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份,原文在**已发(2019-12-07,老周来了)
另外本篇中关于乌弋山离的论述,在后来文章的分析中有进一步的分析和证据收集(分别于 2019-12-21 和 2020-10-03 发布),对本初稿中的一点纰漏进行了修正:
西域通略:地理志一续,甘英路线里数等相关问题之补充说明(其六)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k1MTAwMQ==&mid=2651532113&idx=2&sn=fa0b380209a29de014d41678d39dc0c9
【伪绝书】西域通略:地理志一续二,《汉书》中的乌弋、山离新证及甘英路线优化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k1MTAwMQ==&mid=2651534013&idx=1&sn=c742c2ae3431198c830cab246b1aa77e
一、历史谜题与解题思路
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穷临西海”,最远到达条支。
然而史书虽有所载,却显得模糊不清,以至多年来,关于甘英路线,及他所到达的条支究竟在哪,几乎成了一个谜。史学界争论不休[参1-5,25,26],比如条支及其所临西海,有说波斯湾的,有说叙利亚地中海的,还有少部分说阿拉伯半岛的——大抵来说,还是“波斯湾说”占主流,也是网络百科等作为通识介绍给大众的说辞[参9]。而甘英路线,甚至是走的南道还是北道,都意见不一[参6-8,27]。这中间当然也是少不了西方伪史的持续干扰。
在中国史书中,明确记载中国人到达过条支的,就只有甘英的记录,而甘英也无其他记录,生卒年月均不详。故欲知条支确切地点,就需要搞清楚甘英路线,而想搞清楚甘英路线,却又不能不知道条支的地点——于是,这两个问题,就几乎成了“死锁”状态!无解?!
其中又涉及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山离等地名,看起来真是一团浆糊了。虽说这几个地名大概范围是已经比较明确了,但要从这里直接跳到“条支”,地图范围那么大,往哪里搜?
即便是这些地名,一些记录看起来也让人犯迷糊,比如,《汉书》中这两条:
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
——《汉书》西域传
安息国,居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
——《后汉书》西域传
这就奇怪了,您一方面说“安息东与乌弋山离接”,也就是说安息在乌弋山离西面,然后又说“至乌弋山离,转北而东得安息”,那你安息到底是在乌弋东面还是西面啊?而且《后汉书》又成了“南与乌弋山离接”?
即便说安息是在西、北、东三个面包围着乌弋山离,但安息最多“临妫(guī)水”,也就是其东界最多到阿姆河西南岸,再往东就是大月氏和大夏的地盘了,怎么说也做不到从东面包围乌弋山离啊?而且又为什么要搞出一个“转北而东”的动作呢?既然西面就是安息,直接往西,哪怕往北,不就到了么?何必多此一举?
“南道极矣”又作何解?是到海边了吗?那又为什么不明说到海了?
这些疑问,也就给了西方伪史腾挪辗转的空间。
一开始,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拿着地图和文献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反复比对,也不得要领......
直到我打开这个:
谷歌地图公路交通网,还没看明白的同学等我下面分析
这就让我想到了此问题的一个解法——我何不沿着公路线走走看?
其实公路网已经揭示了答案,公路都不能通的地方,往往人烟稀少甚至就是死亡沙漠或悬崖绝壁,正常人都不会往那里闯,更何况甘英等人是带着外交使命出发的。
我在前文<序言:如何读通西域史>中说“西海”问题时就说过,现代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问题是用现代人拿着地球仪的上帝视角、去想当然的揣测古人,而不能使用古人的视角,去回到“历史的现场”。这其中就会有大量的细节被忽视掉,所谓“都在细节里”,忽略或丢失了这些细节,要解出甘英和条支的问题,便永远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当然以前学者囿于手段,又不可能实际去跑一趟,当时也没有今天这么规范的交通线,那么多条可能线索,全都去试一遍,成本将高到离谱。不过也确实有一部分历史学工作者,因文科偏科等原因,对数字和逻辑不敏感,比较容易陷入对历史的各种想象和发挥,不然,西方伪史也不至于猖狂到今日如此之地步。
而得益于今天强大的信息技术,如谷歌地图这样的地球软件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细节数据,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低成本手段,去用古人的视角观察和思考,再加上互联网上各地地理的丰富信息乃至实地照片,更为我们进一步印证提供了更广泛更便捷的资料源。
此时再结合对文献史料的解读,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当然,虽说是低成本,但为了避免取点太少导致估算距离比实际距离大的问题,求得结果尽可能精确,我也真是一格一格爬格子,一个山口一个山口的走过来的,花费了我好些天的时间呢。
总体上沿着公路网的黄色指引线,找一条能通向可能最终目的地的路。实际走下来就发现,其实经常就是要么沿着山谷、要么沿着河道在走,或者常常两者兼具——所以,什么是“道”、特别是史料文献中地理上的“道”,比如“南道极矣”,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多少能猜到一点了?
但是有几点,我不会完全沿着黄线走:
a. 盘山公路,山不太高且坡度不太陡,预估人或马能走通,可能就直接走了,这样倒可省点路程,虽然不多,否则就不得不绕着走了。
b. 穿过荒漠地区,需在前进道路上找村落城市,故我标记了大量村落、城镇、绿洲,以及若干湖沼或地下水区域(拉远后就不现实了,不得不标记出来)。
c. 大面积的无人区是一定要避免的,即便有些公路穿过去了,但对汽车一天的路程,人走马行可能十几天都走不完。这可能导致看上去又有些绕。
d. 平原地区,公路可能要照顾城镇之间的交通联络,但城镇在古代未必是现在这个布局,所以有时候我就选择跳过一些弯路走直线了,当然中间还是会兼顾落脚点问题的。
e. 因一些人类活动如水利工程、水库、隧道等,已无从知晓古时状态,为尽可能确保都是有事实依据支撑的可行路线,会选择绕点路,不过软件放太大有时候也看不清,我也不能100%保证都避开了哈。
另外,为方便推算,不妨先“假定”条支的位置,其实无非就那三个,另外加上一个程碧波最新文章中提到的 Pozm Tiyab,就在“著名”的“恰赫巴哈尔港”:
程碧波:纹明,从旧地图与中国古文献研究大秦(1.0版)
但我不得不说,那篇文章的基本分析方法,我是不认同的,当然也包括这个“恰赫巴哈尔港即条支”的结论。但文中提到的几个信息还是有价值的,既然找到了这个 Pozm Tiyab 或 Tis,看起来有若干吻合的特征,我们自然也就要一视同仁一并放进来看一看。
不过今天这篇只分析甘英路线方面的合理性,至于条支的详细分析,语在条支传(下一篇)。
下面先把《后汉书》中原文贴出来,然后进入各路段的逐一分析:
自于阗经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
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
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
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
——《后汉书》西域传
汉使皆自乌弋还,莫能通条支者。甘英逾悬度、乌弋、山离,抵条支,临大海,欲渡。
——[东晋]袁宏《后汉纪》孝殇皇帝纪第十五
此即甘英路线的关键行程,到安息后再回程就轻车熟路了,这段后面也会一并分析,作为参照。
现代城市名用橙色标签,可能会顺便标记下古名称;
古代地名、国名用大红色标签;
