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北京的禄米仓胡同五号，隐藏着一处小众而神秘的打卡点。
这里有北京唯一明代木制转轮藏和源于唐宋的宫廷古谱。
其每日演奏，宫音渺渺。
只见正门牌匾上写着“敕赐智化寺”五个字。
事实上，这里不是某朝某代的皇家寺庙。
而是正统年间司礼监掌印太监，东厂提督王振的家庙。
王振何许人也？
智化寺文物 北京唯一明代木制转轮藏
此人算是明代太监专权的开山鼻祖。
从他开始，专门服务皇帝的司礼监变成了与内阁平起平坐的机构。
言外之意，今日的御前小厮，有可能就是明日提点首辅的贵人。
那么，他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上这权力顶峰？
落第秀才通经史，中举自阉入东宫朱元璋曾于内廷显眼处，立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
但事与愿违。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大明王朝最终恰恰就是败在了宦官手里。
也许是欲速则不达。
明代的内宦权珰反噬强烈。
其地位非但不减反而节节攀升。
内阁设立之后，更是衍生出内阁首辅作为“外相”，司礼监掌印太监作为“内相”的权力体系。
这代表着，明太祖理想中的只负责洒扫庭除的内廷宦官能够与殿阁大学士们平起平坐。
如果司礼监掌印再加上提督东厂的职衔，说是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似乎也并不为过。
《明史卷七十四》载：“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
“外廷元辅”就是内阁首辅，事实上的宰相。
总宪就是都察院的长官，专职纠劾百司。
太监做到司礼监掌印加东厂厂公，可谓触摸到帝国最高的决策权与监察权。
这种操盘的掌舵感与拿捏他人命运的俯视感，是远非走正常仕途、勤勉一生换来的荣显可比的。
所以，有些人削尖了脑袋也想要跻身于这个贵人的枢机之地。
他们梦想着从一名操持主子饮食起居的侍者开始。
一路蹉跎进入司礼监，当上票拟批红的秉笔太监。
直至坐上掌印太监的头把交椅。
这其中也包括一些风华正茂，本可走出一条截然不同人生路的青年才俊们。
王振就是其中之一。
青年时的王振出生在距京师不远的禹州(今天的河北蔚县)。
他也和那时的莘莘学子一样，曾为功名埋头苦读。
还因屡试不中，一度做起教书先生。
后来经过不懈努力，王振才终于考中了举人。
此时有两条路摆在他面前。
一是继续发奋应试，考取贡士、进士，直至金榜题名，封官入仕。
二是以举人身份做个低级官吏，最高也不过八、九品。
再往上发展的渠道就极其有限了。
但也不乏例外，后来的海瑞就是以举人身份做了正九品的县教谕。
按正常轨迹发展他应当在南平县的这个位置上做到退休。
可谁想到，他一路开挂最终做到正二品的右都御史。
在举人堆里已属凤毛麟角。
上述两条路是给普通人选择的。
可王振不是普通人。
他选择了第三条路：挥刀自阉净身入宫，赌上子孙后代一博通天富贵。
这是一条没有退路的险道，但王振颇得其要。
入宫后，他先是受到”促织天子”宣宗朱瞻基的赏识。
而后其被派遣到方值冲龄的太子身边。
自此，他”侍英宗东宫，为局郎”，成了下一代天子明英宗朱祁镇儿时最亲爱的“王伴伴“。
燕雀随鸾登高阁，大明内相驭外相毫无疑问，王振的豪赌，获得了返利惊人的丰厚回报。
朱祁镇九岁即皇帝位，同年升王振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和同龄的成功士子相比，别人最好的政治起点，也不过是中进士后授予的翰林院编修、庶吉士。
这些最多算是”储相”。
而他的起点已经是与内阁首辅平起平坐的大明”内相”了。
《明史》记载了王振掌印司礼监之后的场面。
“振狡黠得帝欢… 导帝用重典御下, 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 而振得因以市权。”
从此时起，执掌朱批玉印的王振开始把自己与英宗的亲密关系，当作撬动朝局的杠杆。
他深知，大臣们越怕皇帝，自己对内廷的掌控调度就会越得心应手。
不过，英宗登基之初的王振，还不敢太张扬。
他凡事还需小心翼翼的通过在皇帝那里做小动作，来达成目的。
毕竟那个时候，朱祁镇的奶奶太皇太后张氏还在世。
她在事实上摄政驭国，“委政内阁”。
其给予了当时的三位累朝元老杨土奇、杨荣、杨溥充分信任。
皇祖母老成持重，内阁履行其职，保证了皇位顺利交接和相当长一段时间正统朝的政通人和。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正统七年张氏崩逝，“三杨”也已相继凋零。
杨荣离世。
杨士奇因儿子犯下人命官司，被王振等人狠狠利用只得告老还乡。
而杨溥则年迈体弱，几乎处于半退休的状态。
至于递补入阁的两位新阁僚，马愉和曹鼐。
他们一人是东汉名将马援之后，一人是北宋名将曹彬之后。
虽然族谱辉煌，祖宗刚硬。
但这二人与“三杨”的资望相比，还是逊色许多。
就此，“内相”根深叶茂，“外相”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权力中枢的制衡天平已经开始倾斜。
天时地利人和已经尽归王振。
