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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拆迁曾让无数城市底层居民改命。在北京东区顶流朝阳大悦城旁边有几片棚户区，活在褶皱间的居民，生活被压缩进几平米的板房，逼仄、潮湿和无尽的忍耐，构成了繁华都市生活的背景板。
外地人住在这里，是为了开源节流，存钱供养家庭改变命运。原住民滞留在此处，等白了头，渴望着“拆迁上楼”。
陋室
稳坐北京东四环的巨型商场朝阳大悦城，被火热的商铺与玻璃高楼包裹，俊男靓女走秀般出没，即使在工作日的下午，四周依然喧闹热腾。
只是在高楼背后，有一小块斑驳之地被单独按下了静音键。
北边，一条窄马路之隔，夹在商铺与绿化带中间有四排平房。电子地图上这里一片空白，也没标注它们的名字。大概只有此处的居民知道，这里叫“土产宿舍”，曾经是北京市土产公司的家属房。
成立于80年代的土产公司早已不再运转，连“土产”这个词都已被时代淘汰。但这四排小屋留了下来，两米高的白墙加栅栏隔绝了喧闹。住在这里的不是老人，就是在外奔忙的打工者。
66岁的北京人李大娘和老伴在土产宿舍住了四十多年。他们的房子临街，开门抬头就能望见大悦城。房子30多平米，进门是厨房和自己盖的卫生间，里面是一间小卧室。为了让儿子有自己的屋子，他们早年在厨房前面搭了一个隔间。自此，阳光很难照入屋内。
平房阴湿，尤其是到夏天，李大娘总觉得床潮乎乎的，若是忘记通风，屋里一股霉味。
有人家里常能看到虫子和老鼠在地上爬。房子老旧，屋顶和外墙上的砖瓦掉落，大风天里水泥被吹下来。楼与楼之间的巷道只有一米多宽，窄巷里没有灯，入夜后一片黑。
2010年，朝阳大悦城建成。这座平地而起的大型商场，改变了土产宿舍居民的生活。胡同房大都没有厕所，以前土产宿舍附近建有公厕，供居民使用。为建大悦城，那个公厕被拆了，新的公厕被修在大悦城前的广场上，穿过马路还得走个一百多米。
李大娘家自己腾出地建了个厕所。空间狭小，她和老伴只在家里的厕所小便，不然气味不易消散。没有自建厕所的人家，就在家里放个盆应急解手用。
站在窄巷里，可以望见对面几座有着欧式尖顶的高楼，那是北京的知名豪宅“星河湾”小区。露天泳池、园林式的绿化，这个小区一度引领了北京的豪宅风潮。2005年，星河湾小区刚开盘，价格就是当时北京商品房均价的两倍。而在它东边两个路口，另一处豪宅“天鹅湾”外形低调，价格不遑多让。
图 | 在土产宿舍望见星河湾小区
这两处楼盘如今每平米均挂牌10万元以上。顽强存在的棚户区，成为顶级豪宅的背景画面。有媒体在对天鹅湾小区的报道中，提到东侧有一处破败的平房，使小区的绿化和景观打了折扣。
报道中的破败平房，就是与天鹅湾一街之隔的黄杉木店村。九十年代末，大悦城这片区域还是菜田与村庄，很快就被接连推平，深挖，打下了一栋栋高楼的水泥地基。拆迁推进到村庄时却搁浅了，密集的村民未被安置，黄杉木店村多年来几乎维持着原貌。
图 | 俯瞰黄杉木店村
村头到村尾500多米，整个村子现有596户人家。老房子鳞次栉比，墙贴着墙，隔成狭窄的胡同。若想在大悦城周围的楼房租下一间次卧，起码要2200元。而在黄杉木店村，棚屋狭小，房租低廉。最便宜的500元一间，贵的也不过1500元。
