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当约翰·亚当斯被问及“谁对推动大陆会议关于独立的议程贡献最大”时，亚当斯回答：“乔治三世。”正是由于乔治三世（1738-1820）的强硬立场，将原本恭顺的殖民地臣民变为独立的美国公民。数年之后，亚当斯成为美国首任派驻英国大使，而此时乔治三世已顺从于世界格局，接受了英、美两国之间的新型关系。他在会见时对亚当斯说，“我是最后一位同意（英、美）分开的，但我将是第一位迎接独立的美国使节的国王”。促使乔治三世治国理政思路发生巨变的历史事件，是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
乔治三世
尽管乔治三世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因为精神性疾病未能亲政，但他仍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国王之一。乔治三世漫长的统治（1760-1820），见证了其王国与欧洲大陆进行的一系列军事冲突和战争，尤其是历时二十余年的“反法同盟”战争。自1893年起的欧洲“反法同盟”战争，最后以拿破仑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被击败而告终，而该战役的指挥者正是国王任命的威灵顿将军。1820年1月，乔治三世驾崩于温莎堡，终年八十一岁。长期以来，西方历史学界对乔治三世的生平研究及评价犹如“万花筒般观点多变”，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历史史料的限制，一方面也是由于传记作者的个人偏见的影响。
历史学家通常将美国革命视为乔治三世早期执政的最大败笔，宣称国王应该为此事负责。事实上在革命之初，国王一直主张“怀柔政策”。国王的“处置不当”，或许在于挑选出“强硬派”诺斯勋爵（Frederick North）担任首相——用辉格派媒体的说法，选中诺斯恰好证明国王的愚蠢——“一个笨蛋被另一个笨蛋选中”。诺斯勋爵在波士顿茶叶事件后对美洲殖民地采取了多项报复措施，其中包括关闭波士顿港口以及修改麻省宪法——明文规定当地立法机关的上院由国王委任产生，而不再由下院选举产生。这些措施进一步激起殖民者的不满，他们因此将这些措施称为“不可容忍法案”。事实上直到此时，国王乔治三世仍倾向于“以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纳米尔（Lewis Namier）所言，乔治三世恐怕不应担负“引发美国革命的直接责任”。
国王对诺斯的支持在国会引发了广泛质疑。辉格派政治家爱德蒙·伯克在演讲中公开指责乔治三世在美洲建立军事统治，最终会变成“摧毁我们自由”的专制机器。伯克抨击国家机构依赖于个别人（君主），其个人统治具有“封建性”——而这一做法，“在变化了的现代社会中已经过时”。1781年，英军副统帅查尔斯·康沃利斯在约克镇之战兵败投降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诺斯首相和乔治三世遭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他们指责诺斯是“失掉美洲的那个人”。在受到下院的逼迫后，首相致信国王：“现政府的命运已完全地、无可挽回地被决定了……陛下完全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国家，王座上的君主不能反对下院深思熟虑的决定，陛下如仿效您那些光辉的前任君主们，最后顺从下院的意志和愿望，您将不会失去任何名誉。”
与此同时，伯克等在野党人士继续在国会大放厥词。他们一方面攻击诺斯政府的决策造成北美殖民地走向独立，另一方面又指责强大的王权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在攻击政府，但背后隐含的意义是：乔治三世必须为北美危机负责。这实际上颠覆了一直以来的“国王不会犯错误”的传统，王权的合法性由此遭遇空前危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780年2月，与席卷全国的请愿运动遥相呼应的是，伯克在国会下院一口气提出五个议案，其总体目标被界定为：确保国会的独立性，“以推动王室及其他机构的各项改革”。
1782年，诺斯内阁宣告垮台。乔治三世情绪低落，他在致国会信中说：身为国王，本当致力于捍卫宪法，如今却无法阻止美洲独立，未能维护大英帝国权利——以此深感内疚，故决意退位，打算返回汉诺威公国终老。但国王的计划并未能实现——经过诺斯勋爵等人劝说，考虑到国王对英国人民担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乔治三世打消了退位的念头，而且接受了大不列颠在北美洲落败的事实，决定授权举行英美和谈，并着手遴选新一任首相。
一般认为，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首相”，也是第一位入住唐宁街10号的政府首脑。乔治三世的祖父乔治二世曾视沃尔波尔为异己分子，但沃尔波尔却主动对其示好，在议会讨论王室年金时慷慨建议将国王和王后的年金提高到八十万镑和十万镑。此举备受王室好评，乔治二世不无感激地说：“沃尔波尔爵士，予人方便即予己方便，你在这件事情上的所作所为将改善我的处境，而你自己也将会受益良多。”正如乔治二世当年大力支持沃尔波尔一样，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由于乔治三世的绝对信任，内阁权力越来越集中到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手中。有学者指出：小皮特才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位英国首相——他可能也是近代责任制政府的创始者。
