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秦朔朋友圈 ，作者王仁定
“天下之本在家”，只有千千万万的家庭好，一个国家才会好。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传家，最终传的不是财富，而是更重要的东西。
今天，我们分享每个企业家都应该了解的重大命题：家风与传承，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作者 | 王仁定
来源 | 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01 传承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隔阂古人对齐家非常重视。孔子“诗礼传家”，孔门传衍到现在，按历代官方承认的衍圣公这一支嫡系子孙来计算，今天已经到了“佑”字辈，是第80代。
如果从曲阜孔氏来算，已经到了82代。如果从其他旁支来计算，我相信早已经超过82代。如今这个家族已经达到300万人，光曲阜一地就超过15万人。
孔氏家谱历2000余年如一日，每一代子孙都记载得原原本本。传世80余代，未必代代都是人中龙凤，但人才辈出，鲜有留下污点。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还包括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已经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只有做不到，而不可能没看到、没听到。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后世的人看到了更多事实，将孟子这句话层层注脚，就变成了：道德之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大家都听过“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子的父亲虽然在他三岁时去世，但母亲的陪伴比较久，一直活到他56岁。孟子能成为“亚圣”，离不开母亲的作用。遗憾的是，孟子的母亲在历史上没有留名，我们只知道她姓仉（zhǎng），惯称为仉氏。仉氏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坚守志节，抚育儿子也是慎始、励志、敦品、勉学，数十年如一日，丝丝入扣，毫不放松。
孔子成长坎坷，对子弟都很严苛，孟子似乎要柔软一些。比如，孟子有一个观点“父子不责善”，就是父子之间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多一点儿尊重和鼓励，少一点儿苛求与批评，如果过于求好求全，换来的可能是孩子的逆反，造成疏远，最终酿成家庭的不幸。他看到了代际传承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传承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隔阂。
02 传承中的四个故事传承不是分钱，分钱很容易，只是技术活。但是，钱是没有温度的，所以易散。传家却很难，因为带着温度，而且无形。 所谓的传承富贵，就是传承财富。下面讲四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一个中国“世界首富”的殒灭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中国人占6个：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宋子文。 伍秉鉴是广东商人，做到了十三行的“商总”，相当于广东商会的会长。在西方人的史书中，谈起鸦片战争，伍秉鉴是仅次于道光皇帝、林则徐的三张中国面孔之一。马克思的书中，也曾提到了伍秉鉴。
“
他是一个商业天才，也是一个商业家族悲剧的样板。他生前曾把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和在欧美的财产做了一次清算，总计是26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2/3。
”
他之所以在西方的知名度要远远大于中国，因为他的企业“怡和行”几乎垄断了中国和欧洲的对外贸易。
他也是中国帝制时代的一名官商，曾因向政府捐献巨款换了一个正三品的顶戴。他对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到朝中亲王、重臣都有打点，左右逢源。他在生活中极为高调，家庭生活极其奢靡。伍家当年建在珠江岸边的豪宅，只有《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能与之媲美。
他的家族盛极而衰，财富在鸦片战争前后，迅速被政府勒索清算，基本到他儿子之后就全部清空了。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会横空出世这么一个极具绚烂又昙花一现的家族？