村尾的一棵大树下，有一个铁皮搭的正方形小屋，里面就够放下一张床。这便是月租500元的房子。将近凌晨，门虚掩着，能看见屋里的男人躺在床上刷着视频。房子外停放着三轮车与杂物。邻居说，男人住在这里已经有几年，觉得屋外空间宽敞，能放得下做活的工具。
大树带来凉风，不然铁皮屋根本热得没法住人。大树也带来蚊虫，人只能缩在蚊帐里凑活。
图 | 月租500元的房子
59岁的铃姐和49岁的老武挤在不足10平米的砖房里，房子在村子边缘，高墙对面就是繁华的朝阳北路。
两人几年前做摩的拉客时认识，去年决定一起搭伙过日子，成了没有领证的半路夫妻，一起分担生活费用和家务活，共用摩托车。
铃姐从云南来北京谋生，身材矮瘦，现在是个外卖员。老武五官圆钝，脖颈粗壮，是河北邯郸人。
两人的三餐四季，就在这月租800元的小屋里度过。门框附近的墙角有个水龙头，电磁炉放在对面的台子上。进门只用两三步，就到了他们紧贴墙壁的床。床是上下铺，占了小屋大部分面积，下铺睡人，上铺放满杂物。床头挂着冬衣，两根铁线悬在半空，晾着平日的衣服。床边的桌子上，摆着锅碗瓢盆、铃姐的化妆品，还有一个电烤灯。以前下雨时屋顶漏水，雨水就滴滴答答落在这些器皿上。
房间里没有淋浴，铃姐在进门处的空地拿盆冲洗身体，水一下子就流到隔壁人家。邻居抱怨，后来她在房子对面的空地上支了个帘子。深夜送外卖回来后，就到帘子背后洗澡。
夏日酷热，老武和铃姐在家时常敞开房门。有天老武独自躺在床上，看到一只老鼠从门外窜进来，爬上床头柜，又嗖地一下跃到上铺的角落。
晚上，老武跟玲姐说起这事，对方不相信家里有老鼠，踩着椅子往上铺的角落张望，没见着老鼠，但捧下一把疑似被老鼠啃剩下的花生米。
图 | 村里的房屋前大多堆着杂物
每到夏天，朝阳大悦城外的广场上接连举办集市与音乐节。这座巨大的橘红色建筑似乎永远跃动着活力，外立面巨幅屏幕与灯光能把天空照得灰白。它所处的朝阳北路很宽阔，夜晚时常有机车呼啸而过，醉酒的路人在街上大声吵嚷。
奇异的是，人缩在村庄里时，不易听见大路上的吵闹，却对邻居的声响更加敏感。紧紧相贴的墙壁太薄了，没有混凝土来隔音，在房里发出一点动静都显得明晰。于是，即使在深夜营业的麻将馆，人们也鲜少交谈，隔着磨砂玻璃只传出淡淡的抚摸麻将牌的声音。
接近凌晨十二点，空调外机的嗡鸣、若隐若现的鼾声与小音量的短视频声在空气中漂浮。一同飘着的，还有下水道的臭气和洗发水的香味。
一个女人听到巷子里传来一串脚步和交谈，立马警觉地推开门，默然盯着眼前的幽黑。
棚屋狭窄，却有村民认为宽敞的楼房更逼仄。在棚户区，出门走几步就是空地，人们享受着公共生活。黄昏时分，有孩子在村里一个被遗弃的床垫上蹦跳，成年人坐在门口的废旧沙发上抽烟聊天。从小一起长大的几个老街坊，在巷道里摆着茶几、长椅和鱼缸，每天一起在屋外吃晚饭，点着香，用旧音响播放音乐。夜里，原住民和外来打工者在一张露天麻将桌上打麻将。
图 | 被禁锢在空地上的椅子
敞开的生活，也暗藏风险。不少人家保持着曾经在村庄的居住习惯，夜不闭户。有村民抱怨，小偷在夜里偷走了女士的内衣。
更大的风险源自被高楼包围后的“下沉”。大悦城的地基打得很高，遗留的棚户区地势低洼。住土产宿舍最后一排的刘大爷记得，大悦城刚建好的那几年，下大雨后巷子里的积水能没过膝盖。而在黄杉木店村，北边的地势比南边的低些，有居民说，曾经在暴雨季节，北边房屋灌水能到床那么高。
