌”。所以，没有得到组织的允许，卢绪章不能告诉妻子自己的身份。
广大华行重庆分公司开业后，对卢绪章来说在重庆这地界要赚到钱并非难事，毕竟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商人。但如何打进国民党内部并获取情报，则成了大难题。
一般的手段肯定是不行的。作为大本营，重庆国军的防范是非常严格的。正在卢绪章苦恼的时候，一个同行的出现解决了卢绪章的燃眉之急。这个人叫张军光，他是昆明中和药房的董事长。广大华行在昆明早有分公司，两家商行算是有一些生意上的来往。所以，张军光从昆明来到重庆后就来拜访卢绪章。
虽然卢绪章此前并没有见过张军光，但他从好友杨延修口中听说过此人。此人八面玲珑，在国民党军统、中统中都有不少朋友，是一个将来可能用得上的人。
所以对于张军光，卢绪章表现得十分热情，俨然一副东道主的架势。他表示一定要为张军光接风洗尘，还让对方带着重庆的朋友一起来好好聚聚。
当晚，张军光果然带了五六个朋友来赴宴。这可就帮了卢绪章大忙了，他们中既有蒋介石侍从室的专员施公猛，又有军统的梁若节，还有民航检查站的军官严少白。
宴席上，卢绪章和几人谈笑风生，表现得十分豪爽。几位国军高官也都对这个“会来事的大老板”生出了几分好感。
这次接触后，卢绪章趁热打铁，又是给他们送钱送药、又是请他们吃饭喝茶。没多久，这几人就把他当成了自己人。他们不仅为卢绪章搞来了国民党特别党员的证件，还让他成为了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有了这两张“护身符”，卢绪章在重庆可谓是畅通无阻，而广大华行的生意也是蒸蒸日上。
当时商行的生意做得有多大呢？笔者给大家举一两个例子，大伙儿就明白了。当时他们在重庆搞黄金、美钞生意，是用飞机运的；而且还在昆明、贵阳、成都等地都开了分行，所涉及的领域方方面面。
每次组织需要用钱、或者华侨秘密捐赠的钱需要兑换时，卢绪章就出手了。他和同志们把钱装在麻袋里，把一袋袋钱在深夜用汽车或者竹筏，送到接头地点。这些活动很多都是在晚上进行的，这也是他被妻子怀疑的直接原因。
钱滚滚而来，卢绪章赚得“盆满钵满”，而此时也是他被骂得最凶的时候。他在上海时的一些老朋友，原本都觉得他是一个进步青年。后来，听说他在重庆和反动派勾结发了大财，一个个都瞧不起他。
他们曾当面骂卢绪章是“财迷心窍，与豺狼为伍”，甚至一些激进的民主人士，还给*写过信。在信中，他们说“卢绪章丧失了良心和正义感，只知道赚钱发财……”
卢绪章本就生性耿直，嫉恶如仇，在国民党跟前虚与委蛇已经让他内心痛苦不堪，现在又有妻子的误会、同行的冷嘲热讽，他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
直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广大华行总行也准备迁往上海。卢绪章内心充满了喜悦，他以为自己的“潜伏”生涯终于要结束。于是，他赶忙找到*，再次提出申请：我要去延安。
但当时组织已经对他另有安排，准备让他返回上海广大华行继续潜伏。当*把这个决定告诉卢绪章时，这个经历大风大浪的大男人哭了，他说：
“周副主席，当资本家真比要我的命还难受呀！老朋友骂我，妻子不理解我，资本家的日子我真过够了！”
领导中央特科那么多年，*是最清楚隐蔽战线同志们的委屈的。这就是为什么，建国后周总理多次强调一定不能忘了他们的原因。
但这一次，*还是拒绝了卢绪章。卢绪章当然明白老上级的为难，委屈归委屈，组织上给的任务还是要完成的。于是，不久他就回到上海广大华行继续潜伏。
事实证明，*的决定是对的。卢绪章回到上海后，很快就得到了陈果夫的“青睐”。在国民党内部位高权重的陈果夫，在日本人被打跑后的“接受敌产”过程中，大肆中饱私囊，暗自劫收了一批制药机器设备。
但陈果夫自己没有经商经验，所以正需要一个有商行经营经验的人才，为此他在上海苦苦寻觅合适的人选。而卢绪章，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最合适不过的人。
于是，卢绪章回到上海后不久，陈果夫就专门派人把他请到南京家中做客。见面后，陈果夫也说出了自己的目的：想让卢绪章为他办一家制药厂，由卢绪章来当总经理，他自己当董事长。
陈果夫觉得自己网罗到一个会赚钱的人才，心中大喜。为了表示和卢绪章的亲近，陈果夫还专门拿了本《唯生论》赠给卢绪章，上面还有题字：卢兄惠存，弟陈果夫呈。
