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经历

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经历

首页模拟经营汴梁行商记更新时间:2024-06-05

四川袍哥会的史实,过去很少听到有人说过。在我参加袍哥组织期间,已发展到各树一帜、各自为政的阶段。我本来是一个不识字的人,对于袍哥会中流传下来的东西,完全没有看过,所以我虽然在袍哥组织中混过三、四十年,还只能说是半个袍哥,并不懂得它的底细。解放后,我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文化水平提高了,对袍哥会的性质、作用及影响,有了一定的认识。但要叙述整个四川袍哥会的组织活动情况,尚有困难。现在仅就我知道的四川袍哥组织一般情况及我利用袍哥搞军队活动的经过作一回忆,提供参考。其中有记忆不清或错误的地方,请熟悉此中情形的同志们加以指正和补充。

一、四川袍哥会组织一般情况

(1)清初四川袍哥的组织和制度

袍哥是四川的土话,俗名嗨皮,一般都称为哥老会,名称虽有不同,实质就是一个东西。这个会党组织起源于何时,系何人建立,其目的何在,我至今还没能弄清。据清末驻四川边防军营长方梦山(四川人)说,这个会党组织是在元末汉人起来“*鸭子”时候创立的。据大竹人说,是在明朝末年郑成功占领台湾时产生这个组织的。当时活动极为秘密,号召反清复明,灭满兴汉,所以人们又称他为“汉留”。另有人说,它是在清朝乾隆年间才开始有的,是一个反对清朝统治的组织。以上各说,都是传闻,它的真实历史沿革,尚待考证。按袍哥会党传下来的组织宗旨,是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为标志,这说明它的性质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道德,保持封建社会秩序,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个工具。

袍哥的组织,分为十牌,即十干旗。有人说是:“仁义礼智信,威德福至宣”;又有人说是:“仁义礼智信,松柏一枝梅”;还有人说,只有五个字号即“仁义礼智信”。至于“威德福至宣”与“松柏一枝梅”均为其代号。参加仁字号袍哥的人,以士(包括管粮户、士绅、抓政权机关法团的首士及秀才等)为主要成份,这是民国初年的情况。在清朝时代,士绅均瞧不起袍哥,袍哥则认为士绅是站在官府方面的,怕被出卖,不要他们参加。因此人数较少。参加义礼两个字号袍哥的人,以商(包括行商、座贾、搞烟赌等非正当职业的人)为主要成份,人数较多,并以义字号为最盛。当时人们称仁、义、礼三个字号为三多:即仁号上的谷子多,义号上的银子多,礼号上的定子(即拳头)多。其他各字号的成份较为复杂,包括士农工商兵各阶层都有。这个组织流传甚广,后来的发展,几乎要占全四川成年男人中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各字号的会众,多半是自然结合起来的。有了会众百数十人,即开设一个“山堂”,推袍哥兄弟伙中威望较高的(如粮户、士绅或秀才)为坐堂大爷(又称舵把子),其次为二爷(少人嗨)、三爷(当家管钱粮)、五爷(管事行)、么大(又称老六或么满),么大以下称副六十排。袍哥的这些龙位,多半是由么大逐步提升的。也有初入袍哥即取得这种地位,叫做一步登天,但非在社会上具有面子的人,不能得到。大爷地位的形成,多半是由于他有钱有势。如管粮户是地方上有钱的人,他为了保护他的财产,而参加袍哥,并对袍哥兄弟伙给以小惠小恩,骗取袍哥兄弟伙对他的拥戴。又如士绅是地方上有势力的人,有的还兼而有钱,平时能够对大众说几句漂亮话,在袍哥中认为这种人还“主持公道”,即不给实惠,也是拥戴的。除此以外,也有秀才当大爷的。他虽然无钱无势,但凭他的一副封建道义的心肠,也是袍哥兄弟伙所拥戴的,但毕竟是极少数。在同一地区内,也有几个大爷同时存在的,他们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主要是从人上来看,其中有大爷威望更高的,即为各大爷之首,名为“总舵把子”,所以有当事大爷,有不当事的大爷。当事大爷管全面,发号施令,排解袍哥兄弟伙中的一切纠纷,处理各大爷处理不了的问题。还有当事三爷即当家管钱粮财务与会计。有红旗管事,搞内外接洽拿言语。么大只是跑腿,一切都必须服从大爷的领导,但还是以兄弟之称,如大爷叫大哥,三爷叫三哥,五爷叫五哥,么大叫么哥。当时参加袍哥还有一种俗谚说:“嗨大爷不能说年轻滑嫩,嗨管事五不能说口迟言顿”。各大爷都开设有各自的茶馆(又名茶社),名为“立码头”。一般都是利用茶馆作为袍哥兄弟伙活动的中心,并借此对外送往迎来,广为交纳。各大爷之间,亦互相拜访,互相标榜。但如遇有嫌隙,亦互相摩擦,互相排斥。他们的钱粮来源,主要的有以下几个:一是嗨袍哥时缴的基金或有钱人的投资;二是拜码头,开茶馆的收入;三是大摆赌博抽头吃利;四是经营烟毒,囤积粮食、油脂等一些不正当的收入。过去四川省内,无论县城或场镇,到处赌场林立,有的甚至在一个很小的场镇上,开设几个赌场,都是大爷们搞起来的。在袍哥兄弟伙中,一般都有职业,生活上无多大问题。但也有一部分四业不居的人,主要靠赌博生活。