村庄、绿洲统一用绿色“丁”字签,取“人丁”之意,又有“钉”的形象,字形简单不易混淆,部分绿洲或村庄群用透明绿色多边形填充,少数坐标不准我也基本注意了,当然难免有漏网之鱼哈,另外拉近后有些谷歌地图没有标出的,我看到有人迹村镇也会打上;
无人区(部分关键区域)用透明红色多边形标记;
残留湖沼或地下水(部分关键区域)用透明淡蓝色多边形标记。
二、第一段路程:南道,涉悬度,皮山-乌弋
不废话,直接上图:
橙色的几条,都属于很明确的线路,大宛-大月氏、翻越葱岭(帕米尔)至大夏等,我就大概描了下,不赘述。甘英当是从当时班超的治所,龟兹它乾城出发,先至皮山一带,再进山翻越悬度(又名县度或沙度,一般认为是兴都库什音译,此处指克什米尔西北部印度河上游河谷地带)。
也就是亮蓝色这条线。
当然按原文记载,他们似乎应该是从西夜或者莎车南面一带进的山口,但我选择了更往北一点的英吉沙、阿克陶拐进山口,可能略有绕路,主要是要依靠公路黄线指引,而且通公路的地方,实际上更好走一点,特别北坡这一段要平坦开阔很多,且最高点相对海拔也低一些,真正要穿过雪线以上区域的距离并不是特别长。
而其他通道,我试着看了几条(眼都盯瞎),到最后似乎都面临难以翻越的绝壁陡坡的困境,要么就可能要穿约大面积雪线部分,或在峡谷里绕肠子,似乎并不经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帮忙找找。
饶是如此,也还是比较难走的,有时候我鼠标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点。这时候我是真佩服这些古人。山顶雪线区域的低海拔山谷里,也散布着不少村庄甚至市镇,我用丁字签标了几个。
这段路程本身没有什么悬念(虽然是悬度),但却非常重要,因为无论是皮山、还是罽宾(白沙瓦)、抑或乌弋,都是高度确定的点,而不像其他很多都是面,这对于我们确定“里数”,就非常有用了。
经测,这段路程长度为1639公里——后面我就不传图直接报里数了,回头我把数据文件上传到 github 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下了看,也可修改后提交 repo 共享。谢谢。
可以确定这一段是步行,则回顾上篇<序言:如何读通西域史?>中我们确定的里数,步行为26.5公里/日[参10],则可算得甘英一行这一段大约需耗时1639÷26.5=61.85日——这就跟史*载的“六十余日”高度一致了!所以我当时就说,中国古人在数据统计和记载上都是尽可能精确的,绝不是夏德等人妄自揣测(甚至有点贬低)的所谓“视距里”。
这个信息非常重要,这告诉我们要开始对中国文献中记载的日程、里数高度重视起来,这将会成为我们解开这个“甘英-条支”问题的关键。不要再相信那些什么“中国文化不求精确不求甚解”的鬼话了。
相信聪明的朋友应该已经领悟了,关键就在那两句:“复西南马行百余日”和“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上了。
此外,这段路程多少也反映了古人身体素质,恐怕是远较今天要好的,毕竟,“学大汉武立国”嘛
三、回程一段:北道,安息-大月氏
再回头先看最后回程这段。为什么先看这段呢?毕竟这段属于成熟线路,比较确定,也可拿来做个参照。
先看原文: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於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
——《史记》大宛列传
大月氏国,治监氏城... 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
——《汉书》西域传
大月氏国,居蓝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
安息国,居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
——《后汉书》西域传
大月氏在《史记》中还是南与大夏接,到《汉书》中已经南接罽宾,因为这段时间大月氏做了一个动作——把大夏给肢解了,分了五翕侯,到东汉(后汉)时五翕侯之一的贵霜,逆袭成功,把大月氏统治者给干下去了,自己建了个贵霜国,更把王都搬到了原来大夏的都城蓝氏城。只不过汉朝还是称其为大月氏,就好比今天俄罗斯还称中国为契丹呢。
大月氏本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活动范围本来就大,再加上吞并的大夏地盘,而监氏城或蓝氏城具体地点目前说到底都只是推测,同样大宛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所以要搞清楚具体路线就比较困难了,也就只能大概推算下。
前图已经标出了大宛-大月氏的线路,测得为875公里,有些地方描得粗了点,否则大约还能再多出个十几公里。按汉里417米,可得857÷0.417=2098汉里,便又可见“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的记载,依然是基本准确的。根据具体起点和终点不同和路程曲直,长度变化,所以只能是约数。
再看大月氏-安息,下面大红色线路:
同样因为无法确知安息的王都在今天具体何处,以及从大月氏出发的起点,我们不妨选取上面说的“东界去王都数千里”,且暂取德黑兰为终点做参考。
测得里程为1368公里,相当于1368÷0.417=3280.58汉里,则“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之说,吻合。同时,文献明确记载行程为“四十九日”,精确到个位数,连“约、余”都不用了。则可算得1368÷49=27.92公里/日。
这比26.5公里/日还是要多一点,一则这条线途经地势比较平坦好走,再则起点未必是其东界(何况东界最多也只到线,还是不能确定点),终点也未必是德黑兰,比如塞姆南(Semnan)或里海边的萨里(Sari)我看就都很有可能。光汉朝三本史书里记载就至少迁了一次都(查韵书未见古音一致之可能),而目前主流也认为伊朗经常迁都[参11],这点倒是一致的。
结合我在<山河文明>一篇中用过的伊朗人口分布图或降雨分布图,便知伊朗最核心区域确实就在这一带,总体呈现为一个歪倒的“人”字形。
而当你“真正实际走过以后”,你才更能理解司马迁那句,“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的评语。
数据再次的高度一致,让我们对中国史书的记载,更有信心了。
四、第二段路:南道,乌弋与山离
再接着看甘英去程走的南道。前面我把“涉悬度”那段的终点,也就是乌弋,定在了喀布尔,有人可能会有疑问——怎么确定是喀布尔呢?难道不能是阿富汗的其他地方?这就要看对地望的描述了,并且我们把非常确定的罽宾拿来一起参考:
罽宾国,王治循鲜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秅国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
罽宾地平,温和,有目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酒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虏魄、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
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支接。
乌戈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子。
——《汉书》西域传
一是地形,都是很平坦的,此外,都是大国。大国的标准,首先就是人口多,比如大夏,就“可有百余万”(史记),而人口多就需要耕地多,就需要较大面积的平原、盆地。
而且,都是“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应该指边界,因为乌弋有一条从北边大夏过来的通道会近点),两者距离一样,说明离得很近。
这其实又跟<山河文明>一篇所说山间盆地(乌弋)或山前平原(罽宾)的情况一样,也即中国关中盆地、河东盆地(运城、临汾)、伊洛盆地等情况非常类似了。
