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推理小说的诱惑

据说性格微妙的人说谎时最显真实，往往会特别注意一些细节。“马亲王”就擅长此道，“你曾在谷雨前后登上过大雁塔顶吗”“升道坊里有一个专做毕罗饼的回鹘老头，他选的芝麻粒很大，所以饼刚出炉时味道极香”，《长安十二时辰》不乏细节回味，写得跟真的一样。

剧集的热播，连带陈舜臣《大唐探案录之长安风云》（旧译《长安日记——贺望东探案集》）也成了畅销书，有位读者说：“因为看《长安十二时辰》对大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到这本发生在唐朝的悬疑故事书，就买来读了，果然另有一番风味。”一部历史推理小说能让人一夜梦回大唐，这叫写了《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长安之春》这些大部头的汉学家们情何以堪？

毛姆说：“当你感冒卧床，头昏脑涨，此刻你或许并不想要伟大的文学作品；你最渴望阅读什么呢？你宁愿冰袋敷额，热水浸脚，手捧两三本侦探小说，伴你度过病榻时光。”在一个非常时期，诚所谓“宁愿做头快乐的猪，也不愿做个痛苦的苏格拉底”。魏晋文人的“厌世不厌生”，大抵也是如此吧。

但又有几个大师能做到收放自如，大俗大雅？像翁贝托·埃科《玫瑰的名字》那样，既可当推理小说来消遣，又能“深邃”得让人高山仰止。偏偏还真有几位胆子大的，敢于尝试“哲学”加“推理”这类极限搭配，西班牙作家索莫萨的《洞穴》就是一个。这本“哲学味浓”的推理小说，名字大概是从“柏拉图的洞穴”衍化而来的，典故意即：“形式”其实就是那阳光照耀下的实物，而我们的感官世界所能感受到的不过是那白墙上的影子而已。不懂哲学的人能看到的只是那些影子，而哲学家则在真理的阳光下看到外部事物。

说实在，“形而上”的哲学主题与纯粹消遣的通俗小说相搭，确实不如周星驰的“功夫”配“足球”那样有搞头；又好比萝卜配人参，一个“性凉，为下气之品”，一个“性微温，为补气壮阳之药”，食药相克了。具体谈到这本书，当中难免要有大段哲学探讨，确实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因为你玩深沉，得有点深度，可惜作者功力不济，就是持个陈腐的非善即恶“二元论”，将问题归咎于酒神崇拜的邪教。“解谜人”的破案手法，不外乎警察程序小说“临场百遍”那样勤于跑腿盘查。

“哲学”成功搭上“推理”的，罗伯-格里耶的《橡皮》算是少有的几个例外。一个侦探追查凶犯，结果把诈死的受害人误*，自己成了真凶，这种“反对过分诠释文本”“过度诠释将谋*文本”的解构主义文理观，与侦探（或反侦探）小说形式搭配得非常契合，但如此合拍真可谓“大音希声”，人间哪得几回闻。

启功说：“读日无多慎买书。”《列子·说符》又云：“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看来“读兴正浓”的年轻人也需要“慎挑书”啊。（谢海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