袍哥组织的规章制度,最初要求很严格。规定参加袍哥的条件,是要“身家清白”,认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不能加入袍哥,即使参加了,一经发觉也有“搁皮”的危险。在参加袍哥组织时,必须认教本堂口的几个知名之士为拜兄,如恩、承、保、上、引五个拜兄,恩拜兄一定要大爷,承拜兄要管事,保拜兄要当家,上拜兄要管事,引拜兄就是么大也可以(恩即恩赐,承即承认,保即保证,上即上福,引即引进)。由于称哥论弟,父子不能同堂,如父子同进一个堂口,则儿子只能嗨小么,父死后才能提上么大。但是嗨大爷或提升大爷,就得有一定的条件和上层人物的“抽火”。在年龄上要岁数比较大的,起码是中年人;在政治上起码在一个场镇有号召力,说话有人相信,或者有一定的官阶,过去称之为一方之仰或者称之为“宰口”的人;在经济上要活动,要不吝啬,对过往袍哥要有应酬。他们认为在社会上做剃头、修脚、擦背、看门、裁缝、强盗、小偷、扒手、妓院老板等生活的人,都是不正派的人,属于“下贱”之类的,一律不能参加袍哥。参加袍哥组织,首先要当众发誓,要严守十条十款的纪律,履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信条,不奸淫抢劫,不偷窃骗,不以下犯上,但准许抢皇饷,劫贪官与为富不仁者。如上不认兄,下不认弟,荒淫乱伦,要受“三刀六个眼”的处分,自绑自*,或自己挖坑自跳活埋。一般规定是每月一个会期,叫吃“哨期茶”。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大摆筵席聚会一次,叫办“磨刀会”(即关二爷磨刀之期的意思)。如遇有袍哥兄弟伙中违犯了规矩,则由大爷临时召集袍哥兄弟伙议论,集会地点多半是在茶馆里。议论开始前,由举发人先向大爷“丢腕子”(见大爷的礼节),陈述犯事者的经过情形,然后由大爷交付袍哥兄弟伙共同议论。如犯事情节较轻的,由犯事者当众认过赔礼,并认付茶钱,即可了事。情节重大的要按规矩制裁。大爷对袍哥兄弟伙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并有决定生死之权。在袍哥兄弟伙中不能奸淫自家兄弟的妻子,如遇有这种事件,由大爷给犯事者匕首一把,叫他自己“找点点”(即自裁)。如发现外人奸淫袍哥兄弟伙的妻子,则由大爷指派袍哥兄弟将奸夫淫妇一齐*掉。*人者事后有两个办法可以选择:一是提着两个人头亲自投官自首,一是逃向外地。大爷对投官自首者必运用袍哥组织力量向官府斡旋,减轻其判罪,保全其生命。如*人者不愿投官,大爷即介绍到外地,大爷和袍哥兄弟伙都看得起他,并在生活上给他妥善照顾。袍哥兄弟是讲结仁结义的,他们普遍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不仅在会党中人以此相结合,即会外人亦皆称颂之,影响甚大,因而参加者多,曾兴盛一时。他们在旧社会里能立足,并形成一种力量,其原因也在此。过去四川的雷波、马边、屏山、大小凉山一带,是土匪最多的地方,经常*人越货,人们不敢通行,但对袍哥兄弟不敢伤害,特别是持有各地大爷名片或介绍信的人,更是另眼看待,保障其安全。当时参加袍哥组织的以商人为最多,都以此作为护身符。袍哥兄弟不分地域,彼此一经认识,就一见如故。袍哥同袍哥见面,川东叫“会首”,川西叫“对识”。外地袍哥首先也是来到茶馆接洽,茶馆里经常有袍哥兄弟接待客人。在接触时彼此都双手捧着茶碗,由招待者先问客人贵姓,客人即答说,我姓什么。再问“有站无站?”或“在不在园?”客人即答说“有站”或“有在”。再问“你在哪牌?”客人即答说我在某字号上或说嗨二堂、三堂。经过这样初步的会话以后,招待者即去请大爷出来见面。当大爷来到时,招待者即向客人说:“某大哥来了。”回头又向大爷说:“大哥,有客人来了。”大爷即说:“打个请字”。客人接着说:“请大哥首座”。大哥就很客气地拉着客人一块坐下。招待者向客人介绍说,大哥姓什么,本地码头,嗨大爷。客人即向大爷说,大哥名扬四海,兄弟少来拜望,今天特来拜候请安。这就是袍哥会客、拿言语的简要情况。如果甲地袍哥要迁到乙地居住,要打响井,要拜码头,贫者一元,富者几十元。如果是来外地经商或游玩,还要现出你恩拜兄的名片,才吃得开,才可以通畅无阻。据说袍哥会党关于走江湖,拜码头规定有一套全本叫做“咽江令”,到处通用,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不能全面介绍。