七月底，北京迎来140年以来降水量最大的暴雨。住在高楼的人听着雨声轰隆，因为出行不便，上班族居家办公。而在棚户区的人，要顶着如注的雨上公厕，也面临危险。
社区担心黄杉木店村的老旧房屋遭不住雨，派来大巴车，将村民接到附近一处矮楼安置。有人说，那是曾经的方舱医院。
住在村子腹地的白老太不愿跟着转移。她今年73岁，河北沧州人，二十多岁结婚后，丈夫来北京木材加工厂工作，她也追随而来，在丈夫单位分的这间房里住到现在。她满脸褶皱，身形矮胖，胳膊上的肉松垮地赘着。
白老太觉得临时住房的条件肯定不好，不愿折腾。工作人员劝她，说担心出事。她呛回去：“没事，砸不死人。这房子倒了就哗啦一下散了。”
实际上她也怕。白老太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重孙都已经十几岁了。因为分的房子不够住，她加盖了一间南房，在南房上面又盖了第二层。现在她和小儿子一家一起住，儿孙好几口人。
雨下大了，就往外跑，找个小屋躲着，哪怕房子散架也不容易受伤——这是白老太的求生方案。今年的暴雨天里，她担心儿孙住在二楼不安全，就叫他们都挤在一楼打地铺。呆在房间里，她听到大雨哗啦哗啦地砸向房屋。
有的村民搬进了楼房，留下的老屋在烈日灼烤与大雨浇灌的交替下坍塌了。
图 | 村里随处可见标记“危房”的牌子
房子塌得悄然，没人知道具体发生于哪一刻。不是轰然崩塌，而是慢慢地，砖石风化、墙体酥松，从里到外一点点碎裂，塌出一个大洞。在村里散步的居民路过看到时，那房子已成了废墟。
一些房子倒了，另一些人生活如常。有人在破旧的墙外种花草，有人在狭窄的巷子间挂彩灯。这片土地之于居民，如同废墟上的乐园。
图 | 巷子里的彩灯
穷人，富人
人们对“北京人”有无尽光鲜的想象，而人生被折叠在棚户区的北京原住民们，过得却不阔绰。他们一辈子蜗居在狭窄的房子里，对高昂的房价感到无力，习惯了在生活中节俭。
都市人喜欢在夏天躲进空调房，而在棚户区，空调如同奢侈物，它意味着更高的租金、更多的电费，绝不是必需品。
白老太家里有空调，但为了省电，她在大热天也很少开。她的房间窗户不大，窗边放着个一人高的蓝色氧气罐。60岁以后，她在屋里常感觉缺氧，脑子犯迷糊。白天小辈们在外上班，没人照料她。吸几口氧气，脑子就能清亮点。同样为了省电，她也不常吸氧。
土产宿舍的李大娘和老伴每人每月有3000元左右的退休金，这个数额是北京人均月收入的二分之一。两位老人平时一顿饭只做一个菜，以素菜为主。李大娘的儿子已结婚成家，错过了申请经济适用房的时机，她帮儿子从老邻居那里租了一套和她家一样的房子，人情价，房租很低。
以前李大娘常去朝阳大悦城地下一层的超市购物，2022年，那家搞特价的超市撤出，李大娘几乎没再去过大悦城了。
一辈子住在棚户区的原住民，没能在房地产浪潮中实现财富积累，在照顾上一辈与下一辈之间消耗着人生。
工人刘大爷还记得，八十年代，社会开始流行自谋职业的风气。当时在单位工作的人，月工资是四十元左右，若是去做小摊贩，一个月能挣300元。但刘大爷当时觉得，下海经商不是正经职业，就守着自己的工作。转眼到九十年代，工资时常开不出来，他下岗了，也不敢贷款买房。
与其他人比，刘大爷觉得自己确实缺少先见，也认为家庭出身固定了他的人生路径。他见过别人靠卖祖辈的古玩都能换不少钱，自己家却什么都没有。
