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因纽特儿童被放入孤儿院做"改造实验"?有人到死都不明真相

一群因纽特儿童被放入孤儿院做"改造实验"?有人到死都不明真相

首页冒险解谜营地之谜2更新时间:2024-07-31

海琳·蒂森(Helene Thiesen)永远记得她和母亲分开的那天。

那是1951年5月,一个阴沉的日子,海琳站在努克海岸的港口,看到一艘客轮渐渐靠近。

这艘“MS Disko号”是专门来接她的,一同去的还有另外21个因纽特小朋友。

他们将坐着它去丹麦的哥本哈根市,那是大人们口中“天堂”一般的地方。

(海琳·蒂森)

但7岁的海琳根本不想去,她来自格陵兰岛的一个小镇,之前没听说过丹麦。

更何况,“天堂”有到处是朋友的小镇好玩吗?

母亲告诉她,必须去,这是丹麦政府要求的。

“你在那里可以学习丹麦语,学校教育也会更好。而且,你只需要待六个月就行了。”

(海琳的全家福)

海琳不明白什么是教育,她只知道三个月前,父亲患肺结核死了,接着两个“丹麦绅士”来到家里,问母亲她的三个孩子中谁最聪明。

母亲指了指海琳,绅士们说应该把小姑娘送到丹麦接受更好的教育。
年轻的寡妇拒绝了两次,但在“孩子有光明未来”的许诺下,以及迫于对方的身份,她勉强同意了。

就这样,小小的海琳登上“MS Disko号”的甲板,看着母亲带着姐姐弟弟,向她挥手告别,身影渐远。

(前往丹麦的因纽特儿童)

“我当时太难过了,没法向她们挥手。” 70年后的海琳回忆道,“我看着母亲的眼睛心想,为什么我非得离开。”

船离开港口,她感到一种巨大的不稳定感浸透全身,熟悉的世界变得扭曲起来。

小女孩的直觉是对的。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短期求学,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社会实验。

(参与“小丹麦人”实验的儿童)

格陵兰岛是丹麦的殖民地,这个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的岛屿住着5万人,其中88%是因纽特人。

二战后,丹麦的官员们认为格陵兰太落后,因纽特人还靠*海豹过活,生活方式荒蛮,缺乏进步的思想。

于是,政府和红十字会、儿童救助会开启了一项实验,叫“小丹麦人”,旨在将因纽特儿童带到丹麦本土生活,让他们学习丹麦语,由丹麦家庭扶养。

(格陵兰岛上,孩子们在玩耍)

在成为“合格”的丹麦人后,再把这些孩子送回格陵兰,让他们引导其他人进步。

实验设想里,这批孩子将成为“格陵兰的新统治阶级”。

最开始,政府希望挑选6岁左右,没有精神或身体疾病的孤儿。但这样的孩子太难找了,于是他们放宽条件,父母健在的孩子也能参加。

最终,他们选出13个男孩,9个女孩,年龄在5到9岁间,大部分都不是孤儿。

海琳就是其中一个。

(海琳和她的叔叔、姐姐和弟弟)

到达哥本哈根的时候是黄昏,孩子们从没见过如此大的港口。海琳以为船开错了,因为到处都是青山,走近才知道那些是树。格陵兰没有大树。

22个孩子被安置到费德特半岛南部的儿童救助会营地,因为担心他们携带传染病,孩子们被隔离起来,持续了整个夏天。

(儿童救助会营地)

期间,丹麦王后英格丽德来参观营地,足见政府对此项目的重视。孩子们则一脸茫然,他们都不知道她是谁。

(英格丽德王后拜访营地)

在营地里的四个月,很多孩子患上湿疹,因为想念家人,他们总是在晚上睡觉时偷偷哭泣。

“我们一直在想,我们来这里做什么,什么时候能回家?” 海琳回忆说,“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来这么远的地方。所有人都没有微笑。”

隔离结束后,孩子们终于能离开营地了,但政府把他们送到丹麦各地的寄宿家庭,让他们在那里学丹麦语。

(海琳的亲生家庭)

一年多时间,因纽特孩子们彼此隔绝,每天只能说丹麦语,不能说格陵兰语,否则会被惩罚。

海琳的养父母不算友好,他们不让她进客厅,不允许她触碰家具。她感觉自己很不受欢迎。

后来,她搬到另一个家庭,这对养父母友善多了,给她洋娃娃和自行车,把她当女儿看。

(在第二个养父母家生活的海琳)

当时的丹麦媒体大赞实验的成功:
“丹麦的生活方式和这些自然之子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但他们的适应力很好。面对文明,他们很少会表现出反感。”

“格陵兰岛的孩子们已经把丹麦语说得很好了,只有高兴或愤怒的时候,格陵兰语的词汇会突然涌出,整个房子能听到咕噜咕噜声。”

“海琳没有对她的养父母说过一句话,只会摇头或点头。但她很乐于和养妹妹交流,她正在教她如何编织。”

(孩子们和王后)

过了一年半后,因为所有孩子的丹麦语说得都很好,政府决定放他们回格陵兰。

海琳坐船来到当初那个海港,一靠岸,她就提着小箱冲进母亲的怀里。

“我看到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弟弟和姐姐。我兴奋地拥抱他们,谈论我在丹麦看到、学到的一切。她们没有反应,因为听不懂。我看着母亲,她开口说话把我吓到了,因为我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说的是格陵兰语。

这个令人心碎的见面,在10分钟后匆匆结束,一辆红色大巴开来,载着孩子们去努克的孤儿院。

(孩子们在格陵兰的孤儿院)