(2)辛亥革命时袍哥的作用及其以后的混乱

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四川的袍哥兄弟同其他各省一样,绝大多数都参加了革命。辛亥革命是以同盟会为主要动力,而同盟会人又多是同各地袍哥会党有联系。在袍哥会党中包括各阶层的人,从总体上说,是以穷苦大众占多数。他们身受清朝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心怀不满。即大爷们中也有不少开明的人,再加之以同盟会人的启发策动,有的个人参加了同盟会,有的集体行动和同盟会共同组织了同盟军。同时袍哥组织遍及城乡各个角落,到处可以打击清军,特别是袍哥兄弟伙中的农民,平时都散在田间,从事耕种,前一遇清军,即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满山遍野地同清军展开战斗,声势极为惊人。从四川革命史来看,袍哥在各次起义中,对打击清军以至最后驱逐四川总督赵尔丰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缺点是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仅凭一己之勇,各自为战,因之在战斗中牺牲很大。还有最坏的是地主豪绅出身的大爷,在革命斗争中,出卖袍哥组织,依附清朝,同清军勾结,阻挠和破坏革命运动,接受清军贿赂,掩护清军败退,使革命受到损失。

辛亥革命后,封建道德,已开始打破。袍哥会党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字的信条,逐渐失掉它的作用。在袍哥兄弟伙中占百分之九十的人,把清规戒律,都抛得一干二净,T一切坏事,无所不为。多数大爷成为包庇作恶,坐地分赃的赃主。比较安分的大爷,一般都是清苦的,袍哥兄弟伙对他也表示同情,即用代他做生日的办法,一次可收集寿金一、两千串铜钱,足够他半生生活的受用。不安分的大爷,分得赃款,还嫌不足,也采用做生日的办法,每年要做生日三至四次,(包括父母和妻子的生日在内),大敛财物。袍哥兄弟伙中无钱送礼的,逼得只有拦路抢劫,将抢劫到的财物作为寿礼。大爷明知之,亦故昧之。如被官府查拿,大爷还多方庇护,外人亦不敢检举他。野心较大的大爷,则利用袍哥势力,暗收枪弹,组织武装队伍,在偏僻地区,霸占要口,征收货税,贩运食盐和烟土。有的甚至盘踞一县至几县,称霸一方,如陈兰亭、魏楷(辅臣)、邓国璋、杨春芳、汤子谟、郑启和、龚渭清和我都是这样搞起来的。除郑启和以后被蒋介石*了以外,其余的人都成为四川袍哥队伍中的出色人物。袍哥组织,自被这些人操纵以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扩张各的势力,各奔各的前程,勾结党羽,作威作福,成了骑在人民头上,压榨与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原来的袍哥兄弟伙也大批变为他们的喽罗。这时候,人们对他们的看法是:袍哥即盗匪,盗匪也即袍哥。因此袍哥中就有清水和混水之分,清水袍哥,多半靠赌博为生,混水袍哥,则为非作歹,无所不为。当时吃袍哥饭的人固然不少,利用袍哥榨取民财,剥削劳动人民的也是不少。人们有种俗语说:“光棍要光尽,红白喜事要应酬,交往哥老要招待,有朝一日时运转,两条裤儿重起穿”。但另一方面,也有绅粮嗨大爷的处处受气,弄得倾家荡产,成为无业游民。人们也有一种俗语说:“叫你莫嗨你要嗨,嗨了上不得街”。总的来说,这时候的袍哥极其混乱,给人们的印象是极不好的。

在四川军阀混战期间,许多军事首脑人物如熊克武、刘湘、杨森、潘文华、刘存厚、田颂尧、邓锡侯等都利用过袍哥队伍,争夺地盘。因为袍哥队伍比一般的帮会组织更为严密,既有兄弟关系,又有上下关系,既有袍哥的家法,又有军队的军法,是拆不开打不散的。因而有的利用袍哥队伍得到了好处,但亦有不善于利用,从而受到了损失。蒋介石本人原来就是搞袍哥过来的人,他很懂得袍哥的利害,在他背叛大革命窃取政权以后,对待袍哥的态度,因人而异,有的禁止他的活动,有的还是暗中支持。他对付四川各军阀,是利用袍哥队伍,以毒攻毒。四川袍哥作用。 在助长军阀混战,特别是对巩固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我利用袍哥搞军队活动的经过

