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袁世凯坐稳了大总统的宝座，并利用手中的北洋新军痛击了“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人，彻底让北洋政府控制了国家主权。但是一系列的胜利催生了他的野心，而野心也重新唤醒他血液里几千年的帝制基因，他渴望重新恢复帝制，来当中国的新皇帝。但是这次命运站在他对面，面对举国讨伐的局面，袁世凯直接以死谢罪。但是他的死亡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好的影响，反而造成了北洋系内的分裂和混乱，北洋系内部没有能够让所有人信服的领头羊，曾经的铁板被碎成了三块（北洋三系：直、奉、皖）。
相对坐镇中原的直、皖两大老牌派系，处于中国一隅的奉系则更为独立。东北自从清政府开放禁令之后，获得长足的发展，大量的中原人力资源涌入其中，而东北凭借着自己的肥沃黑土、矿产资源开始了飞速发展。等到“胡子”张作霖掌控东北时，整个东北已经成为中国少有的富饶之乡，优质的农产品享誉世界，丰富的矿产资源更是源源不断地换来真金白银，奉天政府发布的公债成为当时东亚最为优质的投资产品。在这样优质的基础上，掌管东北的奉系军阀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潜力，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火炮也迸发了全新的光辉。
拥有最富饶的地盘，使得张作霖从来不需要为钱发愁，在奉系控制的地盘下，1925年一年的税收就达到了2300万银元，这个数字是袁世凯时期北洋军全部军费的一半，而袁世凯造成全国非议的“善后大借款”，不过才是东北财政10年的税收。但是这样一笔巨款，也只是“奉天好果子公司”中，东北兵工厂一年的生产、采购经费。而“奉天好果子公司”（奉系）总裁张作霖同志，则在历史书中学到了明朝大老板朱元璋的经验（银票），在收税的同时大幅度出台“代金券”（奉票），这种运用经济手段剥削民间财富的手段，造成了东北人人贫穷，而“奉天好果子公司”独肥的情况，所以张作霖总裁永远不用为钱担心。
1920年直皖大战爆发，直系和奉系联手把当时掌控着北京的皖系给彻底解决了，但是随后不均的分赃，导致了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处于东北的奉系胡子军虽然敢拼敢打，但是缺乏系统的军事训练，根本不是直系陆军的对手，同时奉系的胡子军武器混乱不堪，重型武器极度缺乏，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被直系军队的大炮轰得哭爹喊娘，一溃千里，几天就败退出了山海关。这次战争彻底把张作霖的野心给打没了。生气万分的张总裁先是开始了“整军经武”，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来加强奉军的战斗水平，随后大手一挥将从日本回来的步兵武器设计专家韩麟春任命为“奉天好果子公司”（奉系）武器设计生产部（东北兵工厂）总办，并给其极大的权力，做到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从此东北兵工厂走上了最飞速地发展。
作为最不缺钱的军阀，张作霖总裁从第一次直奉大战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经验就是火炮对陆战的重要性，为了弥补奉系火炮数量的不足，张总裁直接让东北兵工厂开始购置火炮。如果说20世纪第一个十年远东军火市场上的“狗大户”是日本，那接下来的10年“狗大户”就变成了东北的奉系军阀。韩麟春总办在背后张作霖支持下，开始雄心勃勃地与日本人合作，先是大手笔地购买日本机器设备，按照日本制式火炮的规格，购买日本的火炮配件。