此时的他如愿登顶人生之巅，豪赌功成，春风熏面。
不仅如此，其仿佛一个刚刚焚香沐浴的贵人。
过去能忍的“臭味”再也闻不下去，过去眼里能揉的“沙子”一颗也无法容纳。
御史见之不跪，就被发配铁岭戍边；
他视察国子学时被接待不周，祭酒（校长）就被找茬枷在国子监门前三天三夜；
明朝名臣于谦写诗讥讽他，也被缉捕下狱定成死罪。
而后，王振还在皇城东面修筑了豪华的宅邸，并仿唐宋“伽蓝七堂”规制创建了自己的家庙。
也就是后来的智化寺。
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王掌印的附庸者也很快从郎中坐上了侍郎。
他的两个侄子进入锦衣卫成为指挥同知与佥事。
胸无点墨的养子王山、王林也都坐上了都督指挥。
除了纵享荣华富贵，王振也有名垂青史的志向。
只不过，他虽野心有余，却才德不配。
正统六年，其曾联合一众大臣极力主张合兵十五万征伐不安分的南方边陲土司麓川。
王振以为麓川虽小，但犯强明者虽远必诛，不能让人看扁天朝。
可当时著名的谏官刘球却认为“边患在北，不在南”。
若不顾北方瓦剌、鞑靼虎视眈眈，松驰削弱北部边防，为了面子耗费兵力于南方蕞尔小国，恐会得不偿失。
对此，刘球苦口婆心地劝解皇帝：
“至如北虏, 犹古玁狁、匈奴，世为边患… 戎马尚众，未可保其终不寇边… 乃欲移甘肃守将以事南征，恐沿边将士意谓朝廷必以此虏为不足虑，遂生怠心，弛其边防卒然有警, 恐致失措。”
刘球一心为了大明，字字珠玑。
可在王振眼中，却成了赤裸裸的挑衅。
正统八年，刘球再次上书时，如日中天的王振无需再忍。
他直接将其逮系诏狱，并令自己的亲信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把刘球活活肢解于狱中。
南明末年，历任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的陈子龙，曾痛惜地评价刘球的进谏：“上此疏，王振不从。其后北边空虚，酿土木之变者，亦半系于此。”
正统十三年，“以一隅而*动天下”的麓川战役，最终以“大捷”上报。
明英宗沉浸在胜利的纯酿之中。
但他并不知道，宫乐徐起之时，劳全国之力数年却未彻底剿灭的滇西麓川残部，又开始集结*动了。
但他已无暇南顾。
因为在北线，蒙元后裔瓦剌部的首领也因贡马互市被王振压裁马价，在酝酿伐明了。
中官掌舵统千军，兵溃瓦剌君臣别正统十四年，瓦剌三万雄兵叩境，势如破竹，大同几近陷落。
在王振的建议之下，英宗意气风发。
他不顾群臣反对，率二十万明军精锐，御驾亲征，纵身跨出居庸关一路西进。
狡猾的瓦剌军以骑兵优势发挥需要驰骋之地，屡屡后撤引明军深入草原。
随军有识之士不断建言收兵回撤，均被王振弹压。
可见，中官王公公于军中俨然已位如统帅，有如当年北宋的童贯。
尚书邝婪、王佐忤逆他，被“罚跪草中”；
成国公朱勇等勋贵名将言事奏报也要“咸膝行进”。
视野长期聚焦于南征的明廷，对北境兵事的情报收集精准度已大幅降低。
至直敌军大网布好，明军前锋受到重挫之时，英宗与王振才知道怕了。
但危难之际，最忌慌乱，应该沉着坚忍，扎紧营盘固守不乱。
可已经胆悸受惊的英宗、王振主仆却阵脚大乱，毫无章法地瞎指挥。
他们直接从全面进击改为完全撤退，不考虑中间方案。
随后，二人还决定取道紫荆关回京，顺带途经王振老家蔚州，好让英宗临幸其故居。
复又担心大军“蹂乡稼”，让大军改道宣府镇，由居庸关入关。
这样一通折腾，“军士纡回奔走”，终于像无头苍蝇一样撞入了故事的终点土木堡。
从而揭开了被后人嗟叹几百年的尴尬结局。
《明史列传卷》记载：
“瓦剌兵追至，师大溃。帝蒙尘，振乃为乱兵所*。”
俨有靖康之事重演之态，英宗被俘。
在这期间，奉命留守京城的郕王朱祁钰顶着国仇家恨，第一时间对王振一党进行了清算。
其两个义子于闹市处决。
肢解刘球的马顺也创下了明朝历史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
他成为唯一一位在朝堂上被大臣们活活打死的锦衣卫指挥使。
最终，只有王振的家庙智化寺因为是敕建而未被拆毁。
虽然于谦联合孙太后择立新君之时，已经有意放弃英宗两岁的太子，而另立郕王。
但舍先帝封的储君，另立他人，终究是不合祖制，名不正言不顺。
可郕王朱祁钰清除王振一党的做法赢尽了天下人心，也为他在非常时期监国登基奠定了基础。
在朱祁钰做景泰帝的八年时间里，王振的形象一直以土木之变的罪魁与祸乱朝纲的小人而存在。
直至后来的风云突变，英宗叩门还朝。
他隐忍几年后，成功夺门复辟，才又给他的“王伴伴”平反，并在智化寺给他树碑立传，塑像祭祀。
这座明朝古寺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张名片。
结语即便英宗兵溃被俘之时，都没有埋怨过他儿时的伴侣王振。
可见王振确得羁縻人心之要，或起码说明这一主一仆之间尚有情份存在。
而王振以一中官身份位极人臣，左右朝局与国运，也成为后世明廷权宦效法的标杆。
宪宗朝的汪直，武宗朝的刘瑾，熹宗朝的魏忠贤，身上都有王振的影子。
就连张居正治下富庶的万历时期，也有一半功劳要归于元辅张先生能够找到与当时的司礼监掌印、皇帝大伴冯保的和谐相处之道。
明英宗说，王振就算没有功劳总也有苦劳，即便难分良莠，但永远不能忽视他的影响。
参考文献
《明史》
《谏伐麓川书》
《皇明经世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