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尹清露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2023年的网络流行文化景观，“在平静中发疯”或许最为合适。年轻人一边互相夸赞“精神状态美丽”，一边镇定甩出吗喽表情包，以表达对生活的无奈，无奈变成一声自嘲的笑，消散在寒冷的冬天。
这一年，年轻人们有的涌向寺庙或大众占卜，有的将手伸向赛博空间的另一端，在短视频和匿名bot中汲取精神养料。
本篇盘点将从今年最值得记录的生活方式、网络亚文化与流行文化现象出发，试图勾勒年轻人精神图景的一个侧面。“摇摆于两极，没有中间地带”这句话将反复出现在文中——在玄学中寻求安慰的人们一边做着劳碌的工作，一边做着中彩票的幻梦；自嘲为“鼠鼠”的人往往会投射出一个与自己截然相反的成功人士形象；作为电影观众，我们要么在备受恐吓中意识到彼此厮*的重要性，要么在抚慰人心的乌托邦中短暂隔绝现实。最后，以流行音乐界为例，劳动市场的分化也已经来到最极端的境地。我们不禁发问：弥合裂缝的可能性还存在吗？如果有的话，它在哪里呢？
01 玄学热：边劳碌边做梦，在命运与努力间摇摆
关键词：玄学、刮刮乐、寺庙热、学霸猫身心灵、“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国内年轻人对“玄学”的热衷并非新事。在疫情管控解除的2023年，人们线下参与相关活动的热情尤其高涨，其中以寺庙祈福最为明显。携程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23日，寺庙门票订单量同比增加310%，九零后和零零后占比近50%。新榜推出的《2023年度文旅内容洞察报告》显示，小红书“寺庙”相关笔记数超135万篇，寺庙成为了年轻人逃避现代都市压力和竞争、寻找自我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场所。心理学自媒体Know Yourself日前发布了“2023年度十大精神状态”盘点，其中一条便是“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上香”。据媒体的统计，灵隐寺、鸡鸣寺、雍和宫、香积寺和法喜寺成为了年轻人的最爱，在寺庙购买的护身符和手串中，“多金如意”或“十全十美”款占据多数，更多人求前程而不问姻缘，比起有伴侣更希望有钱。
彩票的盛行说明了同样的问题。根据财政部综合司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累计销售彩票1751.5亿元，同比增长49.3%，所有省份的销售数据都在增长。谷雨数据的《20块一张的刮刮乐彩票，为啥年轻人见了就走不动路》一文提到，销售额的主要来源是即开型彩票，刮刮乐是其中之一，比起需要精心计算的双色球或体育类彩票，人们更喜欢一局定胜负，究其原因，便是“努力是不可能努力的，等待也无法安抚我们焦躁的心”。即使不会真的得奖，也至少可以幻想一下衣食无忧的生活，今年5月，#彩票中了1.7亿后该做什么#登上微博热搜，上万人在线幻想“提前退休、不再忍受讨厌的领导、不用再向父母伸手要钱”。
一边是朝不保夕的劳苦工作，一边是一夜暴富从此躺平的愿望，两者的矛盾终于在9月的“学霸猫身心灵骗局”事件中彻底暴露出来。身心灵行业由来已久，其大背景是西方于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并早在2015年流行于国内的一线白领中间。它大致分为两类实践，一是塔罗、占星等卜卦咨询，二是冥想、瑜伽这类旨在提升个人“能量”的生活方式，学霸猫可宽泛地算作第二种。
