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沟过年那点事儿（二）——扫房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个生活物资极度匮乏、乡村文化较为落后的年代，家家户户的日子过得都很紧巴。日子难熬天天熬，年关难过年年过。在我印象中，不管六、七十年代在生产队里上工挣工分，还是八十年代分地单干，一进腊月，地里不忙了，过年的计划早就精打细算、开始暗地里琢磨了。从腊月二十一寨头集、腊月二十二陈庄集开始，学生们也放假了，就陆陆续续进入实际准备阶段了。

日子再怎么不好熬，过年却不敢稀里马虎，并且还必须得过得像模像样。原因也很简单，过年这个事儿不光孩子们一直盯着，街坊邻居也在彼此看着，就连四里五乡的穷亲戚们也互相惦记着。既不能让跟着吃苦受累整整一年的家里孩子们失望，也不能让四邻五乡来拜年的亲戚感觉到寒酸、怠慢而暗生怨恨，甚至在外人面前说三道四。有的家庭，几个孩子齐刷刷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在这个关键眼上更得打肿脸充胖子。总是要把简陋的庭院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日常用品摆置得整整齐齐、孩子的衣帽穿得利利索索，都是为了趁正月走动之际招来媒人提亲，早点了却让人睡不着觉的心病。真的是穷过日子富过年，打掉门牙往肚里咽。

因此上，打我记事起，过年是件让人天天都在期盼的美好愿望，也是留在记忆里最深刻的事。虽然在城里生活了三四十年，但每年临近腊月，梦里全是儿时在老家山沟里过年的那些事儿。

山沟里扫房是各家各户过年准备当中必须做的一件要紧事，也是一项非常耗时费力的大型工程，这话毫不夸张。每年这时，家家都是全民皆兵，全民参战，从早到晚，实实着着忙活一整天。而我家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年年不提前不推后，就基本上死死定在腊月二十四这一天——“雷”打不动、铁打不变的扫房日子。我开始是不太留意，后来是不怎么理解，前段时间跟村里一位邻居（娘家是阜平的）聊了几句这才略有所悟。

扫房的第一仗就是往外搬运东西，腾屋子。小时候，山里腊月都非常冷，站在院子里不动，脸上自早到晚一直都能感受到顺沟刮来的一阵阵寒风，生生拉得肉疼。到了二十四这天，母亲天不亮就起来烧水、做饭。父亲也早早地把把我们弟妹五个轰起来，开始蚂蚁似的大搬家。在父亲的最高领导下，把屋子里明面上摆放的东西不分大小、统统搬到院子里。被褥就晾在已经绑好的晒条上。其它东西就按次序放在院子四周，中间只留下过路的小道。

柜子等大件家具需要先把里边存放的东西腾捣出来，然后大家一起上手挪到院子里。小物件左拎右提，码放到院子里。但一些比较贵重的或者比较光滑的东西，要用两手紧紧抱在怀里搬到院子里，再小心翼翼放在比较偏僻牢靠的地方，万一摔碎或磕碰坏了可就摊上大麻烦了。因为那时候家家都穷、没钱，再破再旧的东西也都很值重，生怕弄坏了再没得用。父亲看重的东西，比如酒瓶、茶壶之类的，更得加倍小心，弄坏了肯定挨训甚至挨揍。

一早上的功夫，把屋里坛坛罐罐搬清了，炕上的毡子、被褥、炕席也都抱到外面搭在绳子上了，甚至连墙上的年画、镜框也都揭下来了拿到院子里，真的就是“家徒四壁”了。如果我的小外孙跟我穿越到那个时代，就可以现场教学了。所以我们这代人对家徒四壁的理解最直观、最有体会。到此，第一次大搬家结束了，工程暂告一段落。母亲也正好把饭做熟了，大家赶紧趁热扒拉几口，稍稍喘口气儿。父亲也抽袋旱烟，一边想着后边的其它事儿。

