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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到明清，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出现文字狱，教科书告诉我们的原因是随着封建专制权力达到巅峰，为了巩固统治，加强对人民思想文化钳制的需要。但是，在两晋、唐、元的五百余年中，就很少有文字狱发生，即便是文字狱盛行的清朝，主要出现在康雍乾三代，嘉庆以后就很少出现了，其中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原因？
文字狱在古代的称谓花样很多，春秋时期称为“史案”、“史祸”，比较著名的事件有“崔杼弑君”和“伍子胥鞭尸”，到了宋代又称“诗案”，比如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明代时大多是因为表笺获罪，又称“表笺祸”，清代史学家、文学家赵翼把“诗案”、“史祸”、“表笺祸”等各种因文字而定罪的狱案概括为“文字之祸”。在中国古典目录学方法集大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文字之狱”正式定名。
厥后欧阳修、司马光朋党之祸屡兴，苏轼、黄庭坚文字之狱迭起，实介有以先导其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明朝洪武年间，江西新干县人邓伯言经宋濂推荐入京应试，廷试《钟山晓寒》诗内有“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之联，朱元璋特别欣赏，他取过诗稿当廷吟诵，不自觉地手拍御案砰砰作响。跪在阶下候旨的邓伯言误以为皇上被这两句诗所激怒，吓得晕死过去，被人扶出东华门外才苏醒过来。虽有旨授翰林官，但他已成惊弓之鸟，无心食禄，以老病辞官还山。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社会气氛还是比较宽松的，有鉴于前朝文字狱在统治集团中造成的恐怖气氛及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动荡和不安，一度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政策。
乾隆的父亲雍正在位期间曾经制造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多起大案。乾隆即位后立刻拨乱反正。雍正诛*汪景祺后，一直把汪的头颅悬于菜市口示众。乾隆以京师是首善之区，悬挂人头“有碍观瞻”为由，命人取下掩埋。他又赦免了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许多被牵连之人，放还了查嗣庭、汪景祺的亲属，一时天下读书人如沐春风，感激涕零。乾隆还规定以后凡举报文字之罪者，如果举报失实，一律按诬告罪反坐。
不但对前朝文字狱造成的遗留问题有所匡正，对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符合统治者胃口和需要的著作，也没有采取十分过激的做法。如乾隆元年正月，御史谢济世进上自著《学庸注疏》一书。
原来，谢济世才华出众，却性格倔强，雍正年间，他认为朱熹所注四书有许多错误之处，遂自注《大学》《中庸》，“自逞臆见，肆诋程朱”，因此被罢官治罪，发配西域。乾隆即位，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的《大学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又献给乾隆。乾隆虽然宽大，但程朱理学是清王朝的意识形态正统，他怎么能允许这样离经叛道的行为，于是“掷还原书，传旨申斥”。谢济世一气之下，要求辞官回家养母。乾隆对他相当迁就，没有让他辞官，而是改任他为湖南粮储道，以便他就近养母。
不料，经历这么多风波，谢济世的性格不改，居然在湖南公开印行了《大学注》《中庸疏》。乾隆皇帝虽然生气，但也只是命令把书版销毁，还特意在命令中说谢济世其人“识见迂左则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无他也。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湖广总督回复说他遵行皇帝旨意，只烧毁了谢的书版，并未打击谢济世个人，乾隆满意地批复说：“所办甚妥，止可如此而已。”
乾隆十三年，富查皇后病逝。乾隆心中悲痛，性情大变，处罚了一大批在皇后盛大葬礼上犯错的官员。
“乾隆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予夺，逞情而为。”（高阳《清朝的皇帝》）
乾隆十六年，云贵总督硕色向皇帝密报，他在贵州安顺府普定县民间偶然发现了一件广为传抄的“奏稿”，托名为乾隆朝以敢言闻名的大臣孙嘉淦所做，不过语言鄙俗，内容不经，一看而知就是伪托。其内容是攻击当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过”。
乾隆命令硕色追查伪稿来源，一查之下，结果令人震惊。伪稿不单在贵州一省传播，全国各地相继发现，传抄阅读之人，数不胜数，从官员、书生、平民百姓都知道稿中内容。四川省一天之内就抓获了两百八十多个传抄过的人，全国看过的人更是无法计量。眼看牵扯的人越来越多，乾隆只好匆匆结案，把两名传抄过稿子的低级武官定为主谋，*掉了事。
伪稿案还没侦破，又爆发了马朝柱造反案。湖北大别山区有一个叫马朝柱的中年人自称十六岁时，梦到神仙降临，指点他学得了一身法术，可以撒豆成兵，剪纸为马，还宣传明后裔朱洪锦任命自己为军师，反清复明，号召大家跟随自己造反，将来好做高官。还真有不少人信了这一套，纷纷捐钱投靠，马朝柱很快就聚集了几百名骨干。为了奖励手下骨干，马朝柱派人到外地制造了许多蟒袍，分赐手下官员，说是上天从空中降下来的。其实这些蟒袍都是戏班里唱戏用的，有的上面还写着裁缝和戏班的名字。
经此两事，乾隆明白自己无论对待百姓多么宽大仁慈，都免不了要落得和父亲一样的骂名，自己的儒家治国理想破灭了。
国家治理也开始由儒入法，乾隆放弃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抛开了“以礼治天下”的梦想，拿起了父亲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乾隆一朝文字狱总数就在130起以上，管控连疯子也不放过，乾隆亲手经办的疯话案就有20多起。之后的庄廷《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曾静投书案、吕留良文选案、王锡侯《字贯》案、《苏报》案等大小文祸前后相随，不绝于清史，以致文人们“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
每一个朝代或每一个帝王统治时期的文字狱，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或社会原因，但这些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又似乎不是导致文字狱必发的历史条件，而帝王个性、喜好禀赋以及某些偶然因素，才是形成文字狱大量产生的主导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