《新周刊》的报道《加入灵修后，他们从裸辞到负债百万》引发互联网热议，这篇文章提到，学霸猫于2017年创建了自己的冥想品牌及社群，并在此后几年大量吸纳学员，“零极限清理法”是她的方法论。但是与其他强调低*的修行方法不同，学霸猫提倡“清理对金钱的恐惧，通过大量流动金钱来打开能量”，结果是众多学员负债数十万，最终从奢靡的生活中跌落回现实。在这个社群中，现实已经成为幻象，灵性叙事占据了主要思维，这被心理学家约翰·威尔伍德称为“灵性逃避”——在某种程度上，与玩刮刮乐的心理不谋而合。
学霸猫之所以受到欢迎，主要源于她提倡的“反努力”准则——她结合西方身心灵书籍与《道德经》《易经》等传统内容提出，生命有自己的轨迹，顺其自然就好，即使不成功也没有关系。这颠覆了职场上“努力才能改变”的价值观，也让许多学员有了裸辞和离开主流生活的勇气。只不过，反努力和顺其自然的终点竟仍是消费主义与世俗*，这一点初看上去令人费解。
与这一现象相关的是一则流行语：“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自7月中下旬起，带有#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标签的抖音视频已有超75亿次播放量。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大家都把老照片和近照剪辑在一起，表明过去的某一事件成为转折点，从此人生走向上坡路。有趣的是，“命运”并不是对悲惨宿命的投降，而是通过以往的狼狈来对比今天的成功。背后的逻辑与学霸猫事件相似——认命，但也想过上优渥的生活。事实上，这两者并不矛盾，在宗教人类学家桑高仁（Paul Steven Sangren）看来，中国人信仰命运并不代表着他们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因为“命运作为一种道德上的权力关系，可以把偶然的相遇变成神圣的礼物，把困难的绝境变成第二次机会”。
所以，在对这一事件的评判上，有文章引用心理学科普作家史秀雄的观点指出，比起心理咨询，由于身心灵领域缺少完整的体系而往往要依赖导师的话术，这会在不经意间开启剥削的可能；也有文章认为，算塔罗牌、看星座等玄学实践需要得到理解，因为它呼应的是一种弱者的价值观，是边缘群体对不公的表达。穷人和边缘群体更容易被附体、经历超自然现象；女性也更容易通过精神崇拜来发出自己的的声音，变得“神神叨叨”。
这个观点也呼应了另一个重要问题，正如《新周刊》的文章指出的，学霸猫的身心灵社群里70%以上是女性。而之所以在大众印象中女性更易沉迷玄学，是由于在当下的大环境里，当一个女性选择独立时，她得到的社会支持往往更少。身心灵社群中的女性看到了玄学所提供的某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即使这意味着捷径与逃避。另一方面，对于从小被打压、被教导听从权威的东亚女性来说，学霸猫强调高调展示自己、不理会他人眼光的做法，也的确呈现了另一种选择。
02 亚文化：卑微的自我认同，戏谑地调笑一切
关键词：鼠鼠我啊、momo、厕妹、吗喽、于文亮、完颜慧德、抽象文化、冰学
纵观2023年出圈的网络亚文化，有一条脉络贯穿始终，那是一种充满自嘲色彩的自我认同。这种自我认同不再是有着明确社会身份的“小镇做题家”或“打工人”，而愈发走向抽象和荒诞无稽，并因此获得了更广泛的代入感和更惊人的热度。
