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甲骨文“兆”可训为“界域”，故“河东兆”即“河东域”，推测是指安阳以东的古黄河东岸区域，约当今以濮阳为中心的豫东北、鲁西、冀南附近。商王常前往“河东兆”及周边的“鲧”“微”等地田猎巡游，还会派遣臣属监视渡口关津，以巩固对河、济之间地域的统治，强化“小东”“大东”之间的联系。商人东进以“河东兆”为起点，或在今聊城、平阴一带渡过济水，进入泰山周边“大东”地域；或由濮阳转进东南方向，取道古大野泽周边，抵达汶水南岸。及至周代，“小东”的政治中心由安阳转移到“淇县—濮阳”一带，“河东兆”偏北的渡口虽然还在使用，但战略地位有所下降。
《诗经·小雅·大东》篇云：“小东大东，杼柚其空。”郑玄解释为赋役“小亦于东，大亦于东”，难免增字解经之嫌。清儒惠周惕、马瑞辰始辨明辞意，“大东”指“极东”“远东”，“小东”指“近东”，合言谓“东国之远近也”[1]。到20世纪初，傅斯年写作《大东小东说》，对诗句作了历史地理的复原：“大东”指今山东省泰山周边区域，也即广义上的商周“东土”；“小东”则指今豫东鲁西的濮阳附近、秦汉所谓“东郡”者。[2]尽管傅氏关于齐鲁燕徙封的观点今天看来不大可靠，但他勾勒的周人先小东、后大东之进攻步骤，贴合自西徂东的地理形势与殷周之际的政局演变。今濮阳、范县、梁山一线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扼守由中原通往山东的通路，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如前人所论，周人东拓分齐、鲁两路，呈钳形攻势，“小东”正当其支点。[3]
然而，东进拓殖并非始于周人，商人同样为此花费了大力气，古书上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甲骨文记载有“十祀征人方”，皆其著例。过去学者论述商王朝的东方经略，更多将目光投向古济水以东区域，对“小东”地区的重要性似乎认识不足，关注较少。周王朝由小东而至大东的战略布局，现已基本清晰，至于殷代的“小东”，学者却鲜有措意。其实殷墟卜辞中关于“河东兆”的若干记载，足以展现商人对“小东”地区的重视，及在此区域的经营手段；考察殷代“小东”政治地理，亦有助于理解晚商东土政局与国家统治的特点。兹不揣梼昧，略陈陋见于下，敬祈专家同好赐正。
一、卜辞“河东兆”地理刍议
甲骨文中有一象二人隔水相背而立的字形，作“
（1）丙戌卜贞：王狩河东兆，擒。（《合集》[6]15455 14556 《甲编》[7]2045[8]，宾）
（2）癸巳卜古贞：令师般涉于河东［兆］，
（3）戊申贞：王令郭以族
（4）弜于河东兆奠，即又……（《合集》34255，历）
（5）癸卯卜，在河[11]东兆贞：王旬亡咎。（《合集》36896，黄）
（6）癸巳卜，在河东兆贞：王旬亡咎。（《合集》36774，黄）
（7）癸巳卜，在河东兆贞：今夕次不震。
其震。
甲午卜，在河东兆贞：今夕次不震。（《合集》36432 《辑佚》[12]700[13]，黄）
上揭卜辞大致按时代排序，前四辞约当武丁晚期到祖庚早期：（1）辞占卜商王去“河东兆”狩猎，是否有所擒获；（2）（3）辞言“涉于河东兆”“涉河东兆”，“涉”是渡河之意，东土人物“师般”“郭”等途经“河东兆”往来于安阳与东土之间；（4）辞“奠”意为“安置”，即不要将某人安置于“河东兆”；（5）—（7）辞皆为乙辛时代商王在“河东兆”卜旬或卜夕的记录。可见，“河东兆”应是一处地名或地理区域。
李学勤很早就指出，卜辞中的“兆”义为河滨。[14]詹鄞鑫认为，这里的“兆”，后世写作“垗”，《说文》云：“垗，畔也，为四（畤）［畔］界祭其中。”[15]故“河东兆”犹言“河东畔”，“畔”本训为“田界”，亦可表示“界域”“边界”的意思。[16]古书中“兆”还可训“域”，大概也是借“垗”之含义而引申，如《尚书·尧典》云“肇十有二州”，《大传》作“兆”，郑玄注云“兆，域也”[17]，《商颂·玄鸟》云“肇域彼四海”，郑《笺》谓“‘肇’当作‘兆’”[18]，兆、域同义复合，谓以“十有二州”“四海”为界域。故“河东兆”就是“河东域”，指“河”东面的地域。此外，卜辞中还有“河南兆”（《英藏》[19]814 《合集》9519，宾）、“河西兆”（《屯南》[20]4489，历）、滳南兆（《合集》33178，历）等，“兆”的含义皆近同，只是以“河东兆”的出现最为频繁。
先秦文献中单称的“河”，一般认为专指黄河。商人与黄河关系尤为密切，《商颂·玄鸟》云“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西周晚期史官还记录着“河竭而商亡”[21]的传说[22]。根据谭其骧的复原，春秋时期古黄河“东过洛汭”后，流经今浚县古宿胥口，折而东北流至今濮阳西南长寿津，再折而北上至今馆陶东北，东经高唐县南，北上入海。[23]晚商西周的河道史无明文，料相差不远。殷王室定都在安阳，古黄河正好沿浚县、濮阳、馆陶等地，包围了其南、东两面，战国时吴起云殷纣之国“前带河，后被山”[24]，诚非虚言。“河东兆”既以东、西为分别，河道必呈南北流向，而从濮阳到馆陶这一段北流河道，当安阳正东六七十公里，是距离殷都最近的南北向河道。综合周边地理形势考虑，卜辞屡屡提及的“河东兆”，应是针对今濮阳到馆陶的黄河故道而言，其地望大致可圈定在今河南省东北角、山东省西界、河北省东南角之间的范围内。
