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琳·蒂森（Helene Thiesen）永远记得她和母亲分开的那天。
那是1951年5月，一个阴沉的日子，海琳站在努克海岸的港口，看到一艘客轮渐渐靠近。
这艘“MS Disko号”是专门来接她的，一同去的还有另外21个因纽特小朋友。
他们将坐着它去丹麦的哥本哈根市，那是大人们口中“天堂”一般的地方。
（海琳·蒂森)
但7岁的海琳根本不想去，她来自格陵兰岛的一个小镇，之前没听说过丹麦。
更何况，“天堂”有到处是朋友的小镇好玩吗？
母亲告诉她，必须去，这是丹麦政府要求的。
“你在那里可以学习丹麦语，学校教育也会更好。而且，你只需要待六个月就行了。”
（海琳的全家福）
海琳不明白什么是教育，她只知道三个月前，父亲患肺结核死了，接着两个“丹麦绅士”来到家里，问母亲她的三个孩子中谁最聪明。
母亲指了指海琳，绅士们说应该把小姑娘送到丹麦接受更好的教育。
年轻的寡妇拒绝了两次，但在“孩子有光明未来”的许诺下，以及迫于对方的身份，她勉强同意了。
就这样，小小的海琳登上“MS Disko号”的甲板，看着母亲带着姐姐弟弟，向她挥手告别，身影渐远。
（前往丹麦的因纽特儿童）
“我当时太难过了，没法向她们挥手。” 70年后的海琳回忆道，“我看着母亲的眼睛心想，为什么我非得离开。”
船离开港口，她感到一种巨大的不稳定感浸透全身，熟悉的世界变得扭曲起来。
小女孩的直觉是对的。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短期求学，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社会实验。
（参与“小丹麦人”实验的儿童）
格陵兰岛是丹麦的殖民地，这个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的岛屿住着5万人，其中88％是因纽特人。
二战后，丹麦的官员们认为格陵兰太落后，因纽特人还靠*海豹过活，生活方式荒蛮，缺乏进步的思想。
于是，政府和红十字会、儿童救助会开启了一项实验，叫“小丹麦人”，旨在将因纽特儿童带到丹麦本土生活，让他们学习丹麦语，由丹麦家庭扶养。
（格陵兰岛上，孩子们在玩耍）
在成为“合格”的丹麦人后，再把这些孩子送回格陵兰，让他们引导其他人进步。
实验设想里，这批孩子将成为“格陵兰的新统治阶级”。
最开始，政府希望挑选6岁左右，没有精神或身体疾病的孤儿。但这样的孩子太难找了，于是他们放宽条件，父母健在的孩子也能参加。
最终，他们选出13个男孩，9个女孩，年龄在5到9岁间，大部分都不是孤儿。
海琳就是其中一个。
（海琳和她的叔叔、姐姐和弟弟）
到达哥本哈根的时候是黄昏，孩子们从没见过如此大的港口。海琳以为船开错了，因为到处都是青山，走近才知道那些是树。格陵兰没有大树。
22个孩子被安置到费德特半岛南部的儿童救助会营地，因为担心他们携带传染病，孩子们被隔离起来，持续了整个夏天。
（儿童救助会营地）
期间，丹麦王后英格丽德来参观营地，足见政府对此项目的重视。孩子们则一脸茫然，他们都不知道她是谁。
（英格丽德王后拜访营地）
在营地里的四个月，很多孩子患上湿疹，因为想念家人，他们总是在晚上睡觉时偷偷哭泣。
“我们一直在想，我们来这里做什么，什么时候能回家？” 海琳回忆说，“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来这么远的地方。所有人都没有微笑。”
隔离结束后，孩子们终于能离开营地了，但政府把他们送到丹麦各地的寄宿家庭，让他们在那里学丹麦语。
（海琳的亲生家庭）
一年多时间，因纽特孩子们彼此隔绝，每天只能说丹麦语，不能说格陵兰语，否则会被惩罚。
海琳的养父母不算友好，他们不让她进客厅，不允许她触碰家具。她感觉自己很不受欢迎。
后来，她搬到另一个家庭，这对养父母友善多了，给她洋娃娃和自行车，把她当女儿看。
（在第二个养父母家生活的海琳）
当时的丹麦媒体大赞实验的成功：
“丹麦的生活方式和这些自然之子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但他们的适应力很好。面对文明，他们很少会表现出反感。”
“格陵兰岛的孩子们已经把丹麦语说得很好了，只有高兴或愤怒的时候，格陵兰语的词汇会突然涌出，整个房子能听到咕噜咕噜声。”
“海琳没有对她的养父母说过一句话，只会摇头或点头。但她很乐于和养妹妹交流，她正在教她如何编织。”
（孩子们和王后）
过了一年半后，因为所有孩子的丹麦语说得都很好，政府决定放他们回格陵兰。
海琳坐船来到当初那个海港，一靠岸，她就提着小箱冲进母亲的怀里。
“我看到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弟弟和姐姐。我兴奋地拥抱他们，谈论我在丹麦看到、学到的一切。她们没有反应，因为听不懂。我看着母亲，她开口说话把我吓到了，因为我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说的是格陵兰语。”
这个令人心碎的见面，在10分钟后匆匆结束，一辆红色大巴开来，载着孩子们去努克的孤儿院。
（孩子们在格陵兰的孤儿院）
这个孤儿院是丹麦红十字会开办的，根据法律，孩子们的监护权被转移给了孤儿院的院长。
大人们说，要把院长叫做“新妈妈”。
孩子们以为只会在这里住几个月，没想到，他们一直住到成年。
孤儿院的管理更加严苛，不允许他们说格陵兰语，也不允许他们和因纽特人接触。孩子们只能和家庭条件好的丹麦儿童玩。
他们也难以见到家人，住在孤儿院的七年，海琳只见了母亲3、4面，每次都很短。
