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臭、血腥、恐怖、冰冷。
这是刚走出校园的刘耀，第一次面对尸体的感受。
开棺验尸时，距离事主死亡已有三四年，刘耀用盐酸和硫酸，通过特殊的方法提取到其身体组织里的砒霜成分。
刺鼻的味道，充斥了整个房间，附着在他身上，挥之不去。
“难道要一辈子和死人打交道吗？”26岁的他，第一次陷入迷茫。
一个月后，面对刘耀提取的证据，男子终于承认罪行——将砒霜加入药汤毒害了妻子。他因此得到法律制裁。
那一刻，压在刘耀心头的阴霾散了。他找到法医工作的价值——为生者权，为死者言。
办公室的摆件上，写着他信守的诺言
1963年从内蒙古大学化学系无机专业毕业后，同学们多被分配到生产一线，刘耀则被中国刑警学院前身——公安部民警干校选中，成为刑事技术警察，从事毒物分析研究。
研究死尸，就是他的工作。第一次和父亲谈及，他有些难以启齿，怯怯说起检验砒霜的案子。
“那不是和断案的县官一样吗？”铁匠出身、一心盼着儿子有出息的父亲，想起《水浒传》里的一个细节，武大郎死后，县官把变色的骨头交给武松，由此伸张了正义。
“这个工作为人申冤，是积德的事啊，好好干！”父亲的鼓励，给刘耀注入了强心针。
他一边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一边深入研读法医学相关书籍，以期解开更多死亡密码，以证据守护正义。
退休后坚持每日上班的刘耀院士
1970年，刘耀被下放到偏远地区。白天劳作，夜晚就在灯下学习英语。
1972年，一起涉外案件的发生，使公安技术队伍得以重建。“啃”了几年英文词典的刘耀，再次回到了公安部技术侦查岗位上。
从零开始，刘耀和仅有的另一位同事，蹬着三轮车，买试剂、买仪器。公安部一二六研究所恢复组建。
8年后，通过严格的外语水平测试，43岁的刘耀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毒物研究室学习，进修毒物分析技术。
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最早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他倍加珍惜这次机会，半年学完了原本一年才能完成的7大类药物体内分析鉴定计划。
他主办、协办了1000余起毒物案件检验，独立完成4个全球尖端科研项目，在多个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数篇论文。
两年进修期满，这位中国学者已蜚声国际毒物鉴定界。
回国后，美国南加州大学曾发来邀请，希望高薪聘请他到该校工作。刘耀婉言谢绝：“我的根在中国。”
中国，是古代法医学的故乡之一。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已有人体解剖学知识的相关记载。
近代，由于科技水平大幅落后于西方，我国法医学进展缓慢。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法医学科技工作者奋起直追、厚积薄发，不断丰富和完善着我国法庭科学体系。刘耀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刘耀院士讲述我国司法物证鉴定工作的发展
世界上没有一片雪花是相同的。刘耀提出，法庭科学、刑事技术鉴定所采用的方法要可靠，结果要准确。“不仅要公正，而且不允许有误差。”
1984年，他上报公安部立项，从毒物鉴定开始，推动物证鉴定技术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建设，对鉴定人员、实验室资格、鉴定方法、送检程序四方面进行审查，从法律角度严格约束执法者在物证检验过程中的行为。
1996年，公安部批准成立物证鉴定中心。刘耀的科研脚步加快了。
数十年的公安科技工作中，他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3项，解决了许多重大疑难案件的技术难题。
为了把世界先进的法庭科学引入中国，他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法医学术活动，并邀请外国法庭科学专家赴华交流。
如今，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拥有了先进技术和国际影响力，成为联合国禁毒署在中国地区的禁毒培训基地，培养了一大批有国际水准的毒品检验技术人才。
2001年，刘耀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耀院士的“院士证书”
人们称他为“当代宋慈”。
一代法医学鼻祖、大宋提刑官宋慈，自小着迷于断案释疑，写就世界首部比较完整、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
时空穿梭，两位大师情怀相通。他们以技术和智慧，让死人“开口”、为尸骨鸣冤。
须发已白，步履依然坚定。数十年如一日，刘耀把全部热情投入到法庭科学事业。本应1997年退休，他延期在岗奋战到2020年才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后，依然每天朝八晚五上班，风雨无阻。
为了让法庭科学领域人才不断层，他坚持带学生，已培养出25位博士、3位硕士，他们成了行业佼佼者。
“做人要凭良心”“穷而有志不算穷，富而无志不算富”——这是父亲临终前留给刘耀的两句话。
84岁的刘耀做到了。办公室的摆件上，刻着“甘为人民孺子牛”的字样，他用磨出毛边的袖口轻轻拭去浮尘。“少索取、多贡献，这是我永远的人生准则。”
采写、摄影：任沁沁、朱家莹
编辑：李争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