“河东兆”从语义上泛指河东的广阔地域，但揣摩上揭卜辞资料，商人往来经行的地点或相对固定。如第（2）（3）辞言商王使人“涉于河东兆”“涉河东兆”，“涉”本训为“徒行濿水”，宽泛地讲凡渡河皆可曰“涉”，“河东兆”既是渡河所至之处，则与黄河的津渡关系密切。先秦两汉时期，安阳附近最著名的黄河渡口，是今淇县南的“棘津”与今滑县东的“白马津”，然对岸都在大河之南而非河东。自濮阳北流的河段亦有津渡，殆位于卫国戚邑、今濮阳以北，如吴公子季札“自卫如晋，将宿于戚”（《左传·襄公二十九年》[25]），晋赵鞅“纳卫大子于戚，宵迷，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左传·哀公二年》）杜预注：“戚在河外，晋军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26]可见渡河点在戚之西北，约当汉魏时之“长寿津”再偏北处。[27]齐晋鞌之战（《左传·成公二年》），晋师经过卫国，最先到莘（今山东莘县西南），大概也是由这个偏北的渡口过河。因此笔者推测，商人往来于“河东兆”时，最常途经或驻跸的地点也位于戚邑西北的津渡附近；而“河东兆”靠近黄河渡口亦是其频繁见于卜辞记载的原因。东土人物“师般”等屡次经“河东兆”往返于王室与居地之间，适为理解“河东兆”交通位置十分重要的注脚。另考虑到殷墟的地理方位，今濮阳北的黄河津渡在安阳正东，商王可径直东出渡河，适可引起更多关注。
也许是因为“河”的标识性太强，人人皆知，卜辞中“河东兆”有时也省称为“东兆”，如下数辞：
（8）贞：我勿涉于东兆。（《合集》8345，宾）
（9）王其涉东兆，田三麓。（《屯南》2116，历）
（10）……令毕涉东兆狩，擒。（《合集》33391 33162，历）
“东兆”也是渡河所至之处，又是一处田猎地点，与“河东兆”的特征高度重合，后文还会讲到，第（1）辞与第（10）辞同版皆出现了“鲧”地，足证“河东兆”与“东兆”方位也是一样的，“东兆”殆为“河东兆”的简省。大河流经安阳以东，“东兆”更在大河东岸，方位上又与著名的“东”地接近：
（11）庚戌卜王贞：弜其获征戎，在东，一月。（《合集》6906，师）
这里的“东”理解为具体地点，比理解为宽泛的“方位”更合适，当与《逸周书·作雒》“建管叔于东”的“东”为一地，在今濮阳附近。[28]后来秦拔取魏东地，徙卫于野王，并濮阳而置东郡，可能袭用“东”这一地名。“河东兆”“东兆”与“东”名虽有异，但指代大致相同的地域范围，即濮阳附近的古黄河东岸地区，也就是周人所说的“小东”。
二、“河东兆”与殷代“小东”之经营
以卜辞“河东兆”为线索，可系联出一批地名、人物、国族。凭借这些资料，又可了解“小东”地区在殷代的大概面貌，及商王室经营“小东”地区的基本策略。
上引第（1）辞出自一版拼合的龟腹右前甲，同版右侧另一条卜辞云：
庚寅卜争贞：□肜，叀甲寅
据第（1）辞，商王丙戌日在“河东兆”田猎，四日后庚寅，就在鲧地安排祭祀事宜。无独有偶，第（10）辞记录毕涉“东兆”狩猎，同版卜辞亦提到“鲧”地：
……贞……王其步自鲧于多，若。（《合集》33391 33162，历）
“鲧”是甲骨文中一处常见地名，其地望旧无定论，根据这两版缀合成果看，“鲧”与“河东兆”当相去不远。[29]从卜辞记载看，商王曾在鲧地祭祀（如上引《合集》15455），卜旬（《合集》36923），收纳卜甲（如《合集》14149反“牧入十在鲧”），但最频繁的还是田游狩猎：
戊子卜［争］贞：勿涉，狩。九月，在鲧。（《合集》10993，宾）
戊子卜贞：王其田，亡灾……于吉……在鲧次。（《合集》33574，无名）
□子卜贞：［王其田，亡］灾……在鲧次。（《屯南》2230，无名）
最末一条虽残缺，从辞例推测仍以田猎的可能性为大。商王在“河东兆”“鲧”诸地田猎，固然有大河岸边生态良好的缘故，但恐怕更多还是出于统辖地方的考虑：商人的田猎实质已演化为武装巡游，“河东兆”既是东出黄河的渡口，也是安阳的东方门户，一朝有失，王都立刻暴露在兵锋之下，故商王时常涉“河东兆”游猎巡省，真实意图在于强化对大河津渡、交通要道的控制。
除了亲身巡游，商王还会安排臣属监视“河东兆”的动静，如下辞：
［丁］未卜争贞：□告曰：马方其涉于河东兆，□其□。（《合集》8409 《辑佚》18，宾；《合集》8609 《安明》[30]618为同文卜辞[31]）
大意是“”前来报告，“马方”渡河到了东岸，商王占卜后续行动如何展开。“马方”是武丁晚期比较活跃的一个方国，屡次作乱而遭征讨：
乙酉卜王贞：余
甲辰卜争贞：我伐马方，帝授我佑，一月。（《合集》6664正，宾）
癸未卜宾贞：马方其征，在沚。（《合集》6，宾）
首辞贞问能否“受马方佑”，大概是指对马方作战能否获取胜利。第二条“帝授我佑”同之。第三条则是侦测马方侵扰的动向，其中出现的地名“沚”，应是“十祀征人方”日谱中的东土“沚”地（《东大》940，黄），地望约在汶水下游。[32]从其活动范围看，马方理应居住在河、济之间，故向西可进抵黄河，向东可攻击沚地。据《史记正义》载，唐濮州鄄城县东北六十余里（约当今河南范县东南）有古地名“马陵”[33]，而在其北面五十多千米外，今河北大名县东南亦有“马陵”，乃《春秋·成公七年》记载的诸侯会盟地点[34]。“小东”地域内的这几处“马陵”，来历皆颇悠久，不排除与殷代马方的活动有关。[35]这样看马方之所以“涉河东兆”，或许是在侵犯殷都之后，抢夺渡口撤回东土，“”侦查到这一情况随即上报，商王则考虑要不要追击敌军。