对于乌弋来说,喀布尔及其北面恰里卡尔以及东面贾拉拉巴德所在的盆地群,有多条河道的交汇之地,就构成了其成为“大国”的农业物质基础,此外周边星布着山谷村庄,也可耕作。不过由于山脉挡住了很多印度洋季风,只有开伯尔比较开阔的山口还能透些湿气进来,虽然喀布尔年平均气温较白沙瓦低,但降水更少,更多靠河流,且河毕竟没有白沙瓦一带为大,周围群山莽莽,所以相较于罽宾的“地平温和,地下湿”,乌弋就只能是“地暑热莽平”,古人文章,真是字字精炼。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乌弋产桃拔、狮子、犀牛,桃拔应该是一种接近于鹿或羚羊的动物,而印度本身就产狮子、犀牛,现均已接近绝种,说明古代其分布范围远比今天大得多,就像中国先秦时期也有大量象尊、犀尊、貘尊等青铜器物,而考古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反映了2000多年来环境的一些变化、物种灭绝特别是动物灭绝的情况,主要应该还是与人类的活动有关。所以我们在考察地望的时候,需要把这点也考虑进去。
而整个阿富汗北部地区,几乎再也找不到另一块像喀布尔条件这么好的区域了,即便南边的加兹尼、坎大哈也要差一些,而且那些毕竟都不算在最好的交通要冲。再加上“乌弋山离国...东与罽宾接”(汉书)这个比较明确的相对方位,基本就只能确定在喀布尔一带了。
当然,这一带只算是乌弋的核心地区,王都所在。
这就要说说阿富汗这一代的地形了。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阿富汗北部,即兴都库什山脉主体部分,其实是个“蛋”形,以喀布尔为蛋尖端及中心地带,辐射出多条河流,河流又有支流,支流又有溪流,如同一个树状毛细血管网络,将整个地区切割得支离破碎。大量村庄散布于河谷网络中,如同一个布满了裂纹的蛋壳,村庄星布于裂缝中,他处则多为光秃山体。
出山区,进入周边平原,则多是极度干旱的荒漠,其中更有许多无人区,所以阿富汗的农业,就是山区农业——这恰好又印证了我前文<山河文明>中提出的理论,即文明孕育于山区,出生和发育于山间盆地或山前平原。尤其是这种热带、副热带高压下的平原荒漠,蒸发量大,水大则涝,水小则旱,还有土壤盐碱化的问题,根本不适合发展农业。而山区因为山体的遮阴和不规则形状的土石夜间还能起点凝水的作用,不至于彻底旱死,高地又可以躲避洪水,还能依托山势修筑低成本工事防备野兽和敌人。
[参35]
所以,当说“乌弋山离国...东与罽宾接”时,这是指喀布尔一带核心区域,与罽宾的位置正好东西相对,当说“罽宾国...西南与乌弋山离接”时,这是指乌弋整个大山区部分。
...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
——《后汉书》西域传
“地方数千里”另一个描述对象,就是安息,这说明乌弋疆域范围至少是达到了安息这种级别的。
因此,甘英要选择一条往西南的道路去往条支,他也基本上只能沿着这些河谷“裂缝”的方向前进——尤其注意还有一个“马行”的前提。比如公路线指引的喀布尔-加兹尼-坎大哈一线。我们来看下:
其实这条线下来地势还是比较开阔平坦的,应该也属于乌弋“暑热莽平”的一部分。结合其“地方数千里”的说法,是完全能走出这个距离的。这段路程才493公里,马行不过十几天,也不过是从龟兹它乾城到皮山路线距离的一半多点。
到坎大哈以后,关键点来了。坎大哈南面就是一片巨大的荒漠,雷吉斯坦荒漠,气候条件极其恶劣,从谷歌地图上看,除赫尔曼德河之外,几乎都看不到几点水域标记。
很明显这是一块干涸的巨大湖泊或内海,东部北部还能看到沙子湖底和岸线的遗迹,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见识过死亡之海的汉朝西域使者们来说,这种景象并不陌生,而且雷吉斯坦地处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条件只会更炎热更恶劣。
只有周围一圈河道或山谷里零星分布着一些绿洲。但须知汉朝的使节都是带着外交任务的,又不是纯粹为了探险,不可能专捡人烟稀少的地方去,反而应尽力避免之,毕竟,如有“大秦”那样传说中富庶的大国,也多半应有人烟稠密的贸易线路,就算要绕道也划算。眼瞅着人丁越来越稀少、条件越来越恶劣,前面都问不到一个村庄,能不能活着走过去都是问题了。再者考虑使团规模可不是后世欧洲探险家那点么点人的小分队,一天人吃马饮也得不少消耗,一不小心几十上百号人就撂在里面了,任何理智的选择,都是回头。
于是,南道极矣——
所以,“南道极矣”并不是到海,而是荒漠无人区。史*载,再次,准确。
以雷吉斯坦荒漠为主体构成的这片无人区,甚至向南延伸到巴基斯坦西南角,有些定居点甚至只是依托公路才存在的。而在其西面,还有一块差不多面积的,伊朗卢特荒漠,基本也是一大块无人区,难以通行。而这又引出了另一段公案——乌弋和山离,其实是两个地名。
这就要说到袁宏的《后汉纪》了:
西南极于(矣)山离道(还)自条支东北通乌弋山离可百余日行。
——[东晋]袁宏《后汉纪》孝殇皇帝纪第十五[参12,13]
在范晔之前,目前已知除袁宏外,修后汉历史的还有八家之多[参14-15],此外还有一套官修的《东观汉记》,然大多已佚,从保存完整性和写作水平来说,最高的就是三国吴国谢承《后汉书》(鲁迅先生还做过此书的辑佚工作)和东晋袁宏《后汉纪》,后者是编年体。而其中还留存有比较完整的西域记录的,就是《后汉纪》。因成书年代早于范晔的《后汉书》,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古时没有标点符号这事确实很无奈。不过此处袁宏是将“山离”单独拿出来说的,等于告诉我们,乌弋、山离,是两个地名,而且,山离更应在乌弋西南。虽然该句还有其他文字版本(括号内)及另一种断句方式,但“山离”一词是无异议的。其实纵观汉代地名翻译,基本都是双字,如“大夏”后世唐时则已译为“吐火罗”,“妫水”成了“乌浒河”,大抵汉时书写成本较高,惜字如金,能省则省。
古时翻译,不仅注重对音,也会兼顾意思的描述,比如以前举例过的“室利佛逝/三佛齐、蓝无里”等。“山离”一词,其实已经点出了此地的地貌特征,即山区支离破碎以及从山区离开进入平原的过渡地带(山前平原),也即那个“蛋”的边缘地区。而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带进入平原后,过一片残留的湖泽带(萨巴里湖、赫尔曼德湖、锡斯坦湖),也是大面积无人区,何况直接往湖沼里面趟也不现实,故也是一“极”。其所对的,正是伊朗的卢特荒漠。
当然,如果一定要向南走,比如去我们前面说的恰赫巴哈尔港,还是有一条交通线的,即大体上在伊朗东南部和阿富汗交界的这一片,先从坎大哈沿山区边缘的交通线到迪拉腊姆(Delaram,也可自喀布尔一线沿其他河道如赫尔曼德河下来,路程可能会稍微短点),再拐向西南,大体沿着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萨尔哈德高原),自扎兰季/扎博勒->札黑丹->哈什->沙赫尔->恰赫巴哈尔港。我把这条路跑出来,大抵如下:
自喀布尔至坎大哈再到最终的恰赫巴哈尔港,测距仅得里数为1730公里,而已知马行为37.1公里/日,则该线路需耗时大约1730÷37.1=46.63日,与“百余日”相差甚远。至少从里数上来说,不支持该结论。
最后说下“转北而东得安息”这个事情。其实公路线已经画出来了,即沿着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区边缘、也就是那个“蛋”的边,坎大哈->迪拉腊姆->信丹德->赫拉特,转了一个圈圈,毕竟你不可能在兴都库什山脉里面无障碍的任意通行吧。再结合更北部地区的地理情况,就明白了。
如上图,从赫拉特向北的三条公路,其实就是沿着三条河河谷的走向,其中一条就岔向了东北。河谷间地带也基本上是大面积的无人区,即所谓“戈壁滩”——这还是在1967年卡拉库姆运河通渠后的结果。古时要么沿着河道走,要么沿着山区边缘一线前进,要么以河道冲出来的绿洲作为跳板,方能通行,比如图中马雷这个地方,就在一个很大的河流冲积扇上。
再往北我没有标红了,因为那里就是著名的卡拉库姆沙漠了,世界第四大沙漠。
赫拉特确实有一条往西的通道可去安息,但史书已经告诉我们“安息东与乌弋山离接”,这并不矛盾,而我们始终要记住,在这里来来往往的汉使们,身上都是带着任务的,既然做的是南线任务,没道理突然随心所欲又跑去安息转一圈。
而“转北而东得安息”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北而东”究竟是怎么个“转”法,又转到了哪里?