“奉造十三年式75公厘31倍野炮”
韩总办的第一个大手笔，就是直接向日本人订购“三八”式75毫米野炮与“四一”式75毫米山炮的炮管钢胚和合金部件，这些配件运到了位于沈阳的东北的兵工厂中，并组装成了108门“奉造十三年式75公厘31倍野炮”与72门“奉造十四年式75公厘18倍山炮”。这些火炮让奉军一下子拥有了5个拥有标准（是以袁世凯时期设计的北洋军标准，即一师拥有54门、一旅36门火炮的标准）重火力的步兵旅。
“奉造十三年式75公厘31倍野炮”
然而这却不是“好果子公司”最大的手笔，“奉天好果子公司副董”少帅张学良成为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总参谋长，作为亲自上过战场和直系交过手的少帅张学良，他对直系的轻重机枪印象深刻，这些火力点对奉军攻击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为了克制这一情况，韩麟春在日本军火市场上转了一圈，发现了日制大正“十一年”式平射步兵炮可以有效摧毁对手火力点。这位不缺钱的主决定东北军的每个步兵团都得有一个连的这种炮，来辅助步兵发起攻击。在少东家的指挥下，韩麟春立即向日本进口了370门最新的大正，并在东北兵工厂进行组装，这样“奉造十四年式37毫米29倍平射炮”走上了历史舞台（就是换了个名字），这些武器足够满足20个步兵旅使用。
“奉造十四年式75公厘18倍山炮”
吃了败仗的张作霖同志，对直系的火力开始了极度的重视，在他的研究下，直系军队所使用的火炮为袁世凯时期仿制的克虏伯75毫米火炮，这种第一代的克虏伯火炮有效射程只有6000米，为了克制对手，张作霖要求东北兵工厂“制造”的火炮射程要比直系炮远。当时世界上的工业强国研发75毫米的*炮射程已经超过14000米的距离，但是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却是绝对不肯出售给奉系。
“奉造十三年式75公厘31倍野炮”
而当时肯售卖给东北的只有大正民主派执政的日本，日本处于大正天皇统领下，民主派非常地活跃，他们主张在完全消化朝鲜前，对周围广结善缘，而对东北的奉系政权则采取以和为贵的策略，所以愿意出售相关火炮。但当时日本人的工业发展也没有多久，在关键的金属制造行业远逊欧洲，他们自己的火炮也是从德国克虏伯公司偷学来的，但是相对于汉阳兵工厂制造的第一代克虏伯75毫米火炮，日本人的火炮通过刻苦钻研获得较大的发展。日本在旧有三八式火炮的基础上大幅度提升了射程，研发出来了“三八改”火炮，这使得火炮射程达到了8000米左右。韩麟春总办在“仔细考察”各国火炮之后，和日本的军工厂展开合作，“共同合作开发”奉造“十三年”式野炮（就是进口配件，自主组装）。
“奉造十四年式37毫米29倍平射炮”
奉天好果子公司”（奉系）总裁张作霖并不满足只拥有了日式血统的残疾炮，他盯上了欧洲血统的火炮。收到命令的韩麟春总办远赴重洋考察，最终盯上了奥地利百禄炮厂。百禄公司是奥地利的老牌军火公司，这个公司几乎承包了奥匈帝国军队的所有的制式武器。但是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型兵工企业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差点成为奥匈帝国的陪葬品，饱受协约国苛刻制裁的百禄公司也只能在很长一段时间苟延残喘。但是在一战前，百禄兵工厂花费巨额资金研发出来的高性能的Feldkanone M18型*炮成为了“无人问津”的存在（各国都有自己的制式武器），而在一战前就和百禄兵工厂合作的“奉天好果子公司”（奉系）盯上了这些不菲的财富。
“奉造十四年式37毫米29倍平射炮”
