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才是举和九品中正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从被清议垄断的人事选举中找到话语权，只不过唯才是举偏重于思想指导层面，九品中正偏重于制度操作层面。
曹操时期让崔琰、毛玠负责选举，这二人是非常看重德行的。同时，把“唯才是举”和“提拔寒门”划等号是比较想当然的一件事，寒门这种说法在当时不常见，一般用的是单家，指的是郡里次于著姓的家族，和现代人理解的寒门不是一回事。
曹操下求贤令
而且曹操在用人方面也是会看重门第和名声的。太原人令狐邵为袁氏旧部，被俘后当斩，结果曹操发觉此人可能出身不凡，问清家世后马上将其赦免并提拔为府吏。如果说令狐邵只是普通出身，那他的人生也就到此结束了。曹操在平河北时大量提拔任用知名人士，虽说傅子里说是郭嘉的建议，但显然曹操自己也是认可的。把曹操树立为“平民代言人”是很幼稚的，或者说当时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代言人。
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於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
九年，暂出到武安毛城中。会太祖破邺，遂围毛城。城破，执邵等辈十馀人，皆当斩。太祖阅见之，疑其衣冠也，问其祖考，而识其父，乃解放，署军谋掾。仍历宰守，后徙丞相主簿，出为弘农太守。
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皆嘉之谋也。
曹操三度下达求贤令，内容都是相似的，大致上就是举一堆身份低微或者德行有亏的古人当作案例，表达出以德取人会导致这些人才得不到任用，而今是用人之际不应太过计较的观点。这本来就只是几份补充文件，并不是否定德行为先的取人标准，而是表示不能使那些因德行问题无法被取用的人才遭到遗漏。
郭嘉
因此，不能说曹操的用人方式与以德为先是针锋相对，背道而驰的，“唯才是举”的意思是只要有才能就举用，而不是只有有才能才举用。曹操不反对主流的举用方式，只是主张不排斥那些不符合主流举用方式的人。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昔伊挚、傅说出於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汙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奏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所以曹操和曹丕的用人差别并不在于对高门大姓的任用上有何不同，因为父子二人都是重用高门的，比较能体现二人区别的是对待不合礼法之人的态度。比方说曹操看重犯过法的杨沛，将他从囚徒提拔为邺县县令，而曹操看重杨沛的原因是此人执法严酷不畏权贵，曾严刑拷打曹洪手下犯过法的宾客并将其处死，而曹操的大本营邺城居住着大量高官家属，其中许多人不守法度，因而正好需要类似杨沛的人去治治这帮人。如果按照正常的用人途径，杨沛自然不应该当此重任，因此这便是曹操所说的“唯才是举”。
曹丕
而到了曹丕继位后，杨沛便不受重用，当的都是比较闲散的职务，逐渐远离政治中心和达官贵人，退休时甚至家无余财，死后要靠乡邻故人出钱安葬。而对于杨沛后来的遭遇，魏略里的相关叙述很有参考价值，其原因是“儒雅并进”，而杨沛又“以事能见用”。也就是说，从曹丕时期开始，不再重用杨沛这种只具备“事能”的官吏，而是专门任用“儒雅”的官员，杨沛也不是做不了官，但只能去干一些不重要的活，而受重用的必须是具备德行名望的人士。
时曹洪宾客在县界，徵调不肯如法，沛先挝折其脚，遂*之。由此太祖以为能。累迁九江、东平、乐安太守，并有治迹。坐与督军争斗，髡刑五岁。输作未竟，会太祖出征在谯，闻邺下颇不奉科禁，乃发教选邺令，当得严能如杨沛比，故沛从徒中起为邺令。
黄初中，儒雅并进，而沛本以事能见用，遂以议郎冗散里巷。沛前后宰历城守，不以私计介意，又不肯以事贵人，故身退之后，家无馀积。治疾於家，借舍从儿，无他奴婢。后占河南几阳亭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居止其中，其妻子冻饿。沛病亡，乡人亲友及故吏民为殡葬也。
变化的与其说是用人标准，不如说是用人风气，或者说用人风气其实从来没变，只是曹丕不再像曹操一样会自主提拔一些特殊人才了。这一点上对曹丕没什么好指责的，也不必给曹操贴上一堆理想主义的标签，我更倾向于从立场、目的、个人习惯等方面来看待这种差异。
曹操本来就是在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曹操一生始终处于汉臣立场，而王朝更替时期原本就会出现诸多非常态的情况。曹操在求贤令里就提到“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足以说明曹操本人对所处时代有相当充分的认知，他所举的吴起、苏秦、陈平、萧何等案例也不是清平之世的人才，即乱世取人不能套用死板的标准，想要成就事业必须讲求实用。也就是说，“唯才是举”必须和乱世相绑定，并不是取人的常法，倘若曹操平定了天下，那他多半不会继续坚持这个口号。
而曹丕所处的状况又和曹操有很大不同，如果说曹操作为汉臣干得更多的是平乱以及破坏王朝秩序，那曹丕作为魏帝所做的便是治理以及建设王朝秩序。正因为这种立场上的变化，曹操所提拔的“以事能见用”的人到了曹丕时期自然会难以得到重用，新朝廷当然要树立提倡道德和教化。同时，曹操自己做官时就有酷吏习气，而且由于出身原因没有少受非议，从个人角度来说，曹操应该也不排斥那些和自己一样受到清议贬低的“非常之人”。
曹丕和曹操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末尾称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句评价经常被当作是陈寿拍的彩虹屁，但如果去除掉其中的马屁成分，中性地加以看待，其实都是在说曹操的行事风格和时代以及常人有所不同。但不是说与众不同就一定是好的，就像改革也可能越改越糟，和曹操一样重用不合礼法之人就真的能使天下大治？
结合时代、身份、性格来进行分析，“唯才是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曹操的用人方式，但有其独特的背景和相应目的。如果浪漫化成“曹操对抗门阀士族”，甚至进一步演化出“科举制度先驱”、“曹丕出卖父亲理想”等说法，就等同于把历史简化成了理念的对抗甚至是善恶的对立，这也未免太过儿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