(1)少年时参加袍哥

我十三岁时即参加袍哥组织。其原因和经过是这样的:我住在大竹县青和场上,袍哥大爷在场上摆赌场,赌风甚盛。影响所及,使我从小就喜欢赌博。家里送我到场上一家私塾读书,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呆在赌场里。我爷爷屡次把我捉回去连打带骂,我总不改,并失手将爷爷的眼睛打伤。他在场上当局司(即镇长)认为我败坏了他的家风,是个不肖子,在气愤中叫我伯伯拉我到山上活埋。当时围看的近千人,我已被埋到半截,当时我隔房的伯父以身体将我爷爷的视线遮住,并大声说“埋归一了,埋归一了”。同时还有些人把我爷爷连推带劝的送回家。另一些人偷偷 把我挖出来。我母亲秘密地把我送到舅父家。养息了半个多月,我母亲给我一块钱,要我外出找生活。我辞别母亲时,心里确实很难过,但一想到今后不再受打骂,也就觉得好些。过去在赌场里听人说,达县百灵口有个张大爷,摆赌场,我就找到了他。我把来意向他说明,他安慰了我,叫我到赌场里帮助他们做些事情。我本来喜欢赌博,并且样样都在行,因此,深得张大爷的喜欢。不久,张大爷叫我加入袍哥组织。以后,我就逐渐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2)纠集武装参加颜德基部队

我在张大爷那里时间久了,知道他的名字叫张作林,是前清的秀才,很有学问。他表面上嗨袍哥,摆赌场,暗地里闹革命。他为了扩充势力,从赌博中积聚了些金钱,买了几支手枪。

有了枪,就叫兄弟伙去抢劫,抢来的财物,他提五分之二作为期买枪支的基金。不到两、三年时间,他的势力就壮大到有千把人,一、二百支枪,打出了革命的旗帜。这时,四川督军是袁世凯系的胡景伊(文澜),他派第三师的一个旅开到达县来打我们。张大爷把队伍拖到陕西边境的山里,那个旅打不着我们。恰好这时反袁的革命势力威胁成都,胡景伊急于要把部队调回去镇压革命,于是他改变了对我们的政策,变剿为抚,招安我们。张大爷将计就计,接受了招安。为了使他信任,我们还帮助他招安了几个袍哥队伍。那个旅里,有个王靖澄连长,是革命党人,同张大爷暗中有联络。当他们的部队开回成都的中途潼川,王连长起义讨袁,张大爷率部响应,同时加入护国军。张大爷编为支队长,我当排长。未久,讨袁战争结束,四川护国军统归熊克武整编,张大爷支队除挑选一个连的人枪外,其余全被遣散。在改编前,我受张大爷的指示,隐藏了一百多支好枪,放在棺材里。部队被遣散后,张大爷带我到他家住了一年多,仍暗中进行反熊活动。事为熊部侦悉,命吴履谦(行光)营长把张大爷*害。我透走后,纠集了袍哥兄弟伙二、三百人,取出隐藏的枪支,占据达县、渠县、大竹三县交界处,就地筹款,扩充势力。其筹款办法如下:(1)收货物税。对往来船只,按其所载货物多少、贵贱不同抽税,保障船货安全,(2)摆赌场;(3)包绅粮收租子。那时绅粮都逃到城里,不敢回家收租,我派人同他们商议,包他们收租,抽五分之一的包收费;(4)抢人。四种筹款办法进行的结果,我积的钱很多,把多余的钱,就购买枪支。枪是怎个买法呢?很简单,就是指派兄弟伙到军队里勾结当兵的,凡拖来一支步枪,即奖洋一百元。另外还收集一些同类的小股,愈集愈多。就这样不到二、三年,由二、三百人和一百多支枪扩大到七、八百人和四、五百支枪。当讨袁战事结束,靖国军收编我们时,我就当上了颜德基部曾辑五旅王维舟团的营长了。

我怎么能在三县交界处盘踞二、三年,顺利地壮大起来的呢?其原因是:(1)各军阀间忙于互相混战,无暇来过问我;(2)我利用袍哥关系并发挥“钱能通神”的作用,买通了三县警备队。那时县属警备队只有二百多人,力量并不大。他们被我收买之后,凡是奉到命令要来打我之前,就暗中给我送信。我在他们未来到之前,就把部队拖到另一个县的安全地方,并留派袍哥兄弟私下送给警备队二、三百元,给他们的兄弟“打牙祭”。警备队回县报告说是把我撵走了,可是不久我又回到了老巢。(3)驻达县的统领曾辑五、警备大队长王维舟都是革命党人,我同他们都有联络,尽管官府明令派队要打我,我在曾的掩护下,却能够到县城里去观光,安全无事。

