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简单的认为奴隶制等于生产力低下

我一开始默认的是大多数人对奴隶制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认识，所以就这个问题其实早该讲讲了，但是上网冲浪后发现大多数人都停留在五段论这个阶段，这就很要命了。

我个人不太信奉五段论，只能说从现在的视角来看，这套理论简直是千疮百孔，请记住，想要以一套简单的理论概括一个复杂的东西，通常情况下是绝对会出问题的。

很难想象为什么教科书还保留着这玩意。我更愿意相信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一套理论。当然，这也很粗糙，因为考虑到19th的那个历史研究的条件，恩格斯也很难做出一个非常详实的解释。

当然我们现在讨论的都是近代社会之前的奴隶制。

五段论的一个经典观点就是原始社会进步到阶级社会后的第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必然是奴隶制社会，生产进步，财富分化，一些人占有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剥削阶级，另一些人给这些人当奴隶。然而这是完全想不通的，一些人占有大量财富是必然的，成为剥削阶级也是必然的，另一些人给这些人干活也是必然的，但是有一件事是很难说得通的，那就为什么被剥削阶级直接变成了高度人身依附的奴隶？

然而韦斯特马克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他认为在大多数原始部落中，奴隶和奴隶制是很不必要的，因为在这种狩猎采集的生产下，劳动力已经饱和了，所以战俘不是被祭祀掉，就是被*了吃了，他认为随着生产力提高且社会分工日益复杂，战俘们才得以幸免并成为奴隶，先是女人，然后是男人。

也就是说，原始部落要发展到一个阶段，一个生产力提高且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的阶段，然后才能发展出奴隶制，那么这个阶段是什么呢？

这个阶段应当是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的亚细亚社会，而只有这种公社瓦解了（UP注：比如在古希腊，自古风时代以来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对于原来的生产组织产生了一些冲击），人们才会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 比如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

一般来说，从本民族里分化出大量奴隶，通过这种方法搞出很繁荣的奴隶制经济是比较难的（UP注：至于所谓的“债务奴隶”这种东西，是有争议的，《The Systems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认为其性质属于农奴，只不过古希腊人的词语和概念上还没有分化出“农奴”这个定义，所以只是叫做奴隶，而且废除希腊罗马都倾向于废除债务奴隶，不太可能利用作为债务奴隶的本族人来发展奴隶制经济，甚至债务奴隶可能连农奴都不是），一般都是用俘虏做奴隶，但是原始部落一般不倾向于留着当奴隶，所以很难从原始部落中发展出奴隶制，所以应当是从亚细亚社会中发展出奴隶。

比如一些原始的、基于军事民主制的社会里，耕地、草场、山地和溪流等归公有，每个家庭分得一块耕地，在分得的土地上进行劳动，这是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公社，在希腊在商品经济爆发前也是有类似这样的土地制度的。

然后也可能像克里特的泥板文书所证实的那样，一些人占据了大量财富，然后再把土地租给农民，收取实物地租，农民与国王和贵族们并无任何的人身依附关系。

所以一些学者，如H.J.Nieboer，在他们的观点中，奴隶制只有在土地或其他一些重要资源相比较于劳动相对丰富的情况下才会成为一种比较重要的生产关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用工资或其他手段诱使自由人为其工作，所以只能采取强制的手段让他们被迫劳动。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这个观点的，这个观点打破了对于之前的关于奴隶制产生的种种说法，不过关于这个观点也有一些质疑、支持和补充。我个人持保留观点，因为这套理论里也有我不太能理解的部分。

还一种观点是认为奴隶制的形成主要是在军事或经济迅速扩张使得能够更好地接触外界的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也就是说奴隶制本身是这种扩张的副产品，而这种扩张我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因素，当然，很难说是根本成因。

当然关于奴隶制成因这一点还有很多复杂的建模（UP注：‍这也是我认为历史论文要多读外国论文的好处，国内的历史论文和书籍都很缺乏数据建模，但建模不是灵丹妙药，也需要时刻保持怀疑态度），这些比较复杂的建模方式就不谈了（UP注：农业生产方式——游耕和固定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的农耕来进一步两性关系的，游耕的情况更容易诞生一夫多妻制，后者则更多倾向于一夫一妻制，然后再进一步做一堆复杂的数据、建模和分析则来得出农业中奴隶制的形成的，并且认为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和战争都是一种会大大增加奴隶制产生的可能因素，当然，作者在那里也说了，只有在集约农业社会，也就是罗马帝国的那种情况，奴隶制与战争才有很强的互动效应，但是作者认为奴隶制本身似乎与是否是集约农业有着比较弱的关系，具体的论证比我说的这个更加复杂，但是这一顿操作，无论是观点、数据还是模型，我自己都没消化完，而且我个人也不是特别能认同，所以就不给大家细说了，择日再谈。）