“鼠鼠我啊”今年年初开始在各平台上发酵，表达一种无权无势的卑微感，就如同下水道的老鼠。2月伊始，顶着相同的粉色小恐龙头像、名为“momo”的用户们不知不觉占领了小红书、豆瓣等社交媒体，momo们不愿凸显自我、宁可隐身的匿名性与“鼠鼠”的精神内核十分相似。5月，“我其实是一只水母，装成人的模样社交”登上微博热搜，“正式确诊为水母”的句式表达着年轻人自认为难以面对挫折的窘境。最令人诧异的例子，是于近期走红的抖音博主@于文亮，他是一个普通的体育生，在视频中做着吃饭骑车等看起来毫无爆点的事情，反而引来评论区一片共鸣声。
2023的网络文化或许纷繁混乱，但一切都可以从“鼠鼠”说起。“鼠鼠”最早盛行于“孙吧”（百度孙笑川吧的简称），老鼠的自称代表着底层男性，同时带有强烈的厌女色彩。后来，广泛流传的“鼠鼠”开始指代更广泛的弱势群体，如中专生、残疾人以及贫穷的人。经过进一步演化，任何感到生活苦闷的人都可以自称“鼠鼠”。这出人意料地引发了部分网友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清北鼠”或“985鼠”不配为鼠，只是在变相自我炫耀。
我们可以如何理解其中的演变呢？一个事实是，即使毕业院校、社会地位等有所差异，但人们对于“未能实现儿时梦想”的落差感却十分普遍。界面文化的文章《鼠鼠我啊，在蜗居的岁月里包浆》指出，鼠鼠文学不完全是自我贬义，也有自尊自恋与自我膨胀的部分，它“回顾小时候得过的荣耀、擅长的事”，对抗着“年纪增长希望渺茫的残酷现实”，由此生发出强烈的羞耻感。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将“鼠鼠”与年初走红的动画《中国奇谭》中的小猪妖联系起来——小猪妖曾经是全家出人头地的希望，长大后才发现自己只是打工的小喽啰。
与“鼠鼠”在语境上相似、在性别上相对的称谓是“厕妹”。根据《谁是厕妹：网络暴力、精神疾病与少女的“戾气”》一文，“厕所”是微博上一部分隔空匿名喊话bot的俗称，这类微博是可以“随便发泄、拉屎的地方”；“厕妹”指的是一群年龄在14-18岁的未成年女孩，她们有抑郁或双相情感障碍，会自残并发到网上，有药物滥用习惯以及仇富情绪，有家庭暴力、校园霸凌、休学辍学等遭遇。“厕妹”有着明确的性别指向，并常被拿来与“孙吧男”类比，两个群体互相敌视。文章结合数据指出，由于父权制对性别身份的规训方式不同，女性患精神疾病的概率高于男性，“厕妹”将未成年女性抑郁这一沉重且长期被忽视的议题带回了公众视野。
让“厕妹”群体真正浮出水面的，是2022年7月一名居住在中国香港地区的18岁女孩依奈不堪网络暴力自*的事件。游戏媒体《触乐》看到，bot的使用者们会画出一道无形的界线，一边是卑微的“厕妹”和“素人”，另一边是被仇视和唾骂的“萌萌人”或“网红”，依奈便是她们眼中的网红之一（她在B站上有4万粉丝）。
我们也由此发现，无论是“鼠鼠”、“吗喽”（两广地区中“猴子”的方言，吗喽的形象常见于表情包）、匿名的“momo”大军、“被确诊为《甄嬛传》中的安陵容”，还是“厕妹”，在今年流行的种种“自我代入梗”中，将自己归类为社会中弱势、滑稽甚至是卑劣的一方，并以此抱团取暖，已经成为年轻网民麻痹痛苦的普遍做法之一。这些自嘲者对应甚至敌视的，则是所谓成功人士，他们更熟稔社会规则，游刃有余，高人一等，比如走上人生巅峰的甄嬛以及有头有脸的网红。这一反差也让人联想到《新周刊》学霸猫报道中某位学员的发言：
一直以来，有两种版本的人生在柚子脑海里盘旋。第一种是从各种故事里了解到的，“人生是肆意玩耍，你可以顺利自然地成为你想成为的自己，获得祝福”；另一种是，“人生就是要学会吃苦，不断在比较中忘记自己，在各种不适合自己的游戏里，反复定义自己是很差劲的‘输家’。”