这个负责监视的“”也应予以特别注意。其人其地另见下辞：
贞：叀比微廾
戊子卜宾贞：令犬延族裒田于[36]。（《合集》9479，宾）
第一辞中的“廾
三、“河东兆”与殷代东进路线
商王室之所以着力经营“河东兆”为中心的“小东”地区，除了拱卫王都外，最主要还是为挺进“大东”做准备。在黄组卜旬卜辞中，若干“在河东兆”的占卜遗存不仅能彼此缀合，甚至可相互系联，编排成谱，为探究自“河东兆”东进的路线，提供了较大便利。具体而言，以下两组行程比较有代表性：
（一）“征
《合集》36816、《英藏》补59等卜辞记载了“敦美方”之事。“”可分析为从屵、酓、云三部分，“屵”与“阜”义属连类，酓、云均是声符，为印刷方便，下文径写作“陰”。以“敦陰美方”为核心的排谱尝试，最早始于董作宾[42]，随着缀合成果日益丰富，孙亚冰、陈絜等学者陆续增订[43]，使旬谱更加完善（表1）。
表1 黄组“敦陰美方”旬谱试拟
在《缀续》538、《合集》36612中还有癸亥后的卜旬记录，反映了自汶水下游去往莱芜谷地的行程，暂不予讨论，本文主要关注前半段行程，即商王进入东土的路线：河东兆—洛—
（二）“在霍”旬谱
相比于第一组“敦陰美方”资料，第二组卜辞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这组材料的缀合编联大概始于李学勤，岛邦男等学者亦有探讨，在最新的缀合排谱成果中，“河东兆”加入了行程。[52]笔者谨在前辈基础上，排列旬谱如表2所示。
表2 黄组“在霍”旬谱试拟
《合集》36780记癸巳日在“河”，而《合补》12732为在“河东兆”，两旬后癸丑在“霍”则全同，准此，这批卜辞中的“河”大概是“河东兆”之省称。[58]这样复原的路线即：河东兆—
庚子，陈本命伐磿，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陈本（命）、新荒蜀、磿至，告禽霍侯，俘艾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十两，告以馘俘。[60]
上述国族的地望古今异说纷纭，限于篇幅，不能详细展开，只简述结论：“磿”即《战国策·秦策四》“濮、磿”之“磿”，清人程恩泽考证在濮州东南，即今鄄城附近[61]；“蜀”为《左传·成公二年》鲁之“蜀”地，在今泰安东南。庚子日命陈本伐磿，命新荒伐蜀，至乙巳日，先后达到。[62]后面的“告擒”也应分属二人：陈本告擒霍侯，新荒告擒艾侯及小臣，“艾”即《春秋·隐公六年》齐鲁盟会之“艾”，在今新泰东北，与“蜀”方位正合，故“霍”也当与“磿”相近，位于古大野泽周边，今鄄城及梁山一带。盖陈本、新荒本来同路行军，陈本至磿而征霍侯，先平定“小东”；新荒前出至新泰，深入“大东”用兵，他们走的正是卜辞中由霍至望的路线，因为同路，军情也一并返回，“告擒”的情形亦被记录在一起。
以上两组卜辞展示了殷代由“河东兆”东进的两条路线：从今日濮阳北部地区，或直行向东，于平阴附近渡过古济水，再南下至汶水北岸，缘泰山南麓东行；或渡黄河后折向东南，取道今鄄城、郓城一线，经由古大野泽周边，抵达汶水南岸的平坦地带，再溯流而上，继续东进。这与后世自中原到齐鲁的交通道路基本一致。[63]需要补充的是，在济水东岸，商王也可选择北上济南附近，缘泰山北麓挺进淄水流域，是为齐鲁交通的“北道”，“征人方”卜辞、田猎卜辞中屡有相应记载。[64]无论具体选择哪条路线，“河东兆”都处在行程的起点，是商人东进的重要基地。
复原的路线还体现出殷、周两代间的一点差异，饶有趣味，值得思考：卜辞显示南、北路线的分岔口，大体要落在范县一带，比周人东征的“支点”梁山，位置更偏西北。由商到周，“支点”位置的南移，应与“小东”政治中心的南移有关。殷墟考古发掘已证明，直到帝辛末年，商王室都邑仍在安阳小屯，自安阳东出，选择“河东兆”范围内偏北的渡口更为便捷；经历了牧野之战、三监叛乱及“二次克商”一系列变故后，安阳的都邑大概已残破不堪[65]，成王封康叔于“淇卫”，建立卫国，是为“小东”新的政治中心，“淇卫”（今淇县附近）邻近“河南兆”，由棘津等渡口南渡黄河，再直行东进，成为最优选的路线，南、北路线的分岔“支点”自然随之南移。此后数百年间，“淇县—濮阳”一线始终是“小东”的中心，故“棘津”“白马津”等渡口愈发为人熟悉，“河东兆”反而渐渐声名不显。可见，交通道路的选择不全在自然地貌，更关键在“人”的活动，上述路线关津的南移，便是人事政治与自然地理交互影响的典型例证。
注释
[1] 〔清〕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73页。
[2] 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