早在一战前位于沈阳的东北兵工厂通过进口百禄兵工厂的零部件，组装出来了“奉造十四年式77毫米30倍口径野炮”（其实就是Feldkanone M18型*炮），但是随着一战爆发，这种各种配件都被优先用于本国的战争，奉系也被迫停止自己的火炮交易。而百禄兵工厂的破败也便宜了奉系张作霖这个老狐狸，他花费一笔重金获得了几乎全套的Feldkanone M18型*炮生产工艺，并且把百禄兵工厂的首席技术顾问哈德曼给聘请到东北。在哈德曼的帮助下，东北兵工厂对奥式的Feldkanone M18型*炮进行中国化的改造，为减少重量而将火炮口径降到了77毫米，这样奉系就拥有了射程10000米的*炮，这在当时的远东是相当先进的存在（当时中国的第一）。
奉造“十四年”式100毫米榴弹炮，
不差钱的沈阳兵工厂一口气向百禄兵工厂订购了320门火炮部件，并把部件运回到沈阳进行自己的组装加工。为了弥补惨淡的收益，百禄兵工厂吃定了张作霖，玩起了涨价去库存的把戏，所有的火炮配件卖出了双倍的价格，但是财大气粗的奉系根本没有眨眼就现款付清全额，只留下了一个简单的要求以最快速度送到东北。如果说之前向日本采购的火炮让世人知道奉系不差钱，那这一笔庞大的军火交易则将“冤大头”三个字彻底地挂在了奉系身上，从此以后各军火公司都希望将武器出口到东北赚取高额的利润。
奉系根本没有止步于77毫米的*炮，一脉相承的少帅也继承了张老帅对大口径火炮的痴迷。刚上任没多久就开始发展“自己”的100毫米榴弹炮，在老“朋友”百禄兵工厂的推荐下，下了300门100毫米榴弹炮的配件，依旧和之前一样都是来料组装，这就是奉造“十四年”式100毫米榴弹炮。你以为到这就结束了吗？沉迷于口径即正义的张少帅把自己眼光定在了大口径重型*榴弹炮 、大口径重型*加农炮乃至超大口径的攻城炮上。
奉造“十四年”式100毫米榴弹炮，
在少帅的要求下，位于沈阳的东北兵工厂奉造“十四年”式100毫米榴弹炮，先后开工了“奉造十四年式105毫米29倍加农炮”（日式三八式10厘加农炮）、奉造“十四年”式150毫米重榴弹炮（日式三八式15厘榴弹炮）、奉造的“十九年”式150毫米重榴弹炮（日式“四年式15厘榴弹炮”）、奉造“十九年”式240毫米16倍重榴弹炮（日式“四五式24厘榴弹炮”）。这些所谓的自产武器，全都是采购日本火炮配件在东北兵工厂进行组装的产物。这些东亚少有，中国仅有的大口径重型火炮是张少帅以自己喜好追求的昂贵玩具，既没有考虑中国当时糟糕的道路系统，又没有考虑到运输方式。
这些花费巨额资金堆出来的昂贵玩具普遍具有重量重的特性（如奉造重达1.85吨，奉造的更是达到了2.8吨，而最为疯狂而制造的奉造达到了惊人的33吨）。在几乎没有硬化路面的中国道路系统中，这超重的巨物几乎寸步难行，无论是耐力闻名的蒙古马还是力大无比的骡子都无法长距离拉动这些重家伙。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些昂贵的大玩意根本无法伴随着步兵军队共同行进，只能依靠着火车运输，在铁路线附近5公里的小范围内用骡马进行短距离接力运输。而真正能够伴随步兵共同行动，为战斗提供支援的只有“奉造十四年式”（Feldkanone M18型*炮改进型）和奉造。
在通过一系列的疯狂采购后，“奉天好果子公司”的两任总裁（张作霖和张学良）成功建立起来了完整的步兵炮兵体系，甚至一度拥有两个完整的重型榴弹炮团（每个重型都拥有12门150毫米的重型榴弹炮，大部分为所谓的奉造，也存在少部分从日本进口的原厂“三八”式150毫米榴弹炮），这在当时的远东地区中也仅有日本拥有类似的重炮部队。
这些花费真金白银换回来的武器，也为奉系称霸华夏奠定了基础。在第一次直奉大战后，直系军阀致力于推动扫平异己，实现北洋政权实质性的统一，而奉系也不甘心被消灭，双方开始了积极的整军备战。1924年，直系开始对旧皖系残存势力进行清扫，“玉帅”吴佩孚率领了15万精锐大军组成了“镇威军”支援江苏都督齐燮元对浙江都督卢永祥的攻击，奉系迅速宣布介入其中，宣布支持旧皖系的浙江都督卢永祥。直系正愁没有借口扫除盘踞东北的奉系，1924年夏末在“玉帅”吴佩孚的率领下，浩浩荡荡的“镇威军”开始向奉系控制的山海关进发，而不甘示弱的张作霖随即调动大军南下，第二次直奉大战一触即发。
