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溟/文
2019年末，美国经济创下本国史上最长的扩展纪录，经济持续扩张达126个月。而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也是美国史上从未出现经济衰退的十年。相比之下，从1945年到2009年，美国经济扩张平均持续58个月，而从1919年到1945年则是35个月。
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这十年其实只是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大衰退后的恢复期，证据之一就是这十年内就业增长的恢复速度远低于之前历次经济繁荣期，直到2019年末，失业率才降到3.5%这一五十年来最低水平。还有经济学家指出，这十年的复苏势头并不强劲，由于对当年金融危机记忆犹新，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都变得更为谨慎、注重规避风险，以预防下一轮经济大萧条的开始。
往后的故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短短四个月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冲击下的美国经济几近停摆，终于告别了不断扩张的黄金十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环比飙升10.3个百分点至14.7%，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高值，并抹去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新创造的所有工作岗位数。
在一年半前出版《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英文版时，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与《经济学人》驻华盛顿记者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已经断言：“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美国正处于滞涨初期，这是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危险结合，一开始看起来充满活力，最后会成为一片死寂，就像20世纪70年代曾发生过的一样。”
美国非农经济每小时劳动产出在2011至2016年间的年增长率不到1%；在刚刚过去的黄金十年，美国工资水平为28.2%，远低于1991-2001年间的38%和1975-1979年间的40.7%。两位作者指出，不断创出历史新低的失业率为工资带来压力，但生产力增长已经出现停滞。更费解的是，“美国活力日渐衰落的深层原因依然不明。”
尽管如此，两位作者还是试图提供自己的答案。他们估测，由于科学进步和医学突破一日千里，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很快会再增加3000万人；与此同时，适龄工作的美国人只增加1400万人，生产力因此出现停滞。
更为重要的是免费福利支出的增加和金融体系不稳定这两大因素带来的潜在风险。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演进史充分说明，“美国根本没有能力为全民福利提供充裕的资金，亟待开展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而2008年金融危机所揭示出来的金融体系脆弱性，事实上已经带来了更具破坏性的新一轮危机——“在民粹主义思潮本就如火如荼的年代，新的危机可能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失去合法性。”
两位作者的看法是，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的经济复苏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利润税的降低和去监管化的浪潮带来的红利”，并不可长期持续；但美国依然有能力修复这些“糟糕的政策”和“失控的权力和考虑不周的法规”。两位作者开出的药方是：必须重新关注流动在美式资本主义血液里的“创造性破坏”和“企业家精神”，“必须依赖具有创新精神的金融体系……推动生产力进步，提升民众生活品质”。
绕不开的熊彼特
在两位作者看来，美国人对资本主义的热衷与拥护，“为美国社会带来进步的核心社会机制”，背后的关键就是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
粗略翻阅后，我看到格林斯潘光是在1997到2000年间，就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哈佛大学毕业致辞、全美州长协会等重要场合多次赞颂“创造性破坏”的理念。伍尔德里奇也长期在《经济学人》的“熊彼特”专栏撰写商业类别的评论。可以说，“创造性破坏”正是《繁荣与衰退》一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视角的底色。
市场、企业家和企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创新，既破坏了旧有的秩序、结构与均衡，又驱动了经济增长、社会革新和生产力进步；以这种“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的动态竞争过程，正是资本主义的成功原因、核心特质和存在基础。
不过，作者们也提醒创造性破坏的三个负面结果：它造成的损失往往大于它带来的收益；它有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否定的社会现象；它有时可能带来的全是破坏而毫无创造。金融或许正是“创造性破坏最纯粹的形式”，由于资本比任何一种生产力要素都更具流动性也更无情，“在最坏的状态下，金融纯粹就是破坏”。
作者们强调，“企业家是带来创造性破坏的英雄人物——这些人从骨子里就能感受到未来发展的趋势，并且能够通过个人意志和智慧，把未来趋势变成现实”；而美国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正是因为“能够批量制造出这些有性格缺陷的英雄人物”。
幸运的是，由于其历史、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美国相比大多数其他国家，“更善于处置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创造性成果和破坏性后果”，而且更易于相信和接受物竞天择、勤勉拼搏、自力更生、创新求变和乐观主义的冒险精神。
过去数年来页岩油气行业的盛衰起伏，正好可以为“创造性破坏”提供最好的证明。正如两位作者所说，“石油是旧美国的化身”，事实上美国早就曾是世界石油开采中心——1859年，宾夕法尼亚打出了第一口现代工业油井，赫尔曼·梅尔维尔在《白鲸》中描摹的猎*鲸鱼、获取廉价鲸油的捕鲸业，由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东产油国伴随着石油物探技术和钻井技术的发展而崛起，美国油气产量从1970年到2005年间下降了40%之多。
