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吃过转基因食品。
据中国农业部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总消费大豆超过1.1亿吨，其中进口大豆总量9553万吨，且全部为转基因大豆，占比超过80%。在9553万吨进口大豆中，有3100多万吨来自美国。
美国方面，2017年，美国转基因大豆产量占总产量93%，总产约有45%用于出口；其中60%出口到中国，也就是上面说的，中国从美国进口的3100多万吨大豆。
这还仅仅只是大豆一项。我们吃到的其他转基因产品多不胜数，比如各种奶制品，食用调和油，几乎全是转基因食品。
也就是说，即使你对转基因食品持反对态度，也很可能不可避免地吃到了转基因食品。
你也一定听过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争论，支持者与反对者，互相之间吵得不亦乐乎。
▲ 反对转基因的游行者在牌子上写着：「我不想吃转基因食品」图片来源：路透社 Raye
针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不仅在国内吵得凶，作为转基因技术源头与核心的美国也对此争个不停。
但是多数争论，基本上互相贬低、谩骂居多，少有理性的辩论。
于是在2014年12月3日，美国辩论组织「智平方」（Intelligence Squared）在纽约组织了一场辩论赛。
这是一场少有的高质量、理性的辩论。正反双方均是美国生物农业领域的科学家。正方发言人为罗伯特·傅瑞磊（Robert Fraley）与艾莉森·埃宁纳姆（Alison Eenennaam）；反方代表为查尔斯·本布鲁克（Charles Benbrook）与玛格丽特·梅隆（Margaret Mellon）。
其中，正方代表傅瑞磊那时任职于美国孟山都（Monsanto）农业公司副总裁、首席技术官。我们都知道，孟山都公司是全球转基因作物的核心生产商，傅瑞磊本人于2013年获得世界粮食奖（World Food Prize）；埃宁纳姆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基因组与生物技术研究员，曾担任美国农业部生物技术国家顾问委员会成员，并获得2014年布劳格（Borlaug）农业科技传播奖。
▲罗伯特·傅瑞磊曾任孟山都执行副总裁与首席技术官于2018年6月从孟山都退休
反方的布鲁克是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可持续农业与自然资源中心教授，曾任美国农业部生物技术国家顾问委员会成员，参议院农业子委员会主任，有机中心首席科学家等职；梅隆则是一名科学政策咨询员，曾任忧思科学家联盟成员、美国农业部生物技术国家顾问委员会成员等。
这场辩论几乎涵盖了所有转基因食品争论的话题，包括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安全、农业发展、生态影响等诸多方面。
辩论的规则也显得格外有趣：本场辩论以现场观众的投票来决定双方胜负。投票分为两次，一次在辩论前，一次在辩论后，两次投票相较，哪方的支持率增加的较多，即为哪方获胜。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规则，谁在辩论中抛出了足以使观众信服、甚至足以改变观众原有态度的观点与论据，那观众自然会在第二次投票时转向哪方。
在辩论开始之前，现场观众进行了第一次投票。
有32%的现场观众选择了支持转基因食品，30%选择反对，38%选择未决定。
支持与反对的比率几乎相当。正反双方在辩论中的表现尤为重要，只有辩论更有力，更能说服人，才能有望获胜。
但在双方进行过精彩辩论后的第二次投票中，这一比例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第二次投票中，竟有高达60%的现场观众选择了支持，而选择反对的仅仅只占31%，剩下的9%则选择了未决定。
根据辩论规则，正方胜了。
▲「智平方」在辩论前后的投票统计制图：明白知识
01.
转基因争论之一：转基因会危害人体安全吗？
食品是否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是所有食品问题中最重要，也是人们最所关心的。
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心，主要焦虑点在于转基因食品作为一种被改变基因的新物种，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未知的，是存在风险的。
2012年9月，法国卡昂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吉尔斯-埃里克·塞拉利尼（Gilles-Éric Séralini）发表了一项惊人的研究成果：「用抗除草剂的NK603转基因玉米喂养大鼠，致癌率大幅度上升。」
此研究论文一经发表，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支持转基因的一方立即展开研究，试图以「科学」来批驳「科学」，而反对转基因的一方则将塞拉利尼研究视为「铁证」。
2018年6月，历经数年研究，由欧盟与法国资助的三项研究项目宣布最终结果：「否定赛拉尼亚研究」。支持转基因的一方将这三项研究视为是对塞拉利尼研究的「盖棺定论」，但很多反对转基因的人们，不为所动，仍旧坚持塞拉利尼研究。
就现状而言，目前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权威机构，普遍认定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但在公共层面上的争论以及反应出来的公共意见，可以感知到公众在面对转基因上的分裂与巨大争执，以及对转基因是否会危害人体的焦虑。