于今年9月左右走红的抖音博主@于文亮 明显位于此类现象的延长线上。有所不同的是，他没有“鼠鼠”等标签的鲜明属性，只是作为一个体育生在视频中分享吃饭、踢球等日常生活。但就是这样的视频，让大批网友共情地表示“人人都是于文亮”，并在评论区留下不敢发在朋友圈的、不够精致的照片。然而，随着走红，某次直播中脱口而出的一句“一起圈钱吧”最终将他拉下神坛，于文亮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又一个“流量网红”。文章《于文亮，你就是一普通人》指出，社交媒体将真实多元的生活聚合为穷人和富人两个极端，于文亮原本是填补真空的中间项，并短暂照亮了大家的生活，但是当普通被围观，它就变成了一个被建构的理想人格：朴素而粗糙，需要维系身为普通人的本分，不然就是背刺普通人的叛徒。文章认为，这说明了“普通”这一所指的脆弱和虚无。进一步，这也说明单一而极端的社会成功标准仍然是岿然不动、坚不可摧的，当普通人被放在舞台上进行放大展示，TA注定会倒向这一标准。
当年轻人的焦虑从内部转向外部，自嘲的情绪也渐渐演变为对他人的戏谑。相较于往年经常被讨论的蔡徐坤或孙笑川，今年的新晋顶流或许是“心理学专家”完颜慧德。这位中年女性自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在抖音上发布鸡汤正能量中老年风格视频，她浓厚的方言口音造就了一批网络流行语——“笑晕了”变成“笑拥了”，“女人要安分守己”变成“女人要iPhone手机”。
多数评论认为，捧红完颜慧德的是一种猎奇与审丑的公众情绪，但是也有评论越过这一视角，看到了与完颜慧德走红相似的“抽象文化”，以及笑声背后的压抑。抽象文化源自2015年中国游戏直播井喷爆发之时主播李赣的口头禅“真是太抽象了！”。在那个直播规则还未完善的年代，一些主播掏空心思只求观众打赏，李赣的做法是多人轮流24小时不间断直播。一些引战造梗的直播方式继而被孙笑川等人发扬光大，它们与观众的回应一起演变为辱骂和取乐的抽象文化——“抽象”的近义词是荒谬，越难以理解就越受追捧、越有乐子。从于文亮、鼠鼠文学，到意涵上更为宽泛的“发疯文学”，都有着抽象文化的影子。
上文作者余湜看到，抽象“乐子人”的取笑对象可被随时替换，它的内容其实空无一物。完颜慧德也是如此，人们并不关心完颜慧德本人是谁，只关心她在窘迫中创造出的笑料。笑声被网络平台的算法捕获，成为一种犬儒主义的、应对或逃避现实的方式：
“人们通过笑料得到了短暂廉价的神经刺激，从而能更顺滑地在压力中劳作。当观众发笑，他们以为自己嘲笑甚至解构了生活，实际上，生活从未因此被改变，它不断在笑声里浮现。”
站在2023年的末尾，我们不难发现，网络亚文化呈现出不断融合继承的特点，在意义的外延上却有所区别。集中体现这一点的，是今年10月左右开始流传于各平台的“冰学研究”，即解构作家大冰的学问。对这位前山东电视台主持人、畅销书作家的嘲讽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但是经过“文艺复兴”的冰学显然变得更可乐了，那句广为流传的“看到你直接就喊大冰，我心里咯噔一下，您是怎么想的呢？大冰也是您能直呼其名的？”是“咯噔文学”和“冰学”的结合。“冰学”的名称也承袭自以某位公众人物为目标的“x学”，最著名的是嘲讽网红晚晚的“晚学”，晚学家们在晚晚的微博、小红书上开发着一切可供研究的材料，并精心制作成“课件”，网上经常可见“冰学”和“晚学”双修的“高材生”。