这个孤儿院是丹麦红十字会开办的,根据法律,孩子们的监护权被转移给了孤儿院的院长。
大人们说,要把院长叫做“新妈妈”。

孩子们以为只会在这里住几个月,没想到,他们一直住到成年。

孤儿院的管理更加严苛,不允许他们说格陵兰语,也不允许他们和因纽特人接触。孩子们只能和家庭条件好的丹麦儿童玩。

他们也难以见到家人,住在孤儿院的七年,海琳只见了母亲3、4面,每次都很短。

(海琳收拾老照片)

她的朋友克莉丝汀·海涅森(Kristine Heinesen)进入孤儿院后不久,母亲就死了。因为实验要求,大人们都没把这件事告诉她。

海涅森离院后才知道,海港重逢竟是最后一面。

因为教育不同,语言不同,这些孩子被因纽特人视为异类。

加布里埃尔·施密特(Gabriel Schmidt)说,经常有小孩向他们丢石头,大喊“你不懂格陵兰语,你不是格陵兰人”。他有时觉得这话是对的,因为他确实不懂。

(格陵兰和丹麦的地图)

这种格格不入感,让他们离开孤儿院后,选择去丹麦生活。

但因为外貌和种族,他们依旧是丹麦的“外人”。

这批孩子没有如政府所希望的,成为“格陵兰的新统治阶级”,他们得到的只有破碎的人生。

超过一半的人患上心理疾病、药物依赖,有过自*冲动,一半的人进入成年初期后就死亡。

海琳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无家可归,一些人精神崩溃。没有身份,不会说母语,因此生活的目的感也失去了。”

海琳的情况没有好太多,她经常莫名痛哭,让周围的人无所适从。她和母亲的关系也很差,因为她认为是母亲抛弃了她,让她在不安和痛苦中长大。

1979年,格陵兰获得自治权后,“小丹麦人”实验彻底停止,也宣告了失败。

真相直到1996年才到来。

那年,海琳已经46岁,在丹麦工作生活。丹麦作家兼电台名人提·博莱德(Tine Bryld)给她打电话,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成年后的海琳)

“她问我,‘嗨,你还好吗?我在哥本哈根发现了一些资料,上面显示,你参与了一项实验。’ ”

海琳听到电话那头的内容,不可置信地倒在地上,哭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太可怕了。”

她恨了母亲一辈子,但现在想起来,母亲当初也是不愿意让她去的。而且,她不会丹麦语,全程靠翻译,也许她根本没听懂政府的计划,更不知道实验会持续那么久。

(海涅森给同伴们的扫墓)

在殖民时代,无权无势的寡妇想要拒绝政府职员的要求,也很困难。想到这些,她能原谅母亲了,只是她已经不在了。

海涅森也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知道真相的,她也震惊了,没想到因为一个实验,让自己没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我真的很难过。你就不应该拿孩子做实验,这是错误的。” 海涅森告诉媒体。

(克莉丝汀·海涅森)

她在格陵兰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寻找在世的亲人。一些亲戚和她联系上了,让她非常激动,感觉重新回到因纽特社区。

当年的“小丹麦人”实验儿童,只剩下6个人,他们聚集起来,呼吁丹麦社会重视这段历史。

(还活着的实验儿童)

2009年,格陵兰首相要求丹麦政府道歉,说这个实验是典型的殖民主义。
丹麦首相拉斯·拉斯穆森(Lars Rasmussen)拒绝道歉,他说:“过去的历史无法改变,殖民历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相反,我们应该为时代的进步而高兴。”

(拉斯·拉斯穆森)

首相不要脸,儿童救助会还是要的,救助会在2015年道歉,发誓“永不再和政府进行这种性质的合作”,并且承认他们之前故意销毁了实验相关的文件。

2019年,格陵兰议会的两名议员要求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拉斯穆森同意了,但再次拒绝道歉。

第二年,在委员会的报告出来后,丹麦政府及新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正式为“小丹麦人”实验道歉,承认给当年的孩子们带来严重伤害。

(梅特·弗雷德里克森)

不过,他们拒绝赔偿还活着的人。2021年12月,海琳和另外五人联合起诉,向哥本哈根地方法院提出政府应当给每人25万克朗(约人民币23.5万)的赔偿金。

他们指责丹麦政府“违反了现行丹麦法律和人权,包括原告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享有的私人和家庭生活权”。

这起案子还在审理中,法庭听证会将在未来10个月内举行。

曾经的实验儿童卡拉·威廉姆森(Karla Williamson)说,丹麦政府在原住民和解问题上总是慢半拍。

(卡拉·威廉姆森)

八年前,格陵兰就以加拿大和南非的做法为蓝本,启动了和解进程,但丹麦政府忽视了调查结果。在挪威、芬兰等邻国都选择和解后,它仍然行动缓慢。

威廉姆斯说,丹麦政府只对格陵兰的资源感兴趣,根本不关心因纽特人。也是因为此地的“无知和种族主义”,她选择离开丹麦。

法院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希望这个从幼年时开始的噩梦,能够得到了结。

(老人们在等待最后的结果)

海琳的第二任丈夫是格陵兰人,她正在向他学格陵兰语,一边学习,一边写回忆录。

她重新像因纽特人一样打猎、钓鱼,做所有符合格陵兰文化的事。

(学习格陵兰语的海琳)

这些无法消除实验给她造成的创伤,但减轻了1951年,她从MS Disko号上开始的痛苦。

至少,她知道母亲为什么要把她送走了,
就像全天下所有无可奈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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