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游戏，我们立刻就会联想到儿童的小玩意儿，或是沉迷于电子游戏的“问题”少年。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大人，但那只是闲暇时间用来放松的东西，一个经常玩游戏的大人会被认为是懒散和无所事事。总而言之，在现代人的观念中，游戏并不具备独立的正当价值。
但是中世纪时期，游戏在法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近代以前的法国，大多数游戏都与节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某些节庆还拥有自身特殊的游戏。中世纪的大城市每年欢庆狂欢节的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除了节庆场合，在法国贵族中流传的还有众多日常玩的游戏，例如狩猎、老式网球、羽毛球、九柱戏和各种赌博游戏，甚至包括讲故事、跳舞等广义的游戏。为何游戏在法国人的生活中有这么高的地位？我们还要从中世纪的宗教说起。
阶级对立的局面，颠覆宗教的游戏伦理——法国社会游戏性质的转变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欧中世纪人们的生活世界的认识深受强大的文化建构体系的影响。首先是在15-17世纪，人文主义学者、宗教改革家和民族国家构建者们急于摆脱中世纪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他们以复兴光辉灿烂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旨归，逐渐把中世纪构建成一个黑暗时代。
由于文艺复兴在近代以后的社会文化中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因而中世纪是黑暗时代就几乎成了唯一的真理性认识。
14世纪初有一本使用古普罗旺斯语制作的《爱之祈祷书》，它的目的在于教导人们如何抵御魔鬼的各种诱惑。而在其中有的插画就呈现出了基督教伦理对于游戏的一种典型态度。
这些插画的寓意在于说明游戏和男欢女爱是魔鬼对人类的诱惑，不能抵御这种诱惑的人就会坠入地狱。中世纪社会对于骑士比武这种游戏的态度也就一目了然。于是早在12世纪，教皇就曾严厉谴责骑士们冒着死亡和地狱之火的危险玩这种的可恶游戏。
基督教对游戏的这种看法由来已久。公元四世纪，君士坦丁堡主教克里索托姆就严明告诫教徒禁止参与游戏，因为那将会使人走进魔鬼的深渊，在游戏中人会放松警惕，这时魔鬼就会趁虚而入。在这些严厉的基督教道德家看来，游戏完全是邪恶的、不必要的，因而不可能诞生在基督教世界。
由此可见，基督教的游戏伦理事实上分成了不同的层次。最严格的观点认为应当禁绝一切游戏，较中庸的观点则加以区别对待。后一种观点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游戏存在的合理性，并试图从游戏的宗教起源上加以证明，它认为游戏不是魔鬼的诱惑或异教的发明，而是起源于人类的堕落。
这些人声称：
于创世之初，生活在伊甸园里的人类始祖并不需要游戏，因为他们处在一种完全自足的生存状态。他们当然也要劳动，但是关于这些劳动，他们是心甘情愿，并且受到了上帝的旨意。
而更重要的是，当时人类的心灵与精神完全一致，因而即使在劳动之中产生体力上的劳累，这种和谐也能够为人民提供源源不断的补充，永远不会缺乏能量。但这一切都因为人类贪欲的原罪而改变了。
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人类不仅必须辛苦地劳作，而且人的心灵与精神也发生了分裂，两者永无休止的缠斗很快就消耗掉人的精神和体力。这就使得游戏成了必需。
缺少阶级差别的游戏——宗教改革对于游戏参与者的宗教观的改变尽管上述基督教游戏伦理在整个中世纪始终存在，但在宗教改革之前，它们主要是作为高悬于日常生活之上的道德标准而存在，并没有真正形成普遍的约束力。中世纪的现实游戏世界普遍奉行的是另外一套更贴近生活需要的伦理准则。
前文可知，中世纪的教会把骑士比武视作魔鬼的诱惑。有些地方的教会甚至拒绝在其墓地里埋葬在比武中死亡的骑士，但是即便是没能埋入教会墓地的骑士，也在骑士中间赢得了极高的荣誉。而在骑士贵族的不断挑战下，历任教皇禁绝骑士比武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骑士贵族为何敢于挑战教皇的禁令?难道他们不怕遭到绝罚并因此坠入地狱?事实绝非如此。在游戏的宗教伦理方面，骑士们自有一套不同于教会的看法。他们并不认为游戏与信仰之间存在冲突。正如让朱瑟朗所指出的：
在骑士们看来，比武与虔诚并无冲突。它不仅不会使他们坠入地狱，反而是通向天堂之路。
面对游戏的冲动，人们总会有一套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解释方式。因此，尽管存在宗教上的戒律，但那些极端宗教道德化的游戏观念远没有达到深入人心的程度。事实上，人们在游戏的时候根本不会理会那些伦理规范，只有在赌咒发誓时才会偶尔想起。