儿子成年后结过两次婚，他给准备了两次彩礼。儿子也是工薪族，一个月挣万把块钱，他已不指望儿子给他买房。
图 | 夜里的土产宿舍
原住民过得紧巴巴，不少人把小房间分租给外来打工者，来补贴生活。而那些租客，未必是人们想象中的穷人。
八月的一个午后，62岁的上海人周进峰正站在板凳上，试图挑落房顶上结的丝瓜。他是个装修木工，这天适逢夜班，白天在村里悠闲度过。1978年，刚刚成年的周进峰觉得在老家的日子过于安逸，便来北京闯荡。几经辗转，他到黄杉木店村租房，转眼住了23年。
这几年，周进峰老了，月收入依然能维持在2万元左右。他花了100多万积蓄把老家农村的房子扒了翻新，还在上海市区买了房子，给孩子住。
周进峰的小房间里几乎没有积攒细碎物品，窄床上方的储物架都没搁满。他不想换一个更好的住所。“出来是来赚钱的，不是为了享受的。”挣钱带来充裕的快乐，平时儿子和孙子手头紧，给他打个电话，他立刻给他们转账。
做工不止是为了挣钱，也给他带来成就感。他说，自己进人民大会堂干过活。
只是随着年龄增长，工作的机会在减少。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年轻点，周进峰会定期把头发染得乌黑。有时招工方要查身份证，他会说证件上的年龄搞错了。
他预计着，再干三年，等到65岁就很难找到活了。到时候，他就正式回老家享受退休生活。
图 | 周进峰租住的房子
舍弃居住条件，攒钱供养在老家的富足生活，很多住进一线城市棚户区的外来者以此为生存信条。
土产宿舍一间37平方米的小屋里，租住着来自湖北的杨姐一家。杨姐出生于1974年，2000年后，她和丈夫开始外出打工。起初，她在广州的工厂流水线上工作，每天干十六、七个小时，却还是没攒下来钱。2003年，他们又来北京找机会。最难的时候，两人挤在不足10平米的房子，买不起被子，吃两块钱一斤的肉。
凭着苦干，生活有了翻天的变化。丈夫做装修，她做家政，抽空打零工，在烧烤店穿羊肉串，把手指磨得斑驳。来北京第二年，他们过年就往老家拿回去一万五千元。2007年，他们在老家新盖起了房子。
现在杨姐能有万八千的月收入，丈夫挣得更多些，两人合起来每个月能挣几万。
夏天日落后，杨姐做完工回家，给家人烧晚饭：炖牛肉、韭黄炒鸡蛋、炒青菜。整洁的厨房被暖黄的灯照亮，灶台边放着一张方桌，她与丈夫、儿子儿媳、还有小女儿每天围坐在这里吃饭。
房子虽然藏在深巷里，倒也不昏暗。方桌上方有一小片天窗。每天清晨，阳光会准时投洒下来。
财富积累的背面，是辛劳与消耗。
烈日下的黄杉木店村，一对收废品的河南夫妻正在来回搬运纸壳，把它们铺展在三轮车上，由男人骑车将它们送到8公里外的废品回收站。两人的皮肤被太阳晒成棕色，丈夫身材干瘦，眼珠泛红。
气象组织观测，今年七月是有史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男人常在40多度的高温下骑车，被晒得头疼。与此同时，纸壳降价，他们觉得收入减少了。
村里除了住宅，还排布着小饭馆、理发店和超市，多是外地人在经营。
一个黑龙江大姐在村里开了一间超市，前房是门脸，后房有两间小屋，她和儿子就住在这里。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儿子尚未结婚，母子各自在北京打拼，晚上在一个屋檐下歇息。