在2014年的这场辩论中，针对「作为一种被改变基因的新物种，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未知的，是存在风险的」这一疑问，正方的埃宁纳姆如此回应：
「一切关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安全的质疑，都是一种风险假想，而这个风险在事实上从未发生过。」
就统计数据而言，这或许是一个事实。现场反方的两位代表，在统计数据意义上也承认，目前尚未有证据或实例表明转基因食品本身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
从上世纪90年代转基因作物被推广种植以来，在20余年的使用记录中，未出现有一例因转基因食品而危害人体安全的案例。
但是，反方进一步指出，虽然目前确实没有出现转基因食品直接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案例，但这并不能证明转基因食品不存在长期、潜在的危险。
仅仅20年的使用数据不足以支撑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这一论断，人类应该进行更长久时间的实验来检验这一点。
是的，暂时的安全似乎不能证明长期潜在的危险是不存在的，但是，这种对长期潜在风险的担忧，本身也是假设，需要时间检验。
但是，多长的时间才是检验可信的条件？似乎大家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另外，在转基因是否影响人体安全的争论上，还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话题是「草甘膦等农药对人体安全的影响」。
在2014年的辩论中，正方的埃宁纳姆对此评论道：「人们总爱将转基因食品本身的安全问题与农药使用混为一谈」。
草甘膦等危害与否，与转基因食品自身的安全，确实是两个问题。前者的焦点在于是否对生态有影响（后文会详述）。草甘膦是一种超级除草剂，是农药，农药对人体都有一定毒性。但草甘膦直接毒害人体的法律案例非常鲜见。
不过，还真出现了一起引人注目的判例。
2018年8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地方法院裁决美国孟山都公司对一位名叫德伟恩·约翰逊（Dewayne Johnson）的患癌园丁进行赔偿，赔偿金额竟高达2.9亿美元。这名园丁曾多次使用孟山都公司的农达除草剂（即草甘膦），他认为自己患癌与草甘膦有关，因此提起诉讼。
▲ 2014年，42岁的德伟恩·约翰逊确诊淋巴癌
2016年，约翰逊起诉孟山都公司
对此，孟山都公司表示不认同这次裁决，将会提起上诉。孟山都的看法是找不到证明草甘膦可以致癌的直接证据，也不能严格证明约翰逊患癌的直接原因为使用了农达除草剂。
想想也是，这个判例，孟山都应该比较郁闷。草甘膦自1970年代发明以来，作为除草剂一直表现优异，很受农民欢迎，在数十年的使用过程中，对人体的直接毒害危险度不高。要说到生态环境的影响，还可以争论争论，可如今这样的案例居然被法院支持了。
要是2014年反方就已经有这样的案例，会不会在辩论中以此来证明时间尺度的重要性（时间够长，就会出现不良后果）？
02.
转基因争论之二：转基因是农业发展唯一可靠手段吗？
如果有一天，当粮食不足以支撑人类继续存活时，我们该怎么办？
粮食问题一直是人类生存所要面临的问题。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到2050年，世界总人口将达到95亿之多。巨大的人口压力要求我们必须在2050年使全球粮食总产量增为现在的两倍，以避免出现灾难性的粮食危机。
目前的农业水平，尚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的饥饿问题，在非洲等仍然存在着大量饥饿与死亡。要在2050年保障95亿人口的存活，人类还面临着如何发展农业，以使得农业产出足以应付人口增长的巨大挑战。
2014年的辩论中，正方认为，基因工程下转基因作物的出现，正是解决人类粮食高产量生产的关键手段。
▲在各类得到许可的基因工程作物中玉米的种类数量最多
正方认为，转基因作物在农业发展中的实际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它为世界粮食带来了增产，为农民带来了收益增加等诸多好处。
以转基因抗虫（BT蛋白）作物与抗除草药剂作物为例，抗虫作物大大减少了*虫剂的使用，抗除草药剂作物也使得农民免去了传统除草的劳作，减少了必要劳动量，这些都大大节约了农业生产成本，精简了农业生产过程。
对害虫及杂草的有效控制，也带来了农业粮食的普遍增产，从而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贫困人群的状况。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报告显示农场主选择使用基因工程作物的最主要原因是增产
傅瑞磊引用2014年德国科学家一篇报告，认为转基因技术已使得*虫剂的使用量平均减少37%，农作物产量平均增加22%，农民收益平均提高68%。
总之，转基因技术为农业带来了更科学、高效，更规模与精准的现代化生产方式。这将是我们解决全人类粮食问题，促进农业发展，打破「马尔萨斯陷阱」不得不使用的一项技术。
对此，反方的辩驳也很有力。
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好处真的如此之多吗？
转基因技术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所在吗？
我们没有比转基因技术更好的方法去促进农业发展吗？
对于这三个问题，反方均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首先，就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实际效应，反方并不看好。
反方认为，人们一直在夸大转基因作物的益处。他们以美国大豆及玉米的种植为例，在转基因作物推广前的几十年中，美国农业在传统育种等技术下，便能达到玉米和大豆总产以每年1%至2%的速度增加。