澎湃思想市场的文章为“冰学”提供了另一视角。作者发现，与2019年大冰粉丝的反攻与论战不同，这一轮谜因传播是毫无争议地将大冰看做负面、滑稽的调侃对象，许多“冰学家”是零零后，他们基本从未读过大冰的作品。这代表着“青春文艺”时代的彻底落幕，人们不再关心“诗和远方”，眼光更加实际和现实。七八年前、大冰、张嘉佳等作家代表着“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看看”、“逃离北上广”的潮流，如今人们发现填饱肚子更为紧要。今年3月，“逃离北上广之后，我又回笼北漂了”话题登上小红书热搜，许多年轻人发现，习惯了城市喧嚣的自己已无法适融入县城，只好回笼再造，即使眼前的迷茫仍未驱散。
03 影视：残酷现实与治愈人心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满江红》《流浪地球2》《孤注一掷》《消失的她》《涉过愤怒的海》《我本是高山》《重启人生》《跃动青春》《铃芽之旅》《chiikawa》
今年是国产院线电影全面复苏的一年。截至11月13日，中国电影2023年度票房突破500亿元，这也是自2020年以来全国票房首次重返500亿高位。春节档的《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成为票房冠亚军，紧随其后的是以社会话题为切入点、却被众多影评人讨伐批评的《孤注一掷》和《消失的她》。暑期档后的电影市场再度转冷，虽然《涉过愤怒的海》与《我本是高山》引起了一定讨论，但也有媒体指出，由于社会议题的红利已经被暑期档收割过，这些影片拉动更多的是社交媒体话题而非票房。改编自张桂梅校长事迹的《我本是高山》说明了这一点，在影片还未公映前，它就陷入了改编失实的舆论漩涡。
今年6月，由陈思诚监制的悬疑片《消失的她》上映，讲述了何非（朱一龙饰）为了继承妻子的丰厚家产，在泰国潜水时将其谋*，后被妻子闺蜜反*并缉拿归案的故事。“渣男”、“恋爱脑”与“女性友谊”的关键词引爆了舆论，对何非感到愤怒的观众开始对影院的立牌泄愤，#朱一龙的头还有好的吗#一度登上热搜。对影片最主要的批评在于，它看似为女性发声，实质上处处凸显着男性主体地位。影评人毛尖直指陈思诚“给自己穿了件女性主义的镂空雨衣”，披着闺蜜情的皮，内里仍是陈思诚一以贯之的“对富豪赞美，对穷人鄙视”的主题。
在以缅北诈骗案为主题的《孤注一掷》上映后，批评的视角变得明显复杂起来。端传媒的文章观察到，两部影片都抓住了最新的票房密码——一种适时承接又唤起公众恐惧情绪的“真实故事”，对东南亚旅游的恐惧迎合了中国人在近几年难以出行、转而认为国内最安全的情绪，声讨渣男也迎合了国内舆论场上性别对立撕裂的现状。对他者的恐惧，则是来自于对于不确定的未来、对于时刻要在职场上厮*的焦虑。
另一视角指出，这些电影使用的是下沉市场的逻辑，它们拍得像短视频那样直白，后续也在短视频平台进行营销，结果便是真实变得失真，被众多影评人吐槽为“伪现实主义电影”。后续，网友猜测《孤注一掷》直接导致了伊甸园字幕组的解散，伊甸园管理人员@邦德的那个猪 将矛头指向《孤注一掷》，表示片方把博彩的帽子扣到了字幕组身上，暗示其盈利的性质。不少网友发声认为，一般的字幕组不会接非法广告，多数是“为爱发电”，字幕广告往往是非法网站经过二次压制后上传的，而失真的电影只会让本就生存于夹缝中的字幕组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
就在国内电影不断聚焦于社会议题、又不断流于情绪宣泄的同时，邻国日本的创作者选择逃避痛楚，回归到为人遮风挡雨的小家庭叙事中，这类影视剧在中国也受到欢迎。正如日本社会批评家宇野常宽在界面文化专访中提及的，这是日本近年来一贯的倾向，无论是年初的日剧《重启人生》，还是在豆瓣收获9.4高分的校园动画《跃动青春》，登场人物们都无视残酷的现实，几乎只考虑和周围朋友的友谊，暗含着对于“美好日常永远持续下去”的希望。在《跃动青春》中，主角美津未性格纯真、光芒四射，看上去从来不会被失败打败，永远为朋友着想，这一在现实生活中或许颇为罕见的人物，也由于其虚构的性质而成功治愈着观众。