（UP注：关于奴隶制形成的讨论是远远没有终结的，一个老的观点，甚至是19世纪的观点，可能会被重新提起，并且用一种更加科学的角度去解读，比如经济学家Pryor将现代统计技术与跨文化数据提出了一种制度化奴隶制发生的理论，并且对社会奴隶制和经济奴隶制，进行了区分，同时，他也认为不同的因素导致了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产生。但他的核心论点仍然是19世纪那套东西，也就是他认为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和男性对奴隶的支配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其实这些解释都非常有趣，UP在这里就直说自己最认可的观点，如果感兴趣的话自己回头可以去读读论文和书哦）

结合一下上面说的，大概能知道奴隶制的形成是这样的：

奴隶制本身是一种特别侧重于调动直接控制的人力资源的战略，利益集团最终通过加强利用他们控制的、没有外部对手的当地资源，通过商业资本的发展使个人负债增强人身依附性，随着这些内部资源的效率和价值的提高，从外部的扩张中获得更多的奴隶。

古典时代的奴隶制并不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我们说那种“真正的奴隶制经济”，奴隶劳动渗透进除了家庭生产以外的经济的所有部门并且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事实上这是很罕见的，几乎只有希腊和罗马帝国的诸如意大利本土的一些地区才能贯彻这一点。

在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在世界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然而，把大量男性奴隶投入进生产里这种情况则是很罕见。在旧大陆的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就人口结构和奴隶的职业结构而言，奴隶往往是女性，并且往往工作于服务部门，比如中国古代的官奴。

然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尽管我们可能有机会从一些出土的人口普查单的残本中大致得知某一地区在某一时间点内的奴隶占比，但是这种数据却也相当少。而且即便是经典的奴隶经济的最基本的属性仍然还是有点搞不清楚的。在一个特定的古代国家或其特定的经济部门，奴隶的数量或比例总是未知的。

当然，对于古典社会而言，在矿业中使用奴隶肯定是必然的，他们也会在庄园的农田或者城市的工场作坊里工作，或者是作为家庭奴隶。而在社会的上层集团的经济中，几乎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奴隶，在这方面，质量证据的趋同是压倒性的，因此减少了量化的需要。然而，更具争议问题的是普通人会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奴隶，尤其是在农业这个领域，这个问题没有统计就不能解决。

回到之前我们所说的问题来，为什么剥削阶级会选择使用奴隶从事某种特定的活动？首先我们需要知道Fenoaltea所列出的两种奴隶劳动。

一种是劳动密集型的奴隶劳动，这类劳动就包括采石、伐木或者挖掘等基本工作，还有某些农业，主要是可以大群人进行的工作，不是像这样需要很细致照顾的农作物，比如棉花这样的。这种奴隶劳动可以通过密切的监督和“惩罚刺激”。

而另一种更细致的照理密集型的奴隶劳动则相反，那类劳动就包括手工业、商业和家政之类的东西，还有另一些农业，比如葡萄栽培和畜牧业，这种需要奖励来刺激奴隶。前一种惩罚刺激机制允许奴隶主尽量减少对奴隶生活水平的投资，但是会提高监管成本，后一种则需要为奴隶提供更好的生活空间和奖励。

用Fenoaltea的话说，因此，他提出的模型预测，从土地和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和照理密集型的连续性活动，将与不自由劳动待遇的连续性相匹配，从严酷严密的监督到比较宽松的无监督，在这一连续性中，就越来越倾向于解放奴隶。对于有利于采用惩罚机制的活动，奴隶劳动的低保障高监管制度总是比任何形式的自由劳动产生更高的回报，相比之下，奖励机制的活动本质上更适合自由劳动，因此在这些部门使用奴隶本质上是不稳定的。