第二阶段就是打扫房子的灰尘。扫房是父亲和哥哥们的事儿。我个矮力薄顶不上事儿。他们披上一个门帘或大块塑料布，戴上一顶旧草帽（冬天除了下雪就只有干这个活儿才用得上草帽），开始从里间屋到外间屋，从室内到室外，自上而下依次打扫，主要是墙上的蜘蛛网和浮沉，尤其是旮旮旯旯平时打扫不到的地方。家里往往就只有一把扫帚，这个时候村里几乎家家都在扫房子，不好借，就用一个长木竿子绑上一把笤帚来代替。站在炕上伸手就够得着，屋地上就得登着梯子。里里外外、旮旮旯旯都打扫干净了，才能稍歇一下，父亲坐在院子里小板凳上，第二袋烟点上了，丝丝的声音伴着铜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灭，是种惬意和完工的满足。

等屋里灰尘基本都落地了，再潲（shao4）水，水很快就渗完了，就抓紧从里往外打扫。这个活儿也不轻松。那时家家都是土炕，一年下来，苇席跟土炕的厮磨将土炕表面剐蹭得软软的、细细的一层薄土，扫到硬底儿聚成一个个小土堆，得撮（cuo1）好几簸箕。一年下来，房梁上、墙壁上（当时家家都是土坯墙）扫下的灰尘也是厚厚一层。加上地面也是用泥土砸实的（到80年代后期才基本上换成了水泥地面），所以扫起来也很费笤帚。都是一边扫一边撮。扫的只管扫，撮的只管撮，来来往往得跑腾好几趟。

潲水也有讲究，为使水洒得均匀、渗得快，不起泥粥粥，父亲经常示范，将五个手指撒开往外慢慢泼水，这样洒出去的水流稀碎均匀，开始不习惯，没少挨父亲的嘟囔。回想起来，也是父亲的身先示范，养成了我们至今受用的好习惯。2014年儿子在子弟校上初中，我搬到了诚信第三小区楼上，经常数落儿子：“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想想自己那个初中时代，打扫屋子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扫天下”也只能是拿儿子出出气而已。

第三步就进入关键的用坩子土刷墙阶段了。屋里打扫的同时，母亲在大锅里熬的坩子土也好了，就准备刷墙了。坩子土是我们北方方言，是粘土的—种，产于我们北方地区。它的矿物组成以高岭土为主，其次还有石英等，是北方常用的制瓷原料。这种土我们村起先也有，在杨树沟和对河沟，后来刨完了，人们只好到集上去买。这种土细白，跟坯墙的渗透、粘附效果非常好，关键是刷墙晾干后有点浅浅的蓝色，更显得墙体白净，并且时间再长也不会爆渣。最大的好处是不往人身上粘，衣服、被褥蹭到墙上都没事儿，跟现在的白漆差不多。

大铁锅把水烧热（不用烧开），将坩子土捣烂放进去泡开、搅匀，舀上面的水就能用。水少了继续添水，继续搅。刷墙时，用洗脸盆舀上少半盆，一手拿盆，一手拿笤帚沾着刷。炕上刷时踩上一个小板凳或凳子，地上就只能爬梯子。从炕上到客厅，从上到下。这是个技术活儿：刷墙要从一个角上开始在一面墙上横着一下挨着一下刷，要让笤帚的整个下沿均匀挨着墙刷，这样刷出来就是一个面，而不是一条线。沾水也是技术，多了淋拉，少了五麻六道，画画似的，到处留白，特别是如果反复补水的话容易使过多的水渗入土墙的泥皮，墙面泛黄，脏乎乎的，弄巧成拙，失去了刷墙的作用。涂料稠稀也得正好，稠了起疙瘩、或刷不平，还费料；稀了盖不住旧底色。当然象父亲这样的老师傅每年都拿捏得很准。

我一直在想，灵寿山区当年用坩子土刷土坯墙的特殊技法，似乎应该列入国家非遗或吉尼斯记录。只可惜现在都是在水泥墙刷涂料，坩子土刷墙基本不用了，这个古老的农耕文明也就断绝了，要不然起码也得报个县级非遗。