一九一六年颜德基在达县、渠县、宣汉、兴宁(开江)、大平(万源)、城口、开县、夔府(奉节)、云阳、巫山、大宁(巫溪)、通江、南江、巴中、保宁(阆中)、苍溪、南部、营山、仪陇一带宣布起义讨袁,我就参加了这次起义运动,被编入颜部曾旅五团当营长。部队整编后,开驻夔府。不久王维舟离团,我被升任团长。当时同驻在夔府的有滇军田宗谷旅杨希闵团,鄂军黎天才部,豫军王天纵部。年余后,滇军离开夔府,鄂豫两军即勾结来打我。他们要打我的原因是:(1)企图霸占夔府地盘,扩充势力;(2)我反对他们的部队纪律太坏,捕*过他们的部下,(3)滇军开走后,我一个团的力量单薄(那时我有一个营驻在云阳城外),他们认为我可欺。战事发生后,我被打出夔府,连夜赶到云阳,集结全团,并纠集附近的袍哥、土匪队伍,合计三千多人,编成四个营。首先将分驻在云阳的黎、王两个营歼灭,车转身来,连夜向夔府急进。到达夔府时,天近拂晓。黎、王尚不知我已消灭了他们在云阳的两个营,毫无戒备。我冲进城里,打他个措手不及,不到半天,他们一万多人中就死伤了几千人。逃出城外的,有的被老百姓打死,有的被水淹死。第三天,熊克武的第二混成旅刘伯承团来到,我主动将防地交给他,向他要了五万发子弹,就移驻开县。当时我认为我既不是什么军事学校的学生出身,又无党派作依靠,只有一心一意把部队整理好,规规矩矩地当个正式军官,才有出路。因此,到达开县后,积极整顿,发奋图强。帮助我整理部队的是副团长罗君彤。

一九一六年,讨袁战事结束,熊克武当了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一九一七年,护法之役,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一九一八年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此时,熊除了仅能指挥但懋辛的第一军外,其他如刘湘、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刘斌(季昭)、赖心辉、颜德基、肖德明(静轩)等部,都各霸一方,勾结滇、黔军,不听熊的指挥。熊为了统一全省,联合第二军刘湘部,首先打颜德基。刘湘为了借此机会扩张地盘和势力,就貌合神离地和熊克武合作打颜。颜德基部的装备素质本来不大好,加之又分驻在川东、川北各县,当然抵抗不住熊、刘的合击。颜部旅长潘文华,看形势不利,即叛颜投刘,刘升他为师长。因此,颜部就很快被打垮了。我团改编为熊部第六师余际唐部的二十一团,我仍当团长。两个月后,第六师经过整理又去打广安的郑启和师。我利用袍哥关系,把郑师周绍轩团拉了过来,编为第六师第二十二团。郑启和师也很快地被打垮了。余际唐的第六师在打郑胜利结束后,开到云阳整训。在整训期间,余际唐因所部四个团都是袍哥队伍,他怕靠不住,借口把周绍轩撤职,押在旅部。由于周团是因我的关系拉过来的,他被撤职扣押,我怎么好不管他呢?因此,我向余际唐请假不干,要求释放周绍轩。余答应了我的要求,释放了周绍轩。我离开了第六师,住在万县熊克武部杨春芳旅的一个营部里作客。我在当团长时,曾回家请过以前被我抢过的人,团聚一堂,偿还他们的损失,有的还加倍偿还,因而改变了家乡人对我的看法,拉拢了人心,所以当时跟我到外面做事的人很多。以后我成立八十八军时,到家乡一喊,人都要不完。我的部队不容易打垮,这也是原因之一。

(3)投入杨春芳部

我离开第六师后,感到自己是袍哥出身,又没有依靠,尽管是想往好的干,出死力,还是要受人排挤。因此,认为军队里是干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决心安分守己做一辈子老百姓算了。这时,川军第一、二两军,各抽调一师,表面上扬言要打湖南赵恒惕,假道宜昌,实际上是要打盘踞宜昌的直系吴佩孚。因吴部有了准备,结果川军虽然得了些枪支,但伤亡很大,退回四川。打宜昌的部队回到万县,军政各界设宴欢迎他们,第二师的团长饶国华在宴会上说我过去当过土匪,抢过人,有钱,要捕捉我。并说抢人的人,都不是好东西等等。参加宴会的魏楷(辅臣)是刘湘部的团长,事后把饶国华讲的话秘密地告诉了我,并很气愤地说,饶国华这龟儿子,明说你暗是说我,此仇非报不可。我听了这些话以后,原来不想再干军队的思想动摇了。觉得俗话说的“强盗收心做好人”这句话,在我是做不到的。环境逼迫着我,想做好人,也是不成的。于是同魏辅臣密商怎个报复饶国华,结果决定由魏借给我手枪二十支,便衣兵一百名,并要杨春芳也借给我手枪二十支,便衣兵一百名。此外,我还向陈明三大爷借得手枪二十支,并把跟我离开第六师流落在万县的一些弟兄,暗地招集起来,准备同饶国华干。这里要说明一下,魏辅臣、杨春芳为什么愿意借给人和枪,并鼓励我同饶国华干呢?原因是他们过去也和我一样抢过人的。饶国华在宴会上这样说,使他们当众丢了面子伤了心。

过了几天,我打听了饶国华团开回重庆的确实日期和行军宿营的地点一分水镇,我便带了准备好的人和枪,先一天秘密地赶到分水镇隐藏着。果然第二天饶国华团要在这里通过,下午黄昏前,他的后尾部队两个连,正在吃晚饭,全无戒备。我带领我的人,一股劲冲进去,把两个连的枪一下子就收缴过来。