与以上作品对比鲜明的，是新海诚的新片《铃芽之旅》，国内观众普遍给出好评，认为新海导演终于踏出了个人的小世界，直面日本3.11地震后少子化、农村劳动力缺失等沉重的议题，成为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国民作家。宇野常宽则给出了作为日本文化研究学者的内部视角：尽管新海诚想要尽全力理解日本社会，但由于日本停滞不前，《铃芽之旅》的结局也只能是一些无聊而空洞的说教，这直接影响到了整部影片的质量。
在无法寻得出路时，要么倒向“恐吓电影”的畸形抚慰、深信不出国/不恋爱就能得到安全，要么倒向日常生活的治愈和救赎，两个极端彼此交织，似乎成为了今年格外流行的情绪基调，而不再存在中间项。
有趣的是，一部播出于2022年的日本动画作品《chiikawa》，在邻近年末为这两种情绪写下了别样的注脚。近几个月来，这部作品凭借软萌的表情包在国内社交平台上受到不少欢迎，也时常可见有人举着角色玩偶，配以“妈妈，人生是旷野啊”的文案，表达一种逃离主流生活的愿望。事实上，这部作品的主题并不简单，而是“在残酷之上，构建可爱与治愈”，观众们惊讶地发现小可爱们也要打工考证，运气好便可以抽彩票抽中房子，运气不好只能睡在山洞，还要面临被怪物*死的危险。
作者的逻辑在于，由于世界观的黑暗和扭曲，可爱才显得格外宝贵，两者形成了互相转换的辩证关系。耐人寻味又形成对照的是，在现实中，抚慰人心的治愈也不受控制地再次滑向了“抽象”和“整活儿”：“妈妈，人生是旷野啊”被重新组合成“妈是野人啊”等怪异的句式，小兔小猫的表情包被配上“不想活了”等发疯语录。
04 演出与音乐：更加及时行乐，注重情感抚慰
关键词：线下演出、演唱会、泰勒·斯威夫特、五月天假唱事件、《乐队的夏天3》
今年火热的行业除了电影，还有线下演出。根据媒体统计，经过三年的蛰伏，国内演唱会行业在3月迎来上升势头，截至5月，全国已举办过近500场演唱会，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在平均场次最多的上海，仅在9月，每个周末就至少有一场歌手个人演唱会；在9月15-17日的三天内，就有李荣浩、戴佩妮和汪苏泷等六组艺人举办演唱会。这些演唱会大多票价较高且一票难求。
对此现象，心理学家王芳的观点很有参考价值。她认为，虽然大家整体上减少了开支，年轻人尤其“抠门”，但是他们很舍得在旅游、餐饮和演唱会上花钱。这既是由于人们在疫情后需要一个情绪释放的出口，也是因为意识到未来规划的脆弱之后，人们不再牺牲当下以寻求延迟满足，而更倾向于自我关怀，重视抚慰情感的消费形式。
这一点在全球的音乐市场乃至消费市场上也是同样。12月初，《时代》杂志将美国流行音乐天后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评选为2023“年度人物”（Person of the Year），理由是“她为这个渴求欢乐的社会带来了欢乐”（for bringing joy to a society desperately in need of it）。历届年度人物几乎都是政治家或商业大亨，这次则罕见地颁给了娱乐界人士。今年，泰勒的The Eras Tour巡回演唱会门票几乎一上线就被抢空，巡演也给各地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复苏，以至于不少国家政府主动向她发起承办邀约，有大学教授甚至发明出“泰勒经济学”（swiftonomics）以研究她对地区经济的贡献。泰勒的音乐以旋律动听著称，虽然其中不乏悲伤情歌，但整体基调昂扬欢快，这也十分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状态：精疲力尽后，无法消化晦涩难懂的内容，只想聆听最悦耳、最能带给人希望和能量的歌曲。