2000年以后国际油价一路上涨，大大刺激了非常规储层改造技术发展和开采井规模化的水力压裂革命，也让原本开采成本比常规油气要更高的页岩油开采变得更有经济价值。如今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开采国，并有望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在过去三年内，美国油气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40%，每台活跃钻机的产量增长了50%，并将自己的全球市场份额提高了5个百分点，“从旧经济中的土地中压榨更多的资源”。但正因为创新、新企业和企业家总是在同一时间里集聚式地涌现，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乃至于“商业循环”或“经济周期”，也就在所难免。
美式资本主义进步史
熊彼特曾说：“资本主义本质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如果把资本主义下的财富看作是精神、信仰、思想、观念、态度、信息的流动与增殖，《繁荣与衰退》英文版的题目，或许也更为准确地阐释了全书的内容与主旨——美国资本主义史（CapitalisminAmeri－ca:AHistory）。
两位作者在梳理了美式资本主义在过去250年来发展史后，慨叹美国经济所处的困顿年代和长期的经济停滞，“释放了一系列政治领域的恶魔，造成一场瘟疫式的危害”，让美国民众的分化程度、美国政治的瘫痪程度和无序程度都处于内战以来最严重的水平。这不禁让人想到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所的吟咏：“潮起兮，潮落兮”（Thetiderises,thetidefalls）。
两位作者还是以平常心和自信心，认为这段经济发展足以冠上“一部进步史”的名称。1790年，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嘴里装的都是假牙，其中一些还是用象牙做的；时至今日，全美只有3.8%的人没能留住自己的牙齿。当代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建国时平均预期寿命40岁的两倍以上。美国人一生中用于工作的总时长在整个20世纪里下降了约25%，工龄也变得更短。2000年，普通美国人在休闲活动上花费的平均时间，相当于1900年的10倍或1950年的5倍；与此同时，美国人花费在温饱上的费用占个人收入的比例在一百年内从一半急速下降为一成。
不过，这样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收入差距巨大、贫富悬殊的镀金时代。按照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的计算，1928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国民收入的24%；而到了197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8%；但从1980年（也就是里根当选美国总统的那一年）开始，这一比例扭转了五十年来的下降趋势，转头不断攀升；2017年，该比例几乎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与此同时，美国前1%的富人的财富占比也从1980年的22%回升到2014年的39%。或许正因如此，两位作者在面对为社会福利制度筹措资金的实际困难时，依旧只能捉襟见肘地提出应参考瑞典经验实施固定缴费型福利制度、推迟退休年龄、按照物价涨幅而非工资涨幅来编制社会福利指数等方法。
两位作者在谈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最知名的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盛赞其为人们塑造了一个“财富能够成倍增长、机遇无穷无尽”的充满活力的社会。这难免令人感到遗憾，因为两位作者似乎依然未能看到古典经济思想最为虔诚的愿望——亚当·斯密相信大多数人“会常常希望生活在一个其他人不受压迫或剥削的社会中……这是经济自由体系的基础”。
美式资本主义在起点公平与结果公平之间的这种种撕裂和痛楚，或许可以参考皮凯蒂在新书《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建议：不平等的真正原因来自政治与意识形态。“参与式的社会主义”以及从0.1%到90%的递进税率，有可能让“那些拥有数亿欧元或数十亿欧元者必须分享权力”。
思想世界的增量
在衰退之后，如何重新找到复苏经济的新引擎？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尔赫南·赫尔普曼曾用四个“I”概括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Innovation（创新）、Interdependence（相互依赖，即开放与国际贸易的程度）、In－equality（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和 Institution（制度）。
如前所述，对不平等的分析，在本书中是缺位的。这或许是因为两位作者更为看重创新、制度、自由市场背后共同的思想力量，或许是因为格林斯潘始终绕不开他的俄裔美籍客观主义哲学家好友安·兰德极力主张的个人主义、理性利己主义、彻底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小政府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的影子。而这也正是遵循熊彼特的思维逻辑会带来的无法跳脱的印记：既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企业家和创新的目的和结果，那么也就可以说，不存在没有企业家和创新这些特征的资本主义。
相比之下，供给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乔治·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国民财富的创造和企业家精神》一书中表达得更为清楚：“美国的财富是一个有机的、有生命的实体，是一个由观念、期望、忠诚、道德义务、长远眼光交织而成的、脆弱的、持续变化的结构。为了进行再分配而把它进行解剖，最终将会摧毁它……如果商业投资获得了政治保障、政府补贴或官僚制度的庇护，那么它们就无法催生真正的知识。”
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间，美国的实际GDP翻了一番，但是经济消耗的非燃料原材料的原始吨位基本保持不变。两位作者对此给出的解释是：“这意味着GDP增长的唯一解释必须是思想世界带来了增量”。无独有偶，两位作者在总结20世纪末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繁荣时，认为根本原因有四点：企业家精神的复兴、对金融资本主义放松管制、高科技革命以及全球化的发展。可以说，这四点依然不脱“思想增量”的框架，但也已难以昔日重来。
只是，作者们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正在丧失其标榜的拓荒精神。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我们不曾跨越世纪，不曾漂洋过海，不曾翻山越岭，不曾踏过草原，因为我们是一群‘一碰就碎的人’。”当曾经的雄心壮志与外部有利因素消失殆尽，期盼思想的增量创新给实体经济带来支持与拉动，可谓困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