（海琳收拾老照片）
她的朋友克莉丝汀·海涅森（Kristine Heinesen）进入孤儿院后不久，母亲就死了。因为实验要求，大人们都没把这件事告诉她。
海涅森离院后才知道，海港重逢竟是最后一面。
因为教育不同，语言不同，这些孩子被因纽特人视为异类。
加布里埃尔·施密特（Gabriel Schmidt）说，经常有小孩向他们丢石头，大喊“你不懂格陵兰语，你不是格陵兰人”。他有时觉得这话是对的，因为他确实不懂。
（格陵兰和丹麦的地图）
这种格格不入感，让他们离开孤儿院后，选择去丹麦生活。
但因为外貌和种族，他们依旧是丹麦的“外人”。
这批孩子没有如政府所希望的，成为“格陵兰的新统治阶级”，他们得到的只有破碎的人生。
超过一半的人患上心理疾病、药物依赖，有过自*冲动，一半的人进入成年初期后就死亡。
海琳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无家可归，一些人精神崩溃。没有身份，不会说母语，因此生活的目的感也失去了。”
海琳的情况没有好太多，她经常莫名痛哭，让周围的人无所适从。她和母亲的关系也很差，因为她认为是母亲抛弃了她，让她在不安和痛苦中长大。
1979年，格陵兰获得自治权后，“小丹麦人”实验彻底停止，也宣告了失败。
真相直到1996年才到来。
那年，海琳已经46岁，在丹麦工作生活。丹麦作家兼电台名人提·博莱德（Tine Bryld）给她打电话，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成年后的海琳）
“她问我，‘嗨，你还好吗？我在哥本哈根发现了一些资料，上面显示，你参与了一项实验。’ ”
海琳听到电话那头的内容，不可置信地倒在地上，哭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太可怕了。”
她恨了母亲一辈子，但现在想起来，母亲当初也是不愿意让她去的。而且，她不会丹麦语，全程靠翻译，也许她根本没听懂政府的计划，更不知道实验会持续那么久。
（海涅森给同伴们的扫墓）
在殖民时代，无权无势的寡妇想要拒绝政府职员的要求，也很困难。想到这些，她能原谅母亲了，只是她已经不在了。
海涅森也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知道真相的，她也震惊了，没想到因为一个实验，让自己没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我真的很难过。你就不应该拿孩子做实验，这是错误的。” 海涅森告诉媒体。
（克莉丝汀·海涅森）
她在格陵兰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寻找在世的亲人。一些亲戚和她联系上了，让她非常激动，感觉重新回到因纽特社区。
当年的“小丹麦人”实验儿童，只剩下6个人，他们聚集起来，呼吁丹麦社会重视这段历史。
（还活着的实验儿童）
2009年，格陵兰首相要求丹麦政府道歉，说这个实验是典型的殖民主义。
丹麦首相拉斯·拉斯穆森（Lars Rasmussen）拒绝道歉，他说：“过去的历史无法改变，殖民历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相反，我们应该为时代的进步而高兴。”
（拉斯·拉斯穆森）
首相不要脸，儿童救助会还是要的，救助会在2015年道歉，发誓“永不再和政府进行这种性质的合作”，并且承认他们之前故意销毁了实验相关的文件。
2019年，格陵兰议会的两名议员要求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拉斯穆森同意了，但再次拒绝道歉。
第二年，在委员会的报告出来后，丹麦政府及新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正式为“小丹麦人”实验道歉，承认给当年的孩子们带来严重伤害。
（梅特·弗雷德里克森)
不过，他们拒绝赔偿还活着的人。2021年12月，海琳和另外五人联合起诉，向哥本哈根地方法院提出政府应当给每人25万克朗（约人民币23.5万）的赔偿金。
他们指责丹麦政府“违反了现行丹麦法律和人权，包括原告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享有的私人和家庭生活权”。
这起案子还在审理中，法庭听证会将在未来10个月内举行。
曾经的实验儿童卡拉·威廉姆森（Karla Williamson）说，丹麦政府在原住民和解问题上总是慢半拍。
（卡拉·威廉姆森）
八年前，格陵兰就以加拿大和南非的做法为蓝本，启动了和解进程，但丹麦政府忽视了调查结果。在挪威、芬兰等邻国都选择和解后，它仍然行动缓慢。
威廉姆斯说，丹麦政府只对格陵兰的资源感兴趣，根本不关心因纽特人。也是因为此地的“无知和种族主义”，她选择离开丹麦。
法院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希望这个从幼年时开始的噩梦，能够得到了结。
（老人们在等待最后的结果）
海琳的第二任丈夫是格陵兰人，她正在向他学格陵兰语，一边学习，一边写回忆录。
她重新像因纽特人一样打猎、钓鱼，做所有符合格陵兰文化的事。
（学习格陵兰语的海琳）
这些无法消除实验给她造成的创伤，但减轻了1951年，她从MS Disko号上开始的痛苦。
至少，她知道母亲为什么要把她送走了，
就像全天下所有无可奈何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