注意这里用的是“得”,而不是“至、到”,也就是到了安息东界,便“得”了可以去安息的路——相信使团里有不少老伙计,走到这里,一拍大腿,“呀~哥几个,这不是那哪哪哪么?这地界咱熟啊”
至此,南道这一片区的情况也解析清楚了。
当然,走到这里都不是甘英开辟的路线,他只是沿着前代汉使们的成果前进。
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
——《后汉书》西域传
一个“皆”字,揭示了汉使往来之频,基本算是把这个地区都摸遍了。<序言:如何读通西域史>中已经说过汉朝使团规模的事情,再补充一点原书证据:
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鰛及诸旁国。
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
而汉发使十馀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史记》大宛列传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 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
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
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
——《汉书》西域传
为了供给这些使者,专门起亭、屯田,后又置都护府,规模不大,会费这个劲?“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地理勘探的工作,可一直没停过。
然而,史书却未能记下他们的名字。这群无名使者的努力,最终也仅换来史书中一个“皆”字、几句“南道极矣”、“转北而东”的记录,也是令人不胜唏嘘。古人惜字如金,也可见一斑——因为字真的很金贵。
搁现在,新闻发布会都不知道开多少回了......
再者,<序言,如何读通西域史>也说了,古时地理信息,往往涉密,所以对无关人员不会写得很清楚,何况当时竹简布帛都不算是廉价便捷的书写载体,能省则省,对于专门跑这些线路的使者而言,自然一看就明白。
只是,他们没想到,两百多年之后,中原大地就会经历那般动乱与浩劫,西域隔断,文牒散佚,八家后汉书外加官修的东观记,大半都佚失,而能完全看懂这些信息的人,为道路所阻,最终湮没于西域历史的漫漫黄沙之中。待到数百年后史家再来整理时,拿到的更都只是些残篇断句。范晔书比之东观记与谢承书仅存部分,立传人物就少了快一半。
从史料大可推知,甘英、班超及班勇应整理过手稿甚至成书[参8,42],可也多半由于这个原因而佚失了。
不过这些只言片语本身,却都是非常真实而准确的,所以只要拿来和真实世界的地理信息一拼合,便豁然开朗了。
这就叫信史!这*才*叫信史!
也得亏历代史家们一代代尽最大努力忠实抄录,哪怕自己看不懂,也尽力将原文意思保留下来,而不随意添油加醋、恣意发挥...
反观西方史料,罗里吧嗦一大堆,漏洞也一大堆...... 而且我不免又要吐糟那些承载皇皇巨著的莎草纸,究竟是何神奇物什,可以做到那样无限量供应?在号称经历了更为残酷的动乱*伐以致文明都中断的“黑暗一千年”的中世纪后,那些号称靠着易腐易烂的莎草和羊皮誊抄的所谓“古籍”,又是如何能够一字不落一字不错的保存至今?
五、第三段路: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
汉朝关于条支的信息,有两个消息源,分别来自于安息和乌弋、山离。甘英奉命出使,除了联络大秦的外交使命之外,也兼具进行地理勘探的任务,即“穷临西海”。所以使团去程就选择了明显更为难走的南道。毕竟出发时物资充足、斗志高昂,总好过回程归心似箭多有折损时再去面对各种艰难和不测。
因此,这也是一次远征。
从乌弋、山离再向前,就完全是甘英所开辟的新线路了。但首先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段的起点,从哪里算起?从喀布尔起算吗?如果以山离还在乌弋偏西偏南,则似乎起点应该从山区边缘开始算了。
其实如果再回头去看《汉书》《后汉书》中“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之类的记录,大致可以推算应该是从其边界起算的。
不过我们还是先从喀布尔拉一条线出来到山区边缘,然后再考虑做个折扣就好了。
这段路程775公里,考虑打个对折算387.5公里吧。
出口我选择了信丹德,虽然北边的赫拉特也可以,但既然甘英身兼地理勘探的任务,在开始阶段选择一片更陌生的区域才更合理。这个出口从山区是有一条公路通出来的,视角太高就不显示,我把岔道口标出来了。而在信丹德前方路径上,星布的村庄、绿洲并不少,且显示有一片较大的地下水或未完全干涸的湖泊区域。
不过我并没有将所有村庄都标出来(太多了),往北、或者往南的山脉里,还有不少。这显示北边的环境始终是比南边要好的。
只有这片区域西北方向的卡维尔盐漠,算是又一片无人区,不过到那里离伊斯法罕也就不远了。而且考虑到古代环境稍微要好一点[参16-17],安息这地方都有鸵鸟——即《汉书》中的大马爵(雀),包括几个荒漠其实在远古应该都是内湖或内海,两千年前盐漠一带应该还有更多水系,所以中间的绿洲和村落应该也会稍微多一点。盐漠本就是干涸的盐湖。
在前进路线上,甚至在一些无人区,即使河流早已干涸,也仍能看到古河道的冲积扇遗迹。没有干涸的冲积区则往往被辟为了农牧点,可以打丁字签的。
前进的准则,总归是最多一两天内能到下一站。中间最长的走个三天多四天,也能到下一站。当然有些村庄在山坳坳里,除非顺路,否则也不会选择绕过去。但至少说明有人烟,且又再一次印证了我之前提出的<山河文明>论。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些村庄基本上都依托于山势。当然古时未必就一定有村镇,但有个绿洲、有个落脚点,能补充点物资草料什么的,最主要是要保证水源。
路线大致为:信丹德->加延->代胡克->塔巴斯->纳因->伊斯法罕。
到伊斯法罕以后就比较好走了。虽然伊斯法罕真实的建城时间可能比较晚,不过两千年前有足够多足够大的村镇聚落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此后从巴士拉以北地区穿过两河三角洲。巴士拉在一千年前应是存在的,《诸蕃志》中记载的“弼斯啰”当为此城,推断两千年前岸线更靠北一点。
然后沿着公路线,直穿哈巴廷一线的绿洲带,公路线下就显示有地下水系?或是一条地下暗河?所以能支撑一些绿洲。我之前有篇文章认为这一带完全不足以通行,看来还是我失之于草率结论了,还是有几条绿洲通道的。
最后到达布兰达,这就算是到了条支地界了。从信丹德至此,测得里数为2303公里。
到这里基本就没悬念了,沿着公路到达麦地那、麦加:
最后这段路程测得为873公里。
则三段总里程为3563.5公里。按马行37.1公里/日计算,需耗时96.05日。基本吻合,还能有几天余量可以更往南走一段,因为我认为条支的核心地段,就在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及沙特南部一带——至于理由,就放到下一篇<条支传>去具体分析了,毕竟,今天这篇已经很长了,我们还有最后一段回程解析和西史辨伪的问题呢。
而若从喀布尔起算,则总长3951公里,算得106.5日,则可以说是精确匹配了。若从乌弋、山离的边界区起算,则完全足够走到也门境内了,选择山区东侧利雅得或杜瓦达米一带的交通线往西南直插也门西北部地区的话,则可走得更远。
把整个西南马行百日的路线图放上来:
大家可能凭感觉觉得这好远啊,其实这又是一个视觉误差的例子——从起点皮山拉一条测距线到麦加的距离,其实跟皮山到上海的距离差不多,都是四千公里出零。那你说是中国太大呢还是世界太小?