我得到这样多的枪支后,马上将附近各县的袍哥兄弟和大小股匪纠集起来,编成一个团,自称团长,报到杨春芳部。刘湘恨我收缴了他部下的枪支,同时又恨杨春芳收编了我,即派李树勋(樾森)旅来打我们。由于这个乱子是我惹出来的,我就掩护杨春芳从丰都向石青阳防地范围内的酉、秀、黔、彭方面退却。在退却战中,我避开李的正面主力,打击他的侧背和零星散兵,结果我又获得了百多支枪。李樾森看到我们退到山区后,也就不再追击。我们借此机会,就在黔江地区进行整顿和休息。这时熊克武、刘湘正在酝酿争夺地盘的战斗。熊派吴玉章为代表来收编我们,委杨春芳为第一军独立旅旅长,我为杨旅的团长。在熊、刘的争夺战中,杨旅配合熊的第一军作战,把驻在涪州(涪陵)、忠州(忠县)的刘湘部队打跑了,扩大了地盘。我们全旅驻在丰都。这次熊、刘之战,刘部全被打垮,刘湘下台回到老家大邑。他的残余部队由杨森收拾起来,退到川鄂边境。

(4)投靠杨森前后

杨森率领残部退到川鄂边境后,投靠了吴佩孚。并盗用川汉铁路存款,向汉阳兵工厂买了大批枪支。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吴佩孚派卢金山师长率于学忠、宋大霈、张元明(锡章)、赵荣华等旅,援助杨森回川。时盘据在西北各地的刘存厚、田颂尧、邓锡侯、陈兰亭等部标榜中立。当熊、杨两部正在万县以东地区激战时,我向杨春芳说:“我们跟熊一年多了,熊对我们只利用而不补充,始终把我们当外人看待。这次作战,如杨败熊胜,我们这个番号一定保不住。我建议不如起来反熊迎杨,为自己立功,取得杨对我们的信用,我们的前途一定要好得多。”杨春芳极表同意。于是我们马上打下熊军后背的军事基地--万县,熊军突然处于前后夹击之中,即纷向重庆退却。杨森因我们打熊有功,委杨春芳为第四师师长,我为杨师第八旅旅长。杨森乘胜追击,熊克武又放弃重庆退到成都。这时石青阳坐镇在酉、秀、黔、彭,尚在作壁上观。杨森因兵力不敷分配,对石亦未理会,继续向成都追击前进。赖心辉、刘成勋(禹九)由于影响到自己的地盘关系,改变了中立态度,转到熊克武这一边。在杨森进攻龙泉驿时,赖、刘即加入对杨作战,经过约三个星期的作战,杨森被击溃,退守重庆,在重庆又被击溃,被迫向川东退却。这时石青阳出酉、秀、黔、彭,截击杨森进占重庆。

在熊、杨混战时,原来所谓标榜中立的那一伙人都是假的。他们乘杨森溃败,都不费一枪一弹扩大了各自的地盘。杨春芳的第四师,自迎接杨森通过重庆后,就去抢占泸州,仅留我旅参加了龙泉驿的争夺战。当杨森向下川东退却时,我旅仍归还第四师建制。我们同杨森的联系,即被石青阳部所隔断。我们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一面占据泸州地盘不放,一面竭力向石青阳靠拢。石亦有意拉拢我们来扩大他自己的势力,所以也乐于替我们周旋。同时熊克武正急于应付那些所谓中立派,也就无心来收拾我们。退到下川东的杨森,经过休整半年之后,又暗中勾结那些所谓中立派,向熊克武再度进攻。我们的第四师为了配合杨森主力部队作战,由泸州出自流井,向富顺、资中、内江围攻熊部,熊部前后被夹击,全军溃散,熊克武被赶出四川,四川军务督理宝座遂由杨森取得。