说到坩土涂料，还必须提说一门远地亲戚，人家是我们的大恩人，也是揭秘我家为什么每年二十四扫房的关键人物。我母亲很小时候认了一个干娘（我从没见过这位干姥娘），阜平县岔河乡庄窝村人（这个村扶贫搬迁已经消失了）。有个干舅舅叫吴根荣，比母亲小几岁，每年腊月二十四的早上，这位个子瘦小的舅舅背着个荆条背篓就来了。篓子的最底下是几根坩子土，长短粗细跟现在过年吃的灌肠差不多（略细一些）。坩子土上边是一个白色塑料桶，里边装着一桶阜平当地的枣木杠白酒，五斤桶还是十斤桶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够父亲正月待客和平时自己享用。

我的舅舅从他家阜平庄窝村出发，经过阜平的六岭、灵寿的核桃树、杨家台、石猪口、丑泥口、大沙地、南枪杆再到南寺村，近四十里崎岖山路，得走三、四个小时，他得起多早啊。这就是山里人的憨厚实在。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但在有些时候，近邻真不如一门远亲这样年年惦记着，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走大老远的路，就为了专门给送这点坩子土和这桶酒，年年此日，风雪无阻。这才是骨子里的真亲，一门干亲能行往到如此地步也算是人间奇迹了。

清洗、擦拭家具是个耐力活儿。父亲、大哥刷墙的同时，我们小弟兄几个在母亲的带领下开始清洗早上搬出来的日用品和家具。这是个耐心活儿，必须认认真真，但也不能磨磨蹭蹭，要不然太阳下山之前干不完，就要挨冻受罪了。一般是先把大件家具里里外外擦洗干净，提前晾干，一旦刷墙结束、打扫干净屋子，就得先把大件家具搬进屋里。然后开始第二次大搬家，把小件用品，一边擦拭清洗一边往屋里家具里外搬运安放。清洗用温水，放碱面，那时候没有洗洁精。碱面放进热水里对家具器物上的顽固性油渍去污能力很强，但就是强碱伤手。把所有的物件清洗干净、摆放完毕往往就是一整个下午，腰酸背痛。摆放东西还得基本上按往年的位置次序，这样找东西方便省事。

院里物件收拾清了，日头基本要落山了，就得赶紧把席子、毡子、被褥用笤帚疙瘩或用棍子反复敲打出里边的灰尘，再用笤帚打扫干净。炕上铺好席片和毡子，再把被褥叠好摆弄整齐。席子只要不破，就接着用，蹭得油光红亮；如果实在缺的太多了，就换上赶集买回的新苇席，更增添过年的新鲜劲儿。

开始擦洗整理物件的同时，另一班人马已经开始将往年的窗户纸撕掉，用新毛头纸糊窗户（后来换成玻璃窗户就是擦窗户了）。糊窗户时，一个割纸，一个刷面糊，一个糊窗户，一条龙作业，两张纸交接的地方要搭在窗棂子上，这样既好看又结实，还不透风。擦玻璃是两个人。一个在里面擦，一个在外面擦，这样哪不干净就能立即发现处理，不用里外来回跑。湿沾布擦后还要撕块报纸擦干，这样干净透亮，往外望望，很是舒服。还有就是后来在旧木棂格窗户下部中间安装一小块一、二尺见方的玻璃，便于直接看到院里。那就两样活儿都得干了。我家70年代的窗户就是这样的（房子跟戏楼紧挨着），并且窗户是上下两扇，上边是活的，能掀起来用房顶垂下来的绳子固定。演电影时，把上扇窗户掀起来固定好，炕上放凳子就能隔着窗户看电影，尤其是冬天，不怕雪打风吹，不冻手脚。