所以,至少从里数上来说,这个结论是高度符合的,而我们开头已经看到,史书中记载的里数是非常精确的。而要在整个中东这片地区再找到另外一处方位和里数均符合的地方,我不知道还能有哪里?除非故意绕圈圈或者蛇形走位。
六、回程,条支至安息
至此已基本没有什么悬念[参37]:
自大马士革途经摩苏尔、德黑兰至萨里(线是反过来画的),这一段里程为1915公里,需时51.62日。不过我中间选择了很多平路的直线捷径,而《后汉书》记载甘英应该还到过若干阿蛮、斯宾、于罗的国家,不知当时有如何绕路。另外,南边还有一段从阿拉伯半岛出来行至大马士革588公里。具体看怎么算了,总之相差不远。
至于阿蛮、斯宾、于罗,缺乏地望描述,实在没辙,总不能说阿蛮是安曼吧?而且描述上,袁宏和范晔的说法还不一致:
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
——《后汉书》西域传
自安息西关西至阿蛮国三千四百里,自阿蛮西至斯宾国,渡河西南至于罗国,有九百六十里,安 (南)〔息〕西界乃极。
——[东晋]袁宏《后汉纪》孝殇皇帝纪第十五
袁宏提到一个“西关”,范书所无。而范晔这里凭空又多出了从阿蛮到斯宾的三千六百里,我怀疑是斯宾至阿蛮两百里,因此至安息是三千六百里,而范晔不知是材料残损还是何故理解为了至阿蛮三千六百里。要那样算的话,路线得打到土耳其去了,难不成他们还顺便做了个支线任务?这部分我倒是觉得可以参考下《魏略》了。
但总归理据不足,存疑不论。
最后,奉上甘英路线全图:
观此图,则我们还要相信那些有意抹黑的所谓“中国农耕民族安土重迁、保守封闭、缺乏狼性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的陈词滥调吗?
当然不能说甘英100%按此线路行进,但大差不差也只能推到这个程度了。后面的话,我再考虑看能不能用程序甚至人工智能跑出一个更精细的结果。不过我也不是程序员,也得找开发资源和算力。
七、甘英路线图,让西方伪史彻底暴露
甘英路线图出来以后,相信熟悉历史且不抱偏见的朋友肯定已经看出来,西方伪史铁定是盖不住了。不过条支、大秦后面要专门分析,属于大餐硬菜,就先不说。我只先问一句:到目前来说,条支就还是个争论,怎么你们就敲成定论了?然后作为通识普及给大众了?既然你们西方历史学术圈连甘英路线和条支方位都没有搞清楚,又是怎么信誓旦旦的确定“大秦=古罗马”的?然后又作为常识普及给大众了?
西线的事情咱先暂时放一边,就来看看东线,逻辑漏洞一抓一大把。比如:
(一)关于所谓“帕提亚帝国”的疆域范围
西方人说安息就是帕提亚——反正怎么说都是你中国人讹传呗,每次都听错:帕提亚听成安息、巴克特里亚听成大夏,罗马听成犁鞬、萨珊听成波斯、拜占庭听成拂菻、阿拉伯听成大食......既然如此不可靠,那你们还用什么中国史料?
看看西方人画的帕提亚帝国疆域图[参18-19]:
Map of the Ancient World [参20]
如图,这帕提亚帝国的东南界可扩展到了阿富汗南部,也就是乌弋和山离南部地区,第一张图甚至覆盖了乌弋、山离的核心区域,时间正在两汉时期,我还特意选了甘英出使的时间。
这可就奇怪了,我就不说您费心巴力要占着那一大片荒漠究竟图个啥?就算你们有这癖好吧,可我们已经看到了,汉朝一批批使节已经把这片地区都摸透了,南道、西南道都走到了尽头,又转北而东绕了个大圈圈,两三百年的时间,怎么就是没有在这一带听说过您家帕提亚的大名呢?!
反倒是在这个地方听到了“条支”的信息——游牧民族活动范围大,这就很正常啊。
这可不是什么制图者随便画,不管是书,还是网络百科,可也都是这么写的[参18-26,29]:
在这个时候(前141年),安息人已将他们的疆域向东扩展至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参18,19,29]
Turning his sights on the Seleucid realm, Mithridates invaded Media and occupied Ecbatana in 148 or 147 BC; the region had been destabilized by a recent Seleucid suppression of a rebellion there led by Timarchus.[33] This victory was followed by the Parthian conquest of Babylonia in Mesopotamia, where Mithridates had coins minted at Seleucia in 141 BC and held an official investiture ceremony.[34] While Mithridates retired to Hyrcania, his forces subdued the kingdoms of Elymais and Characene and occupied Susa.[34] By this time, Parthian authority extended as far east as the Indus River.[35]
[参19]
阿拉霍西亚是古波斯时代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塞琉西帝国、孔雀王朝及帕提亚帝国的一个行省的希腊化名称,它包括现今阿富汗东南部及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的的部分地区。赫尔曼德河(Helmand River)流经阿拉霍西亚并提供南阿富汗最肥沃的土地。当中最大的城市坎大哈,据说是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及命名。
阿拉霍西亚的北面及西北面部份属于古米底王国的领土。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居鲁士二世征服阿拉霍西亚其余地区,将阿契美尼德帝国扩张至印度河流域的西北部地区。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及其它亚细亚王国,直至印度的边界。其后,先后成为塞琉西帝国及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Greco-Bactrian Kingdom)的领土。南及东南地区保留着佛教及印度教文化,直至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的传入。[参21]
格德罗西亚(Gedrosia)即现今巴基斯坦西南的俾路支省(Balochistan)的古老名字。
它的北边是阿拉霍希亚 Arachosia,东边是德兰吉亚那 Drangiana,西边是卡尔曼尼亚Carmania,南边则是阿拉伯海。公元前325,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在此蒙受重大损失。多次继业者战争之后,塞琉古一世占有了这里。孔雀王朝崛起后,旃陀罗笈多和塞琉古进行多次战役,直到公元前302年双方签订停了合约。由于双方历史记载不一,无法确定战争结果究竟如何,但是塞琉古一世确实割让了几块土地以换取印度人送给他五百头大象和象手,支持他对埃及的扩张,而格德罗西亚也确实是塞琉古在位时割让掉的。[参22,25,26]
即便是向西的方向,甘英一行所经,可也并没提什么安息,以此来看,当时安息的地盘,究竟包不包括南部地区、包括伊斯法罕?都是个疑问。至少也说明,该地区的统治力量薄弱,最多也就是一些原始的部落、牧民散布其间,并没有什么“帝国”的行政势力介入,最多是羁属统治。
我算是明白为啥要叫“帕提亚”了——“怕提呀”,一提就露馅了。
像 Gedrosia 这种鸟不生蛋的不毛之地,一帮个个号称“帝国、王朝”的主,在这争得头破血流,也是有够不长眼的了。
而这群不长眼的人里面,就有那个几乎无所不在的“亚历山大”。
(二)不长眼的亚历山大
吹牛顶呱呱,实操一把渣。
号称如何如何牛逼的军事天才,建立了地跨三大洲的大帝国,却非要搁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死磕?“路有所不由,城有所不攻”的道理不懂也就罢了,气量还这么狭窄:
Following his army's refusal to continue marching east at the Hyphasis River in 326 BCE, Alexander the Great crossed the area after sailing south to the coast of the Indian Ocean on his way back to Babylon. Upon reaching the Ocean, Alexander the Great divided his forces in half, sending half back by sea to Susa under the command of Nearchus.[2] The other half of his army was to accompany him on a march through the Gedrosian desert, inland from the ocean.[3] Throughout the 60-day march through the desert, Alexander lost at least 12,000 soldiers, in addition to countless livestock, camp followers, and most of his baggage train.[4] Some historians say he lost three-quarters of his army to the harsh desert conditions along the way.[5] However, this figure was likely based on exaggerated numbers in his forces prior to the march, which were likely in the range of no fewer than 30,000 soldiers.[6]
There are two competing theories for the purpose of Alexander's decision to march through the desert rather than along the more hospitable coast. The first argues that this was an attempt to punish his men for their refusal to continue eastward at the Hyphasis River.[7] The other argues that Alexander was attempting to imitate and succeed in the actions of Cyrus the Great, who had failed to cross the desert.[6] The decision to cross the Gedrosian Desert, whatever his intentions, is regarded as the largest blunder in Alexander's Asiatic campaign.