小威廉·皮特
对乔治三世而言，任命年仅二十四岁的小皮特为首相无疑是一场大胜，因为这证明他可以通过自己对公众舆论与民意的诠释来选择首相，而无须依从下院的多数派来确定首相人选。与此同时，乔治三世本人则较少干预国政，更不像执政初期那样事必躬亲，而是专注于慈善及文教事业。一改之前僵化刻板的形象，他此时以仁慈宽厚的君王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赢得民众的拥戴。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更为这一仁主明君的形象增添了光彩。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王室被推翻，不少英国贵族都感到非常忧心。随着“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迅速传播，明显威胁到英国的政治体制，英国思想界也因此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一方以拥护革命的汤姆·潘恩为代表，他在《人权论》（1791）中极力倡导天赋人权，“所有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具有平等的天赋权利”。他为“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即将诞生而欢呼——正如他当年对美国革命充满信心。另一方则以吉本、边沁和伯克代表。乔治三世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吉本一开始为法国大革命欢呼呐喊，认为“反抗暴政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随着恐怖暴力升级，他转而将大革命称为“法国病”（French disease）——吉本相信正是英国人保守的脾性才使得英国成为暴力革命的避难所（English refuge）。和吉本相似，著名哲学家边沁作为英国派驻法国的外交使节，亲历了大革命的恐怖。虽然他本人是激进的改革派，但他坚持认为“英国式的理性的改良和法国式的革命乌托邦”存在天壤之别。他强烈呼吁，“消灭雅各宾派——不惜任何代价”。
与前两者相比，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本质认识更为透彻。伯克强调法国革命与英国“光荣革命”的区别：“光荣革命”捍卫的是传统和秩序，而法国大革命却是以残暴的方式摧毁传统。法国革命乃是“世界上迄今所发生过的最为惊人的事件。……在这场轻率而又残暴的、奇异的混乱中，一切事物似乎都脱离了自身，和各式各样的愚蠢搅在了一起”。伯克预言：法国革命中抽象的表面的平等以及对旧制度的彻底摧毁，不会造就一个和平、安宁、有保障的新秩序，相反只会造成“流血、战争、暴政以及对人权的篡夺”，并且必然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不久，拿破仑之登上历史舞台及其所建立的政治霸权，完全验证了他的预判。伯克的著作《法国革命论》（1790）出版后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该书不仅被知识界奉为圭臬，而且对上层统治阶级产生了重大影响。乔治三世也赞誉这是“一本好书，每个绅士都应该读一读”。
在乔治三世的影响下，小皮特也开始接受伯克等人的观点，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恐怖有向欧洲大陆蔓延之势，必须加以遏制。随着首相及其内阁向着保守主义的政治观念逐步转变，议会及政府之间党派壁垒也越发森严。在当时的政坛，托利党反对法国大革命，支持并推动反法战争，尊重“国王与教会”，反对天主教解放，维护传统的宪政，反对议会改革；与之相反，辉格党同情法国大革命，谋求英法和平，反对王权和王室的秘密影响力，倡导天主教解放，支持议会改革。正因为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两党分歧，所以联合执政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政党政治的排他性日渐显露——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议会改革后，现代政党政治（轮替制）终成定局。
由于大革命期间“暴民统治”（Mobocracy）愈演愈烈，法国王公贵族纷纷逃亡伦敦，其中包括路易十六的财政部长加龙子爵、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约瑟夫等。后者号称当时法国最为富有之人，别名“平等的菲利普”——他拥护法国大革命，曾投票赞成处死他的堂弟路易十六。奥尔良公爵之子、沙特尔公爵路易-菲利普以艺术收藏家知名，性喜饮酒，终日面色潮红，乔治王太子威尔士亲王戏称他为“勃艮第公爵”（Burgundy，该地以葡萄酒著称于世）。1793年，因为眷恋其家产，路易-菲利普·约瑟夫潜返巴黎，结果被送上断头台——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对此评价说，“最终他如愿以偿：保全了钱财，却掉了脑袋。”——其绝世藏品尽归英国，而巴黎“艺术之都”的名号也由此归于伦敦。
