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美国是一个拥有近4亿支枪支的国家,也是一个枪支暴力频发的国家。每年,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死于枪口下,无数的家庭被枪声撕裂。美国的枪支问题由来已久,同枪支文化、个人权利、利益集团、党派政治等诸多问题纠葛在一起,长期困扰美国社会,严重侵犯民众生命权,成为美国社会中难以抹去的人权污点。
各位看官,本文将以几个具体的事件为例,探讨美国的枪支问题的现状、原因和后果,以及美国政府和民众在控枪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事件一:达拉斯购物中心大规模枪击案
2023年5月6日,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附近一家购物中心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9人死亡,另有7人受伤。这是今年美国第二大致命枪击案。据报道,枪手是一名33岁的白人男子,名叫贾西亚(Mauricio Garcia),曾在美国陆军服役。他使用了一把AR-15式半自动步枪和两把手枪,在购物中心内随机开火,然后自*身亡。
这起事件引发了当地民众和全国各地的抗议和哀悼。许多人要求加强枪支管制,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然而,得州共和党籍州长格雷格·阿伯特(Greg Abbott)却表示,得州不会采取限枪措施,因为“没有用”。他说,无论是在监管宽松的共和党控制的“红州”,还是在主张控枪的民主党控制的“蓝州”,枪击事件都有所增加,根本原因在于购枪者的心理健康问题。
阿伯特的说法遭到了网友和专家的质疑和批评。他们指出,得克萨斯州是美国最宽松的州之一,在该州购买枪支甚至不需要注册或获得州许可证,也不需要进行背景调查。得克萨斯州还允许公开携带枪支,民众可以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携带步枪和手枪。近期,佐治亚、俄亥俄和印第安纳等州也废除了在公共场合携带手枪的背景调查和许可证的要求。英国《卫报》报道说,随着一系列支持拥有枪支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接连获得通过,许多人担忧美国更多的州很快就会承认无证带枪合法化。
事实上,研究表明,在美国拥有更多或更容易获得的枪支与更高的暴力犯罪率有关。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7年的调查显示,在美国拥有至少一支枪支的家庭比例为42%,而这一比例在1994年时为49%。这意味着,在过去20多年里,虽然美国总体上拥有更少的家庭拥有枪支,但每个拥有枪支家庭拥有更多的武器。根据《华盛顿邮报》2016年报道称,在美国总共3.85亿支私人持有武器中,“超级持有者”(即拥有8支或更多武器者)占总持有者数量约3%,但他们拥有50%以上私人持有武器。
事件二:佛罗里达州高中校园枪击案
2018年2月14日,在情人节这个本应欢乐祥和的日子里,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马杰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校园枪击案。19岁前学生尼古拉斯·克鲁兹(Nikolas Cruz)携带一把AR-15式半自动步枪闯入校园,并在6分钟内向老师和学生连续开火17次。最终造成17人死亡(其中14名学生),23人受伤。
这起事件震惊了全美乃至全世界。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是自2012年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校园屠*案以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而桑迪·胡克小学事件则是自1999年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高中(Columbine High School)校园屠*案以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
这些事件都引发了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关注和抗议。尤其是佛罗里达州高中校园枪击案后,幸存者、遇难者家属、教师、社会活动家等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控制枪支的法律和政策。他们发起了一场名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声音”(March for Our Lives)的全国性游行,吸引了数百万人参与。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同名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推动美国的枪支改革运动。
这些年轻人的行动得到了许多名人和社会团体的支持和赞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推特上称赞他们是“勇敢的年轻领袖”,并表示“我们都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美国著名歌手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他们的敬佩和支持,并捐赠了10万美元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声音”组织。
然而,这些年轻人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和立法机构的积极响应。虽然佛罗里达州在事件后通过了一项提高购枪年龄、禁止部分攻击性武器、增加背景调查等控枪措施的法案,但这一法案被认为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枪支问题。而在联邦层面,美国国会在控枪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根据美国广播公司(ABC)2021年4月的报道,自佛罗里达州高中校园枪击案后,美国国会只通过了两项控枪法案,分别是2018年《停止校园暴力法案》(STOP School Violence Act)和2019年《背景调查扩展法案》(Background Check Expansion Act)。前者旨在提供资金和培训,帮助学校预防和应对枪支暴力;后者旨在扩大对所有枪支销售和转让的背景调查要求。然而,这两项法案都没有得到参议院的通过,也没有成为法律。
美国国会在控枪方面的僵局,反映了美国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和政治极化。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在限制合法持枪能否减少大规模枪击事件等问题上,持对立观点的人几乎对半分。其中,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人中有81%的人认为限制合法持枪能够有效减少大规模枪击事件;而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人中只有22%的人持同样观点。此外,在是否应该禁止攻击性武器、高容量弹匣、无编号枪支等具体控枪措施上,两党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
除了政治分歧外,美国控枪运动还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力量——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简称NRA)。NRA是一个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组织,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它不仅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维护和推广美国公民的持枪权利,还通过游说、捐款、诉讼等方式干预和阻挠美国政府和立法机构采取任何控制枪支的法律和政策。据美国追踪政治献金的网站“公开的秘密”(Open Secrets)统计,NRA在2020年仅用于联邦选举的支出就超过2900万美元。NRA支持的政客们可耻地将政治利益置于公共安全之上,拒绝通过任何有利于控制枪支暴力的法案。
事件三:亚特兰大按摩院枪击案