[3] ［日］贝冢茂树撰，黄金山译：《关于殷末周初的东方经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8页；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337页。
[4] 参于省吾：《释兆》，《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页；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艺文印书馆1989年版，第56页。
[5] 詹鄞鑫：《释甲骨文“兆”字》，《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3页；沈培：《从西周金文“姚”字的写法看楚文字“兆”字的来源》，张光裕、黄德宽主编：《古文字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页。
[6]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文中简称“《合集》”。
[7] 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文中简称“《甲编》”。
[8] 陈逸文：《〈甲编〉缀合26例》第6例，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4-03-06］，www.xianqin.org.cn。
[9] 张惟捷、陈逸文：《甲骨新缀第二十五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2-04-14］，www.xianqin.org.cn。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1] 黄组卜辞中的“河”字写法特殊，参见裘锡圭：《殷墟甲骨文考释四篇》四《释“河”》，《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0页。
[12] 段振美、焦智勤、党相魁、党宁：《殷墟甲骨辑佚——安阳民间藏甲骨》，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文中简称“《辑佚》”。
[13] 蔡哲茂：《〈殷墟甲骨辑佚〉新缀三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08-11-19］，www.xianqin.org.cn。
[14]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页。
[15] “畤”校改为“畔”，参见〔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93页。
[16] 詹鄞鑫：《释甲骨文“兆”字》，《古文字研究》第24辑，第127页。
[17] 〔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2页。
[18]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二〇之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23页。
[19] 李学勤、齐文心、艾兰主编：《英国所藏甲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文中简称“《英藏》”。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3年版。文中简称“《屯南》”。
[21]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7页。
[22] 这里要交代一点，甲骨卜辞中别有称“河”之地点或河流，如《合集》24420的驻跸地“河”、《英藏》2525的“云奠河邑”及《花东》36与“
[23] 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谭其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32页。上文引述为《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河道，谭氏认为其时代可能最早，而《尚书·禹贡》《山海经》等书中记载的由浚县北折流至内黄一带的河道，可能是决口改道或分支。
[24]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卷二二《魏策一》，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3页。
[25]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08页。
[26]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56页。