伍氏家族是典型的岭南商人家族，世代从事茶业，清初从福建来到广东，到伍秉鉴是第六代。伍秉鉴善于经营人际关系，待人谦和，为人又异常低调，所以在外界留下一个亲切、慷慨的美名。但他对家庭成员却一反常态，几乎从来都不苟言笑，据说“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他有五个儿子，最后继承家业的是第五子伍绍荣。
伍秉鉴对下一代既纵容，又很苛刻。因为下一代是守业的一代，缺少上一代左右腾挪的能力和耐力，只需坐享其成，但是伍秉鉴家长式的严苛教育，缺少亲情，疏于照料，导致下一代普遍懦弱不堪，尤其正逢鸦片战争，下一代根本应付不了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局面。
伍秉鉴是在1843年死去的，中英在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两，割让香港岛。死前的几个月，他最关心的不是国家安危，而是家业保全。为此，他给美国的一个朋友写信说：他最希望的是移居到美国，但是年纪大了，走不了了。
伍绍荣在伍秉鉴死后，马上卷入到鸦片战争的漩涡。他个人在参与中英谈判的过程中，虽然进退维艰，但是其舍弃国家大义只求保身的行径，令人不齿，留下了不少历史污点，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来临的时候，伍家就全面败落了。
回溯伍氏家族的败亡，固然有国家颓势所然，但是不要忘了，伍家的兴盛，也是抓住了世界工业革命后中国国门洞开的大周期。他们家在海禁时代靠福建贩茶起家，在广东又靠全国唯一对外通商的十三行做外贸兴起。他们自愿陷入官商的迷局，却吝有半点家国情怀，虽然富甲一方，却没有造福一方。
所以，伍家衰败的根本问题还是传承出现了系统性问题，而非外因。到伍秉鉴第三代，伍家子孙更不争气，为争夺家产互相撕扯，家业也就散尽了。从此，世界第一大财团家族只经历了不到三代人就烟消云散。
第二个故事：与中国有关的两大西方家族
讲完广东伍氏家族，再分享另外两个与之有关的家族故事。一个叫威廉·渣甸，是英国人；一个叫约翰·福布斯，是美国人。
威廉·渣甸在广州成立了怡和洋行，正是从伍秉鉴的企业“怡和行”得名。怡和洋行能做大，主要靠伍秉鉴的扶持。但威廉·渣甸做了两件事，改变了中国历史，一个是大力鼓动英国政府对中国开战，二是教唆英国索取香港。怡和洋行曾代理港英政府管理香港。
约翰·福布斯，本来是一个来自波士顿的16岁穷水手。伍秉鉴看他聪明伶俐，就收为义子，教他做生意，还帮他在广州创业，合办了一家叫“旗昌洋行”的企业，占了60%的股份。后来约翰·福布斯带着在中国赚的钱回到了美国，全部投资到铁路，成为北美最大的铁路承建商。
今天，当我们看到《福布斯》杂志，对财富排行榜津津乐道，但是对其背后和中国的这段前尘往事，很少有人知晓。
这三个家族的故事，源头都在中国，都在伍秉鉴，这个人在中国几乎蒸发掉了，而由他衍生的另两个家族，却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家族之一。这让人唏嘘，也让人深思。
威廉·渣甸虽然没有嫡系的子嗣，但他的侄子继承了他的事业。这两代人非常关键，他们完成了家族成员参与家族事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创建，并一代一代完善。这些制度涉及到他们在社会公德、生活私德方面的种种准则和要求。所以，这个家族的成员很少会传出负面的新闻，哪怕在私生活上也极其低调。时至今日，该家族的成员仍控制着董事会，成为这家巨无霸企业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石。
福布斯家族也同样如此，该家族有一条格言：
我们要用钱来缔造幸福，而不是要成为它的奴隶，别让财富主宰你的人生。
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街60号的福布斯大厦，大堂挂着一幅福布斯家族祖孙三代的大幅照片。在《福布斯》的会议室里，桌子上放着一块中英文对照的牌子，上面赫然写着：“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该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落款是“*”。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这个家族非常珍视与中国的渊源。
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布斯·克里，就是约翰·福布斯的曾外孙。
第三个故事：积善之家的塚喜家族
下一个故事把目光转到我们的近邻日本。
做企业的都知道企业本身有生命周期。全世界前一百名存活时间最长的企业表，榜首是日本金刚组，创建于公元578年，已经快1500年了，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南北朝。日本以长寿企业多而闻名世界，超过150年历史的企业，日本是全世界最多的，超过2万家。
“
时代大潮如歌，水深则流缓，只有家族的文化根基足够深厚，才会像水一样平静而安然。