大名鼎鼎的陈果夫，在卢绪章面前也称“弟”，这件事很快就传递了上海滩。不之后，中兴制药厂在上海举行奠基仪式，因为有着陈果夫的关系，上海各界人士都跑来祝贺，上海市长吴国桢、国民党要员吴开先、蒲公展都来了。一时间，卢绪章可谓是风头无两。
其实在此期间，卢绪章也不是没有被怀疑过是共产党员。毕竟当时他偷偷往往我军运送了大量资金和物资，多少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当时，陈果夫的办公桌上堆着的关于广大华行的案卷有半尺多厚，其中很多都是指控广大华行是共产党的地下机构、卢绪章是共产党头目的告密信。但陈果夫对这些案卷看都不看一眼，只是简单地批了“归档”二字便算是处理了。
因为在陈果夫看来，这所有的指探要么就是捕风捉影，要么就是有人眼红他赚到了钱。卢绪章就是他的“财神”，陈果夫打心眼里都不希望他真的是地下党。
如果能继续这样下去，那卢绪章是不会暴露的。遗憾的是，1948年6月曾经担任广大华行联络员的我党人员邵平被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虽然邵平在狱中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逼供，什么都没有透露，但他的妻子却因为不堪折磨而变节。这直接导致广大华行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
卢绪章早早通过自己的关系得到了这一情况，于是他向组织申请，将广大华行的业务重心转移到香港。等到上海特务头子宣吾、毛森掌握了实证，准备对广大华行下手的时候，卢绪章早已转移，而广大华行也早已成了一个空壳。
那么转移后，卢绪章去了哪里呢？1948年底，卢绪章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河北西柏坡中央驻地，系统学习了我党的各种方针。因为担心路上不安全，卢绪章并没有带妻子毛梅影和儿子，而是把他们秘密安置在香港。此时，妻子毛梅影依旧不能确定丈夫的真实身份。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一个多月后，人们发现“销声匿迹”许久的卢绪章再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这一次，他成了陈毅市长身边的得力干部。
一时间，上海工商界议论纷纷。当时，陈毅市长接到了很多电话和告状信，内容都大同小异：说卢绪章以前是陈果夫跟前的红人，说中统、军统的要员曾是他家的座上宾，请求组织一定查清他的底细，千万不能被他骗了。
对于这些信件，陈毅也是哭笑不得。于是，为了解开这些疑惑，卢绪章彻底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一个“臭名昭著”的商人，居然是我党的特工，在当时这一消息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那些曾和卢绪章走得近的国民党官员们，一个个都慌了，生怕被扣上“亲共”的帽子。于是，为了立功，他们把报复的魔爪伸向了卢绪章的妻儿。
也是直到此时，被安置在香港的毛梅影才确认丈夫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共产党，而且还是*直接领导的红色特工。最后，因为我党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员全力护航，毛梅影和孩子才最终得以安全回到卢绪章身边。
新中国成立以后，卢绪章并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他一直致力于我国的商贸工作，为我国商贸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宁波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文章的结尾，笔者跟大家说一组这样的数据：从1937年至1948年，卢绪章为组织筹集经费光是可计算的部分就达到了近400万美元。而1995年11月，卢老逝世时，自己的存折上只有1万块。相信，这一组数据能说明一切。于无声处建奇功！谨以此文，纪念卢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