[27] 根据《水经·河水注》的记载，“河之故渎”（即《汉书·地理志》河）自长寿津北出，“东北经戚城西”（〔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5页）。可见汉魏长寿津在戚邑西南，《左传》所载戚邑西北的黄河渡口当在长寿津北面。
[28]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13页。
[29] 依声韵推求，疑卜辞之“鲧”或与近河的“顿丘”有关。按：“鲧”“顿”古音并在文部，裘锡圭推测“鲧”为“綸”之初文（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同样从“侖”得声的“棆”，《说文》谓读若《易》卦“屯”。《汉书·武帝纪》载：“（元光）三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北］流入渤海。”（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谭其骧全集》第1卷，第444页）此“顿丘”系黄河决口之处，在今清丰县西，同《卫风·氓》淇水边上的“顿丘”不是一地（〔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五，广文书局1979年版，第7页），而与靠近“河东兆”的“鲧”方位契合。
[30] 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1972年版。文中简称“《安明》”。
[31] 蒋玉斌：《〈甲骨文合集〉缀合拾遗（第六十七组）》，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0-09-11］，www.xianqin.org；吴丽婉：《甲骨拼合第29则、替换原第25则》，黄天树主编：《甲骨拼合五集》第1178则，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3页。
[32] 陈絜：《“伯或征卲”与晚商沚族——兼论卜辞地名地理研究在古文字考释中的辅助作用》，《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4期。
[33] 《史记·魏世家》正义引虞喜《志林》云：“马陵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六十里，有陵，涧谷深峻，可以置伏。”（《史记》卷四四《魏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第1846页）张守节以为此处即孙膑庞涓“马陵之战”故址，现代学者或有不同意见，此不赘述。
[34]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03页。
[35] 郑杰祥已将卜辞“马方”与东周时马陵联系在一起，参见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207页。
[36]《合集》拓本该字下部略显模糊，参照《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所藏甲骨文字》附摹本（S.0281），应可隶定为“”而非“虎”。
[37] 林沄：《说飘风》，《林沄文集·文字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13页。
[38]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81页；〔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41页；〔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88页。
[39]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第206页。
[40] 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9页。
[41] 陈絜：《卜辞京、鸿地望与先秦齐鲁交通》，《史学集刊》2016年第4期。
[42] 董作宾：《殷历谱》下编《旬谱七》，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年版。
[43] 孙亚冰：《卜辞中所见“美方”考》，《甲骨文与殷商史》新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陈絜：《甲骨金文中的"
[44] 彭邦炯、谢济、马季凡编：《甲骨文合集补编》，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文中简称“《合补》”。
[45] 张宇卫：《甲骨缀合第五七—六十则》第59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2-03-26］，www.xianqin.org。