悦耳的背后隐藏着绝大多数创作者的辛酸。流行文化媒体Dazed的《2023年，流行音乐亟待拯救》一文中指出，在十年前，流行音乐界的竞争是良性且健康的，凯蒂·佩里、Lady Gaga、麦莉·塞勒斯等人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随着行业预算削减、流媒体算法成为听众聆听新音乐的壁垒，艺人们要么彻底过气，要么吞噬市场份额，位居中游的艺术家逐渐消失了。作者认为，泰勒占据统治地位便是流行音乐生态系统停滞不前的症状，既然没有竞争，也就没有创新的必要，所以不少当红歌手都陆续开展美妆、演员等副业。虽然不乏有碧梨（Billie Eilish）、杜瓦·黎帕（Dua Lipa）或SZA等年轻新艺人突破重围，但行业整体的创造力水平仍在下降。
回到国内，头部艺人占据绝大部分注意力，鲜少有新创作者出圈的现状也是同样，“华语乐坛青黄不接”的说法已流传了若干年。今年，集中体现了这一点的是12月初的“五月天假唱事件”，乐队五月天被乐评人爆出在上海演唱会上假唱，引发公众不满：原本想在现场放松劳碌的身心，却“花着买小炒的钱，吃到了预制菜”。另一方面，正如界面文化在相关采访中提到的，事件引发的关注与华语乐坛的话语权流变有关，当年被视作先锋的五月天、周杰伦已经混成了主流。当市场环境走低，真正赚钱的只剩下头部艺人，那么当他们被认为“艺术品格有缺陷”，其反噬也是巨大的。
类似的情形也在音乐综艺中上演。《乐队的夏天》作为国内最受欢迎的音综，曾帮助许多小众乐队打开知名度，举办更大场地的巡演，也有乐队把报价分为“乐夏前”与“乐夏后”。然而，当大家纷纷在周末走出家门看演出或音乐节，今年《乐夏3》掀起的讨论显然变少了，客观上不利于产出和传播新创作者。乐评人耳帝也结合近几年独立音乐市场的蓬勃发展以及短视频的推动作用指出，参加《乐夏3》的一部分乐队具有大众传播审美性，早在节目前就成为了“网红”，比如回春丹、麻园诗人等，他们的大热歌曲已经火过一轮，因此在节目中显得疲软、缺乏新鲜感。
看上去，本届《乐夏》的结局的确毫无悬念，少了些惊喜。 有文章提到，乐队二手玫瑰已在各大音乐节活跃了近二十年，最后也众望所归地拿到了节目冠军。作者进而分析到，二十年前，二手玫瑰夸张的妆容是有颠覆性的，作品中的社会讽刺也是有效的，《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等歌曲戏谑回应了当时东北面临的下岗潮、贫富差距等问题。然而在今天，二手玫瑰已经成为娱乐工业的宠儿，年龄与生活环境的变化使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逐渐失焦。主场梁龙曾在采访中说：“人家（90后）没有工业的落寞，也没有父母下岗，人家的成长不能说要疯就得疯吧。”
虽然面临行业不济、创作寡淡的问题，《乐夏3》的后半段赛程仍然证明了一点——音乐可以爆发出意料之外的力量。在改编赛段，麻园诗人以一首写出打工人心酸、笑中带泪的《彩虹的微笑》感动了场内外的听众；来自农村的农民乐队瓦伊那与任素汐合作的《大梦》成为节目出圈的第一首歌，歌曲讲述了一个小男孩从田野走向大城市深圳，面对无数困境，问出“人生是否如梦”的故事。这个故事承接住了那些向往乡野生活的年轻人的困惑和痛楚，也似乎在告诉我们：流行音乐与文化是生活的一面镜子，却也仍然具备某种对生活的超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