2021年3月16日,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发生一起针对亚裔女性的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其中6人为亚裔女性。枪手是一名21岁的白人男子,名叫罗伯特·阿龙·朗(Robert Aaron Long),他在同一天内先后袭击了三家按摩院,并在逃跑途中被警方逮捕。据报道,他使用了一把9毫米半自动手枪,这把枪是他在案发当天从一家枪店购买的。
这起事件引发了全美乃至全球的愤怒和谴责。许多人认为,这是一起带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仇恨犯罪,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亚裔群体的偏见和暴力。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不负责任地将病毒归咎于中国和亚洲,导致美国各地针对亚裔的攻击和*扰事件激增。根据“停止针对亚裔仇恨”(Stop AAPI Hate)组织的报告,从2020年3月到2021年2月,该组织收到了近3800起涉及亚裔的仇恨事件的报告,其中68%的受害者为女性。
这些事件引起了亚裔社区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强烈反应。他们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要求政府和社会正视和打击针对亚裔的仇恨和暴力。他们还呼吁加强枪支管制,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然而,美国政府和立法机构在这方面仍然缺乏有效的行动。虽然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在事件后发表了谴责仇恨犯罪和支持亚裔社区的声明,并签署了一项旨在打击针对亚裔仇恨犯罪的法案,但这一法案被认为是“象征性”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枪支泛滥等深层次问题。
事实上,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起针对亚裔或其他少数族裔的大规模枪击案。例如,在1989年,一名白人男子在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市(Stockton)一所小学开火,造成5名越南裔儿童死亡,29人受伤;在2012年,一名白人男子在威斯康星州奥克里克市(Oak Creek)一座锡克教寺庙开火,造成6名锡克教徒死亡,4人受伤;在2015年,一名白人男子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Charleston)一座非洲裔教堂开火,造成9名非洲裔教徒死亡;在2019年,一名白人男子在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El Paso)一家沃尔玛超市开火,造成2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拉美裔。
这些事件都显示了美国社会存在着深刻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问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的调查显示,在美国成年人中有76%的人认为种族主义是一个非常严重或相当严重的问题;而在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等少数族裔中,这一比例更高达86%、79%和75%。此外,在是否应该改变美国社会制度以解决种族不平等等具体问题上,两党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
除了种族主义外,美国社会还存在着普遍的性别歧视和暴力问题。根据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2020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平等报告》显示,在全球153个国家中,美国排名第53位,在经济参与、教育机会、健康水平、政治赋权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距。而在针对女性的暴力方面,美国更是表现惨淡。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DC)2017年发布的《全国暴力行为监测系统》报告显示,在美国16岁以上女性中有43.6%曾经遭受过身体暴力、性暴力或跟踪行为;而在遭受过身体暴力或性暴力者中有23.2%曾经遭受过严重身体伤害。此外,在遭受过身体暴力或性暴力者中有9.7%表示曾经遭受过持枪者威胁或伤害。
结语:美国枪支问题无解吗?
通过以上三个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枪支问题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安全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多个层面的复杂问题。它既与美国历史上形成的枪支文化和个人权利观有关,也与现实中存在的利益集团和党派政治有关;它既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有关,也与民众中普遍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有关。
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办法。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许多成功的控枪经验可以借鉴。例如,在1996年澳大利亚发生霍巴特港(Port Arthur)大规模枪击案后,在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领导下迅速通过了《1996年全国枪支协议》(National Firearms Agreement),禁止民众拥有半自动步枪、半自动霰弹枪和泵动式霰弹枪,实行严格的购枪许可证和登记制度,以及对民众持有的枪支进行全面的回收和销毁。这一控枪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澳大利亚自此没有再发生过大规模枪击案,枪支死亡率也大幅下降。
又例如,在2019年新西兰发生克赖斯特彻奇(Christchurch)清真寺枪击案后,在总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领导下迅速通过了《2019年枪支禁令法案》(Firearms Prohibition Act),禁止民众拥有半自动步枪、半自动霰弹枪、军用式半自动武器和高容量弹匣,实行严格的购枪许可证和登记制度,以及对民众持有的非法枪支进行全面的回收和销毁。这一控枪政策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新西兰自此没有再发生过大规模枪击案,民众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度也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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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表明,控制枪支暴力并非不可能,只要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社会共识。美国作为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文化影响力的国家,完全有能力和条件采取有效的控枪措施,保护民众的生命权和安全权。然而,美国在这方面却一直表现出惊人的无能和冷漠。美国政府和立法机构在控枪方面缺乏行动力和责任感,美国社会在控枪方面缺乏共识和合作意识,美国民众在控枪方面缺乏理性和自律意识。
因此,美国的枪支问题不是一个无解的命题,而是一个无人解的命题。只有当美国政府、社会和民众都能够正视并承担起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时,美国才有可能摆脱枪支暴力的阴影,成为一个更加安全、公正、文明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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