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新皇帝即位最紧迫的事便是立威，而立威最有效的办法便是*人。就算是乾隆这样强势的帝王，在即位之初也不得不用这一招。当乾隆将皇权的威力展示在前朝老臣面前时，文武百官这才意识到，乾隆虽然是初登大宝，但和雍正一样都是手握生*予夺的皇帝。
乾隆即位后，高度推崇皇祖康熙“以宽治国”的方针，解说父皇雍正是出于形势的需要，严格振饬朝纲，澄清吏治，与康熙的宽大方针并不矛盾。自即日起，乾隆实现“宽严相济”的国策。为了这一政策的顺利实施，乾隆帝颇费心思。
新君初政，威望甚低，所用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尚书和督抚将军，均是前朝重臣，许多政策都是由他们经办的。想来，他们不知道从中谋取了多少利益，也不知道有多少官员借此上位，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人是跟不上新皇帝革弊兴利的，那么对于乾隆来说，就必须要“*人立威”。
这个时候，乾隆将眼光锁定在原河南巡抚王士俊的身上。王士俊，贵州平越人，出身书香门第，康熙六十年（1721年）入翰林院任检讨。正好赶上雍正即位，号召天下百官士子向朝廷进言，雍正采纳了王士俊提交的几条意见，随即任河南许州知州，自此开始了官场生涯。
王士俊是个好官。当时许州濒临黄河，经常决口，地方年年缺乏河防物资，时有发生灾荒。王士俊到任后施以仁政，严惩盗贼，平反冤狱，减免赋税，鼓励农耕，许州的百姓生活得以缓解。因为官声颇佳，此后一路高升。
雍正六年，王士俊晋广东布政使，九年擢升湖北巡抚，十年升任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然而，王士俊的改变也是从河南巡抚任上开始的。
清朝向来又垦荒的传统，清初地广人稀，奖励垦荒本是促进生产的善政，官员也能以此升迁。雍正朝时，人口增加，荒地已少，官员为了奖励而谎报。王士俊的前任田文镜是雍正朝名臣，为迎合雍正劝垦之意，也是严查督促州县开垦，以少报多。
王士俊继任后，督促更甚，多报则奖励，少报则弹劾。其实，所谓垦田只是虚名，不过是将新垦地的升科钱粮，飞撒于现在的田亩之中，名为开荒，实际上就是加赋。在耕地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提升赋税，显然，河南百姓的负担就会加重。
乾隆即位不久，户部尚书直言河南垦荒的弊端，说王士俊是个奸顽刻薄、苦累小民的酷吏。为了从百姓手里榨出“新开田亩”的赋税，王士俊不惜逼得老百姓卖儿卖女。
面对河南如此情况，正是实践“以宽待严”的好机会。乾隆立刻诏谕，先是斥责前河南巡抚田文镜的苛刻，然后申斥王士俊借垦地的虚名来祸害百姓，令王士俊解任来京候旨。宽仁为政的乾隆只是将王士俊当面一番教育，然后任兵部侍郎，乾隆元年四月，又外放四川巡抚。
不过，王士俊对乾隆的政策似乎并不认同，他认为雍正的严政才是善政，并且不满于乾隆的更改祖制。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八日，王士俊密奏乾隆，直言反驳雍正时案件的群臣实属狂妄和愚昧，说他们没有主见，只知道迎合圣意。乾隆一看，这是影射他是专翻父皇所定之案的不肖之子。如果不加以制止，多几个王士俊这样的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以宽代严”的新政就要成为泡影。
看来，是时候立威了，即使是*人也在所不惜。
下定决心的乾隆，立即在奏折上严批申斥，将原折发与总理事务王大臣和九卿传阅。第二天在养心殿召见群臣，严斥王士俊欺君，乾隆开门见山，不给大臣们任何思考的时间，直接言明王士俊指责自己翻案，这是侮骂皇上，是大悖天理的大罪。并谴责王士俊乃奸邪小人，巧诈弄权，妄行陈奏，令大臣九卿议处，严惩。
被新君雷霆之怒吓到的大臣们，听到“议处严惩”时，连忙叩头遵旨，最终商议“将王士俊从四川押解来京，斩监候，秋后处决”，乾隆当即同意。
王士俊被押解到京城，打入刑部死牢。此时雍正旧臣才意识到，乾隆虽刚刚即位，但也是被尊奉的、至高无上的、掌握生*大权的皇帝。从此，再无人敢对乾隆“政尚宽大”的政策指指点点。
乾隆心里也知道王士俊尽管为官苛刻，但本质上还是个好人也是个好官。他任职期间，都极力提拔人才，甚至王士俊以兵部侍郎署理四川巡抚，到达成都后，他曾先后捐银上千两，分赈成都火灾的灾民和给参加乡试的穷苦考生买肉买米食用。
乾隆既然是实行仁政，于是王士俊在刑部大牢里被关了一年之后，乾隆下旨从宽发落，被削职为民遣送原籍。乾隆二十一年，王士俊病逝于家中，一生为官清廉，又数遭家难，死后已无家产留给后人。最终还是他当年举荐的刘藻，派人前来祭奠，赠金三百，才解了燃眉之急。
