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评｜谢有顺：向下的，慢的——读梁平长诗《重庆书》

谢有顺/文

我一年多前阅读《梁平诗选》，就已经认识了梁平坚实、沉着的诗歌风格，如同他壮实的身躯，他的诗歌也是有重量的。他坦言自己喜欢在诗歌中写事，写人，写自己熟悉的经验，他拒绝在空中飘荡，也不愿躲在词语里独自偷欢，这样的诗人，在我们时代并不是很多。

长期以来，现有的诗歌教育总是喜欢告诉我们，诗歌的方向应是向上的，写诗就如同放风筝，只有飞扬起来，与天空、崇高、形而上、“痛苦的高度”密切相联的诗歌才是正确、优秀的诗歌，而从大地和生活的基础地基出发的写作，则很容易被视为诗歌的敌人。诗歌仿佛只剩下一个方向，向上的，如同从小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天天向上”。

但我认为，诗歌的另一个向度更为重要：向下。故乡在下面，大地在下面，一张张生动或麻木的脸在下面，严格地说，心灵也在下面——它决非是高高在上的东西。诗歌只有和“在下面”的事物（大地和心灵）结盟，它才能获得真正的灵魂的高度，这是诗歌重获生命力和尊严的重要途径。在下面，却有着真正的灵魂的高度，看起来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内在的真实。如同圣经所说，要升高就得先降低自己，就像耶稣，他是从天降下，降卑为人，当他低到十字架、死亡和坟墓的高度时，神就让他复活，“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因此，天和地是联在一起的，越高者越在低处，这同样符合诗歌的写作。虚无缥缈的伪高度不是诗歌的境界，真正的诗歌，“一定要沾点‘地气’才行”。

“沾点‘地气’”，这正是梁平自己的说法，它甚至成了梁平诗歌写作中的根本指向。所以，他后来会写出1300多行的长诗《重庆书》，我一点都不奇怪。这个沾着“地气”的男人，在重庆生活了四十五年之久，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已和这片土地、这个城市融会在一起，他的内心，肯定积蓄着众多深沉的、来自大地和城市内部的力量，他需要表达。此前，他虽然也曾写过关于这个城市的许多短章，但那只是一些片段，似乎不足以表达梁平对这个城市更深的理解和追索。于是，他选择了长诗，时间和空间，历史和现实，大地和天空，城市和人，“我”和此在，就有了更为广大的语言疆域。“重庆书”就是城市书，就是大地书，就是“我”的历史书，最终，梁平渴望把它写成一本灵魂书。

要有足够的长度，才能为一个城市的血型和精神立传，长诗自然就成了梁平选择的话语方式。我知道，很多人并不认同长诗这一形式，因为无论是诗歌的经验还是诗歌的语言，它都具有跳跃和快速的特点，它一旦被拉长，就有可能面临诗意丧失、结构混乱、精神涣散的危险。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长诗落入了类似的命运，成为堆砌和无效繁殖的垃圾。但我读完《重庆书》，对长诗有了新的想法，我认为，长诗作为一种语言和经验的缓慢形式，它不仅是对“一个诗人的诗性、智性、选择力、判断力，包括耐力都是一个最彻底的考验和见证”（梁平语），更是对一个诗人的写作耐心的证明。

写作的耐心，就是语言的耐心，叙事的耐心，精神的耐心，在我们这个以加速度前进的全球化时代，耐心已经成了人类生活和写作中的稀有品质。

“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卡夫卡语）写作上何尝不是如此？时代追求日日新，写作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似乎也是为了新，变化、革命和标新立异永远是文学的时髦，没有人关心我们脚下那些基本的事物、不变的精神，仿佛时代的加速度，必然导致审美的加速度。我不这样认为。真正的写作，在内在精神上，应该是减速的，它和这个以加速度前进的时代刚好背道而驰。因此，在这个“快”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神话的时代，我宁愿选择“慢”。

昆德拉有一本书，书名就叫《慢》，他在其中说：“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但我认为，文学应与速度相对，文学是慢的历史。慢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新的价值观。荷尔德林说，文学是为存在作证，但存在的基础永远是那些不变的、基本的事物，也就是慢的事物。慢不下来的诗人，不会是好诗人。“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昆德拉语）这正是我想说的，慢是诗歌的宿命，真正的诗歌不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快，而是为了使生活中的慢不致失传。

慢也是一种耐心。时代的耐心。

我把《重庆书》看作是有写作耐心的语言成果。长诗是慢的形式，它需要诗人有耐心在经验上停驻，在精神上后退。用梁平自己的话说，精神要和经验重逢。探究一个城市的血型，提炼一个城市的精神，这很容易演变成为审美的加速度，但经验却能使快速前进的精神慢下来。因此，《重庆书》的经验部分和它的精神追问一样重要，或者说，《重庆书》中的经验本身就是一种精神。