So，Fenoaltea也把他的理论带进来希腊罗马里，首先在矿山里工作的奴隶肯定属于前一种，在罗马意大利，奴隶大规模从事谷物农业也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奴隶也应该是前一种，而从事手工业和管理的奴隶也普遍存在奖励机制，看起来一切都很合理。不过关键来了，大规模的葡萄种植一样与奴隶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Fenoaltea为了避免这种矛盾，作出的解释是葡萄种植的奴隶劳动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只是一种短期现象，似乎可以以此来保证奴隶工人们之间的专业知识传递。那么通过他的结论只能得出葡萄园和橄榄园里只有那些新建立的才适合采用奴隶劳动。Fenoaltea也有一些后续的找补，然而这写的说法其实都还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妥之处。罗马时期葡萄和橄榄种植业中奴隶的地位是很突出的，是一种种植园式奴隶劳动。

此外，Fenoaltea认为奴隶劳动在那些大家都不是很愿意参与的劳动里具有优势地位，矿业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Fenoaltea也认为家政和畜牧属于那种劳动，一方面他认为家政让奴隶离主人过近，使奴隶受到严密的监管，而畜牧则是因为这种活动本身的“孤独性”。当然还有就是Fenoaltea也很谨慎地避免在手工业和商业上贴上“大家都不是很愿意参与的劳动”的标签，当然我们知道希腊罗马奴隶制在那两个领域里是很繁荣的。

另一个学者Hanes，则更加关注周转成本和保证长期劳动义务的益处。倘若要更换一个劳动力需要肯定需要有交易成本的，这个成本里有寻找下一个劳动力的成本，同时劳动力的损失浪费的资本，为新来的劳动提提供特定于工作的技能的成本，监督一个尚且不熟练的劳动力所需要的成本。

倘若是在农业生产里——要知道，农业是很重视时历的，如果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妨碍了按照农时应当进行的生产活动，劳动力投入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替代，劳动者的损失可能造成无法补救的损害，流动可能会造成特别的损害。

所以在劳动力无法迅速替代的劳动力市场中，周转成本更可能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奴隶制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不仅是因为它确保了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和对劳动力的充分控制，而且还因为性别规范不太可能干预劳动力需求。（UP注：举一个反例就懂了，那么再像是埃及，这种人口密度贼高，但是平均生活水平低的国家，有一个很充足的劳动力市场，奴隶劳动就不是特别重要）那么根据这套理论，就可以大大地改进了Fenoaltea模型了，就能解释奴隶劳动在葡萄栽培中的普遍性了。

此外，在一个特定的奴隶制经济中的效率某种程度和开放性有关，这个和奴隶在照理密集型的奴隶劳动的被使用的实际程度成正相关。罗马人可以自由选择适合任何特定类型劳动的奖励计划，因为他们知道社会惯例不会妨碍该计划的成功实施：虽然有保障的产权有助于在最有效的部门进行无情的剥削，高水平的“开放性”允许在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中中应用报酬丰厚的鼓励机制的奴隶劳动。

所以说为什么希腊罗马的上层阶级们这么喜欢使用奴隶，其实就像是Fenoaltea说的那样，如果自由劳动力充裕而贫穷，那么自由劳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取代奴隶劳动，因此可以受到更多类似奴隶制的工作条件的约束。反过来说如果自由人中的高实际工资意味着劳动力的稀缺性，这本身更有利于奴隶劳动，就比较抑制自由劳动替代奴隶劳动的情况。所以最后也就回到了H.J.Nieboer的观点，如果劳动力变得稀缺，流动成本就会上升，奴隶制就会更吸引人。

当然还得再进一步解释一下，当然不是说希腊罗马地广人稀，希腊人和罗马人事实上人口是很稠密的，他们也设法让奴隶在照料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领域里从事工作，因此，就实际工资和周转成本而言，劳动力市场肯定不是特别充裕的，接下来就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最笼统地说，跨经济部门出现大规模奴役取决于两个基本先决条件：

1.劳动力相对资源的短缺。

2. 有获得奴隶的渠道。

我们还可以确定几个或有次要变量：

a1对奴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b1自由劳动力的高实际工资。

a2资本的积累，也就是经济上允许获得奴隶

b2从物质条件上存在可奴役的人。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的大规模移民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和市场（a1），经济和政治条件和发展的有利配置似乎也是提高了实际收入（b1），从而促进了资本积累（2a）和获得异族奴隶的机会（b2）。