接下来就是贴年画了。窗户弄好了，天也就基本上快黑了。母亲做着饭（农村到了冬天就是两顿饭，中午也顾不上吃饭，母亲只给干舅舅做点简的单吃了打发人家走），我们开始做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贴年画。那个年代的年画样数很多。有些是象小人书似的剧照，有样板戏的（杜鹃山、平原作战之类的），有古装剧的（小刀会之类的）。我家有两三年一直挂中堂，记得中间是寿星老头领着一男一女两个胖娃娃，旁边是一副对联，行楷书法，非常漂亮，很有书香门第的风韵。当然有的人家贴伟人像，到后来改革开放就是贴明星照了。都是根据自己家里的墙面大小和喜好来贴，谁家也不一样。到谁家串门先注意人家的年画。我参工后每年往回带一副挂历。挂历旁边是父亲要求必须挂的月份牌。

农村家家都至少有两三个展览相片的镜框。里边都是精心摆好的相片。当时照相机很少见，村里人也很少照相。团泊口公社就一个照相的，叫赵三泰。我们弟兄在大沙地上初中、高中的毕业照都是他照的。镜框里除了毕业照就是在外工作、当兵的家里的、亲戚、朋友的照片，都是走出去人们的留念照。到后来家里弟兄们陆续结婚，晚辈们的照片就多了起来。我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曾经有几张老年的戏剧照，不知道是谁的照片。我记得有张小放牛，还有一张秦香莲，现在不知道流落到谁的手里了。

我从93版《灵寿县志》发现，南寺村从清朝（1897年）开始就有戏班，从京剧、河北梆子、秧歌（时间最短）到丝弦老调，再到上世纪80年代的石家庄小丝弦，经历了好几代人。但照片里的人物、年代却无从考证确认，父亲也没给我们提说过。家家挂照片是灵寿山区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一个流传很久的风俗习惯，直到90年代数码相机诞生、流行后才开始少见。我想这也是一种山乡民俗文化。照片里留存的、天天在家里墙上看到的，都是天天挂念的远方亲人，也是一份乡愁和思念。还有一点，挂相片还是一种无声的荣耀。他们总是把走出山沟、在外地工作或当兵的亲人照片摆设出来，其实就是在向邻居街坊和拜年的亲戚做宣传，在他们的夸赞声中偷偷享受着无言的自豪和心灵的满足，感受无声胜似有声的特有惬意。

*主席有句名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1949年1月31日，*在西柏坡会见苏联代表米高扬，谈到将建立的新中国外交政策时，*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指的是首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然后再考虑建交问题。其实当初新中国的整个大环境不都是一样的吗？联想到农村每年腊月的扫房习俗，我们农村过年不也是这样的吗？我们过年扫房也是要把屋里的一切杂尘、垃圾、废旧不用的东西清扫出去，屋里摆放使用的东西都收拾得一尘不染，必要的东西买回来、摆放好，窗明几净，贴画、挂照片、贴春联，为过年做着详细的准备，努力过一个干净、整洁、祥和的春节，家就是国，国就是一个家，这不是一样的家、国情怀吗？

全家总动员，老少齐上阵，虽然很忙活、很累，但都很充实，并乐在其中。第二天早上起来，家家户户干净整洁，万象更新，整个村子的高山、冰川好像也清秀了许多。抬起笑脸遥望苍穹，天更蓝了，云更轻了；吸上一口山村特有的新鲜空气，心旷神怡，如醉似仙；靠在石头墙上，一边干活一边晒晒正午的太阳，觉得太阳也比以往更贴心、更温暖了，就连河边树上的小鸟叫得也比以往更脆亮、更有穿透力，听得小姑娘也想歌唱。山乡过年的气氛紧紧笼罩在大人、孩子的身上，连七八十岁老翁的腰板也比以往挺直了好些，轻风撩起来的山羊胡子也比以往看上去更灵光。山乡处处都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祥和之气。这，就是那个特有年代渗进农民骨子里的、浓浓的新年气息。

再忙活几天，把豆腐、馍馍、油炸糕、鞭炮、灯笼等过年吃的用的都备齐了，也就晃到腊月三十儿、年根儿底下了。到时候把自己亲自编词儿、书写的鲜红春联一贴，家家户户，村村落落，在满谷回响的爆竹声中，新的一年真的来到了。

正是:

一年忙碌夏接冬，腊月扫房实费功。

不在寒贫和贵富，安康互睦乐融融。

癸卯腊月二十四于县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