[参24]
搞到连自己的士兵都指挥不动然后要虐待式的惩罚他们向沙漠进军?世上有如此名将吗?地理状况你都不清楚,你又打个什么仗?
我们看甘英路线,那都是充分考虑了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也受到地理因素制约的。如果把亚历山大路线也拿来这么跑一下,肯定有惊喜。
说起这个打仗哦,才叫搞笑呢。
你看中国文献虽则简洁,但依然不失生动,该有的细节交代得清清楚楚。就拿我们前面引过的西域史中班超的戏份来说吧,夜袭匈奴使营地,前面鄯善如何如何前恭后倨,班超如何如何威逼利诱套出侍者信息,又摆酒招待下属先酒壮怂人胆,等到酒酣耳热再来个激将法陈之以利害,然后如何如何部署,谁放火、谁造势、谁去进攻堵门,布置得井井有条。
又比如月氏(贵霜)越过葱岭来攻,众人如何反应,班超又如何坚壁清野以逸待劳,如何激励将士、等待时机发动伏击战,如何震服对手又放归主将,最后慑服西域... 怎么伐兵、怎么伐交、怎么伐谋,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读这样的西域史,可以看到大国博弈、远交近攻,看到小国投机、间于齐楚,那就是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
反观西方“历史”,就是“咔咔咔”*来*去就完了,一会儿大流士又打 Saka 人啊,一会儿波斯人又进攻希腊啦,再一会儿亚历山大又*回来了吼吼吼,接着又“继业者战争”分裂了哈,再来什么巴克特里亚又闹独立啦啦啦...... 总之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没完没了的***。外交?是什么?打就完了,不服就干。谋略?不存在的,直接*过去就完了——和平?想都不要想...... 最多虚情假意签几份所谓“协议”,还是为了后面继续打,这就算是“外交”了呵呵。小国么要么死板的待宰等着被吞并,要么又莫名其妙有能力闹独立了...... 至于所有这些中间有什么过程、运用了哪些手段和资源,完全没有交代——我还不如直接去读个年表就得了,用得着看这些空洞的描述性语言吗?
就说我们<序言>中举例的贝希斯敦铭文吧,这著名的“大流士”是怎么打仗的呢?“我向敌人进发,于是敌人也向我进发,然后我冲过去猛攻一气,就把他们都俘虏了......”
这哪是战争?这就是小孩子玩竹马刀打群架呢好嘛?
你是不知道捏着鼻子读这些又臭又长的干瘪文字有多恶心。毕竟是假的,捏造太多细节,容易露出马脚呗,只好车轱辘话说来说去。
(三)针对史料直接撒谎
比如这段:
In 97 AD, the Chinese general Ban Chao, the Protector-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gions, sent his emissary Gan Ying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to reach the Roman Empire. Gan visited the court of Pacorus II of Parthia at Hecatompylos before departing towards Rome.[118] He traveled as far west as the Persian Gulf, where Parthian authorities convinced him that an arduous sea voyage around the Arabian Peninsula was the only means to reach Rome.[119] Discouraged by this, Gan Ying returned to the Han court and provided Emperor He of Han (r. 88–105 AD) with a detailed report on the Roman Empire based on oral accounts of his Parthian hosts.[120]
[参19]
甘英路线,史书中交代得清清楚楚,走的是乌弋、山离的南线,怎么先到你安息的?还煞有介事的“参观法院?宫殿?庭院?(谁跟我说英文精确来着?)” Hecatompylos 可是 Parthian 的 capital,别想打哈哈说是安息其他地方——看清楚坐标点都打哪儿了?[参38] 弄个差了一截的对音就想碰瓷《后汉书》“和椟城”,这下露馅了吧?查查韵书,你确定汉朝“和”字念“hé” 么?然后你们还知道他回了汉宫向汉和帝汇报?他不向班超汇报去向皇帝汇报?中国史书中都无载的中国自己的事情,你们倒是清清楚楚绘声绘色的了?这不是捏造又是什么?
当然,这里肯定少不了夏德咯。《大秦国全录》里也是说走北线先穿越安息的[参4]。
一个南北线问题,一个视距里问题,这《大秦国全录》,连最最基本的信息都拎不清,充什么经典?无非就是搅浑水、混淆视听罢了。
中国一群学者也跟着说“视距里” [参7,27],我能说是“鹦鹉学舌”么?又不是啥高级的东西,恰恰说明落后,没有估算里程的有效手段,没有长期的统计传统。
其实在我引用的资料论文中,就有好几位提南线方案的[参6,8,27],怎不见这些人质疑夏德在编造伪史呢?比如杨共乐,也质疑了视距离:
至于 F.Hirth 等认为, 中国记载的里数与西方人旅行记中的“视距里”标准(Stadium)相合,即古代中国的一里相当于古代西方的一视距里,并以此来证明托勒密在《地理学》中提到的从 Hierapolis 经 Acbatana、Hekatompylos 到 Bactria 一线与甘英的出使线路一致,这更是错误明显①。因为西方人的视距里标准“Stadium”与中国两汉的长度单位“里”完全没法等同。据测算,一视距里相当于184.97米, 而两汉的一“里”则相当于420米②。两者相差悬珠,岂能等同。[参6]
但为什么没见进一步质疑整个西方历史叙述的西域史、那些什么“大秦=古罗马”都可能是有问题的呢?这基础都是错的,上面的研究结论能对?
说到底还是不够自信,被西方学术体系绑架,不敢挑战那些所谓学术“权威”罢了。最多弄一些边边角角,哪个敢直接上前一叉子叉到毒蛇七寸上?
(四)无所不在的“希腊化”
所以你以为你有记载人家就不敢动手脚了?能直接伪造的就直接伪造,不能直接伪造的就寻芽觅缝的掺沙子埋钉子恶心不死你。看各种莫名其妙的“希腊化”就可见一斑。就是反复试探你的底线,你一疏忽一容忍,他就进一步,步步蚕食,得寸进尺,再媒体造势层层累进,久而久之就把谎言泡沫给做实了,把一般大众给洗脑了。等到有人来质疑的时候,某些被洗脑的人还要跳起来攻击质疑者。
今日割“青铜器”,明日割“兵马俑”,后日割“战国变法”,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希腊(化)”又至矣。然则世界之文明有限,暴“希腊(化)”之妄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
贾谊的《过秦论》改一下拿来形容当今中国历史学术界之于“希腊化”的态度,实在是太贴切不过了。似乎不整出个中国某项发明成果是“希腊化”的“学术成果”,就显得不够国际化、显得学术成就不够高?[参33]
不把祖先的成就和荣耀败光了不算完?——不算完,还要接着把李白、墨子、华佗、孙权都考证成外国人,甚至黄帝大禹都成了古埃及人、殷商是白种人呢
简直疯了一样... 是不是外国人史书上没记载吗?高仙芝,高句丽人;《开元占经》作者瞿昙悉达,天竺裔;安世高,安息王子,佛教高僧...... 这不都写清清楚楚呢么?在那翻什么案搅什么浑水?