然而，由于奴隶制似乎在希腊原本的核心地区的希腊殖民地一样兴盛，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因素中是否有任何一个必然在希腊的核心地区造成足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共和后期的罗马社会也是如此：由于对外扩张的战争导致了资本积累（2a）和获得奴隶的机会（2b），奴隶数量在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急剧增加，但奴隶劳动集中在意大利中西部和西西里岛。

劳动力短缺可能有两个原因：相对于劳动力而言，土地等资源的迅速增加，以及自由人口中与经济活动相冲突的投入增加。

或者说，把城邦定义为一个高度制度化、高度集权、人口分层的微型国家，政治身份集中于城邦本身，并基于其与其他城邦做出区别。而当1.劳动力相对资源的短缺和2.有获得奴隶的渠道这两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城邦公民对于奴隶的渴求也就越大。

（UP注：同时，也要理解城邦并不是一个先验的能够产生大规模奴隶制的因素，需要与其他关键因素结合，才能产生这种特殊的结果。同理，即便不是城邦，但是经历了需求、机会和军事义务的具体配置的制度，也有利于奴隶劳动的传播的制度，比如中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

所以，任何大规模的奴隶制度都符合两种理想类型之一：具有有利土地/劳动力比率的“外围”制度，以及结合高义务水平、资本流入和海外扩张提高劳动力需求的“核心”制度。

公元前三世纪的成熟的罗马成熟的奴隶制经济与公元前四五世纪的雅典形成了鲜明对比，雅典在奴隶制经济的可比利率上要远远估值明显低于罗马帝国，奴隶价格与日工资的比率加强了这种解释。但在缺乏可量化证据的情况下，只能假设公元前而三个世纪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状况与公元前四五世纪的雅典的程度相似，自由人口的高需求，上层集团内部资本的迅速积累、奴隶市场的便捷进入以及意大利内外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增长，可以预期会产生一个相对较高的实际工资和较低的奴隶价格的类似环境。

在罗马帝国建立以后，义务大幅下降，人口增长，出口市场萎缩，奴隶制相对于自由工资劳动和租赁的相对优势一定有所下降。这一过程至少在意大利经济的某些部门大规模奴隶制所占的比重会下降，这当然是合理的，但可能也不是必然的结果。此外，也得考虑到自然繁殖的可能增长：也就是说大量的奴隶的位置已经被安置好了，性别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平衡，就保证了新生奴隶的稳定供应。帝国也会继续从外部进口奴隶，尽管倾销价格很可能是奴隶制度迅速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稳定价格水平的稳定供应足以服务于一个臃肿的现有制度。因此，罗马帝国的核心可能已经进入一个长期的高度均衡的奴隶持有状态。

古典时代的奴隶很多是熟练的工匠或服务提供者，他们的产品或者服务通常会得到报酬，这个行业的大多数人都是按件计酬，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劳动越多，赚的钱就越多，理论上奴隶们可以通过从他们的收入中储蓄剩余收入来筹集购买自由所需的资金，所以有理由认为，古典时代独立生活的奴隶有充分的理由勤奋，并希望在数量或质量上增加产量。

事实上，对于自由期望可能比自由工作者感受到的更强大的动力。以一定代价实现自由将为制造业提高生产率或产品质量提供强大的动力。因此可以推测，奴隶至少对古典时期的一些技术进步有一定的作用。

所以有七个奴隶与技术进步之间呈正相关的参数：

1. 完成工作的技能水平

2. 提给给奴隶工人的动力

3. 奴隶工人的技术教育

4. 创新所需的物质或资本投资

5. 创新的物质和社会经济效益

6. 创新的物质和社会经济风险

7. 奴隶工人的实际流动性和交易成本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奴隶通常从事高技能密集型工作或照理密集型工作，对于他们而言蜜糖远比鞭子更能促进他们的效率，他们在被奴役之前或奴役期间接受了执行工作所需技能和技术的教育。而且自由的前景让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想要提高生产力，也就是说，当奴隶的动机是奖励而不是惩罚时，奴隶制度与技术进步并不是对立的。

古典时期的技术进步很大，大多数创新几乎不需要资本投资。那些在生产质量或数量上确实产生进步的创新通常只产生边际效益。只有在有利的技术和社会环境同时发生时，生产才可能发生阶段性变化。

奴隶制迫使拥有不同技术和教育的人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并倾向于把他们集中在大城市、首都或者统治者的宫殿。奴隶制也许是任何社会中技术转让和创新的主要动因，在这个社会中，自由人之间的物质流动是不寻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