”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案例，是日本的塚喜集团。
这家企业成立于1867年，和明治维新同岁。塚喜集团是靠做和服起家的，至今传到第6代。塚喜家族的家训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取自《易经》，写成了一个高悬的匾额挂在企业里。中国曾有一个首富盛宣怀，也非常喜欢这句话，但没有得到余庆，而塚喜家族得到了。
塚喜集团第六代掌门人塚本喜左卫门，在他父亲91岁去世时，整理遗物时无意发现，父亲留下差不多有40罐的铅笔头。他父亲生前，每天早上3点钟起床，花15分钟削铅笔，削好后就开始工作，认为这样可以培养自己一天的集中力。这些铅笔头，成为其一生勤勉、节俭的写照。
塚本喜左卫门说，每当自己想偷懒时，就会想到父亲削铅笔头的情景，想起父亲的创业维艰，从而鞭笞自己要控制情绪，更要努力奋斗。这些铅笔头罐，已经成为他们家族弥足珍视的图腾，也是最大的精神财富。
在塚本喜家族，经营者将子女的教育视为事业一样重要，他们认为，精神理念传承的重要性远胜于物质的传承。正因为如此，塚喜集团才有“三方好”的经营理念，首先要对客户好，才能对企业好，但更重要的是要对社会好，这样的企业才能长久。
放之世界，从知名度来说，塚喜集团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但这个家族带来的思考和启发，却是深远的。
第四个故事：荣家的起伏
1948年春，无锡籍历史学家、《国史大纲》的作者钱穆，被江南大学的创始人荣德生请到这所大学任教。在中国，一个家族创办一所大学并不多见，尤其是1949年以前创办还能保留至今的。
荣德生是当时的中国首富。荣家住在荣巷，是荣氏家族的发源地，现在是无锡的一个城市景点。
荣德生把钱穆安排住在荣巷的一个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就会从城里来，住在楼下，在次日下午离开。有时候，他们还会把儿子荣毅仁也带过来。他们每周来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周六晚饭后能和钱穆在楼上或楼下畅谈两小时，释放内心的诸多困扰。
有一次，钱穆问荣德生：“你一生获得这么多财富，有何感想呢？”荣答：“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
荣德生感慨说，或许他这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他在1934年修造的那座无锡宝界桥。他说，如果将来中国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也只是因为这座桥。
这段对话已经过去70多年了，荣家在无锡的产业，只剩下废址的工厂遗址，但无锡蠡湖上的宝界桥依然还在，人们每次站在桥头，就能看到荣毅仁题写的“宝界双虹”四字。
回看荣毅仁的一生，他的许多次决定人生命运与家族兴衰的历史抉择，都选对了。
荣家是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红色资本家族，*就曾说过，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1986年6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家族聚会，荣家200多名家族成员得以相见。*也参加了这场家族聚会，他在会上激动地紧握住荣毅仁的手，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荣家家族就像那战场上的杨家将，个个都是英雄，为国家做了那么多贡献，你们是有功的！国家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你们！”荣家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
相比伍秉鉴家族，孰高孰低一目了然。伍秉鉴家族面对国家危亡，第一个想到的是如何移民海外，保全身家，根本不顾及其他，但荣家做到了家国兼顾。
荣家靠面粉生产起家，后来经营纺织业。1956年，家族产业在公私合营中全部交给国家。1979年，荣毅仁组建中信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金融企业。多年后，他的儿子荣智健回到家乡，像他的祖父一样，也修了一座桥，比他祖父的那一座桥更气派。但这座桥似乎更是一座有形的桥，比不上其祖父那座无形的桥。
03 费正清之问：家族传承关乎国家战略当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消费和享受之后，其拥有者将如何处之，这是一个比创造财富更艰难的命题。