说起这个希腊化喔,那是真牛逼啊。中东哪个地方,没有被“希腊化”的?安息说是帕提亚,希腊化的,条支说是塞琉古[参26],自然是希腊化的,大夏你们说是希腊化巴克特里亚,还有什么希腊化印度(Indo-Greeks)[参18-26,29,30]......
这可就又奇了怪了——汉使们在这里跑了一趟又一趟,数百年时间里,带回了各种种子、各种原材料、奇异动植物、汗血宝马、以及一沓沓贝叶纸佛经等等等等,可就是没有带回一本古希腊皇皇巨著、一本莎草纸的东西,所谓“亚里士多德”之流,更是闻所未闻!
公元前三二六年,亚历山大帝率领马其顿军队攻入西北印度之后,印度开始受希腊人的统治,但同时也带来东西方文化、经济、艺术、民风的交流。到了公元前二世纪后半期,希腊籍的弥兰陀王,便以舍竭城为首府,建立了希腊人在西北印度的王国。鼎盛时期,其疆域及于西北印度五河一带,包括迦湿弥罗及阿富汗的喀布尔,使西北印度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
大夏王弥兰陀(梵 Milinda),希腊人,是一位年轻、博学、善辩、聪明、仁慈的国王,具备法律、哲学、瑜伽、算术、音乐、医药、历史、诗歌、交通等种种世间的学问。此外,也擅长战争、天文、巫术和符咒之术。王雄辩滔滔,喜欢与人论议。同时,他还以无可匹敌的英勇和谋略而著称于世,当代印度人称他为“全印度最伟大的君王”。
[参32,39]
好了,算术、历史、天文,这都算是太史公碗里的菜,《史记·历术甲子篇》现在还有几个人能看懂的?既然有呐~么先进呐~么辉煌的古希腊天文数学,太史公会不想搞清楚?
只顾着在前面吹牛皮,牛皮吹破,破腚也漏出来了......
而且,这个“希腊化”是啥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我们读书那会,可没听怎么说过这事哦?
明白为什么西方这些记录,总是又臭又长,看得人直犯恶心了吧?不然写太简洁了怎么能把你绕晕?不然怎么能够自己证明自己、循环论证呢?
(五)究竟能不能打?
看上面西方那些撕来*去的记录吧,想来个个都应该很能打的咯?包括印度啊,不还打退了亚历山大、孔雀王朝打退了塞琉古呢么?
但是要看汉朝方面的记录,对所有这些西域国家,就两个字的评价:兵弱。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彊,可以赂遗设利朝也。
——《史记》大宛列传
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
——《汉书》西域传
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汉书》以为五翕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伐,遂以成俗。
东离国,居沙奇城,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大国也。其土气、物类与天竺同。列城数十,皆称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长八尺,而怯弱。乘象、骆驼,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
——《后汉书》西域传
你看这里,谁兵强(大月氏、康居),谁兵弱(大宛、大夏、安息),清清楚楚。而且是“民弱、怯弱、畏战”,不仅仅是能力问题,还有态度,哪怕从土地人口上来说是“大国”,但是“大而不强”——这跟西方人的叙述,哪里有半点相似?
大夏,西方人说是希腊化巴克特里亚,一会儿又跟亚历山大闹个独立啥的[参25,31],一会儿又建立了个大王国啊(看上图咖啡色 Greco-Bactria)[参32],
大流士在镇压起义之后,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完善了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了大流士把领土分为20个总督领地,其中阿富汗的巴克特里亚、兹兰卡和哈拉瓦(赫拉特)都设有总督府,负责收取赋税。然而帝国在阿富汗的统治是不稳固的。巴克特里亚总督是闹独立最强的一个。由于巴克特里亚是经济发达的领地,这里的总督经常同朝廷相对抗。在阿尔塔谢尔克斯一世执政时期(公元前465-前423年),他的兄弟、巴克特里亚总督吉斯塔普起来暴动,企图夺取王位。在长期的王位争夺战中,巴克特利亚总督一直是王位的觊觎者。阿契美尼德帝国在巴克特里亚的最后一任总督拜斯,把权力扩大到粟特、印度和塞人... [参31]
(车轱辘话说了三四遍,知道啦知道啦)
巴克特里亚总督比苏斯... 公元前330年7月,阿契美尼德国王大流士三世被阿富汗地区的3名总督(比苏斯、巴沙恩特斯和萨提巴尔赞)合谋*死。历时220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告终结。由于逃到巴克特里亚的比苏斯,是打着“恢复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旗帜,因而成为亚历山大征战的目标。[参31]
约在公元前250年,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德脱离塞琉古王国而自称为王,史称“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希腊大夏王国)。它的版图除巴克特里亚外,还包括阿利亚、粟特和马尔吉安纳。这个地区土地肥沃、水利灌溉度好、矿产丰富,而且是希腊、波斯、中国和印度四大文明交汇处。[参36]
(时刻不忘强调“希腊”二字,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
希腊巴克特里亚的著名国王弥兰陀(约公元前180-前130年在位)。他把该国疆域扩大到南至纳尔巴达河、东临米拉特地区。在攻克巴特那之后,他像阿育王一样,深为战争而忏悔,遂放弃王位,信奉佛教,削发为僧。[参32]
(注意:张骞到达大夏为前129年哦呵呵,且之前大月氏人早来了,这可是与记录的直接冲突)
结果大月氏人一来,就“皆臣畜之”,说好听点是当属国称臣纳贡交保护费被大月氏当提款机,说难听点跟大月氏人的牛羊私产没啥区别。而且,“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哪来的什么总督、国王?这不就是中国上古时期的部落联盟制么?
怎么在你们古希腊、塞琉古嘴里个个都是刺头,一到汉朝、及大月氏这个匈奴手下败将的手下败将这里都成了温顺的绵羊?这究竟是这些国家弱,还是你古希腊、亚历山大弱?
就这种白开水一样的东西,能给人什么印象?白开水算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词了。反观中国史书,但凡认真读了的,会不印象深刻?西域传里好多句子段落我都能背了......
又比如再来看一次袁宏的这段评价:
天竺一名身毒,俗与月氏同,临大水,西通大秦。从月氏南至西海,东至盘越国,皆身毒地。又有别城数十,置王,而皆总名身毒。其俗修浮图道,不*伐,弱而畏战。《本传》曰:“西域国俗,造浮图,本佛道。故大国之内众数万,小国数千,而终不相兼并。及内属之后,汉之奸猾与无行好利者据守其中。至东京时,诈谋滋生,转相吞灭。” 习俗不可不慎,所以动之哉!
——[东晋]袁宏《后汉纪》孝殇皇帝纪第十五
袁宏这则评述,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汉朝的进入,对整个大西域地区平衡的巨大影响。
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匈奴的多米诺骨牌挤压效应,即匈奴-乌孙-大月氏-塞种,至于说后来往欧洲挤压的那次,恐怕还得重新求证。另一方面则是汉朝的直接介入打破了地区平衡。
两个方面带来新的文化、技术、制度和经济形态等文明形态变革,率先掌握的部落,即可获得地区的相对优势。所以你看为什么崛起的是贵霜(后汉仍称其为月氏)?而“天竺、高附俗与月氏(贵霜)同”,却不行?