[46] 林宏明：《契合集》第318例，万卷楼2013年版，第321页。
[47] 蔡哲茂：《甲骨缀合续集》，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引用简称“《缀续》”。
[48]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第185页；裘锡圭：《犅伯卣的形制和铭文》，《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第128页；陈絜：《“梁山七器”与周代巡狩之制》，《汉学研究》第34卷第1期，2016年，第11页。
[49] 按：《说苑·奉使》载 “昔燕攻齐，遵雒路，渡济桥，焚雍门”，明“雒路”在济西，是东渡济水的口岸，又作“格”，《战国策·秦策四》：“燕人闻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际绝。”又《左传》哀公十七年记齐伐卫，执公孙般师以归，舍诸潞，陈槃推测“潞”为齐卫界上邑（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4页），疑卜辞之“洛”、《左传》之“潞”、《说苑》之“雒”、《秦策》之“格”皆为一地，至战国时仍是进入齐地的咽喉要道。
[50] 按旬谱，癸未日商王在，孙亚冰又将癸未日在犅的卜夕辞排入日程之中（《合集》36818等），如可信，说明从到犅一日之内即可抵达。
[51] 陈絜：《甲骨金文中的""字及其相关问题之检讨》，《青铜器与金文》第3辑，第136页。
[52]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5页；［日］岛邦男著，濮茅左、顾伟良译：《殷墟卜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15页；殷德昭：《黄组卜辞新缀一则及相关材料梳理》，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3-01-23］，www.xianqin.org。
[53] 张宇卫：《胛骨缀合十五则》第六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3-05-12］，www.xianqin.org。
[54] 上海博物馆编，濮茅左编著，谢海元裱搨：《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文中简称“《上博》”。
[55] 林宏明：《契合集》第305例，第313页。
[56] 门艺：《黄组新缀第110组》，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1-07-09］，www.xianqin.org。
[57] 张宇卫：《甲骨缀合第一百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3-07-16］，www.xianqin.org。作者在《辑佚》附67上端加缀了《合集》36757，仅有部分碴口能够密合，此暂不用。
[58] 甲骨文中另有称为“河”的地点，未必均是“河东兆”的省称。
[59] 陈絜、王旭东：《殷墟甲骨中的望乘与望地——兼论卜辞“虎方”之有无》，《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60] 《世俘》文字的校改参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1963年第2辑。又“俘艾侯”本作“俘艾、佚侯”，章太炎校云：“‘佚’与‘侯’，形近误誊。”其说可从，参氏作《逸周书世俘篇校正》，《制言半月刊》1937年第32期，第6页。
[61]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第394页。
[62] “至”的理解参李学勤：《从柞伯鼎铭谈〈世俘〉文例》，《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
[63] 史念海：《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
[64] 陈絜：《〈
[65] 如《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谓“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考古发掘也显露出安阳殷墟最晚段遗存有被焚烧、破坏的痕迹，参见何毓灵：《殷墟刘家庄北地青铜窖藏坑性质探析》，《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来源：《历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2期，第135—1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