因此，在中世纪，正统的基督教伦理并没有我们曾经以为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强大统治力。在绝大多数人的世界里，切合现实生活需要的游戏伦理才是唯一信仰准则。当他们两种伦理标准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像我们在骑士比武中看到的那样。生活中的游戏伦理总是胜过任何抽象的教条。
在宗教改革之前，教士参与世俗民众的游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在这个时候，绝大多数教士与世俗大众奉行的游戏伦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以骑士比武为例，不仅骑士阶层对这些教皇的禁令嗤之以鼻，不少教士本身也热衷于骑士比武。
无论是教士公开参加世俗民众的游戏，还是他们在愚人节狂欢中的表现，都意味着当时教士的粗俗游戏举止是完全公开的，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避开包括女性和儿童在内的普通民众。
教会层出不穷的禁令表明此类行为根深蒂固，其根本原因在于本地教士与民众共享着同一种文化，他们无论在信仰还是在生活方式上都与普通信众没有根本的差别。一直到宗教改革时期，教士以及教会的空间和时间具有特殊性、教士应在民众面前保持庄重等观念才逐渐成为共识。
游戏社团与社群自治——中世纪游戏的社群管理功能在中世纪以社群为基本生存单位的状态下，游戏的宗教仪式功能决定了它的参与必定是普遍的，即无论男女老少，整个社群所有的成员都要参与其中。这也是为什么一场在圣莫尔节举办的苏勒球赛会有多达五百人参加的根本原因，尽管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始至终可能连球都没碰到过。
这种全体参与性也使得游戏还具有重要的社群管理功能，它在当时人们的群居性趋向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
游戏社团是一种兄弟会式的组织。总体上说，它们与严肃的兄弟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们基本上都是世俗化但带有宗教性质的组织，并且活动总是充满了游戏的欢笑。不过，游戏社团与较严肃的兄弟会之间的这种区分并不绝对，因为游戏社团有时也是行会或其他性质的组织，而其他兄弟会组织也经常扮演游戏社团的角色。
由上可见，游戏社团是法国封建时代地方社群自治的产物。这种自治主要是由两个层面的原因促成的。首先，在中世纪法国战乱频仍、灾疫肆虐、盗贼横行的条件下，无论是孱弱的王权还是割据一方的贵族势力，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为地方社群提供有效的行政保护。
在中世纪末到近代早期的城市化进程中，青年人依旧在城市的游戏社团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即使在成年人越来越多地进入甚至主导游戏社团之后，游戏社团的自治功能也并未改变。
而政府当局与游戏社团主要是分工合作的关系，两者互相配合完成对城市事务的管理。而游戏社团在17世纪衰落并消失，同样是社会演变导致地方社群自治需求衰退的结果。因此可以说，社群自治是游戏社团最本质的功能，也是决定它兴衰沉浮的根本命脉。
结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把中世纪看作一个“黑暗时代”，也想当然地相信当时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判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鸿沟。时至今日，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仍然根深蒂固。
然而通过对游戏的研究，我们发现这种状况在中世纪表现得远没有那么突出。相反，当时无论阶层、性别、年龄，所有人都共享着现在看来十分粗俗、暴力的游戏文化，包括参与同一种游戏并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总体上说，包括教士和贵族在内，上层社会并没有与大众阶层截然分别的游戏文化。同时，游戏在中世纪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也远比现在重要得多。
参考文献：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
《游戏史》
《中世纪的文化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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