在直系诸位大佬看来，奉系的军队根本算不上是一支合格的军队，这种全是由土匪和胡子组成的队伍，只要直系陆军用“克”炮轰上几轮就会溃败散去，但是当战争爆发一切都变了模样。由于直系是率先动的手，这使得奉系完成军队集结时，直系部队已经成功控制了山海关、热河、赤峰等地，直系获得了完整的长城，“镇威军”可以依托有利的地形关隘优势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面对失去地形优势的奉系并没有怯懦，立刻展开了攻击，射程一万米的奉造在直军“克”炮火力范围外发动犀利的炮击。很快就摧毁了直系的重火力，“十四年”式150毫米榴弹炮接着开火，对占据长城的“镇威军”进行炮击，摧毁防御工事，*伤士兵，而下放到步兵旅的，起到了对直系重型机枪的定点打击作用，成功地掩护了奉系步兵的推进。家大业大的奉系甚至有实力和老牌的西北军（冯玉祥的西北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初期是支持直系的）南口战役中玩起了炮群对轰。西北军数月的准备坚固的南口‘红工事’，在奉系火炮中被彻底摧毁，这些工事根本无法阻挡奉系军队的前进。
第二次直奉大战，奉系取得最终的胜利。战后奉系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前进脚步，继续扩编自己的火炮部队。先后组织了10个独立炮团，但是受限于武器来源，只有2个独立炮团完成了标准化的建设，拥有满额的150毫米重炮，其余的8个独立炮团都采用缺额方式，装备着两营四连16门各式火炮（大多为75毫米“克”式野炮、“三八”式75毫米野炮以及仿造“百禄”M.18的奉造“十四年”式77毫米野炮）。为了获得更强悍的武器，张少帅一脚踢掉了日本的兵工厂，再次和吸血鬼百禄兵工厂开展合作，试图获得射程18000米的105毫米加农炮，这位少帅甚至准备了真金白银，只等开发完成，就采购2个独立炮兵团的数量的奉造“十九年”式105毫米加农炮（张少帅为准备的新式105毫米加农炮起的名字）。
但是美梦很快就被破灭，“九一八”事变爆发，奉系用东北人民血汗钱发展的各式重炮并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在“不抵抗”的命令下，这些难以行动的大*伤力重型武器都被奉系军队丢在原地，成为日本人的战利品。而花费张家父子两代人心血的沈阳兵工厂，连带里面大量半成品的奉造，也成为了日本的战利品。
注：“奉造十三年式75公厘31倍野炮”和东北军炮兵一、二团共装备72门，第四团装备德造75野炮36门。九一八被缴获日造55门。
“奉造十四年式75公厘18倍山炮”被东北军带回关内的只有36门，其余不知所踪（可能被摧毁）。
“奉造十四年式37毫米29倍平射炮”在“九一八”事变中被日军缴获189门。东北军入关时携带数量不详。
“奉造十四年式77毫米30倍口径野炮”被下发给了东北军炮兵五团（改革后番号13团）和八团（改革后番号16团）共72门，屯垦炮兵营有12门，九一八后被日军缴获了147门，剩余89门不知所踪。
奉造“十四年”式100毫米榴弹炮，东北军一门都没有带回关内，300门全部被日军缴获（很多都是部件堆在沈阳兵工厂里，被日军一窝端了）。
“奉造十四年式105毫米29倍加农炮”共计生产16门，全部被日军缴获。
“奉造“十四年”式150毫米重榴弹炮”共生产23门，21门被日军缴获，剩余2门不知所踪。
“奉造的“十九年”式150毫米重榴弹炮”共计生产4门（未完工），都成为日军战利品。
奉造“十九年”式240毫米16倍重榴弹炮2门在生产线上被日军缴获，当时日军的东北军仅有相同产品2门。
奉造“十九年”式105毫米加农炮未完工1门被日军缴获。
至此，奉系张家父子两代人的心血——东北军沈阳兵工厂九一八事变前生产的所有1236门火炮的去向大多在此。
这些真金白银堆出来的战争之神，成为敌人的武器。
三十万人尽南逃，更无一人是男儿。
可恨！！！可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