超市从早上开到夜里十一点半，位置在村民必经之路上，但她觉得生意并不算好。村民会嫌店里卖得贵，更喜欢坐车去远处的早市采购。为了多挣点，她还抽空包水饺卖。
密集的劳动侵蚀着她的身体。没有客人的时候，她就坐在柜台后面的软垫子上，脱下鞋，让关节肿大的双脚从疼痛中稍稍拔出来一点。人到六十，她感觉自己的双手在变成“老人手”，手指僵硬地弯着，很不灵活。没事儿的时候，她就来回抻拽指头，好像这样能把它们拽直一点。
图 | 黄杉木店村里的超市
在北京挣钱似乎容易，而钱财的散去，有时也就在倏忽间。
老武年幼时母亲病逝，父亲在2006年也去世了，他觉得呆在老家种地没意思，也挣不来钱，转年就从河北老家到北京打工。他起初做保安、保洁，公司包吃住，工资有六七千，几年下来也攒了些钱。
轻松的日子没过多久，他在砖厂上班的小妹妹生了重病。他将妹妹送回老家养病，定期给她打钱，前后花了18万元，几乎掏空了存款，妹妹还是去世了。
老武不识字，对时间的记忆也模糊。他依稀记得，疫情爆发前的某年，他在一个医院当保安，主任把他开除了。他回出租屋整天喝闷酒 ，又接到老家的电话说妹妹不行了。
当时他躺在床上，心里难受得想死，把耗子药和农药兑在一起，就着啤酒一口口喝下去。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他又照常醒来。他想上吊，把脖子吊上去之前退缩了，又拿出剪刀在手腕上使劲剜出几道口子。
房东路过，透过敞开的房门看到天花板上悬着绳子，地上淌着血，赶紧进来阻拦老武，跟他说，房租交不上也没事，不要寻死。
熬日子
常来黑龙江大姐的店里买杂货的村民，大多见面叫她一声“大姐”，她也会与他们寒暄几句。
她是家里的长姐，做了一辈子大姐，也干了一辈子的活。她说，自己十几岁就开始种地干活，从那时起“累”就成了生活的主旋律。后来经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从农村进城，她骤然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为了多挣钱，她到北京漂泊，过年都不舍得闭店，也不总是买车票回家探望老人，宁愿多寄回去点钱。
傍晚店子里热闹一些，涌进来几个穿白衬衫的年轻女孩。她们说笑着在柜台间选购零食雪糕。大姐记得其中一个女孩最近嗓子不好，特意关心她恢复得怎么样了。
这些女孩不住在村里，而是住在隔壁的楼房小区。走出超市后，她们沿着坡道向上走，回到租住的楼房。
曾经大姐也是个爱打扮的姑娘，现在她却已不记得，上次买新衣服是什么时候了。她白发丛生，前额却杂着几缕棕黄，那是以前染发留下的痕迹。她耳朵上戴着一对银色花朵形状的耳环，头上挽着一个花儿簪子。不过她说，耳环只有一对，从来都不摘，戴簪子是为了挽住头发，干活方便。
她看起来总是神情恹恹。对未来没有规划，不知何时才能终止这操劳不停的生活。“活着费劲。只要有气就得干，没气儿就歇了。”
图 | 村中一隅
城市化将农民剥离出土地，他们悬浮在钢筋水泥间，被迫去适应大城市的游戏规则：高工资、高生活成本，想要积累财富，就要在成本上极力压缩，拼命工作，以磨损身体为代价。
杨姐最开始离家去一线城市谋生，也是觉得老家的地少。在北京挣到钱后，她想改变后代的命运。大儿子成长时，她和丈夫在外地打工，孩子成了留守儿童。杨姐一年回一次家，在学校门口见到儿子时，儿子都认不出她。这成她心里的伤。