事实上，伦敦不仅取代巴黎成为“艺术之都”，它同时也堪称“法国保皇派的首都”。1796年起，波旁公爵移居伦敦，不久其父孔代亲王也来到伦敦，都曾受到乔治国王和夏洛蒂王后的接见和宴请。此外，国王还设法说服国会为流亡贵族颁发年金，令后者感激涕零。1807年，路易十八本人也逃亡至伦敦，并于伦敦设立流亡宫廷，享受英王所赐年金高达一万六千英镑。当路易十八返回巴黎之时，乔治三世更赠予十万英镑巨款，助其复国。当然，国王的投资很快也获得回报：1814年，在拿破仑垮台后，路易十八复辟，立即同意与大英帝国缔结和平条约。英法和平条约的签订，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一方面也使得英国民众越发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国王乔治三世的个人声望此时也臻于顶峰。
法国大革命前后的1780-1790年代，是乔治三世在位期间的黄金时代。由于小皮特首相将国家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乔治三世毫无执政初期内政外交的压力，开始重操旧业钻研他的植物学——他曾用拉尔夫·鲁滨逊的笔名发表了若干论改进农业的小册子。早年，乔治三世曾被讽刺作家戏称为“农夫乔治”，以嘲笑他喜爱处理平凡琐事胜过军国政务。但久而久之，这个称号渐渐被用来形容他朴实无华与节俭的行事风格，表明他已融为英国民众的一分子。乔治三世本人十分喜爱农业，在他的鼓励下，英国农业革命开始步入高速发展期，乡间人口也史无前例地出现上升趋势，为紧随其后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不仅如此，乔治又乐于动用自己的私人资金，大力资助皇家艺术学院等学术机构，而英伦的科学技术及工商业文明也由此得以长足发展。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乔治三世对慈善事业亦相当关注，许多慈善组织都将乔治国王作为自己的主要庇护人。1786年在圣詹姆斯广场遇刺后，乔治三世不仅赦免了“疯女人”尼克尔森，还表示要对她的合理诉求进行公正处理。此举激发了全国上下对乔治三世效忠的热情：人们既为国王的安全脱险感到欣慰，同时又对其面对危机表现出来的镇定和对臣民的宽容感到敬佩。1789年，身体康复后的乔治三世作为一名宽厚仁慈的长者，受到英国民众的普遍爱戴——牛津教授托马斯·沃顿 (Thomas Warton)在“感恩颂”诗中写道：“全城灯火通明，民众自发点亮自家的橱窗，为国王恢复健康而庆祝，甚至包括所有的大学学院。”
历史地来看，乔治三世的个人专制统治随着北美独立（1783）而走向终结，这使得光荣革命的成果得以巩固和延续，君主立宪制的发展又回到原来的轨道。此后随着政党政治的日益成熟以及责任内阁制的形成，英国王权才逐步走向衰落，君主“统而不治”的时代乃逐步降临。平心而论，与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相比，乔治三世似乎智力稍显迟钝，而且为人古板，类乎英格兰“乡绅”，然而正如历史学家西奇威克（Romney Sedgwick）所言，尽管他的所作所为遭到肆意歪曲，远过于任何一代英国君主；尽管他也犯过错误（包括弄丢美洲殖民地），但他确乎堪称是汉诺威王朝历代君王中唯一正直高尚之人。时至今日，乔治三世漫长的统治，更被历史学家普遍解读为专制君主优雅转型并最终化身为国家道德形象的垂范之举。
对此，英国著名政治改革家萨缪尔·罗米利（Samuel Romilly）进一步解释说，乔治三世或许也是最具个性的英国君主之一。他既虔诚信仰国教，又重视家庭伦理，他的道德观与英国中产阶级伦理道德观极为契合，故而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拥戴。罗米利论述道：“从他即位伊始到北美独立战争结束，乔治三世是有史以来最不受欢迎的国王之一；但现在(1809年)他是最受欢迎的国王，虽然此时政府的特征或精神并无丝毫变化。”其中的缘由显然在于时局的变迁——在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关乎英国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的重要时刻，国王选择站在人民一边，支持主战派的首相小皮特，反对“亲法派”的大臣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议会，这奠定了其民意基础，也使得国王可以根据人民的意愿——而非国会的投票——来选择首相和政府。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恐怖。”法国大革命使得英国民众深刻领悟到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感受到君主立宪与法国专制王权相比的制度优越性，同时对施行仁政的国王也益发敬重。关于君主制为何在法国惨遭失败，而在英国却能完好无损保存下来，历史学家提出若干种解释——比如特里维廉（G. M. Trevelyan）在《英国社会史》一书中曾说：“如果法国贵族能和农民一起打板球，他们的城堡便不会被烧毁”——可谓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能是所有人的共识：即国王乔治三世为人正直与此大有干系。
这是历史的吊诡：小皮特首相执政以后，乔治三世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但与此同时，乔治三世却日益受到国内民众的爱戴。1811年乔治三世精神崩溃后，更成为一位像李尔王一样仁慈的家长和民族的卫士，被称为“不列颠的保护神”。当年在法国国民公会发表长篇演讲痛斥英王（及其反法盟友）的罗伯斯庇尔，倘若地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