杨森当上了四川军务督理后,论功行赏,调我为新成立的第九混成旅旅长。虽然同是一个旅长,但全旅一色都是新枪,编制很大。当时杨森所属有三个师和九个混成旅,他要凭借这些力量来统一四川。他的计划的第一步是先从成都附近打起,命我指挥于邦齐、杨汉域、杨淑身(懋修)、雷忠厚、乔得寿(种权)连同我的第九旅共六个旅,先打盘踞绵阳的刘季昭,再打盘踞新津的刘禹九。把这两部扫清以后,第一步计划完成,杨的政权得到了初步的稳定。杨为巩固既得权利,扩大其影响,乃以同学关系,请刘湘出山,帮助他统一四川。但刘的野心很大,不愿甘居杨下。可是这时刘能掌握的力量,仅唐式遵、潘文华两个师和李雅才一个混成旅,和杨相形之下,力量还是悬殊很大。由于此时不敢反杨,刘湘由大邑来到了重庆,外表上还是与杨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暗地里和驻在重庆的黔军袁祖铭勾结,割据重庆。经过约三年的时间,刘将盘踞四川各地的军阀都联络到一起,打破了杨森统一四川的计划。刘湘在重庆并与袁祖铭订了密约,一同反杨。如反杨胜利,刘给袁大批武器,帮助袁打回贵州,为贵州督军。刘的反杨作战准备完成后,一九二五年七月在资中、内江、荣昌一带发动战争。当刘、杨战争正在紧急关头的时候,素称心腹的师长王缵绪叛杨投刘。因此,杨部军心动摇,失去斗志,在四面八方的反杨声中,杨被迫下台。这时,杨的总指挥黄毓成(云南人)向杨建议,将所有残部收集起来(尚有一个师七个混成旅),带去打云南。因当时川籍将领不愿离乡别井,遂作罢论。同时,还有人献策,为了保存实力,暂时权宜行事,以待时机。刘湘亦在这个时候,放出一种空气说,只要杨森交出政权,其所属各部队,除范绍增匪部必须解决外,都一视同仁,予以维持。刘湘的这些话,无非是要分化杨部,稳定人心。在刘湘看来,杨森这次垮台,决不会再起来的了。杨森接受了某人的献策,安排下台,并令所属各部队权宜行事,即率领我和杨汉域两个旅离开成都。我到达叙府时,扣留一只轮船,请杨森上船,并派手枪兵四十名护送,不准船上向外发报,不准沿途靠岸,一直开到宜昌。

我护送杨森出川后,即与杨汉域投靠赖心辉,并对赖说,如杨不回川,我们永久跟着你,决不食言。我们两个旅的人数有万余人,赖亦乐意接收,以壮声势。杨森留川的其他各部队,也都被刘湘收编,分驻在荣昌、资中、内江等地区。

杨森出川后,又在湖北进行回川活动。一九二六年杨森率领驻巴东的旧部王仲明师西进。曾被刘湘收编的杨森部队和我投靠赖心辉的两个旅共计六个部分,由郭汝栋(松云)师长统一指挥,由资、内、富顺等地出发经重庆北边东下,迎杨回川。当时六部东下的将领是:郭松云、吴行光、白驹(道成)、包晓甫、杨汉域和我。在万县和杨森会合,我驻垫江、长寿。一九二六年蒋介石委杨森为第二十军军长,朱德为军党代表。一九二七年夏,蒋令杨出川打武汉,朱德即离开部队。打武汉失败,杨森率部退入四川。

(5)投入刘湘部队

杨森投蒋介石后,有了靠山,盘踞四川万县附近各县,借口整军,排除异己。首先扣押师长魏辅臣,改编其师。并借口由他直接督训,命其他各师都抽调一团到万县集训,实际上是要逐渐剥夺各师长的实力。这样一来,所有各师旅长都人心惶惶,不敢到万县去。有一天杨汉域秘密对我说:“你如怕整,可离开,但望你以后不要打杨森。”我说:“决不违背你的好意。”后来赖心辉、郭松云联络我去打万县杨森,我为了履行我的诺言,没有同他们合作。刘湘侦悉杨森的内部情况,派出多人暗中向各师旅勾结拉拢。当时派来拉我的是潘文华,他向我解释过去改编的事说:“前次甫公(刘湘号甫澄)并无解决你部的意思,都是别人从中造谣,挑拨离间,现甫公希望你参加第二十二军共襄大局。”我正苦于没有出路,经潘这一游说,就同意了。潘在将要离去之前,为了坚定我的意志,同我结拜为兄弟,并提出保证。我也向他作了如下表示,我说:“杨森过去对我不错,这次离开他,决不*回马枪。除此以外,我完全听甫公指挥,过去一切,一笔勾销,说话算话,请看今后的事实吧!”从此时起,我摇身一变,又作了刘湘部下的打手。(6)在刘湘部参加打刘文辉、打红军,杨森打退了赖心辉、郭松云的进攻,即联合李家钰、罗泽洲、谢无圻(德堪)等部打刘湘。在这次战斗中,我为刘湘出了大力,把谢德堪部打垮,占领大竹、邻水两县,取得了刘对我的信任。刘湘打垮杨森,几乎把杨森的地盘全部抢夺过来,使杨、罗龟缩在渠县、广安两县。刘湘因此当上了四川省主席,即大肆扩充军队,成立修械所。并请刘神仙当军师,听从刘神仙的献策,拉拢邓锡侯、杨森,打击盘踞泸州、叙府、自流井地区的刘文辉,迫使刘文辉退守雅安。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令刘湘派四个旅出川去打洪湖的红军贺龙部。在战斗中,我旅一个团被歼,结果红军向桑植转移。战事告一段落,我将沙市、宜昌防务移交蒋系李延年部接替,部队回川,我个人到上海养伤。是年冬,红军徐向前部进至通江、南江、巴州地区。一九三四年,刘湘命刘神仙驻顺庆指挥部队向红军地区进攻,我率部参加,没有结果。