但我们都知道，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经过现代叙事革命之后，经验已经和虚构紧密地联系了一起。任何经验都是虚构，这似乎成了文学的常识，诗歌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写作在二十世纪更多的是对应于“无”，是一种纸上的语言游戏，一种心灵的假相，它渴望通过一种虚拟的叙事达到更内在的真实，这和古典主义那种对实有事物的描述和记录是完全不一样的。“无”和虚拟发展到最后，直接导致了文学修辞学和形式主义的泛滥，但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以致今天若有人在写作中推崇真实的身体生活、具体的存在情境，便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一种落后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重庆书》敢于面对“有”，敢于面对真实的大地和生活细节而写作，是一种大胆和勇气。

正是在这个背景里，我想，梁平才会有这样一段告白：“我也非常看重诗歌写作中的语言、形式、技巧等一切手段，但是，我更加看重写什么。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注、对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生命价值的深刻关注，是我们的一种责任。我们的写作有了这份责任，我们就知道了该写什么。”是的，梁平面对的不是一个“无”的世界，他要书写的是一个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他本人也生活在其中数十年的具体的城市，所以他说到了“责任”，因为责任对应的一定是“实有”的世界。于是，实有世界里的实有经验便成了《重庆书》的物质外壳，而这个城市的精神也在这种实有经验的提升中获得了清晰的形状。

这可能是《重庆书》中最令我关注的：如何重新用旧经验。这首长诗，虽然也有抒情，“雕刻在滩涂上坚硬的号子嘹亮如初/两岸猿声啼落一代代物种灵性，一江牵挂/或者蜀风、或者楚辞，都有一脉相承的抒情”，或者，“可以看见海棠溪鲜花的人，在水上/水是船夫的天堂，可以自由成鱼/船是快乐老家，可以梦想/所有的梦被江水浸泡，都是海棠”，抒情中带着优美和文雅，但是，《重庆书》更多的则是在历史和现实经验的书写中，和一个城市的精神以及和自己的内心对话：“灵魂出窍，这个城市离我已远/以前和现在都在弹指之间/而每时每刻，指尖发出的光芒都是她的心跳。”

读者可以轻易地发现，梁平在诗中所应用的几乎都是旧经验，不要说历史上的巴蔓子将军、钓鱼城之战、较场口事件、磁器口大轰炸、陪都、重庆谈判、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沙坪坝红卫兵墓等，即便是诗人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具体细节，也不是什么新奇的经验，而多是旧的，旧得现代人已经很少关心，“现在很少有人走进那个旧址/好像与他们无关，与这个城市无关了”。可梁平正是用这些旧的经验，重新领会了一个城市潜藏的血缘和精神，重新解释了个人与城市的关系。

并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敢于重新使用旧经验，为了精神的日日新，多数人其实更愿意求助于虚构，通过出示“无”来表征自己假想中的“有”。但这样的诗歌没有力量，因为语气的过于飘忽，因为语言的修辞术最终使一个人的心灵变得苍白。梁平显然不愿成为这样的诗人，所以，他极力使自己笔下的历史和现实，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同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获得一种现代品质。

在生命、血型和精神的意义上，梁平为重庆城内在命脉的流传找到了诗学上的依据。三千年未曾改变的品质，延续到了今天，延续到了“我”这个城市精神的探询者身上。正是这种亘古不变的血色、恒久的精神和事物，守护了一个城市的灵魂，使它不致苍老和消失，“眨眼三千年，城市还是那个城市”。

《重庆书》分四章，标题分别标以“从前”和“现在”，看起来是代表历史和现实，是两种时间的碰撞和对话，其实，梁平的内在意旨是要让这两种经验，都在一个精神气场上相遇，并证实这个城市的血型、生命和精神不仅没有改变，还在现实中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再生。这个城市的灵魂不再孤单，不再沉睡，它会被一再地激活，就像“长江在我的血脉里，日夜流淌”。所以，梁平在《重庆书》的结尾说：“看见这样的真实，我知道我在，永远。”——这话的后面，显然藏着诗人隐秘的欣喜，它也可以被理解为是诗人经历城市的精神之旅后生长出来的希望和信心。

写《重庆书》的梁平是在用另一种形式为城市立传。他拒绝虚构，走向“有”；他向下，企及的却是精神高地；他以语言的耐心，对抗审美的加速度；他用慢，留住和展现了一个城市长期被遮蔽灵魂——灵魂和大地，都是这个世界上最慢的事物。从这个角度说，梁平写《重庆书》，不过是希望重庆身上慢的品质不致失传而已。

【作者简介】

谢有顺，文学博士，一级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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