在中国历史中，凡是富贵传家，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司马迁的《史记》，记录了21个西汉时期的中国富豪家族。《二十四史》中介绍财富家族的总计有14部。即使清代，中国最雄厚的财富家族几乎都在山西，晋商的财富已经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2倍，但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只有一个晋商家族记录在案。到了近代以后，几乎所有的晋商家族分崩离析，没有一个家族的财富延续至今。
在2000多年中，中国历史记录在案的财富家族，即便他们富可敌国，但做到全身而退的也极其之少。他们大多数都死于非命，声名狼藉，身后财产被政府盘剥查抄，荡然无存，连子孙都被财富牵连。
通过历史上这么多传承败局，可以看到，没有道德、诗书传家，财富传承就是一个伪命题。这就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俗称财富不出五服的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呢？许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给出了各自答案，但有一个人的回答，我觉得最简单最形象。
这个人是一个美国人，叫费正清，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对中国问题的许多意见都要先征询他。他既是历史学家，又有经济学、政治学的背景，还在中国生活过，对中国人的了解非常透彻。
“
费正清认为，中国的财富家族面对财富问题，与西方的家族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首先，中国这些财富家族普遍缺少财富的社会意识，能意识到财富不属于自己的人极其之少。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创富只是为了“取得捕鼠的特权”，而“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
”
正因为如此，在面对下一代问题时，他们很少会在家族传承上进行家族制度的建设，财富只能是成就一代人或两代人的特权，自带功利的色彩。即便他们推举家风，也完全是从维持财富的目的出发。他们纵然有穷则独善其身的操守，但是很难有富则兼济天下的动力和本能。
费正清熟知中国历史，他本人还接触到不少中国的财富家族和政治门阀，所以才洞悉这个问题的本质。他也看到，正是基于这种现状，中国人在财富积累上普遍有一种不安全感和幻灭感，极其焦虑，但又无可奈何。
财富不等于财富文明。千百年来，这种普遍的心态造就了中国人的某种性格，即便中国人早在北宋年间就创造了纸币交子和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在元朝成为全球第一个将纸币作为法币的国家，而且第一个建立银本位，但中国人在家族传承上私德胜过公德的培育，以及缺少家族传承制度上的创造，也就不能消解财富传承的断续现象。
在一个耕读的年代，财富依附于土地，这种影响相对于社会而言，分散和缓慢，但是在一个资本的年代，民间财富流动的规模和频度大大增加。时至今日，中国人在创富上屡创奇迹，财富家族呈井喷之势，在各种百富榜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财富新贵家族存续的时间，我们今天还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估测，因为他们的演进还在进行当中。但是，两大从未出现过的社会问题正浮出水面：
1. 中国人的创富只花了40多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200多年的道路
我们第一代的财富家族都要从1978年算起，1984年是我们大企业集群式诞生的元年，财富家族开始加速出现。
分享一组数据：截止到2020年，我国企业总数超过3800万家，规模以上超过1000万家，这还不包括个体工商户8000万户以上。民营企业中约有90%为家族式经营，在未来5-10年，将有300万家民营企业面临接班换代和财富传承的问题。第二代愿意接手并延续父代产业的比例仅为10%左右，子女接班人在意愿和能力上都能符合接班条件的少之又少，成功率也只有30%左右，就是说只有3%的企业可以成功突围。
在西方已经出现过这种现象，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研究学院的研究表明，大概只有3%的企业可以活到第四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从爷爷开始，到孙子这一辈，97%的企业就没有了。
摆出这一组数据，是想告诉大家：大多数中国家族的财富传承都可能不会成功，而且还会因此带来一系列的家族内部问题。因为财富传承，往往传承的只是钱财，而不是产业，更不是家风和道德。
2. 如果按照刚才展示的数据推导，会发生什么？
就是说，未来第二代、第三代时，中国300万的家族财富会大量面临传承失败，如果在一个非常离散化的生命周期里面是无所谓的，只要时间足够长，一个家族倒了，新的家族起来，影响会被稀释。但是如果我们成千上万个家族在同一个周期坍塌的时候，就出现了物理学上的共振现象，就像一群人通过一座桥的时候，齐步走的破坏力远远大于每一个力相加的总和。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周期性波动，对整个社会的冲击不可低估。