她想让小女儿离自己近一点，于是在2015年，她把全家的户口迁出，在燕郊买房落户，背上房贷，也失去了原本农村户口下的养老金与医保。
五年前，杨姐开始频繁地感觉肩膀疼痛。疼得厉害的时候，肩膀会僵硬地紧缩，胳膊抬不起来，想要伸手进口袋掏钱都困难。做家政时，她就夹着胳膊扫地擦桌子。最疼的时候，她有三四天吃不下饭，夜里疼得躺不下身，只能半夜在屋里来回走动，稍稍缓痛。
她想尽快治好这毛病，跑去私人按摩店，花了一万多块钱，却在一次治疗中骤然疼得更厉害了。
去医院看，医生说她患上了“五十肩”（肩周炎的别称）。医生解释，人到50岁左右，可能会出现分泌物失调，造成这个毛病。听闻杨姐没有医保，医生给她开了7天的缓痛药，告诉她之后就不要再多花钱了。
在生活的轨道上高速前行，杨姐已无法让身体缓下来。房租、房贷、女儿一年7万元的学杂费、老人得了癌症、儿子要结婚生子……她只能不断工作，忍耐着慢慢适应年迈后的激素变化。这两年，疼痛渐渐退去。
土生土长的北京本地人王大娘，也经历了与土地分离的人生。她自结婚后就住进黄杉木店村，以耕地为生。直到1998年，田地被征走，她的户口转成了非农业户口。
眼见桑田变高楼，她拿着每个月190元的退休金，等待着拆迁。站在自己的小屋前，她能看到对面建起了几栋楼房，那是一个单位盖的员工家属楼。她和朋友听说，那个单位的员工嫌楼房户型太窄，都不愿意住进去。
而在村里的人们，仰望楼房二十多年。
黄昏时，王大娘和邻居站在一个危房前聊闲天。房子的主人以前也与他们认识。这房子好久之前就摇摇欲坠，居委会担心房子塌了，劝屋主早点搬走。房主想在原房上翻盖，任凭房子连年漏水也不愿意走。今年实在撑不住了，才把房子交公。
2017年，黄杉木店村被划定为危房区域，户主被允许将房屋周转，每个月以每平米一百元的价格获得补贴，用来在外租房。没有周转房屋的人，大多是因为老屋面积小，又是几代人挤在一屋，手里的周转金不足以在高楼里租多居室。
王大娘就不愿意周转房屋。除了怕钱不够用，还能预想到其他难处。她和老友们知道，房东都不愿意租房给老人，怕老人在自己的屋里去世。她还腿脚不便，有时要用便盆如厕，若是到楼房和别人合租，多少有些尴尬。
图 | 已经上交的房子，被贴上封条
过往的20多年里，村民也不是没有“拆迁上楼”的机会。2005年至2010年间，陆续有村民完成拆迁。村民高姐家里的平房有141平米，在2008年左右得到的拆迁补偿条件是135万元和2套房。当时高姐没有接受这个条件，她们家有5口人，那年女儿已经18岁。她觉得，除了自己和公婆家各一套房，女儿也理应分到一个一居室。
住房问题关乎未来人生，村民们都很谨慎。2005年左右，黄杉木店村附近盖起几栋经济适用房，叫朝阳雅筑，一部分居民被安置到了那里。但因位置有限，还有一部分被安置在五环外的定福家园。
黄杉木店村交通便利，村头村尾都有公交站。像王大娘这样在村里住了大半辈子的人，都不愿意被安置在远处，尤其是五环外。“出去这北京你这辈子就甭想回来了。”
作为经济适用房，朝阳雅筑的房子对村民的售价是3800元一平米。有的村民愤恨地猜测，开发商把本属于拆迁户的房子当作商品房卖给了别人。2005年的一则法制新闻显示，有业主举报，朝阳雅筑的开发商博成房地产有限公司在卖房时捆绑销售“装修服务”，数百名业主被迫交了3万至5万元的装修款。