(7)刘湘利用整编名义把我部改编,迫我离职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加委刘湘为“川军剿匪总司令”。随即又派顾祝同为重庆行营主任,又派何应钦为整军主任,进行整军。将刘湘部共整编为四个师:第一师师长王缵绪,第二师师长唐式遵,第三师师长刘湘自兼,以王陵基为副师长负实际责任,第四师师长是我。潘文华由于没当上师长不满意,王缵绪也觉得刘湘不好对付。他们两人认为我同蒋介石的人员很接近,推我向顾祝同建议:把刘湘扣押,改推唐式遵为省主席兼总司令。当时顾祝同对四川情况尚不熟悉,不敢采纳我的意见。是年春,红军徐向前部放弃通江、南江、巴州地区,我参加了堵截红军。蒋介石对川军并不放心,各师都有他的亲信,叫做“联络官”。有一次蒋召刘湘到南京去开会,唐式遵又要我通过“联络官”向蒋建议,将刘湘扣留,未被采纳。刘湘因此对我怀恨在心。适我堵截红军失败,他向蒋报告说我作战不力,要蒋把我撤职查办。蒋介石-方面还拉拢我;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刘湘,结果给我一个撤职留任的处分。刘湘并不满意,只因蒋介石压在他的头上,不好下手。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刘就大胆地整我,名义上调升我为副军长,实质上不让我到差,并暗中派人监视我。我为了生命安全,请求到上海去休养,刘湘很高兴,并设宴为我饯行。

(8)同孔祥熙的勾结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刘湘当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四川部队在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中,陆续派出好些部队参加抗战。一九三八年,在保卫武汉外围战时,刘湘因胃溃疡住院就医。这时我正在汉口玩耍。有一天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找我说:“刘湘有病,住万国医院的第一号房间,我开了第三号房间,你现在无事,请你住到我开的第三号房间去暗中监视刘湘,了解他每天来往的是些什么人。”(这时,戴笠已收到刘湘同韩复的往来密电尚未译出。)我在戴的房间里住了一段时间,同看护刘翠英混熟了,每夜我都找她去跳舞、吃东西,有时送东西给她,顺便打听了同刘湘往来的客人。后来她和刘湘发生了关系,刘湘还说要送她到美国去留学。因此,她不再对我说刘湘的事了,我也更注意刘湘的行动。某天,我见有一个单瘦的长个子的人来看刘湘,我不认识是谁,正准备告诉戴笠,恰巧戴笠来找我,当我谈到发现一个不认识的人时,戴即反问我说:“是不是一个单瘦长个子?”我答说:“是。”他嘱咐我要特别注意那个人的行动。过不到几天,我的旧部团长潘寅久从前线被撤职回到武汉,来向我说:他去过刘湘长官部参谋处看老朋友徐思平(孝匡),由于彼此都是熟人没有经过通知,他一直进到了办公室。恰巧徐孝匡正在聚精会神地写命令,他从徐的背后,看见命令的内容是要王缵绪带两个师出川占领宜昌,同即将到襄樊的韩复榘取得联络。待徐发现他背后有人时,即把写的命令盖住,说是写家信。潘把上述情况说完后,和我一样都认为其中必有问题。我即到孔祥熙家去,时孔正在家宴客,我请孔离席,将潘寅久所见告诉了孔,孔听完后,不再回到席上,即刻到武昌去报告蒋介石。回头来孔又问我:是否可靠?我把潘寅久找去,当面对证。潘对孔说:“如果不真实,请枪毙我。”当晚,蒋介石即乘火车到开封,以召开会议为名,将韩复榘逮捕。

蒋介石因我发觉刘、韩勾结叛变有功,要我新成立第八十八军,并发表我为军长。孔祥熙为了酬劳我的告密,也决定拨款买机枪九百挺,无偿赠送,其他武器全是顾祝同给我的。这个军在四川很快地成立后,即徒步行军开到江西东乡同日寇作战。一九四二年,蒋介石调我任王敬久集团军副总司令,即离开八十八军。抗日胜利后,我又到上海去玩耍。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政府西迁到四川重庆后,杜月笙勾结戴笠,成立一个“港济公司”,偷运四川的烟土出去,我知道这个事。他们一次获得纯利三千五百多万元,瓜分的时候,还给了我一百万元的红利。由于孔祥熙准予放行,也得了五百万元。

(9)跳出火坑,争取新生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溜到上海,整天同杜月笙等吃喝玩乐。一九四九年八月间,顾祝同邀我回川,并以西南长官名义发表我为挺进军总司令。我奉令回川后,一面在大竹县成立总司令部,以为号召:一面联络嘉峨管区司令陈孟熙,准备起义。我正在大竹附近各县调集兵力,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二野刘邓大军从湖北入川,我看时机已到,即宣布起义。解放后,我得到党和人民的宽大,并给我以很好的待遇,我万分感激。回忆过去,瞻望将来,今后更要好好学习,加紧改造,竭尽力量来报答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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