第七次人口普查以后，国家对垄断、教育、游戏行业和涉及到信息安全的产业进行整顿，就是为了预防经济的结构性震荡，否则就会对中国2035年节点目标造成危害。所以，我们应该从社会影响和国家战略的角度，去看待财富传承问题。
“
这就是为什么家族传承的话题在今天被反复提起的真实原因。因为传承已经不是你们一家子的事情，也不只是钱的问题。风起于青萍之末，这背后其实涉及到一个无比巨大的国家战略问题。
”
04 有家风，才有传承财富在当今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怎么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多一些地体现社会公平？
一个家族思考财富的传承，要把家族传承的意义寄托在对社会的贡献上，思考家风建设的内涵。
从全球化角度来看，财富增加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人们必定会把更多的关注、热情、时间投入到精神领域，进而改造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的生态。所以，我们要有长远而广阔的视野看待传承。
家族财富运用何种工具进行传承不是今天探讨的话题，这是专业层面的问题。常见的家族传承方式，包括遗嘱、保险、家族信托和基金会等，都属于技术和工具层面，可通过第三方的专业财富管理公司和金融专家去实现，帮助家业和企业间做一些风险隔离，但最大的风控在于一个家族的精神和道德能不能一脉相传，永葆家风。
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但并非不可企及。
中国的家风，往往是通过言传和身教传承下去的。言传的形式，最重要的就是家训。孔子有庭训，但并没有为后代写就一篇家训。中国家训很多，尤为推崇的是《钱氏家训》。
一部《钱氏家训》绵延千年，家族名人辈出。钱氏家族被公认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封君王、国公者二十余人，封侯拜相、入仕内阁者，将近百人。特别于近代形成“井喷”，文坛硕儒、科技巨匠数以百计，都源于这部家训。
钱氏家族是中国出院士最多的家族，仅无锡钱家便出了10位院士和学部委员。钱学森是五代十国时吴越武肃王钱镠（公元852年-932年）第33世孙，而钱伟长是钱镠的34世孙。钱穆，就是钱伟长的叔叔。
后来，这些近代的钱氏子孙被概括成“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令人惊奇的是，这其中还涌现了不少“父子档”：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父子，钱学榘、钱永健父子等等。
钱姓在《百家姓》中，仅次于皇族赵家，排名第二，并非浪得虚名。这当中有一个典故，吴越国顺应时势，放弃割据而“纳土归宋”，使宋朝实现和平统一，黎民百姓免受战乱之苦，被后人称道。
钱镠的遗训中有一句“善事中原”，这种顾全大局的基因，已书写进后世的血脉之中，并在家族的千百年历史中不断得到回应。
2009年4月18日，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国台湾知名人物钱复时，特别引用了《钱氏家训》的一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寄语中国统一的宏旨。
《钱氏家训》不过635字，是融合先祖八训和遗训归纳而成，共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节。钱氏家族就是道德传家的典范，他们将家风建在耕读和诗书之上。钱伟长曾说过，“我们钱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训的指引，家庭教育有方，故后人得益很大。”
根据“家富提携宗族，岁饥赈济亲朋”遗训，家族建立义庄，开设义田，既劝导子弟捐财扶弱，又做助学基金之用。当年，钱伟长幼时丧父，家境贫困，正是家族义庄予以周济和叔父钱穆的接济，他才完成学业。史学家许倬云在谈到江南士大夫家族时，也曾对钱氏家族劝学助学之风津津乐道。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财富大爆炸，既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一个最不好的时代，因为一切都处于不确定之中，如同李鸿章在百年前的感发，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过，百年俱往，我辈岂是蓬蒿人！
我们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一个人、一个家族都应该与国家同向而行，用家风的无穷恒量，化变量为增量，于私于公都是莫大的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