所以之前为什么弱?为什么没有敢战的文化?因为文明和经济形态比较粗放、原始,大约还相当于中国夏商甚至更早时期的部落联盟制,支撑不了庞大的国家形态和文明体系。没有那个金刚钻,自然也就不会惦记那瓷器活了。
大量出现的对野生动物的记录,也多少印证了这一点。
所以一开始安息人为什么要派两万人来边界迎汉使呢?只怕还以为是来打仗的吧?毕竟有罽宾、大夏的前车之鉴呐。结果到眼么前一看,哦,是来外交的,欢迎欢迎哈哈哈......
(六)技术传播
在由大月氏和汉朝所带来的打破地区平衡的诸多力量中,其中之一就包括铁器的铸造技术。在此之前,西域诸民族甚至可能连铸造技术都没有: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珣,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安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
——《史记》大宛列传
罽宾...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
乌戈...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
安息国...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
大月氏国...民俗钱货,与安息同。
——《汉书》西域传
这里《汉书》中写的是“不知铸铁器”,我们就当是“铁器”好了,否则更说明连青铜器都是没有的。但也可能本身就是反映了技术传播发展的情况——司马迁那会还完全不会“铸”,至西汉后期乃至班固时,能铸一些东西了,但铁器,还不行。比如《汉书》中“龟兹国”,就独独专门提到其“能铸冶,有铅”,而龟兹,就是汉朝都护府乌垒城所在地。
史书中交代得很明白,这些铸造技术,是汉朝人带过去的,那西方什么公元前13-14世纪赫梯人发明的冶铁技术呢?最多是些“块炼铁”罢了,然后再使用低效率、显然也是低产量高成本的锻造方式,甚至某些人说的“冷锻”。
所以西域这些国家,为什么都用“金银”为钱呢?这并不是因为“有钱”,无非是金银质地较软,冷加工就能处理,而先秦以来的铜钱,都是大规模铸造的青铜器。无论是大规模铸青铜、还是后来发明的铸铁技术,关键都在于用火的水平,不仅仅是高温,还必须得是稳定的高温,炉子、风箱、控制炉温的手段(如火照),及合金化学知识。
“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为啥?因为汉朝的金属都经过系统成熟的热处理,质地较好,好东西当然留着自己用,劣币驱逐良币嘛。这是很浅显的经济学原理啊。
而“以金银为钱”,也说明贸易量不大,或者大量还是以物易物的状态,否则会陷入通货紧缩的。而安息、大月氏规模较大,则已完全发展到以银为钱,都是互相印证的。
后世在这一地区出现的坩埚钢技术(古法,非近代欧洲的技术路线),及其被记载在中国文献中的“镔铁”,极有可能就是这个传播影响过程的一个结果,虽仍是块炼铁技术的某种升级,最终仍然需要靠低效的锻打来得到钢材,但至少有了渗碳或混合生熟铁的认知,有了钢,能做一些好兵器了,又由于其特殊的花纹(颜值)产生的心理效应,才出现了所谓乌兹钢、大马士革钢、布拉特钢等所谓名刀的传说[参40]。但用于生产所需的大规模钢铁,还是只有中国的铸造、高炉、炒钢等炼铁炼钢技术独步天下近两千年,这个“铸”,跟用火的水平,是密不可分的。铸造技术是古代中国冶金独有的技术路线[参40]。因而直到14世纪甚至工业革命前不久,欧洲农民还在普遍使用木石作业。
现在完全或部分包括在阿富汗地区之内的巴克特里亚、阿拉霍西亚和德兰吉安纳等地,在公元前6-前4世纪时,是动荡不安的阿契美尼德帝国中的一些相对稳定的地区。这里的灌溉农业较发达。政府鼓励地下灌溉水利系统——坎儿井的修建,对修建者免去一定期限的赋税。围绕坎儿井,形成了一些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中心城市。这些绿洲中的城市,集中了不同类型的手工业和商业,其生产和交换物品也是多样的:镰刀、铁铲、铁锹、犁、铧、船、车、陶器及金银装饰品等。这和阿契美尼德帝国保护的“小亚细亚——巴克特里亚——印度”的商道,有直接联系。帝国势力未达到之处,也有间接商路转运到阿富汗......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集中反映在货币流通方面。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帝国各郡的缴税,都规定用“塔兰特”①币支付,其中巴克特里亚每年要缴360“塔兰特”币。在阿富汗地区发现的银币库位于喀布尔。在犍陀罗,有铸造地方硬币的作坊。卡皮萨和巴克特里亚都有类似的造币作坊。这些作坊制作的硬币,把当地的传统与外来艺术风格结合在一起。
①1塔兰特等于30公斤白银
[参34]
又是直接冲突,你是信司马迁、班固,还是信某些白皮黑心的洋人?
回头再看“青铜器”,如果那些什么古希腊古埃及一早就有“铸”青铜的成功经验,还通过贸易线路传播给了殷人,那么自然便会向铸铁的技术路线走,又何以迟迟没有?难不成青铜器您也全靠锻造?先算算成本吧兄弟。
所以当时那些西域国家为什么弱?为什么不能打?没有“甲兵之利”,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啊!
夫铁剑利则士勇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
——《荀子·议兵》
多年前陈宝国的历史剧《汉武大帝》里还在说汉朝得了大月氏人的精良铁器如何如何惊叹云云遂成了要凿通西域的理由之一[参41],言下之意都是西边传过来的呗。都是以讹传讹。
现在国内外一些“学者”还要拼命考证什么青铜器、铁器都是西方传入,真不知道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
(七)俗贵女子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珣,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
——《史记》大宛列传
看这里,我是不是也可以说,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残留?恰好跟前面说的部落联盟制互相印证了?这只是都按你们的标准体系来说罢了。你们是不是又打算要双标,说这是文明的象征,足见当时汉朝父权社会的野蛮落后?
那上面那些*来*去的决定,都是女人做的?女人好狠!?
“俗贵女子”这点,已经得到了中乌联合考古的部分证实[参43]。
而这种家长里短的事情都有记录,并且注意这是一个大地域范围的汇总归纳,只能是长期比较观察的结果,也再次印证了汉朝使节在这里交通来往之频繁、勘探工作之细致。
而太史公竟也认为这条很重要,专门腾出两片宝贵的竹简抄下。而除了“钱”、“铁”的差别外,班固也基本照抄了这句,说明他也认为太史公说得对——别忘了班固是班超的兄长,他可有第一手资料比照的。
此时,那些希腊化的东西、那些辉煌的巨著和成就,又在哪里?竟比不过这些事情的重要性?
以上,还只是随便捡了点前菜。就这么点来说,西方历史学界,还有信用可言吗?
中国的文献,一看细节,就清楚了;西方的历史,一说细节,就败露了。这就是区别。
而国内学术圈,始终无人敢站出来大声质疑这些一眼假的东西,竟是为何?不仅不打假,还跟着一起造、变本加厉的造?如果只是西方人的复读机,又要你们学术圈何用?相信你们专家的专业水准,结果某些人就给人民群众整出这么一堆玩意?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什么时候天天自轻自贱成主流了?
想当年,班超投笔从戎纵横西域,甘英远涉于万里绝域之外,这是何等的恢弘大气与刚健自信?今人宁不愧乎?
出塞
[唐]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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