现在，朝阳雅筑二手房挂牌均价在6万5左右，想要合租一个房间也得至少2500元一个月。王大娘后悔当年没借钱买房，如今“拆迁上楼”的希望看起来越发稀薄。年迈的她腿脚不便，生活范围逐渐收窄。村子和大悦城之间那条宽阔的大马路，她趟过去很费劲。
拆迁的另一个潜在问题，就是家庭内部的财产分配。棚户区里多代同堂的家庭，很多都会去做“析产公证”。在拆迁时，凡是户口本上有姓名的家庭成员，即使实际不住在老房子里，也都能分到拆迁款。如此一来，拆迁款被稀释，原本无房的家庭成员凭借分到手的少部分拆迁款，还是买不起安置房。
一生守在棚屋中，白老太也在盼望着有朝一日拆迁上楼。尽管难以知晓这天何时到来，她并不后悔自己当年离开老家的村庄。
几年前曾有老家的亲戚来北京探望她。最近亲戚问候她，得知她还住在这老旧的棚屋里，忍不住在电话里发出一声“哎呦”。
回忆起当时和亲戚的对话，白老太朗声重复她的回答： “哎呦什么！这是北京朝阳区呐！”
图 | 入夜后，打工者们才回到土产宿舍
就在今年，在人车如潮的青年路上，老武开摩的载客去大悦城，被一辆汽车撞倒。原本他早年和人打架，导致一腿有伤，现在另一条腿伤得更重，已经站不起来了。摩的载客不合规，他不敢报警要求赔偿，也没钱去医院治疗，就这么回了家，过着难以自理的生活。他给车祸那天载着的客人发过两次红包。
床头的地上放着一个大矿泉水桶，用来盛老武的小便，边上的垃圾桶用来盛大便，铃姐平时把它们倒出去。留着食物残渣的盆碗，也就搁在床边的桌子上。窄小的房间里，空气不大流通。
铃姐在老家结过婚，有一个女儿。老武在老家也有一个没领证的“媳妇”。他十七八岁时和别村的一个女人相好，后来女人告诉他怀了孩子。离家去北京后，老武再没回过河北的村里，更没见过乡下的女人和儿子，只是偶尔给他们打钱。有天女人跟他说，儿子考上大学了，他叫她发张照片过来。看到照片里的小伙子和他长得是很像，他给转去了一万块钱。
曾经他也期待，以后回老家与媳妇孩子汇合，一起生活。双腿残疾后，他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四处求助也总受冷遇，办不下来低保，申请不了居住证、残疾证——这些事都得靠他自己出去走动，但他不识字，又寸步难行。
拖着这两条伤腿，他担忧自己可能再也回不了老家了。有时他在预想，也许自己哪天实在过不下去了，会找个高楼纵身一跃。
能够起床移动后，老武开始骑车收废品赚钱。
他通常傍晚出门，骑电瓶车沿路捡空水瓶、废纸壳装进挂在车把上的编织袋里，要忙活到凌晨一点。一袋装满了，就回家换个袋子再装。
有时在外面忙碌半天 ，也就挣十几块钱。
九月初的北京开始入秋，前日下雨，老武在家闷了一天，第二日，天黑了铃姐还在外面送餐没有回来。到了自己出去工作的时间，老武在床上保持坐姿，将身体平移到床边的一个塑料凳上，双手用力挪动凳子把自己移到门边，再尽力拉扯身体，够到门口电瓶车的座椅。一旦坐上电瓶车，他就得让自己一路保持坐姿，弯腰去捡路边的废品。稍有闪失，也不知道要如何起身。
出发前，他坐在塑料凳上，拾起一个表面上满是污渍的热水壶，拧开门口的水管，给妻子烧上一壶水。（佟畅）
* 文中部分讲述者信息有模糊
* 宋春光、王枻坤、朱云帆对本文亦有贡献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