转基因作物被广泛种植后，美国玉米和大豆总产依旧是每年1%至2%的增速。这并没有带来突破性的增产。
再者，目前转基因作物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增产的效应，我们至今还没有研发获得可以直接增加产量的转基因作物。1%至2%的增速，仅仅是依赖于转基因作物对害虫、疾病与杂草的控制所带来的附加效应。
转基因技术刚刚面世时，曾许诺给世人许多美好的愿景，而在反方看来，这些愿景大多都没有得到实现。我们目前只能种植抗虫、抗除草药剂、抗旱等几种性状的转基因作物，而对于农业真正需要的那些重要性状，比如转基因技术承诺的可以自行固氮的作物，却迟迟没有出现。
转基因作物「平庸」的表现让反方感到较为失望。当提到「喂饱世界」的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时，人们总是第一个想到基因工程，这似乎看来很不妥。
解决世界粮食问题，转基因技术真的是关键吗？
我们可以列举出数种解决饥饿的方案，比如改变我们的饮食结构，改善贫瘠土地上人们的教育，减少水土流失等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时真的不取决于我们在土地上种植了哪种作物。
因此，反方认为，转基因技术并不是解决农业发展与粮食问题的唯一关键答案。
同时，反方给出了他们认为较之转基因技术会更好的手段：传统育种技术。
很多人认为，传统育种技术在农业发展中所表现的益处是要超过目前的转基因技术的。
反方引用一项在非洲的农业实验，这项实验表明，在非洲贫瘠的土地上，转基因技术并不能很好地为非洲农民提供一种能在低氮土壤中生长的作物，而传统育种技术却能较好地实现作物在低氮环境下的生长。
在这项实验中，在相同的研发时间内，传统育种技术一共研制出了21种低氮作物，而转基因技术仅仅研制出一种，且暂时还不能获得被允许种植的批准。
这样看来，传统育种技术在粮食问题上的贡献，也许并不弱于转基因技术；但是，转基因技术的「明星」地位，却使所有人的目光、国家科研力量、科研资金等都流向了基因工程。这不仅是对其他农业技术的忽视，更是农业发展的畸形状态。
所以，关于农业发展焦点的争论，反方的观点很明确：转基因技术应该离开「明星」的中央舞台，以保证我们能够合理地将更多精力分配到更有效的方向上去。
针对反方这一系列的发难，正方表示，我们的确有很多手段去解决粮食问题，转基因技术也并不是唯一的答案，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达成共识的。但是。面对如此棘手的世界性的粮食问题，我们必须要动用手头一切有利的工具，包括转基因技术，也包括传统育种等其他技术。
是的，任何技术都不是唯一的答案。
03.
转基因争论之三：转基因对生态有威胁吗？
在利用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各种方法造福人类之际，人们也在担忧，转基因是否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这也成为双方转战争论的第三个焦点。
抗除草药剂转基因作物的出现，使得草甘膦等除草剂被大量使用，而且其使用量每年都在增加。
对此，反方提供数据证明说，抗虫转基因作物与抗除草药剂转基因作物出现后，*虫剂的使用减少了1亿磅，但同时除草剂的使用却增加了6亿磅，这如何能得出转基因作物减少了农药使用量的结论呢？
▲美国农场主选择使用的Bt玉米种子被植入Bt蛋白使玉米具有抗虫害性
除草剂的大量使用，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同时，除草剂的过度使用对人体健康也会产生危害，尽管草甘膦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可降解的（一月左右）相对安全环保的除草剂。
另外，除草剂的滥用，使得多种杂草对此产生了抗性。在抗除草药剂作物刚刚被种植的几年中，除草剂确实对杂草起到了很好的制止效果，但是随着杂草抗性的出现，除草剂的效果越来越不理想了。
但对于上述问题，正方并不认同。
首先，抗虫作物减少了*虫剂的使用，这无疑是环保的。此外，抗除草药剂作物的种植在实质上是使农民抛弃了风险较高的其他种类的除草剂，而使用了相对安全且环保的草铵膦等除草药剂，这无疑都是对生态有益的。
另一方面，转基因作物使得农民不用再通过犁地等传统方式来对抗杂草，这种免耕法出现后，减少了大量的土地翻耕，从而避免了因耕地而产生的水土流失，也避免了因翻地而从土壤中释放出的大量温室气体，并且免耕法也减少了石油等能源在农业上的投入。这些对于生态环境无疑都是更有利的。
对于抗性杂草的出现，这也并不是转基因作物本身带来的危害。就像我们在医学上使用抗生素一样，病毒也会产生抗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停止研发新的抗生素。因此，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阻止科学进步的理由，反而我们应该更加去发展这项技术。
有趣的是，反方在这一争论中指出除草剂的使用使一种叫做马利筋的植物大量减少，而马利筋是帝王斑蝶的主要食物，于是这便造成了帝王斑蝶数量的大量减少，这将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但正方巧妙地指出，帝王斑蝶数量的减少，恰而证明了抗除草药剂作物的显著效果。
在生态影响方面，人类的活动总归会对生态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会有负面的，也会有正面的。在反方看来，转基因技术简直是太糟糕了，相比较之，传统育种技术与农业生态学则能更好地改善农业生态问题。
所以，在生态影响层面上，转基因技术是加剧还是改善了农业对生态的负面影响，便成了问题争论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