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最令人“称道”的要数专为富人服务的“收入保卫行业”,该行业从业人士包括律师、个人资产规划师、游说人员以及一些反对增税的活动人士。这些人游走于政界,尤其善于在税务法庭上援引那些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在法律漏洞上做文章,最终,他们成功稳步削减了政府对富豪征税的能力。
比如,1992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根据美国税务局的统计,400位全美收入最高的人将他们收入的27%缴纳了联邦税收。而到了2012年奥巴马上台时,这个税率已经降到了不到17%——该税率仅仅比年收入10万美元的典型美国家庭稍高一点。
其次,利用海外注册公司逃税。比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自称国内总资产高达上百亿美元,但2020年有媒体曝料称,他每年纳税的金额仅约700美元,连一个普通的产业工人都不如。
最后除了离岸公司,还有空壳公司。根据国际企业税务责任与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美国打车软件巨头优步(UBER)一直在利用一个涉及大约50家荷兰空壳公司的复杂避税机制来减少其全球税单。此外,美国法律规定,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成立的慈善基金,其掌控的资产在经营期间产生的盈利,都可以不用缴税。
这就导致美国国内出现了十分奇怪的现象:一是直接掌握企业的基本上都是大大小小的慈善基金会;二是美国有钱人都热衷于成立慈善基金会。基金会一般由富豪子女掌管,以此来避免高额的遗产税。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 ProPubica 曝料的当日,美国联邦政府没有立即深挖偷税*的事宜,反而将枪头对准了举报人。
虽然 ProPublica认为对有关公共利益的新闻执法不符合美国宪法,美国国税局负责人雷蒂格(Charles Rettig) 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坚持表示:正在调查 ProPublica 获得这些保密信息的手段是否合法,如果不,将对其追责。看来,在解决问题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之间,还是后者更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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